酒精能使人抵遇严寒，也能为人壮胆，更能使有些人失去理智，他们皮靴里的蒙古刀我们已是亲眼所见。而我们手无寸铁的姑娘们有什么呢？只有正义与执著的精神。
时钟已慢慢地走到了九点钟，该是我们出发的时候了。我整了一整制服，对着镜子看了一下自己，然后我们背起包出发了。
走出大楼，一轮明月挂在天上，使夜空显得格外宁静，我神经紧绷，心也在紧张地跳动着。
两辆出租车快速行驶在呼市的夜空里。
一、进军草原
到内蒙古去，到草原去，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地方去。那里蔚蓝的天空中白云朵朵，茫茫草原上的蒙古包星星点点……
1996年4月1日中午，我带领娘子军向神往已久的草原进发了。
面包车在常州奔赴上海虹桥机场的312国道上行驶着，一路上姑娘们叽叽喳喳，兴奋的笑脸犹如车窗外盎然的春色，带着对美丽草原的向往，带着对神秘塞外的好奇，在这醉人的春天里，敞开了想象的翅膀，尽情地遨游在广阔的草原上，似乎忘却了此次是去追回近200万元巨款的艰巨任务。我们都清楚，要不是案件，谁会去这么遥远的地方？
已到不惑之年的审判员夏风娟，是位性格爽朗、体格健壮且嗓门响亮的北方女子，她是经济庭的内勤，这次与我同行，兴奋了几日，此刻刚踏上征程想让她一下子安静下来，那是徒劳。
刚到而立之年的杨秋玉，是原告震东电缆厂的特别委托代理人，这位厂办主任，皮肤白皙细腻，犹如桃花般娇艳水灵，披肩卷发显露出她柔美中略带洋气，她是一位典型的江南女子。另一位原告委托代理人金菊艳，是这次内蒙案件的经办人，她是标准的古典女子形象，削肩柳腰，白净的瓜子脸上长了一口樱桃小嘴，娇小、轻盈、温婉。带上这两位与我年龄相仿的江南美女去草原，真是感到从未有过的压力。我对马背上的蒙古民族知之甚少，对那里的风俗习惯、人情世故、治安状况更是一片茫然……
同行的还有一位编外人员老王，她是外地邮电局退休的一位老同志，圆形的脸上透着慈祥，不高，是与年龄很相符的老太形象。她是原告特邀的向导，是我们一行五人中唯一去过内蒙古的人。
春节前她在********市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冬里一待就是一月有余，吃尽苦头，但未能为武进器材厂追回半分货款，竟然连内蒙科讯公司都没找到。而科讯公司正是我们本案的被告，欠原告震东电缆厂货款1？000？139.7元及其银行利息。
原告与科讯公司建立购销关系，就是由武进器材厂介绍的，而武进器材厂与科讯公司的业务关系却是老王介绍的。现在害苦了原告不说，就连器材厂自己的货款也毫无希望。
老王在内蒙催款期间唯一的收获，就是认识了当地检察院的一位处长。因为当地检察院与法院也在四处寻找这位背负巨额债务且不见踪影的神秘老总。
我们此行的另一案件是内蒙优信公司，拖欠原告震东电缆厂货款677？514.03元及其银行利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笔业务的介绍人居然是科讯公司，现在科讯公司在茫茫草原上消失了，优信公司当然也不甘落后，也在呼市蒸发了。
原告单位虽然是常州当地响当当的大中型村办集体企业，注册资金上千万元，但现在有近200万元货款不能收回，厂长当然不会无动于衷。
现在全国法院大力提倡服务大中型企业，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为改革开放作贡献，普遍采取快立、快审、快执。
1995年11月14日，领导将案件交办给我后，就立刻将应诉材料用特快专递分别寄给了两被告。
寄给优信公司的应诉材料因邮寄地址不详被退了回来，我们又于11月20日将应诉材料再次寄出，该公司于12月4日提出了管辖权异议。
没想到，原告始终联系不上、内蒙当地检察院与法院都找不到的被告科讯公司，居然在12月9日也向武进法院提出了管辖权异议。
原告长期联系不上、老王到内蒙也未见到踪迹的被告，他们怎会提出管辖权异议呢？这是何因？难道原告提供的信息有误？是法定代表人隐藏在呼市？还是在莽莽草原？
原告马厂长对此巨款虽心急如焚，但对内蒙古之行，不敢抱有多大希望。
怨谁呢？哪有签订几百万元的合同，业务员不去对方公司考察，不去了解合作单位的资信情况，仅凭武进器材厂与科讯公司有业务关系，原告竟然在1995年3月9日就放心大胆地与科讯公司签订了522？076元的电缆购销合同，之后原告又按照科讯公司四次电函要求，分别于1995年3月17日、4月18日将总货款1？050？139.7元的电缆，全部代办铁路运输发给了被告科讯公司。
而对优信公司更是仅凭对方在1995年4月4日、4月7日的两份电函，就在4月8日与对方达成了购销合同。原告在签订合同的当天，就将价值727？514.03元的电缆也代办铁路运输发给了优信公司。
经过原告多次电话催要，两被告在去年7月2日的同一天各付了5万元货款之后就杳无音讯。
原告方如此高效的供货行为，照理说没错。可是，在当今社会改革开放、经济转轨的时刻，有些老板们只想着做发财梦，还未真正具备当老板的素质，老板之间的能力与水平真可谓是千差万别，如此经营环境，原告大胆的举动确实有点盲目。
我们的面包车继续在312国道上快速行驶着。
突然，杨秋玉兴奋地指着窗外说：“吴法官快看，这厂就是我们上次战斗的地方。”
一下子，我们的目光全部投向了窗外。是的，这厂、这门卫是多么的熟悉，前不久的不眠之夜确实令人难以忘怀。
“与吴法官一起办案真带劲，那一仗我们干得真漂亮！这次去内蒙会怎样？再打个漂亮仗！”小杨兴奋地看着我。
“对！我们再干一仗！”老夏笑呵呵地摩拳擦掌挥动着双手。
“那你们就准备吃苦吧！到时可别哭鼻子哦！”我也打趣着回敬她们。
我心里明白，此行一切难以预料。
下午四点多钟，我们到了上海虹桥机场。
我们背起了鼓鼓囊囊的行李，带这么多御寒的冬衣与眼前桃红柳绿明媚的春色极不协调。
行李虽多，但我们一致认为，从常州带来的三箱方便面太少，内蒙古的食物以羊肉为主，而我们南方姑娘吃不惯羊肉，万一到了那里方便面也是羊肉味的可就糟了，我们临时决定在机场再买两箱。
各种口味花花绿绿的五箱方便面在座位旁叠的很高，看着看着，我突然觉得好笑，我们真像方便面厂的推销员。
傍晚时分，我们一人扛着一箱方便面乘上了1554航班，飞机在18点15分准时起飞，向茫茫草原飞去。
经过几小时的飞行，飞机降落在********市白塔机场。
跨出机舱，刚踏上舷梯，一阵刺骨的寒风，顿时把我们带入了隆冬，放眼望去，黑乎乎空旷的机场透着一排排蓝幽幽的灯光，更显寂寞与寒冷。
“呀！看！看那！”不知谁在舷梯上就叫开了。
我突然发现，远处候机大厅灯火处，像刀子一样的文字杵在那里，特别醒目耀眼。呵！我们真的到了塞外，到了内蒙了。
我们背着行李，卷曲着身躯顶着呼呼北风，向亮着奇怪文字的地方赶去。
在机场大厅里，姑娘们纷纷手忙脚乱地找衣服，围巾、口罩也都翻了出来。我们一个个穿得鼓鼓囊囊只剩下一双双乌溜溜的眼睛，活像个木偶，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下子禁不住大笑了起来。
我们向住宿地赶去。
黑漆漆的车窗外，风是冷飕飕的，树枝是光秃秃的，零星低矮的平房是灰蒙蒙的。十几分钟后，出租车进入市区，房子越来越多，昏暗的路灯两旁，沿街的店面房很是破旧。
在这寒冷的夜里，看着眼前高低不平破旧的街道，特别是朦胧的灯光下古怪的文字，我们感受到身在遥远边塞的那种陌生与担忧。
汽车在一家偏僻的二层楼招待所门口停下。由于招待所不在主干道上，狭窄的马路上不见人影，简陋的招待所进门就是一个服务台。
一位穿着检察院制服的中年男子与老王打着招呼，他就是李处长。
在异乡边塞见到这么一位政法队伍的同行，感觉真好。
我虔诚地对他说：“我们是第一次来呼市，今后还请你多加关照。”
我伸出手，他勉强地握了一下，没有接我的话就转身问老王：“就你们几个女的？”他狐疑，继而是惊讶，随即，脸上露出了失望的表情，转身对我说：“不是我不帮你们，实在是找不到人，科讯公司到底欠几百万还是几千万，我们从去年到现在都没有搞清楚。”
接着又说：“就你们几个姑娘家，也想来这里要债？”他微微叹了口气。
我们跟着他走进了就在服务台隔壁的房间。房间里除了三张拥挤的床以外，就是暖气的闷热味。
其他房间里传出了喝醉酒的人的吵闹声，很是响亮，一个共用的卫生间，男男女女挤在一起洗刷，地上到处流淌着污水，越发显得这里的脏乱。
姑娘们都嚷嚷着这里环境太脏太差。而我觉得，条件差还是其次，安全是第一。这招待所无任何保安设施，我带着卷宗材料，万一丢失怎么办？还有这些如花似玉的姑娘们……
不行，得换地方！
此刻，我们个个饥肠辘辘，换地方也得先吃饭，否则难以抵挡这深夜的寒冷。
老王却说：“这么晚，饭店早关门了。”
我走到门外，一眼看去，昏暗的路灯下静悄悄的，周围确实看不到饭店的灯光。一阵冷风吹来，废纸在墙脚边打圈乱转，我不禁打了一个寒战。
回到房间门口，李处长带着一种不屑的微笑说：“这里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玩几天早点回去吧！”
他要走了，我送到大门口对他说：“明天我到检察院登门拜访。”
“明天再说吧！”说完他转身而去。
老王追至门外。
当务之急是赶快换地方！老王说，就在附近，走十几分钟就有一家宾馆。
大家的目光一下子都朝我看来。
“还等什么？走呀！”话音一落，姑娘们纷纷向门外涌去。
我们大包小包晃晃荡荡的一行人马，在冰冷昏暗的马路上走着，北风呼啸，踩着硬邦邦的冻土，扛着香喷喷的方便面却饥寒交迫，迎着墙角边飞舞的纸屑，看着商店上方古怪的蒙文，走着走着，我突然觉得，我们是那样的格格不入，怎么看都有点像是初来乍到四处漂泊的打工妹，要融入其中，不知道要付出多少艰辛。
我的一句“打工妹”，逗得姑娘们都笑开了。
“哈哈！我们更像是逃荒的。”姑娘们七嘴八舌，“打工妹”“逃荒者”的自嘲声响彻在半夜三更空寂的寒夜里。
街头真的很冷清，走了好几分钟，终于看到了街角处的路灯下有一个食品摊。我们仿佛看到了希望，都加快了脚步向那摊点赶去，哪怕是一碗热汤也行啊！
走近一看，大失所望。小车上玻璃罩内放着几块冷冰冰的大饼，仅此而已。
我们继续往前走着。
我回头看看摊前那位裹着棉大衣冻得满脸通红的中年妇女，她依然站在那里，我不由产生了一阵怜悯。
青城宾馆终于到了。从东大门进去是一个很大的院子，南北两幢大楼虽有些陈旧，但有五、六层那么高，毕竟是昔日的政府招待所。
我们住进了北楼，跨进二楼的房间，暖洋洋的，设施齐全的套间，房价居然只要80元一天，我们都觉得简直是捡了一个大便宜。我和老夏住一间，她们三人住一间。
我们在洗刷的同时，把带来的方便面泡好了。待到我们一人捧着一碗热腾腾的方便面时，刚才那种隐隐的不快已没有了。
“老王，明天上午我们去见李处长。”
她看了我一眼没吭声，自顾自地吃着她的方便面。
老夏她们也在问她，可她还是不吭声。
她看大家催得急，便叹了口气说：“李处长说了，我们不要去了。”
“什么？”顿时，惊讶的目光全看着她。
稍许，她摇了摇头：“咳！不是我帮人家说话，我们真的还是早点回去吧！”
邀请老王来，不就是仰仗着她熟悉这位检察院的处长吗？来之前，她还信誓旦旦：为了共同的利益与目标，李处长没有理由不帮我们。
老王抱怨地说：“这种地方，法院不派男的来，也不叫公安来，当地的检察院与法院都没办法，就凭我们这几个人能行吗？”说完仍然吃着她的方便面。
这次来内蒙古有困难，我有思想准备，但刚到这里，李处长这么快就回绝了我们，却是始料未及。
大家的情绪在愤愤不平之后一下子跌入谷底。
困难虽大，既然来了，就得面对！我沉静地对明天的工作作了简要安排。
夜深了，躺在床上，靠在热烘烘的暖气管旁，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二、初战告捷
第二天早晨起来，我突然发现鼻子流血了，继而小金、小杨也发现了血丝。
房间里空气干燥，外面零下四五度，而房间里是零上十七八度，如此温差与干燥的空气，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
小杨她们留在宾馆，由老王联系被告科讯公司的一位业务员，虽说老王也只是前不久催款时见过他两次，但既然有线索，就绝不放弃。
我和老夏一起向呼市火车站旁的邮局赶去。我们必须查清科讯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的具体时间，这样才能决定是否作出管辖权裁定。
我们等着邮局开门。
到了上班时间，我们找到了有关人员。由于时间过去了几个月，邮局每天的邮寄回单实在太多，告知已经无法查询。
几番央求、几番口舌，邮局工作人员终于同意由我们自己查找。
几个月的回单像小山似的堆在地上，实在不知如何下手。
首先寻找月份，符合月份的再一张张找，一个多小时过去了，蹲在地上，脚麻了，腰酸了，还是没有找到。
真的找不到了？不行，继续找！一找又是三个多小时，终于，一张熟悉的邮寄回单跳入了我的视线，“武进市人民法院”的字眼是那么的熟悉亲切，“邻居方琳代”，时间是1995年11月17日8时15分。我和老夏都开心地笑了，缓缓舒了一口气，算是到内蒙古后的一个小小收获。
邮局出了证明，复印了签收回单，我们愉快地走出了邮局大门。
但是，方琳毕竟是邻居，如果没有及时将邮件转交给被告科讯公司，那么，还不能直接证明被告收到应诉材料的确切时间。所以，我们得找方琳核实情况。
紧接着我们跑了几家银行，查询了优信和科讯两家公司的账户情况，不出所料，与原告发生往来的账户上均无存款。
下午，我们又分别查询了科讯和优信两家公司的工商登记情况。
查询结果，使我们吃惊不小。
科讯公司是1994年2月1日成立，三股东为莫呼来、任波、闽阁华，注册资金是82万元，其中莫呼来出资50万元，是公司法定代表人。
公司成立八个月后，即1994年10月11日，莫呼来将其股权转给了薛海涛，由薛海涛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薛海涛任职期间与原告震东电缆厂在1995年3月9日签订了合同，薛海涛收到原告第一批电缆后，即于1995年4月13日又将股权转给了徐文，同时辞去了公司职务。至此，薛海涛前后任职六个月。
徐文接收后时间更短，才三个月即1995年7月19日又将股份转给了谈爱国，而谈爱国更是没几天就关门逃之夭夭。但公司还没有注销。
科讯公司从成立到关门不见踪影的短短一年多时间里，所有任职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平均任职时间不超过半年，平均年龄不超过二十三岁。这些年轻的“老总”频繁跳槽的举动，真是让人难以置信，瞠目结舌。
优信公司与科讯公司的命运几乎相同，也是一年多时间里几易其主。原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陈为民将成立几个月的公司股权，于1994年10月25日转给了胡刚东，胡刚东在1995年4月8日与原告签订了购销电缆的合同，两天后就将公司转让给了十九岁的小伙子宋华，并与6月27日到工商局正式办理了变更手续，现在拖欠原告货款67万余元，而优信公司的注册资金只有30万元，这个新上任的大男孩能担当得起这份责任吗？
一天马不停蹄跑下来的结果，实在令人担忧。
夕阳西下，寒风萧萧。我们拖着疲惫的身躯，想着渺茫的案件，无精打采。
走着走着，突然发现，靠着青城宾馆大门旁的围墙边有一个小饭店，一字排开有好几间平顶房子。
走进饭店，里面一派繁忙的景象，几乎没有空位，我们很是诧异。
刚坐下，老夏发现了“新大陆”，旁边桌上的两个中年妇女面对面坐着，每人手边各执一瓶高度白酒，嘴对着瓶口仰头直饮。
如此豪放喝酒的样子可把我们吓傻了。这里的女子尚且如此喝酒，要是男的那还了得？
再看看其他桌上的人，个个喝得脸红脖子粗，声音特别大。还有两个人在划拳。这里的场景似乎印证了内蒙古这个马背上的民族确实是“酒的世界”，他们是否真像传说中的那样，喝酒后经常发酒疯闹事？皮靴里真的都藏有蒙古刀？
如此场景，使我们一致认为，今后一定要小心，绝不能单独行动，就是老王也不能一个人随便离开宾馆。
菜上来了，土豆丝、大白菜，主食是“合子”，“合子”就是油炸的饼，里面有韭菜馅的，也有肉馅的，味道不错。暗自庆幸，虽然没有米饭吃，但今后吃饱肚子没有问题了。
回到房间，我忙问老王：“科讯公司的业务员联系上了吗？”
“赵经理吃过晚饭就来。”她乐滋滋的。
“什么？今晚就来？”我觉得有点仓促。
可是，人已经在来的路上了。既然无法更改，那就只能一见，他毕竟是被告单位的人，通过他也许能让我们了解到被告公司更多的情况。这是老王的最后一条线索。
但我明白，万一有诈，后果将不堪设想。
我认为，应该由小杨以催款者的身份接待他，如有不测，也有退路。
“不行！不行！我从没干过这样的事情！”小杨急的直摇头。她怕把事情干砸了。赵吉宇毕竟是被告单位的人，第一次见面又是晚上。
小杨的担心不无道理，我也没想到会在今晚。
这位被告科讯公司的所谓赵经理，从我们今天查到的工商登记材料上看，其实就是一位业务员，月薪300元。
几番权衡，最后决定，等赵吉宇来后，我作为旁听给小杨壮胆。
她心里终于踏实了一点。
晚上八点半钟了，赵经理还没来。
九点多钟，我梳着刚洗的长发，身子软软的，有一种昏昏欲睡的感觉。昨晚我没睡上几个小时，今天我和老夏早晨六点半起床一直到现在马不停蹄整整赶了一天，别说午休了，连口水都没喝上。现在赵吉宇要来，太多的事情需要考虑。这么晚了，他是一个人来呢？还是会与其他人一起来？万一讲不到一起，他们会不会胡来？那么我们住在这里还安全吗？
九点半钟，小金轻轻敲门，她压低了声音告诉我：“赵经理来了，是一个人来的。”说完，她回房去了。
我松了一口气。
老夏刚睡下，她累了。
我披了一件外衣便去了小杨的房间。
一进门，只见科讯公司的这位赵经理坐在椅子上，一条腿压在另一条腿上，双手放在扶手上，腰板挺直潇洒地靠在靠背上，一件皮风衣就放在身后，一件青色西装敞开着，里面是一件淡蓝色的半高领羊毛衫，身材匀称，头发乌亮有光泽，略带长形的脸很白，大眼睛高鼻梁小嘴巴，坐在那里显得大方、自信。不！就像古装戏里面的英俊小生，这与我刚才多少次想象的高大粗犷的蒙古人简直有天壤之别，如此明星范儿的美男子真是少见。
老王向他介绍，我也是来内蒙要债的。我朝他点头微笑了一下，也算是打了个招呼。
我在他的斜对面坐下，听着老王、小杨与他的谈话。听了十几分钟，事前商量好的谈话内容小杨迟迟不提及，抓不住要害，或者说不能按照办案的要求来寻找办案线索。
时间已近十点，小杨时常向我看，我不得不直接问了赵经理几个问题：公司地址、状况、资产情况、电缆去向及仓库等等。
他一一回答了我的问题。可他在公司才几个月，现在的法定代表人谈爱国在哪？电缆在哪？他一概不知。
稍作沉思，他突然脱口而说：“公司所有的货已经被法院查封了。”
我眼前一亮：“什么法院？”
他想了一下说：“好像是牧东法院。对！是牧东法院执行庭。”
“你参与没有？你认识那庭长吗？”我继续问。
“我没有参与，那庭长我见过，但不熟悉。”他一边说，似乎一边还在想着什么。
后来我们又与他聊了聊公司人员去向及周围朋友的情况，聊着聊着他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我有一个朋友，他的战友在法院当庭长，不知道他们之间是否认识。”他突然想起这个朋友来，显得有些开心。
他主动提出可以帮我们问问情况。
如此坦率倒是我没想到的，虽然他的话我不敢完全相信，但试一试也无妨。
与他约好，明天见他的朋友——江涛。他很乐意地把自己的呼机号码留了下来。
他走后，我一直在想着这个所谓的赵经理，他是真的坦率豪爽还是另有原因呢？
第二天早晨，老夏在卫生间叫了起来，原来她在咳嗽时痰里也有了血丝。没多久，隔壁的小杨大呼小叫地把我叫了过去。一看，我也吓了一跳，大滴大滴的鲜血从小金鼻子里流了出来，手忙脚乱已使她的鼻子上、嘴巴上鲜血淋淋，很是吓人。慌忙中我们用冷水敷，用卫生纸往鼻孔里塞，一番折腾，小金嫩白的脸蛋上，卫生纸翘在鼻孔前，简直是惨不忍睹。
我们四位女同胞已经全军覆没，喉咙干疼，痰里和鼻子里有血已经是我们的通病了。
经过一番对干燥空气的抗议后，我们又迎着寒风，向宾馆外面的小饭店走去，看着小金鼻孔里怪怪的白纸，很是好笑。
天气虽晴朗，但冷风刺骨。小杨黑色的皮夹克上装很短，下面是一条青色呢子长裙，脚上是一双尖头高跟皮靴。她是我们一行五人中年龄最小的，也是最爱打扮的，披肩卷发，白净的脸上还施了一些淡妆。
我们问她：“冷不冷？”她说：“不冷。”
小杨本来略有些含胸，冷风吹来，她下意识地缩着脖子。我们都打趣地说：“是呀，要漂亮怎会冷呢？”“美丽冻(动)人嘛！”
大家嘻嘻哈哈走出了宾馆大门。
早饭后，老王还是回宾馆等待赵吉宇的消息！其他人与我一起出发。
我们向西建法院赶去。
临来内蒙时，行政庭胡庭长写了一封“介绍信”，他是武进法院唯一与内蒙古法院有联系的人，他与内蒙西建法院行政庭的李庭长是在北京庭长会议时认识的。虽说这位李庭长不是经济庭庭长，但我们既然来了，在内蒙多一个熟悉的同行也就多一分希望。
低矮老旧的西建法院，坐落在凌乱破旧的土坯房居民区中间。我们直接来到了二楼行政庭。
真巧，李庭长刚上班。他近五十岁的样子，标准的中年男子形象。我说明来意后把信给了他。他一边看一边喜滋滋的，看完后很高兴地问这问那，很是热情。
此行仅是拜会一下而已，我们起身告辞，并相约晚上共进晚餐。
走出法院大门，我们开始在陌生的街上寻找被告科讯公司。公司既然没有注销，那么到底在哪儿呢？
赶到科讯公司工商登记的地址中山东路6号，谁知，这里的门牌号去年底刚换，原来的6号不知在哪里。
站在马路边，我再次打开卷宗，翻开了昨天刚从工商局查询到的租赁协议，房子是卫生管理部门的，昨晚赵吉宇说，科讯公司旁边是翠林药店，只要打听到中山路上的翠林药店就能找到被告的公司。
我们挨家挨户几番来回，终于找到了不起眼的翠林药店。
不出所料，被告科讯公司的经营地址现在已是内蒙富强工贸公司，负责人是孙立荣。
“孙立荣？”这个名字这么耳熟？我急忙再次打开卷宗，果不其然，孙立荣是被告科讯公司通讯部的经理，怎么摇身一变又成了富强公司的负责人了呢？
我们出示证件说明来意。
这位不满三十岁的经理，一股敌意，很不礼貌。当明白不是查他现在的公司，而是要了解原来在此地经营的科讯公司时，他的态度才明显好转。
科讯公司在此地经营六七个月就离开了，当时公司负责人是莫呼来，会计邓萍丽，还有孙立荣、赵吉宇及另外一名员工。
科讯公司是什么时候搬走的？搬到何地？现在负责人是谁？孙立荣也是一问三不知。
我问：“当时科讯公司成立时，有几位股东？”
“不清楚，我是雇员。”
“你单位何时成立？”
“1995年12月份成立的。”
“什么时候搬来的？”
“过完春节年初六才搬来的。”他不假思索地回答着。
“方琳是谁？”
“我公司没有这个人，附近也没听说。”
再问也问不出什么情况来。
科讯公司不知去向已成事实。通过与检察院李处长、赵吉宇、孙立荣加上原告进行了解，各方信息比较一致。公司没有了，人也不见了，奇怪，是谁向我们武进法院提出了管辖权异议呢？
时间已是上午十点多钟，走出富强工贸公司，在外面等我和老夏的小杨说，老王那里还没有江涛的消息。
既然这样，我们往优信公司赶去。
优信公司的地址也与合同上不一致，现在已搬到呼市大学西路。该公司收到武进法院第二次发出的应诉材料后，于1995年12月4日提出了管辖权异议。今天要是能找到被告公司，那么，调解或采取诉讼保全措施也就有了可能。
几番询问，优信公司居然真给我们找到了，大家很是高兴。原来是优信公司搬迁又换了老总，原告才联系不上。
优信公司两间并排朝南的平顶房子，没有任何证明公司的招牌，门前是一块空旷的土地，垃圾废纸随处可见，显得偏僻冷清。店里空荡荡的，西边一间是通道，东边一间两节柜台里，有几只电话机及一些电池、灯泡之类的商品。一男一女两位营业员，看上去均不满二十岁。
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优信公司是去年十月份搬来的，平时卖一些电话机，生意惨淡，至于电缆去向他们不清楚。
调查后叫他们在笔录上签字，大男孩紧张地说：“如果我签了字，这70多万元就承认了，我公司就要付了，经理不得把我给骂死了？”
向他解释，根本没用。看着这两位稚气未脱的孩子对签字的极度恐惧，这种对法律的无知，真使我们有一种无奈和隐隐的心痛。
临走时，请他们继续与宋经理联系，下午四点，在此进行双方调解。
中午十一点半了，是回宾馆？还是去找科讯公司的会计？会计应该清楚公司到底有没有收到原告的电缆，收到多少电缆。即使科讯公司找不到，回去判决也有了证据，否则仅凭现在原告提供的合同、铁路运单及税务发票，证据还不够充分。
小杨、小金先回宾馆。我和老夏继续找会计！午饭时间，是上门找人的好时机。
老夏毫不犹豫大踏步地向前走去，全然不顾饥饿、口渴。她比我大几岁，胖乎乎的脸上整天乐滋滋的。
找到科讯公司会计邓萍丽家已是中午十二点了，她果然在家，我们出示证件讲明来意，很快切入主题。
她说早已不在公司干了，她是1994年春天到公司，当年夏天就走了，前后才几个月，而且也不是每天去，她只知道当时是莫呼来负责。我问她任波、闽阁华等股东及公司注册资金、固定资产的情况，她一概不知。这位59岁的老同志，她的话实在难辨真伪。
调查笔录叫她看后签字，她断然拒绝。讲道理，做工作，她还是不签。
这时，她的丈夫突然提高了喉咙骂开了：“你们是私闯民宅，我要到公安告你们。”说我们没有当地法院陪同就没有资格在这里办案等等。
这老头的脾气，就像小孩的脸，说变就变。
解释，不听，再解释，还是无效。我也火了，很严肃地对他说：“我们是来执行公务的，不是私闯民宅。”我转身对老夏讲：“她不签字，这是态度问题，我们就在笔录上注明邓萍丽拒绝签字。”
老夏很快在笔录下端写上“邓萍丽拒绝签字”几个字。
这时，邓萍丽的态度反倒好了起来，她训斥丈夫不要吵，然后对我们说：“我签，我签。”
她拿过笔，在“邓萍丽拒绝签字”上面划了二道杠，然后在旁边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一场不该有的闹剧收场了。邓萍丽没有给案件提供什么有用的线索，她大可不必如此惧怕签字。我和老夏都感觉到，全民法律意识的提高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边远地区尤其如此。
半天下来，收效甚微，情绪低落。
回到宾馆已是下午一点半钟。我们狼吞虎咽吃着方便面。刚吃完，赵吉宇他们来了，小赵满面春风，身后跟着进来了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不用介绍，应该是江涛，瘦长的脸上颧骨突出，皮肤粗黑油亮，大约一米七五的中等个子，背有些驼，穿着随便，他们俩的反差实在是太大了。
江涛是退伍军人，原来在机械厂上班，现在已停薪留职，准备合伙开个公司。他有个战友在铁路中院当庭长。
铁路中院与地方法院一般没有业务上的联系。不过，既然是法院的，见见也无妨。早晨已约好今晚与西建法院的李庭长吃顿便饭，何不加上他们？万一小赵他们有什么二心，也有一点制约。
随即，我们又匆匆赶往优信公司。
已是下午四点，宋华仍然不在。
看着空荡荡的公司，反复想着，十九岁的宋经理会来吗？
我们耐心地等待着。
太阳渐渐向地平线靠近，我们的失望也一点点扩大，姑娘们个个无精打采，坐在店门口的凳子上，呆呆地看着夕阳慢慢西下。
突然，一位瘦小的大男孩姗姗而来。
大家喜出望外，是宋华，比身份证上看着还要小，怎么看也无法与经理联系在一起。
我讲明来意。
他的态度还算诚恳，承认收到了原告的货物，由于公司资金紧张，所以无力还款。
我们提出了调解方案，他原则上同意调解，但认为价格要下调，运费要原告承担。
我们心里一阵暗喜。
他说：“会计不在，具体货款不清楚，明天对账后再说。”
回到宾馆，西建法院的李庭长及小赵、江涛他们已经来了。没多久，江涛的战友铁路中院的商庭长也来了。他是个身材魁梧的北方大汉，挺直的腰板，一看就是经过了部队长期的训练。
我们来到了饭店，在二楼的一个包间里坐了下来。
来到内蒙几天了，今天还是第一次像模像样在饭店里吃饭。
小杨点菜，我和老夏与两位庭长在交谈着，而小金、老王则与小赵、江涛在谈着什么。这气氛倒好像是老朋友在聚会，很是融洽。内蒙人的豪爽性格一下子拉近了我们的距离。
突然，李庭长的夫人来了，她长的结实丰满，衣着华丽，贵夫人的派头。我们几位在她面前一下子变得瘦小了。其实我和小金、小杨都是一米六以上的个子，在南方也算是标准身材了，而老夏和老王虽矮一点，可她们要胖一些，看上去身材比我们三个人还要大。眼下我们在这位突然冒出来的李夫人面前不得不甘拜下风。
餐具摆好了，不久，菜一下子都上来了，不像我们南方，菜是一边吃一边上，上到完吃到完。
还没开吃，服务员拿来了一只银碗，给李庭长倒了一碗满满的白酒，李庭长站起来，端起银碗自己不喝，反倒首先给我敬酒。我傻眼了，满满的一碗，要是喝下，不醉才怪。
蒙古人的饮酒习惯，令人望而生畏。在临来饭店之前，我已经做好了饭前动员，一再强调，姐妹们能不喝就尽量不喝，实在要喝，由老夏和小杨上，因为她俩能喝几两白酒，而我不会喝酒，又是这一行五人中带队的，绝不能喝醉，万一姑娘们因为他们的民族习惯被灌醉了，起码我还是清醒的，还可以把她们送回宾馆。
姑娘们都认为今天的晚饭意义重大，不仅是形象问题，更是涉及今后几天的工作能否顺利地完成。
我站起来微笑着对李庭长说：“你的心意我心领了，可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喝过一口白酒，就连啤酒我都不喝，谢谢！谢谢！我真的不会喝。”
“不行！不行！你这是看不起我，来内蒙没有不喝酒的，这酒一定得喝。”他撅着嘴，显得有些不高兴。
如果不接敬酒人的酒，是对敬酒人最大的不礼貌，经过再三解释，最后达成统一，我可以喝一小口，然后由我找人把这碗酒喝完。
李庭长见我讲得真诚实在，一点也没有对他不敬重的意思，加上老王和老夏她们也在为我说情，她们都证实我平时确实不会喝酒。他迟疑了一下后同意了。
我接过酒碗，也模仿蒙古人的习惯，左手托碗，右手用中指蘸了一下酒，向上弹了一下，再蘸一下，向下弹了一下，最后再蘸了一下酒，把蘸了酒的手指放在了自己的额头上，我这僵硬的动作一边做，一边忍不住在笑，姑娘们也“咯咯咯”地笑了起来。我用嘴唇轻轻碰了一下碗里的酒，也算是接受了他的敬意。
李庭长他们都说，这碗里的酒不喝完，我不能坐下，酒碗也不能放到桌上。
我端着酒碗寻找着目标。我看了一下小赵，又看了一下江涛，最后我选定江涛。经过一番请求，江涛爽快地站起身，二话没说，接过酒碗一干而尽。
大家掌声响起，为他的豪爽而喝彩。
接下来是敬老夏、老王、小杨、小金。没想到老王也能喝白酒，而且特别活跃，完全不像是退休了的人。
李庭长唱起了内蒙民歌，嗓音充满了磁性，一曲沉稳优美的“蒙古人”余音绕梁。
铁路中院的商庭长，性格沉稳，言语不多。敬酒时也没有像李庭长那样又说又唱。他在敬酒时对我说：“只要需要，你就说一声。”没有太多的豪言壮语，讲得真诚实在，一种军人的气质让人敬重、让人有一种安全感。
接下来是我们举杯一一回敬他们。
小杨站起身敬李庭长，她双手捧杯，兴奋又很豪爽地说：“我们是一见如故，相见恨晚，我们干了这杯酒。”说完与李庭长的酒杯碰了一下后，便自己先一干而尽。
我突然觉得她豪爽的也像北方人了。
“哎哟，还什么相见恨晚，一见如故呢？”李庭长的夫人阴沉着脸，语调有些异样。
我赶忙对李庭长说：“小杨说这些话，就是想让你喝了这杯酒，你不喝我们都要生气了。”
“我喝我喝，我怎会不喝呢？”说完，他脖子一扬喝了下去。
酒兴正浓，气氛出来了，他们七嘴八舌，好奇地追问我们：“怎会是清一色女同志来这里？”“从未碰到过。”“肯定那里缺少男法官。”“真是江南的五朵金花。”
李庭长提议：“再敬漂亮的五朵金花一杯。”
这时，老王站起来风趣地说：“五朵金花说得不确切，我们是三朵金花、一朵银花，加上我这朵苦菜花。”她一说完，整个桌上爆发出了阵阵笑声，笑得大家眼泪都快出来了。亏老王想得出，把自己比作苦菜花。而老夏似乎很满意，她自己就先“银花、银花”地叫上了。
如此一来，“金花”、“银花”、“苦菜花”遍地开花，饭局已到高潮，气氛热烈，笑声不断。就连平时言语不多的小金，也被内蒙人的真诚与热情感染了，喝了几杯白酒，白嫩的脸上红彤彤的，犹如三月娇艳的桃花。
银花老夏本来就是北方人，性格开朗、乐观，她的“沂蒙山小调”博得了好一阵掌声。
说说唱唱很快便近十点钟了。整个桌上，只有小赵和江涛讲话最少，他们没有太多插话的余地，只有喝酒的份，江涛喝的即将趴下。
李夫人的一首“永远是朋友”又换来了我们好一阵掌声。
小杨举杯站起对李夫人说：“阿姨，你唱得真好，我们为‘永远是朋友’，干杯！”说完她双手举杯在李夫人面前。
李夫人坐在那里一动也没动，一脸不高兴地说：“什么阿姨？我有这么老吗？”
形势不妙，刚才一句“相见恨晚”，搞得她不开心，现在一声“阿姨”，又冒犯了。
我赶忙对李夫人解释：“我们南方叫‘阿姨’是一种尊称。丈夫对妻子的姐姐或妹妹也叫‘阿姨’。”
“哈哈……哈哈……哪能这样乱叫？”他们哄堂大笑，这是什么称呼？真是不可思议。
李夫人总算是多云转晴了，在我的提议下，为她的“永远是朋友”，大家再敬她一杯酒。
席间，我与李庭长约好，明天由他陪同我们去见牧东法院执行庭的魏庭长。如果魏庭长那里执行下来还有多余的财产，那么我们就有了希望。即使没有财产，起码我们可以了解一点科讯公司的情况。
走出饭店，老夏和杨主任摇摇晃晃，虽没醉但也七不离八。不过，大家觉得很开心。
第二天早晨，太阳挂在东方，天气晴朗，我们迎着太阳，向东边的宾馆大门走去，心情愉悦，庆幸昨晚与内蒙人喝酒，我们一个也没有真正喝醉，这也算是小小的胜利。
八点钟不到，我们来到了牧东法院，马路边一排矮平房，坐北朝南，中间既是大门也是通道，门口挂着法院与司法局的牌子。就这么几间矮平房，通道东边是司法局，里面还有公证处与律师事务所，西边是法院的立案庭与接待室，穿过通道向北是一个小院子，可以停放几辆警车，北面是四层楼，两幢房子之间的东面是一个大铁门，汽车可以进出，西边有一间一层平顶房连接南北的房子。
八点半过后，李庭长来了，小杨、小金就在法院大门外等着，我和老夏跟着他直接到了二楼楼梯口的执行庭。办公室是两间打通的，里面横竖放了七八张办公桌，显得凌乱。同行们个个人高马大，最里边四十岁左右模样的大个子就是魏庭长，腰间别着枪，显得威武勇猛。
他拿着我递给他的介绍信，上下打量着我们。
“科讯公司的几十万元货是我查封的，可我这里的案件已经执行完毕，剩下的货全部由立案庭的何主任查封了。”
立案庭何主任？
原来，牧东法院把调解中心设在了立案庭，而何主任是立案庭副庭长兼调解中心主任，主要负责调解中心工作。
李庭长不认识何主任。
魏庭长爽快地说：“何主任是我兄弟，走！我带你们去。”
他的豪爽使我心存感激。
何主任的办公室在矮平房通道旁边北面第一间。他正在接待一位当事人，四方的脸上浓眉大眼，身材魁梧，精神抖擞，典型的北方帅小伙。
房间很小，环顾四周，一张办公桌朝南放着，桌子前面放着一张凳子，靠南墙的门旁放了一个柜子，东墙边放了两张凳子，就这么一点东西，已是挤得没有空余的地方，老夏只能站在了门外。
魏庭长跟他讲明了我们的来意，他礼节性地叫我们坐下，虽不热情但也不失礼节，他说：“我这里三个案件，被告都是科讯公司，查封的几十万元货物还不够执行。”
说完他又在接待当事人了。魏庭长要下乡，李庭长也要回西建法院上班。何主任到底是否有三个案件？标的到底有多少？我还是抱有希望。
我们邀请他们共进晚餐。李庭长、魏庭长很爽快地答应了，可何主任婉言谢绝了。
离开牧东法院，我们继续查找方琳，她是科讯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是否成立的关键人物。找到她也许就可以找到被告、找到现在的法定代表人谈爱国。
我们转悠了好长时间，仍未找到方琳的影子，翠林药店说不知道，周围的人也说不清楚，谁也不知道方琳是何许人士。
原告开出的增值税发票科讯公司是否抵扣？卖给别人的电缆是否开具发票？
我们又匆匆向税务局赶去。
在牧东区税务局查询的结果很是令人失望，科讯公司从去年秋天起就未交税，也未做过报表，税务局多次派人查找科讯公司也未找到。
大半天过去了，我们毫无进展。
回到宾馆，我们电话向法院领导汇报，而后准备着优信公司管辖权异议裁定书。
三点钟我们准时来到了优信公司。
宋华以及代理律师、会计在等我们了。
我一阵暗喜。
宋华提出了管辖权异议。我说：“武进法院的管辖权裁定书在我的包里，如果你不愿意调解，现在就送达给你。”
“异议成立吗？”他问。
“当然不成立，武进法院有管辖权。因为1995年4月4日及4月7日合同规定‘收货地点’是内蒙古乌兰浩特市兴安盟邮电局，而不是‘交货地点’，原告火车代办托运的费用由你们负担，所以合同履行地在原告方。”
陈律师说：“还是先调解，调解不成再讲管辖权异议。”
这位陈律师五十岁左右，说话实在，他做着委托人的工作，不管怎样，案件最终要解决，调解是最好的办法。
双方对账。其实账是清楚的，被告拖欠原告电缆货款67.75万元没有争议，无非是运费5？475元、违约金9万元及诉讼费12？285元以及付款时间需要协商。
双方从下午三点开始，方案提了一个又一个，小杨的“大哥大”时不时地传来了千里之外马厂长的意见，经过了几十轮讨价还价的唇枪舌战，终于在太阳沉入了地平线时，原、被告双方达成了协议：
被告明天先付原告货款10万元，同年五、六、七三个月再各支付15万元，余款12.75万元，于8月30日前付清。同时被告承担上述货款违约金9万元，运费5？475元，合计95？475元，由被告在同年9月5日前支付原告。如果被告能按期付款，原告自愿放弃该违约金和运费，同时再放弃货款43？000元，这样原告共计放弃13.85万元。
原告如此大的让步，被告确实不会无动于衷。但是双方特别约定：如果被告有一期违约，原告则概不放弃。
由于是调解，案件受理费12？285元，由原告承担5？000元，被告承担7？285元。
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一盏微弱的日光灯照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显得更加阴冷。可这里的所有人员都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我在这仅有的一张办公桌上，以最快的速度起草着调解书。
这时，小杨的“大哥大”再次响起，魏庭长他们在饭店等急了。
一式两份的调解书写好了。鲜红的公章上，国徽是那样的庄严。原、被告双方在送达回证上签完最后一个字后，我一颗紧张的心得到了释然。来内蒙才第三天，一个案件便宣告审结，大大超出了意料，要是明天真能拿到10万元货款，更是不虚此行。
至此，调解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管辖权异议、开庭、判决、再上诉等一系列程序已经全部省去。如果被告未能按调解书履行，那么，至少为原告争取了几个月的审理时间，可以提前进入执行程序。
走出优信公司，才上出租车，姑娘们叽叽喳喳激动的已经无法控制。完全超出预期的效果，已使我们将鼻子流血、脸上脱皮抛在了九霄云外，胜利的喜悦挂在脸上。
来到饭店，魏庭长果真把何主任请来了。今天才认识他，如此帮忙，让人感激。
何主任及小陈法官，魏庭长及卞法官，他们身穿制服个个身材魁梧，尤其腰间的手枪，更显他们的英武气概。
我们依次坐定后，一位穿着蒙古民族服装的男服务员，双手托起哈达，左手上托着银碗，唱起了蒙古民歌。
他对着我唱，很显然，这碗酒是敬给我的——远方来的客人。
今天是我们请同行吃饭，按理说我们是主人。第一杯酒应该敬魏庭长或是何主任。他们不依，服务员不听我的指挥，千里迢迢来到呼市，我们才是内蒙古的客人。
恭敬不如从命，我接过酒碗意思一下后，寻找代酒的目标。听说何主任酒精过敏，喝一口就会醉。那么就只能请求魏庭长帮忙，他是一斤半白酒不醉的量，他推辞一会儿，站起身：“好嘞！”接过银碗就一饮而尽，豪爽、气度不凡。
通过昨天下来，我们已弄明白，所谓敬酒，他们内蒙的风俗习惯是敬酒人不喝酒。所以，我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敬他们酒。不像我们南方，敬酒者一干而尽，被敬者是量力而行。
内蒙的风土人情让人新鲜好奇，内蒙的民歌嘹亮动听，整个晚餐除了桌上的菜不合我们的口味外，一切是那样的和谐。
何主任能言善辩，而且说话时表情丰富，为了强调说话的效果，还经常用手势来加强语气。他特别介绍了内蒙的酒文化，从他那里了解到，这里的晚饭从来没有十点前结束的，十点以后晚餐才真正进入酒的世界。特别是牧区，早晨就有人开始喝酒，说什么是“硬早点”。而且还说，只要把酒喝好了，一切事情都好办，酒喝不好，事情就难办啰！
他清了清嗓子说：“我给你们讲一个朋友喝醉酒后骑车回家的故事。”然后就绘声绘色地娓娓道来：“那天晚上漫天风雪，酒足饭饱已是深夜。我的朋友喝高了，我们要送他回家，他不要。骑着自行车晃晃悠悠走了。我越想越不对劲，要是他骑不到家倒在路边怎么办？零下二十多度的大雪天，倒下就没命了。我决定去找他，叫上另一个弟兄就沿着他回家的路找。我们在厚厚的雪地上走呀走，嘿！远远看到白雪上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走近一看，果然不出所料，倒在路边的是一辆自行车，而人却不见了，往沟里一看，啊？人滚到沟里了。我再一瞧，嘿！他身上满是白雪正睡得香呢！我们两人使劲拖他上来，死沉死沉，怎么也拖不动，叫又叫不醒他，我们一边叫一边拖他，最后他含含糊糊地说：‘你们别烦我，我要睡觉。’”
“哈哈哈……哈哈哈……”何主任幽默的语言加上生动的表情把大家笑得前仰后合，仿佛真看到了雪地里的醉鬼。我发现，他原来是一个挺风趣、随和的人，与他在办公室真是判若两人，他要是去当一个小品演员肯定很棒。
大家还没笑完，他们几位内蒙同行的目光全部聚焦到了魏庭长身上，我们恍然大悟，他说的醉汉原来就是魏庭长。
笑声再次响起。
卞法官说：“魏庭长在你们常州喝糖水还睡了一天未醒呢！”
“什么？在我们常州？”
魏庭长在今年春节后到我们常州执行案件，是我们武进法院执行庭的法官配合他到乡下找被执行人，就在当地乡政府吃的饭，听说是内蒙来的，就想让他尝尝当地的米酒。
“你们那里自己家做的米酒，我一喝，像糖水一样，甜蜜蜜的，两大碗下去，当时没事，饭还没吃完，头就晕了，后来就什么也不知道了。”魏庭长笑着说。
大家又笑了起来。
魏庭长仗着他是一斤半白酒不醉，两斤差不多的酒量，太没在意甜米酒了。他哪知道，其实米酒好上口后劲特别大，几碗下去一天不醒实在是太常见了。他是被告没找到，倒被糖水灌得酩酊大醉。
“哎！吴法官，你回去帮我找找被告，帮我执行了，我可不敢再去你们常州了。”魏庭长笑着对我说。
“没问题！回去一定帮你办。”我也是笑着爽快地答应了他。但我还是忍不住要笑。
“内蒙人喝糖水都醉，还‘酒的世界’呢？”姑娘们叽叽喳喳取笑着。
“那是真正的糖衣炮弹，所以说南方人特别精明特别坏呢？”卞法官他们也不示弱。
这样，边吃边笑边聊，几个小时就这样很快过去了。
我提议姐妹们一起敬老王一杯酒，她的向导使命已完成，明天中午将先回江南。
我们共同举杯，一起向老王敬酒，出来了几天，饭也没好好吃一顿，真是辛苦了！
依依不舍的感觉在碰杯中体现，几杯酒下肚，老王诚恳地对我说：“我这个苦菜花这次没有为你们出多少力，你带着姑娘们没日没夜，这种吃苦精神，我真的很敬佩，原谅我以前说过的话，是我误解你了。”说完，她把一杯白酒一干而尽。
她的话情真意切，感染了全场的人。她真的没有想到，我们这么快就调解了一个案件。
我又提起了科讯公司，何主任总是顾左右而言他。他把被告科讯公司称之为“割草队”，就是割把草换一个地方，找不到踪影的意思。
相比之下，魏庭长似乎言语简单、性格直爽得多。他说：“货这么多，何主任给她们点，好让她们回去交差。”
何主任还是没有接话。他手上的三个案件，因为找不到科讯公司，若要下判，总觉得证据不够充分，已经查封的货物到底能拍卖多少钱，是否够三个案件执行心里没底。
我们是同行，他的担心与顾虑我很是理解。
走出饭店大门，月光幽幽，清明节的夜晚，依然是寒气逼人，既没有鸟语花香，也没有桃红柳绿，但我们带着优信一案初战告捷的激动心情，带着对科讯一案的期盼，往住宿地走去。
三、午夜行动
今天是4月5日，天气晴朗、寒冷，风沙阵阵。
姑娘们对鼻子流血、嘴唇干裂、皮肤干燥已不再大惊小怪。优信公司一案昨天傍晚调解后，剩下的是今天执行10万元的问题了。下面该重点处理尚未理出头绪的科讯一案。
早饭后，小杨与小金联系小赵，而我和老夏去铁路中院。我想证实一下商庭长的身份，如果他真是铁路中院的，那么，到目前为止，凭我的直觉，在内蒙几位庭长中，最可靠和最可能帮忙的，也许非他莫属了。
铁路中院果真有商庭长其人。但他现在不在法院，刚出去，何时回，不清楚。
会不会有人冒名顶替？我对庭里的一位男法官讲：“请你帮我联系一下他，我们有急事找他，他知道怎样与我们联系。”
我和老夏又匆匆返回宾馆，我们要找赵吉宇进一步核实科讯公司的有关情况。
被告科讯公司到底收到原告多少电缆？收货人是谁？与原告签订合同时薛海涛经理到底在哪？现在的法定代表人谈爱国又在哪里？
现在整个公司唯一能找的就是小赵。他虽然曾经是被告单位的业务员，但他从行动上很配合我们的工作，几乎把所知道的全部都告诉了我们。
他已来到宾馆和小金她们在一起聊天，好像是老朋友似的。
科讯公司的关键人物薛海涛，小赵却不知他的去向，怎么办？
按照薛海涛身份证地址找，不信找不到线索。
赵吉宇突然说：“我去过徐文家。”
我眼前一亮，徐文是接替薛海涛的第三任经理，原告供货的时间恰好就是徐文任职前后，他应该清楚原、被告之间的货物往来。找他了解收货情况也一样。
“不行！”小赵一下子严肃起来，“徐文是‘割草队’的，本性凶悍，他虽然在呼市，但他的朋友在呼市防爆队，没有人敢惹他。”
稍停又说：“不要胡来，你们势单力薄根本不是徐文的对手，太危险，即使找到他，他现在也不是科讯的负责人了。”
赵吉宇开始担心我们的安危了，我内心真是说不出的高兴。
“出什么事了？”铁路中院的商庭长一头闯了进来，他急匆匆的样子，我的心中又是一阵安慰。这时，我更坚信，他是值得信赖的同行。
“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我很坦率地说。
他听完我的想法后，也摇头说：“找徐文风险太大，特别在白天难度更大，搞不好，打草惊蛇，以后你们怎么办？”
“怕！我们就不来这了，只要有你们的帮助就没事！”我态度坚决。
商庭长想了一想说：“凭你们弱不禁风的样子和拼命工作的劲头，这忙我帮定了。”片刻，他笑着对我说：“你一个小女子都不怕，我还怕什么呢？好！今晚我带两名法警配合你们的行动。”
感激之情油然而生。他毕竟是铁路中院的庭长，虽说全国法院是一家，可与地方法院平时没有太多联系，如果案件上有什么需要配合的，也是找被告辖区内的基层法院。所以，这次商庭长帮忙，破例了。
我们约定，傍晚时分就在这里会合。说完，他回单位去了。我对小赵说“今晚的行动请你带路。”
“不行！不行！我是绝对不会去的。”他一贯的矜持不见了，显得有些不安。
时间催促我和老夏要去优信公司，昨天的调解书已经生效，10万元货款要去执行。而小赵是否肯带路，将直接影响到今晚的行动。
我叫小杨、小金继续做他的工作，同时在行动前也不能让他离开这里，以防万一。
我和老夏向优信公司赶去。
宋华不在公司。最后电话告知：没有现金，准备以车抵款。
我心里明白，这位十九岁的老总，能在我们离开呼市时执行到10万元就不错了。
我们赶快返回宾馆。
江涛已经来了。当他了解了今晚的行动方案时，表情与小赵一样，也是一脸惊诧，不愿意参与我们今晚的行动。原因很简单，就是怕今后徐文报复。
这种担心完全可以理解，他们俩没有义务一定要帮我们。办案是法院的事，他们能提供徐文家的详细地址已是尽力了。
他们的心情我虽然理解，但除了小赵没有人去过徐文家。而他刚才当众表明了不去的态度，恐怕一时很难再做工作。
离晚上时间尚早，大家聚在一起随便闲聊。
老夏说：“前不久，吴法官带着我们干了一夜，那一夜真够紧张的，现在想来虽有点后怕，但真的过瘾、带劲。”
“那一次我没参加，真遗憾，在厂里传的可神了，一晚上帮我们厂拿回了这么多的电缆，快讲讲。”小金饶有兴趣地凑了过来。
小赵与江涛也很想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
虽然不像小金听到的那样玄乎，不过一夜未眠是事实。
去年11月16日清晨，我和老夏与小杨及厂里的供销员老葛，由驾驶员小黄开车，向上海出发了。
一到上海，查银行、找被告兴茂公司、找签订合同的经办人、找担保人、找介绍人、找收货单位、找……我们一无所获。
日落西山之时，我们找到了上海郊外兴茂公司堆放电缆的仓库，可是，大院里价值120余万元的电缆，不见了。
供销员老葛沮丧地说：“几天前还在呢。”
站在上海郊外的仓库大院里，我们看着即将下山的太阳，心急如焚，一筹莫展。从清晨找到傍晚，大家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被告踪迹全无，仿佛一下子从上海消失了。
他们一个个把失望的目光投向我，是回常州？还是在上海继续寻找？
回去？那么，今天诉讼保全的任务宣告失败，说明这案件即使判决原告胜诉，也只是一纸空文。
仓库大院里，还有汽车在忙碌地装卸搬运。
这么几十盘电缆要运走，需要吊装设备及人员，不可能不留下一丝痕迹，总会有人知道它的踪迹。去问，去打听！
我和老夏穿了法官制服，别人也许会有顾虑。那么，就由老葛以客户的身份向他们打听电缆的下落。
我和老夏、小杨打的往上海市区赶去，桑塔纳小汽车留给了老葛。他四十多岁，瘦小精干，多年的供销员经历，使他养成了一套特有的素质。
太阳渐渐下山了，天也慢慢地昏暗了下来，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们三个人在一家商店门外站着，谁也不多说话，大家都不停地注视着小杨手中的“大哥大”，希望它在响起的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好消息。
天完全黑了，街上的路灯亮了，霓虹灯在闪烁。
我们无心欣赏夜上海的美景，一个个有气无力，老葛一点消息也没有。就是打听不到，也该与我们联系。小杨焦急地在抱怨他。
我提醒小杨“大哥大”是否没电了？这新鲜玩意儿，如今还没几个人能拥有。
我们真的很担心老葛与驾驶员小黄的安全。
急又有何用呢？即使我们再赶过去，他们也不一定还在那里，我们再急也只能等。
晚上七点多钟，盼望已久的“大哥大”终于响起了铃声。小杨没讲几句话，就兴奋地把电话给了我。
“我打听到电缆的下落了，他们把我们厂的电缆藏在了一个大厂里，就是不知道这消息是不是可靠。”老葛兴奋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问我下一步该怎么办。
怎么办？只要有一点线索，就不能放过，不去，心里放不下。
立刻出发！
这一下，精神全部提了起来，我们又向郊外赶去，消失在黑夜里。
我们沿着312国道走一程问一程，终于在八点多钟找到了上海冷冻机械厂三分厂。老葛他们已经赶到，焦急地站在了厂门外。
这厂就在312国道的公路边，坐南朝北，两扇大铁门紧紧地关闭着。门卫在厂门的西侧，离围墙有几米远。
我和老夏出示了法院的介绍信、执行公务证，加上身上的制服及我们的威严。
门卫周龙强带着我们朝大门东侧一排排坐南朝北的大厂房后面走去。突然，厂房后面的一块大场地上，几十盘电缆静静地滚在那里。
我和老夏会心地笑了。顿时，心跳加快，这些电缆是寄放在这里的，还是卖给他们的？
从门卫老周那里了解到，电缆是该厂工会主席亲戚的，是暂时寄放在厂里的。而且，厂长不知道此事。
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但我们很快就调整了情绪。
既然如此，还等什么呢？“立刻查封！”
我们就着车间里微弱的灯光，手忙脚乱，写封条的写封条，贴封条的贴封条，很快，大大小小十九盘电缆上都贴上了封条，剩下比我还高出一大截的八大盘电缆没查封。被告已付70万元货款，我们这次查封扣押的标的是65万元。
查封完毕，告知门卫周龙强，未经武进法院许可，任何人不能动用及拿走电缆。
他战战兢兢地在查封笔录及调查笔录上签了字，表示一定协助法院工作并及时转告其他门卫人员。
一切都是在紧张有序中完成，车间里上班的人们并不知道车间外发生的一切，叮叮当当的机械声响仍然发出它优美悦耳的旋律。
走出厂门已近九点，周围一片漆黑。小杨他们兴奋的有点难以自控，完全忘了疲劳与饥饿。一上车，小杨就迫不及待地把查封的消息向厂长汇报。
时间已经不早了，我们往上海市里赶去。
激动的情绪在延续着，还在议论着刚才的一幕，万一工人起哄怎么办？万一门卫人员打电话告诉工会主席怎么办？我们还能查封吗？所以我们找门卫人员调查时，老夏就在电话机旁记录，未让他们有一点喘息的机会。
我此刻的心也无法平静下来。电缆虽然查封了，被告肯定会马上知道，被告是否会把这批电缆再次转移呢？一旦转移了，找三分厂厂长？他肯定会说不知道，因为厂长本来就不知道这批货，他没有责任和义务来看管这批电缆。如果问被告，他肯定不会承认。
怎么办？是否现在就异地扣押？我突然萌发出这样的想法。
天已这么晚了，扣押到哪里？到哪里找吊车？找装卸工人？找大卡车？如果明天扣押，被告是否会赶来？工会主席是否会赶来？那么，上百吨的电缆又怎样拿得走？我敢肯定，没有强大的警力配备，即便在白天，我们也难以拿走！
只有今天晚上连夜异地扣押，门卫人员即使告诉了被告，他们也绝不会想到我们会杀个回马枪，连夜将电缆运走。
老夏认为可以一试。
马厂长非常同意我们的决定。
而我则抓紧时间向庭长、院长汇报案情进展。院长提醒千万注意安全，没有把握千万不能硬来，同时也关心地叫我们注意身体，赶快吃饭。最后他对我说：“我相信你们会处理好的，有什么情况及时汇报。”
宋院长的几句话，仿佛是强心剂，使我倍感肩负的使命是何等责任重大，他的信任更使我们没有理由不把案件办好。
剩下的问题是联系人员、车辆。
装卸的操作人员厂里可以马上派来，装运电缆的专用加长大卡车厂里也可以马上派来，剩下的难题是吊车。原告厂里没有汽吊，只有航吊。一盘电缆就有几吨重，必须马上联系一部汽吊才能解决问题。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马厂长运用他在上海的所有关系联系着吊车。小杨打114询问上海市政工程公司，请求协助。可是，时间太晚了，将近十点了。马厂长反馈的信息，上海协助单位都要到明天才能有吊车。因为吊车司机都已下班，无法联系。
我们找到了一个饭店，正在我们狼吞虎咽的时候，马厂长又来电话，吊车有希望，他已经联系了常州邮电部门的一辆吊车，现在正派人与吊车司机联系。
全部从常州派来，时间上来得及吗？二百多公里的路程。要是在白天，不堵车的情况下，小汽车往往也要开三四个小时。
时间确实很紧张，必须争分夺秒才行。
接下来是电话铃声不断，计算时间、布置落实步骤。马厂长告诉我们，他已通知了除女性以外的全厂所有中层干部到厂里紧急集合，四辆加长大卡车已加满油等待出发，装卸电缆的工人也已通知到位。另外，当地派出所派警员一名，也已到厂，而他直接到常州市区接吊车司机，然后由他带路与吊车一同前来上海。
午夜十点半，电话告之，四辆加长大卡车和一辆载满装卸工人的大面包车已上了312国道，正全速向上海赶来。而马厂长也正往常州市区赶着……
午夜行动开始了，我们这里也分头行动，买矿泉水、买面包，向院领导汇报，联系接头地点等，虽紧张、忙碌，但有条不紊。迎接我们的将是一个紧张的不眠之夜。
深夜十一点钟，一切准备就绪，矿泉水几箱，包揽了几个小店里的面包。
我们也从饭店出发了。
几十分钟后，我们到达了目的地。小汽车停靠在离大门二十多米远的路边。
我们没有去叫门，因为车队才到苏州，而吊车还没到无锡，一切还在静静地等待中。
夜已经很深，我们走出车外，察看地形。西北风吹来，寒气逼人，我打了一个寒战。老夏也下意识缩着身子，搓着手。
工厂虽然紧靠着312国道，但原告的电缆在几排厂房后面的场地上。场地往南又是一排坐南朝北的大厂房，厂房与西边坐西朝东的一排厂房相连成九十度直角。一条七八米宽的厂区大道，紧靠西边厂房有一排树木占去了好几米的路面。原告方的加长大卡车，在这厂道上根本不能交汇与掉头。而堆放电缆的场地上，上百吨的二十七盘电缆滚在那里，已占去了很大地方，在装运时一辆吊车和一辆十几米长的大卡车及吊装人员必不可少，尽管紧靠车间有些空地，但车间里还有工人在上班。
11月中旬的午夜，一弯冷月已挂在天空，时隐时现，凉风阵阵。
大家的心都在紧张地跳动着，马上行动时，会不会产生意外？车间里的工人看见深夜搬运电缆会不会闹事？一切难以预料。
我回到车上作了具体安排：一、老夏负责安抚门卫人员，小杨及老葛配合老夏工作，三人尽一切可能稳住他们，不能让他们离厂，更不能让他们打电话，绝不能在我们执行时封锁大门；二、派出所的警察及司机小黄负责两扇大门，不能让任何人关闭大门，要是把大卡车关在厂里，工人起哄闹事，局面将无法收拾；三、马厂长负责几十吨电缆的安全装运工作；四、由马厂长指派一名厂里的人负责对查封的电缆进行装车；五、我负责全面指挥。
我再三声明，未经我和老夏同意，今晚行动的所有车辆不准进入厂区大门。装满一辆后开到厂外四五百米处路边等候，绝不能单独行动。全部装运完毕后，车队集体出发，全部车辆开出三十公里后，如无异常情况，小车才可以加速返回常州。
战斗计划在电话中得到了落实，马厂长也将装运的车辆及如何装运作了具体安排。平时吊装电缆是厂里的航吊设备，今天是汽吊，汽吊司机是第一次吊装电缆，又是晚上且在他人的厂里，不得不慎之又慎。
电话的信号就这样在夜空中，从我们车上传到马厂长车上，再到面包车上，穿梭往返着。
初冬的午夜是寒冷的，周围静悄悄，偶尔马路上有车辆通过，带来了汽车行驶的轰轰声，过后又恢复了宁静。大家都不大声讲话，更多的时间是在默默地等待着、等待着……
这漫长的等待是耗人的，越等心里越紧张，越等越觉得寒冷。
不好，厂门口有人影在晃动。
我们几个快速冲向大门。
原来是门卫值班人员在交班。
周龙强要下班了。他已经看到了我们，万一他走出厂门就打电话告诉工会主席不就麻烦了吗？不能让他离厂，老夏她们必须提前进入角色。
门卫上已有另外两名中年妇女，我们的突然出现让她们非常惊讶，半夜三更，吓了一跳。我们说明来意，并进行了法制宣传。
还好，毕竟是上海大城市的工人，素质较高，经过我们介绍后，她们表示配合，我的心略略放下了一点。
老夏严肃认真，站在门卫上，一丝不苟。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我过一段时间便到厂门外与车队联系一下，这砖头一样的“大哥大”这次给我们解决了不少问题。要是没有它，今夜的行动根本无从谈起。
凌晨一点半过后，经过几个小时的行驶，面包车与卡车车队快到了，我请司机小黄在厂门西边几十米处路边打开汽车双跳灯接应。终于，终于前方亮起了一排车灯，隆隆的卡车声音随之传来，我心里真有点激动，大部队终于来了。我提醒自己要冷静、不能乱。
一辆面包车及四辆长长的大卡车开到我身边缓缓停了下来，从车上一下子下来了二三十个人，个个神情紧张。我示意他们整个行动不能大声讲话，不是非讲不可的话尽量不讲。我介绍了这次行动的具体方案，然后请他们全部回到车上原地待命，等待吊车到来后统一行动。
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吊车。
凌晨两点了，吊车还没到，两点十分了，还没到，两点十五分、两点十七分、十八分、十九分，两点二十几分，汽吊的灯光终于进入了我的视线，沉闷的发动机声音也随之传来。
厂门早已打开，第一辆卡车在几分钟前已经开进了厂区，所有的人员都拿着工具在场地上待命，各就各位。
马厂长的小车在马路边停了下来，吊车由我指挥直接开进了厂里。
马厂长小跑着到了电缆场地上。我与他简单讲了几句后，他果断地指挥人员开始装车。
一声令下，几十个工人紧张、有序地投入了战斗。天不是很黑，但毕竟是晚上，看不清，事先准备的几把大手电像探照灯那样晃来晃去，加上汽车本身的大灯，还有那车间里透出的亮光，勉强可以应付。
第一盘电缆吊起了，庞大的家伙足足有四五吨重，这一大盘圆圆的电缆装在车上，要是没有专门的固定技术，汽车一开电缆就会滚下来。厂里专门装运电缆的人员，熟练的动作到位、正确。
我观察着四周的动静，一切正常，忙而不乱。除了指挥声外，就是吊车与装车时发出的声响。
车间里的工人还在正常上班，似乎不知道院子里发生了什么。
十几分钟后，第一辆装满电缆的大卡车向几十米远的厂门缓缓倒出，刚倒出厂门，我立刻指挥第二辆卡车开进厂门。
我不断小跑着往返于厂大门和场地之间。电缆越装越快，第二辆也装好了，第三辆跟上，第四辆……经过四十几分钟的紧张战斗，最后一盘电缆终于也装上了车。
大小十九盘电缆，完全按照查封清单的型号全部装到了卡车上。这期间，除车间里两名工人上厕所以外，一切是那样的顺利。
我们叫周龙强及另外两名门卫人员在扣押清单上签字，因为他们是我们武进法院这次异地扣押的见证人，并注明还剩下八大盘电缆没有扣押。
凌晨三点半钟，最后一辆卡车倒出了工厂门外，所有人员也都上了汽车。期间，小杨她们已经将矿泉水及面包分发至各辆车上，我和老夏、小杨、老葛改乘大面包车断后。
我们的车队出发了，四辆装满电缆的加长大卡车及一辆汽吊车、一辆大面包车，还有两辆小汽车一共八辆车，前后上百米，像一条巨龙般浩浩荡荡在这星光闪烁的夜空中，欢快地行使在312国道上，开足马力，全速返回常州。
我们最后一辆面包车离厂越来越远时，大家的心情也越来越激动，个个情绪激昂，汽车里像是炸开了锅，嘻嘻哈哈没有一点睡意，当初的寒冷已一扫而光。几十个人争先恐后地说：“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张过，紧张的心都快跳出来了！”“我活了四十多岁，从来没有这样刺激、过瘾！”“厂里通知紧急集合，我还以为厂里出大事了，从床上起来连衣服都没扣就往厂里跑。”……讲的、喝的、吃的，一派热闹的场景。
嬉笑声及车队行使的轰鸣声划破了黎明前的宁静，响彻田野、响彻云霄。
我紧张的神经一下子得到了放松，虽然没有睡意，但确实累了，我尽情地享受着他们一个个精彩的演说，时而也被他们的激情昂扬逗得发笑，胜利的喜悦荡漾在心间，幸福挂在脸上。
驾驶员黄照亮一边开车，不甘落后，也时不时插上几句，而老葛手舞足蹈干脆唱起了大戏，“双推磨”、“天仙配”唱得有板有眼、有模有样，精神十足。
小杨突然大声说：“把车灯关了。”大家一时反应不过来。她突然“咯咯咯”大笑了起来，说：“有‘照亮’和‘永亮’在，开车还用车灯吗？”大家又一次爆发出阵阵笑声。可不是吗，这两人一唱一和刚好在最前面。
一路讲着、唱着、笑着，星星渐渐退去，天色慢慢亮起，车队在312国道上行驶着，整整几个小时没有停息。
上午八点三十分，我的另外一个案件准时宣布开庭。
庭审结束，外地赶来的原告得知我一夜未睡时，抓住我的手连声说着：“谢谢！谢谢！”
四、深夜出击
“辉煌历史”讲完了，小赵意犹未尽，饶有兴趣地问：“上海的被告找到没有？”
“电缆都扣押回来了，他会不来？第二天就与我联系了。”我笑着对他说。
12月1日，被、原告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第二天被告将剩余的八大盘电缆送到了原告厂内，扣除被告的违约金及电缆损耗，被告当场拿到了原告退还的40万元汇票，案件全部处理完毕。
“怎样？是不是很刺激？”
“今晚跟我们一起干！”姑娘们鼓动着。
他笑而不答，看来顾虑难消，众目睽睽之下也许他一时无法改口。
刚才的插曲只激起了小赵的一点好奇，现在看来还需要加些火候，做些工作。
“赵经理，走！我们到下面院子里散散步怎么样？”
他很惊讶，继而又兴奋地看着我说：“好呀！”
认识他有几天了，我从没有直接联系过他，为了卷宗的安全，他每次来都是到小杨的房间。
他微笑着尾随来到大院里，风沙阵阵，光秃秃的树枝在摇曳，到处灰糊糊，春天的脚步吝啬娇羞。
我直接走进了南楼大厅。
大厅不大，除了服务台里有一名女服务员以外，大厅里就一套旧沙发，没有其他人。我们在沙发上面对面而坐。
几天下来，他似乎与小杨、小金很熟了。就从他对她俩的印象谈起。
他认为，江南的女子比北方的要娇小漂亮，他们俩人中小杨更美、更有气质一些。
“你越说，我越觉得你像纨绔子弟。”
“是吗？”他笑着问我。
“你条件这么优越，不用工作还这么潇洒、自在，吃好的，穿好的。不像其他人，为了生存，拼命地干一辈子也不见得能过上你现在的日子。”我在取笑中夸奖着他。
他很得意，无意间整了一下西装，拉了一下身上的那件淡蓝色毛衣说：“这件羊绒衫800多元钱呢！俗称‘软黄金’。”他不无显摆地又整了整羊绒衫。
800多元？可以买多少羊毛衫？我身上穿的羊毛衫，最贵的也不过是百元左右。
突然，他把话锋一转：“我第一次见到你，就知道你是最厉害的。”他嘻嘻地在笑着。
这下他得意了：“那天晚上，虽然你们没有告诉我真实身份，但我从对话中已猜得八九不离十，你一定是这次带队的。”
闲话聊了一大堆，趁他心情不错，我切入正题，希望他为我们今晚的行动带路。
他还是笑着轻轻摇着头说：“我没见过你这样的人，这么弱小的样子怎会不怕？我们都怕他们。”
“有什么好怕的，要是我在办案中‘光荣’了，那我是‘重于泰山’，更何况，还有你们这些人在帮我，我更没有什么好怕的。”我故意一本正经。
他“哈哈哈”地大笑了起来，说：“我可服了你，好了，我说不过你。”
也许是他真说不过我，也许是被我的执著与真诚所感动，最后他爽快地说：“行了，给你们带路。”
剩下的时间，是做今晚的准备工作，我把现有的科讯的材料又重新梳理了一遍。
商庭长和一名法警来了，他们都身穿制服，而另一名法警因有事不能到来。我们四个同行去对付一个“割草队”狂徒，也许警力不足，可一时又无其他办法。所以，一定要稳住对手，不能让其发威才行。
商庭长也认为，我们要么不做，要做就一定要做好，这不仅仅是我们几个人的安全问题，而是关乎法律的威严与法官的责任问题，这些“割草队”的人给呼市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是该好好整治一下。
席间，我们随便闲聊着，虽然谁也没有提及今晚即将开始的行动，可谁的心里都明白，今晚等待我们的将是一场紧张的战斗。
匆匆吃完晚饭回到宾馆才七点多钟，时间尚早，如果徐文在外吃晚饭，那么现在不可能在家，所以，我们准备九点过后行动。
我对现有的人员作了分工：
一、老夏与小杨马上准备一份通讯录，将今晚参加行动的所有人员的家庭地址及电话、呼机号及法院领导的电话，还有李庭长及何主任、魏庭长的电话、呼机号等列一份清单，并手抄几份由小金、小杨、我、老夏各执一份，特别是徐文家的地址及他的个人资料更是不能有误。如有不测，报警后以便公安能正确无误地出警；
二、小金留在宾馆，如果我们午夜十二点还不回来，又没接到告之平安的电话，那么立即报警，并向领导汇报；
三、赵吉宇与江涛带我们到徐文家门口后，在楼下望风，如有情况，由江涛上楼告诉我们；
四、小杨与我们一起前往，主要任务是看住电话机，尽量不让徐文打电话搬救兵，并作好准备随时回答徐文对合同的提问，更重要的是她有手机，事态进展由她负责及时联系。
五、商庭长与法警的任务就是看住徐文，如有情况，则对他采取措施；
六、我负责对徐文进行询问，老夏担任记录。
大家对刚才的安排没有异议。
大家都忙开了，做着各自的准备工作。房间里临战前的气氛越来越浓。
我们分头汇报，各自向领导、向家人汇报。徐文家的地址是必须报告的内容。
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我担心小赵与江涛在中途变卦，更担心小金一人在宾馆的安全，我们毕竟不是真正了解他们。从我宣布今晚行动开始，虽然他俩没有离开过我们的视线，但不得不小心。如此大张旗鼓、郑重其事的做法，起码让他们知道，同时也让每位同志都感觉到，我们不是孤立的，在我们的身后，有着强大的后盾。
领导是担心的，提醒我们务必注意安全。而我的丈夫更是反对，他抱怨我大可不必如此拼命，搞不好，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安危问题，真有什么不测，到时谁又能真正担当得起这份责任？
这样一来，四位姑娘的丈夫们无意间卷入了担心的漩涡，注定他们今晚也无法入眠。
随之而来的电话铃声不断。丈夫们的担心是正常的，也是必然的。来内蒙几天，我们已经了解到，呼市晚上十点过后打架斗殴的事情是时常发生的。每年喝醉后冻死在路边雪地上的人也为数不少。酒精能使人抵御严寒，也能为人壮胆，更能使有些人失去理智。他们皮靴里的蒙古刀我们已是亲眼所见，在饭店里我们亲眼目睹了为谁先上厕所而大打出手，就我们住的宾馆北楼大门，昨晚也被醉汉把玻璃砸得稀里哗啦面目全非。而我们手无寸铁的姑娘们有什么呢？只有正义与执著的精神。
时钟慢慢地走到了九点，该是我们出发的时候了。我整了整制服，对着镜子看了一下自己，然后背起包我们出发了。
走出大楼，一轮明月挂在天上，使夜空显得格外宁静，我神经紧绷，心也在紧张地跳动着。
两辆出租车快速行驶在呼市的夜空里。
汽车在北垣街的一幢居民楼前悄悄地停了下来。
小赵很快就把我们带到了第三单元，在第二层楼梯的转弯处他用手向上指了指三楼六号房间便悄然下了楼梯。
我们站在六号房门前，由商庭长叫门，其身后是法警，我和老夏、小杨则紧随其后。
敲了几下，里面有人应声，商庭长用地道的内蒙方言与房里的人对答着。
门开了，是徐文，一个瘦高个。他一开门，我们都跨进了他的家门。
他一脸惊讶，看到我们身着制服，强压着怒火说：“你们这是干什么？”
“我们是法院的，向你了解一点情况。”我在说话的同时，出示了证件。
环顾了一下四周，屋里就他一个人。
我用很缓和的语气向他解释今晚的来意。待他情绪稳定后，我们在他的客厅里开始了对他的正式调查。
我们各就各位，小杨站在电话机旁边，用身体挡着电话机，商庭长和法警就站在徐文的身后，老夏铺开了材料纸准备记录，我在徐文对面坐下，一切按计划顺利地进行着。
“现在科讯公司在什么地方？”
“还在中山东路6号。”他停顿了一下又说，“我也搞不清楚了。”
“科讯公司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1993年还是1994年，搞不清楚了。”
“你是什么时候到科讯的？谈谈你在公司时的情况。”
“我是1995年4月份去的，是负责人，以前的法定代表人是薛海涛。是薛海涛要搞别的，就把公司给了我。我接收了148万元的货，有电话机、电缆等，其中电缆有四五盘。交接手续薛海涛和我各有一份。”
“交接手续可以给我们看一看吗？”
“在我母亲那，她住在大学西路。”
“震东电缆厂发给科讯公司的电缆，你收到多少货？”
“以前我不知道，我经手了40多万元的电缆，薛海涛收多少我不知道。我是在六月份左右收到的，是从铁路西货场提的货，和谁一起提的记不清了，只提了这一次，我提的电缆有十对、二十对及五十对的。”
我出示合同。徐文看后承认是薛海涛的签名。
他说：“薛海涛提走的那一部分我有手续，我拿了40多万元的电缆后，剩下的九盘交给了谈爱国，也有交接手续。”
“薛海涛现在在哪儿？”
“不清楚。”
我又问了公司销货及债权情况，也问了一些科讯与武进器材厂的关系。
他说：“仅是业务关系，科讯公司没有给过武进器材厂一分钱的介绍费，也未收到过他们的一分钱。”
我重复问：“你给震东电缆厂付了多少货款，还欠他们多少货款？”
“我给了他们5万元，现在还欠90多万元。”
徐文还是不清楚到底欠原告多少货款，只知大概90多万元，这是我们今晚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如果具体数字不确切，也就难以判决。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不知不觉已近十一点。调查笔录已经记满了整整五页纸。
遗憾的是，徐文与薛海涛，徐文与谈爱国的交接手续没看到。
“还是给我们看一下你们的交接手续吧！否则你说了这么多还是没有说清楚。”我要求看账。
“就去你妈哪儿一趟吧，看一看就全清楚了。”商庭长也帮着做工作。
深更半夜他当然不同意，要看账必须到明天。态度很是坚决。
打铁须趁热，到明天谁知道又会发生什么事呢？我坚持自己的意见，并保证：“不打扰你妈休息，不进你妈的屋，我们在门外等。”
气氛既严肃又真诚，犹豫再三，徐文同意了。他看过笔录签字后，穿了件外衣便与我们一起下了楼。
在他找衣服的时候，小杨下楼通知小赵和江涛迅速离开。
我和商庭长、徐文、法警坐一辆车，老夏与小杨乘另一辆，在深夜十一点多钟，两辆出租车朝着大学西路的方向驶去。同时我吩咐小杨，务必与小金保持联系，以报平安。
目的地到了，我们跟着徐文上了楼，站在了门外。我真担心他突然变卦。在这黑黑的楼道里，心里有些紧张。
没多久，他拿了一叠材料出来。
楼道里没有灯，看不见。
他开门回家后，他妈早已被他吵醒了，还与他讲了几句话。
我们还是进了屋。简单地翻了一下账，我清楚地看到了“限额领料单”上“江苏震东电缆厂”是1？030？745.99元，负责人一栏上注明是“金菊艳”。这关键的证据如同一道强光照在眼前，激动但又必须克制着，有了它回去判决就证据充分，真是太好了。
老夏也歪着头看到了我捧在手上的证据材料，高兴的眼睛发亮。
证据是看到了，深更半夜到哪儿去复印？刚才我们一路过来，复印的地方早已下班。
我要求现在就将材料给我们，明天复印后原件还给徐文。而他认为明天给我们当场复印。
眼看到手的鸭子要飞，怎么可以？我说：“公民协助法院调查取证是法律规定的，是一种义务。而你，还是当时的公司法定代表人，电缆你也收了，要是你不协助，不能证明你又把电缆转给了后来的法定代表人，那么后果你自己想想。”
也许是迫于法律的威严，也许是我们理直气壮咄咄逼人的气势，最后徐文还是一脸无奈地同意了我们的意见，将原件交给我们，由我们明天复印后还给他。
怎样还？还来这里肯定不行，还到他家？也不行，我们应该尽量避免节外生枝。
“明天下午一点三十分，在牧东法院东大门交给你。”我说。
我们将所有证据材料列了一份清单，写了一张收条，并注明交还的时间与地点。收条上不仅我和老夏签了名，还写上了执行公务证号码，而且商庭长也签了名。
当徐文把一叠材料全部交到我手上时，内心的激动真是有点难以控制。
走到大马路上，我深深地吸了几口午夜清新的空气，仰望星空中的一轮明月，觉得特别舒服。
一上出租车，憋了几个小时的紧张气氛，一下子得以释放，那种胜利的自豪感荡漾在每一个人的脸上。司机疑惑地看着我们莫名其妙的兴奋。但看到我们身上的制服，他似乎也能明白几分。
回到宾馆，刚好是深夜十二点钟，小赵和江涛早已来了。我丈夫已与小金通了几次电话，他在千里之外担心着我们的安危，无法入睡。
房间里热腾了起来，小赵和江涛反复讲着时间太长，把他们晾在楼下这么长时间，快把他们冻僵了。
老夏和小杨她们趁机说这不可能，羊绒衫不是很热吗？穿了“软黄金”怎会冷呢？说得大家开心的“哈哈”大笑了起来。
大家喝了几口热茶以后，似乎心情平静了许多。商庭长平时言语不多，可现在还为徐文没有发威搬救兵而庆幸，还说我问话气势逼人，徐文只能老实回答。他得意地讲着、笑着。
我清楚，没有他的支持，今夜我和老夏怎敢找徐文？刚才是我一直在讲话，心里的弦一直绷得紧紧的，现在我的心放下了，顿时觉得累了，身子软软的没有了力气。面对商庭长他们滔滔不绝的谈论，我再次谢谢这位法院同行，谢谢他的法警，还有赵吉宇、江涛。通过刚才的行动，我们之间的陌生感一下子没有了。
时间已是凌晨时分，深更半夜没地方可以充饥，几碗方便面放在面前。他们兴奋的已忘了饥饿，谁都不吃，还在兴奋地议论着刚才各自的感受。
该是休息的时候了。
我送商庭长他们下楼，再一次地谢谢他们今天的支持，欢迎他们到江南做客。
他们走了，可我上楼梯时腿都抬不起来了，此时，真的累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迎着朝阳走出宾馆大门，心情特别好，精神抖擞。
上午的主要任务是复印这一叠来之不易的证据材料。连日来，紧紧张张，今天上午总算可以放松一点。主要精力得放在下午。
“昨晚对徐文的突然袭击使他没有回旋的余地，今天回过神来是否会找‘割草队’的人？”
“在法院门口，谅他也不敢胡来。”我们议论着。
下午一点二十几分，我们来到了牧东法院东大门。
徐文还没来。
等了十几分钟，还是不见徐文的影子，我留意了一下周围，没发现可疑之人。
要是等到两点钟，再不见人，那么，我们就将材料交给何主任，请他转交给徐文。
两点钟已到，还是没见徐文的影子。
我们来到了何主任的办公室，将全部材料往他办公桌上一放，对他说：“你有三个案子，被告都是科讯公司，这些账也许对你有用。”
他惊讶地瞪大了眼睛看着我说：“你们在哪里搞到这些证据材料的？”似乎有点不相信这是事实。
我简单地讲述了一下昨晚的经过，听完，他不无担心地说：“看不出来你们这样胆大，这些人可是玩命的。”
“把材料交给徐文时，切记要将我们的收条收回来。”
他很干脆地答道：“行，没问题！”
接下来是如何通知徐文到何主任这里来拿材料的问题。
姑娘们说不理他，谁叫他不准时来呢？有人建议寄信告诉他。而我则认为，虽然是他未按约来取，但我们要尽量做到仁至义尽，万一他不是人们想象的这么坏，或许他今天确实有事走不开。所以，我打算现在去徐文家，告诉他到牧东法院拿材料。
她们不同意，说这样做太危险，再说徐文现在也不一定在家。而我认为，徐文是绝对不会想到我们现在会再去他家。我们的目的是告知，是一种程序，他在不在家并不重要，一张纸条便可解决问题。
当我们再次来到徐文家时，不出所料，徐文果真不在家。我告诉他的妻子，并一再重复一定要叫徐文带收条才能取回材料。
之所以这样做，不仅仅说明法院做事言而有信，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在内蒙继续待下去，尽量不要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五、放飞心情
傍晚时分，商庭长、赵吉宇、江涛他们都来了，似乎凌晨的兴奋还没有完全消退。大家都认为周末该聚一聚，然后商量一下星期天怎样过。
出来整整一星期了，我们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没吃过一顿安心饭，更没轻松玩一下。明天是星期天，反正也不能工作，我们都一致认为，要看看美丽的大草原。
商庭长他们几个都说季节不对，既没有银装素裹的北国风光，又没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情景。
不去？不！姑娘们都是第一次到内蒙，都没见过草原，电视里、电影里鲜花盛开的美丽草原，实在是太令人向往了。我们一致意见，去！去领略一下美丽的草原，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感受一下轻柔的白云，放松一下连日来紧张的神经，更重要的是，来内蒙古也算是到过草原了，回去也有了一点骄傲的资本。
说干就干，300多元包一天的“小面的”在吃晚饭时江涛已经落实好。
4月7日早晨，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我们一行七人欢声笑语，从青城宾馆出发了。
马路两旁的树枝还是那么一副严肃的样子，不肯透出嫩芽，与我们兴奋的笑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深夜令人难忘的战斗是我们乐此不疲的话题。
不知不觉，巍峨绵延的“大青山”就在眼前，仿佛孩儿稚嫩的背咏声越来越清晰：“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阴山山脉确实是********市的自然屏障，怪不得********会叫“青色的城”。她北靠“大青山”，南临大黑河，西面是黄河，她是坐落在黄河河套平原上的一颗明珠。
“小面的”在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上慢慢前行着，翻过一道道山坡，寒风萧萧，背阴处白雪点点，一下子又回到了隆冬。从一山口往下看，盆地里的呼市全景尽收眼底，蓝天、白云下星罗棋布的建筑，犹如散落在银盘中的珍珠，空旷、沉静、恬美。
汽车继续吃力地向上爬着。
“小面的”终于开到了山顶上。刹那间，眼前豁然开朗。猛然领悟了内蒙古高原的真实含意。原来，内蒙古大草原与大青山山顶一般高，并且延伸到了极目遥远的天边。
原以为翻上大青山多久，翻下去就得多久，没想到，汽车爬到了山顶就算是驰骋在草原上了。
汽车继续向前开着，马路两旁闪过的是农作物与一排排矮平房，这里的牧区改为了农区。汽车必须再往深处开，才能看到真正的草原。
我们的目的地是召河，也叫希拉穆仁草原，那里有一个召庙，据说是很久以前一位活佛的避暑行宫。
汽车越往草原深处开，视野越来越开阔，光秃秃的草原逶迤起伏，蓝蓝的天空中飘着朵朵流云，轻盈柔软得似乎触手可及，流云投影下来，映照在空旷的草原上灰一块黄一块地变幻着，使无边的草原尽显神秘色彩。
“商庭长，我们都想看看敖包。”我提醒他。
“别急，马上就能看到。”他笑答。
我们的汽车在一座微微突起的山包最高处停了下来。
“‘敖包’到了，”商庭长下车，指着车旁的一个不大的石头堆说，“这就是‘敖包’。”
“啊？这是‘敖包’？”我和姑娘们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
这算是什么“包”哇，不就是几块石头吗？神往已久的“敖包”怎会是这般模样？
大家大失所望。看来都被“敖包相会”这首美丽动人的爱情歌曲迷惑了。
实在是太让人意外了。
还以为，“敖包”是用布或毡搭建起来的，特别供情人们约会的蒙古包呢！真想不通，男女之间就在这石堆边相会，如此谈情说爱，风吹雨淋不说，就这么一览无余地让人看着？
原来，“敖包”最初的用途是起到路标的作用，这茫茫草原，相隔几十里才有一个蒙古包，特别是阴天或下雨无法辨别东西南北，男女之间约会也无具体的方位，于是在东“敖包”还是在西“敖包”相会，就有了具体的标志。发展到现在大家把它当做神灵来祭祀。每年都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祭祀活动，以保一方平安。草原上的人路过“敖包”都要捡一块石头垒上，他们把石头垒上后，便围着“敖包”从左向右转上三圈，然后跪地行礼膜拜。这样，小石堆随着时间的推移，便慢慢变成了一座圆锥形的实心塔，大石堆也就成了“大敖包”。
原来如此！我们恍然大悟。
大家在商庭长的带领下，围着“敖包”转了三圈，行礼膜拜。
大约在上午十点五十分，我们的目的地到了，在召庙门前下了车。但召庙的门关着。
环顾四周，这里有一个小村庄，在一排砖瓦小平房前有几个白色的蒙古包，这村庄就坐落在茫茫草原的中央。
我从心中有一点失望。原以为，到草原深处应该是蓝天白云下一个个白色的圆形蒙古包，眼前的一切与我从电视和图片上看到的，加上自己的想象，反差太大了。
江涛带着我们来到了一排矮平房中间的一户人家，他家门前也有一个蒙古包。
蒙古包与平房相距三五米远，很显然，这蒙古包是专为我们这般游客而设的。
我们的到来使主人喜出望外，他们很热情地请我们到蒙古包里做客。
包里所需的一切，由主人小跑着从屋里端来，热情、快捷。很快男主人端来了炒米、奶茶、奶豆腐之类的食品。女主人摇身一变已换上了蒙古族鲜艳的服装与头饰，托着哈达，托着银碗，准备为我们唱祝酒歌了。
恭敬不如从命，在一番谦让后，我坐在了蒙古包的中间位置，其他人坐在左右两侧，在我的身后头顶上方，是一幅成吉思汗的画像。商庭长坐在左边一面，右手边是驾驶员，江涛、赵吉宇坐我对面，刚好一桌人。
女主人歌声清脆响亮，一边敬酒一边唱。我按照蒙古人的习惯，用中指蘸酒少许向天、向地、向中间各弹了一下，以示敬天、敬地、敬大家。
我们依次喝了一口甘甜的奶酒后就盘腿而坐。看着这桌子上一碟碟食品，很是与众不同，除了炒米、奶茶和花生米外，其他食品因口味不同只能品尝一小口而已。
女驾驶员悠闲自得地用大葱蘸着调料，若无其事地大口大口吃的样子，让人好不羡慕。商庭长、赵吉宇他们也吃得香甜。
江涛与女主人熟悉，更是显得热情，帮着女主人招待我们。
随着一首首歌声响起，一杯杯酒下肚，情绪也一点点高涨起来，抬头看到头顶上方的一个方形孔外的蓝天，一种身处旷野的感觉越来越浓。特别是上来了一大盆热气腾腾的手扒肉时，那种直接用手、用刀切肉，然后大口啃肉的样子，让我们觉得自己已经是蒙古人了，我们完全融入了这氛围之中。一开始，这种吃法很是别扭，本来是抱着尝一口的心态，谁知草原上的羊肉，特别鲜嫩可口，没有膻味。我们大胆地吃开了，一边吃着，一边笑着。笑自己油腻腻的双手还拿着刀的样子，这已完全失去了原本用筷子吃饭的自我。要是在家乡，如此凶猛狼吞虎咽吃饭的样子肯定让人笑话。
两块羊肉下肚，已经吃饱了，带来的方便面将又是多余。
江涛今天的表现特别好，不但唱歌，而且还跳起了蒙古舞。他是蒙古人，唱歌不怎样，跳舞倒有那么一点意思，掌声响起时，他的酒也一杯杯下了肚。我的酒当然全部由他代劳，他那种勇挑重担、热情而又爽直的性格感染着我们。
江涛喝多了，走起路来歪歪扭扭，小赵不胜酒量，喝了几杯后已倒在旁边睡着了。
女主人拿来了几件不同颜色的蒙古服装，让我们自己挑选。
穿上服装，我们兴奋而又新奇地站在蒙古包门前，认真地照相。大家相互看着对方的打扮，怎么也忍不住，又发出“咯咯”的笑声。
骑马照相，体会一下马背上的感觉，多美、多神气！
江南几乎没有马，常州红梅公园的动物园里也只有几匹不能骑的斑马。如今真要骑到马背上有点害怕，在牧民的搀扶下免不了一阵大呼小叫，马一动就找不到平衡的支撑点。我手拿缰绳，可马一走，还是觉得要摔下来。我们抱怨着，为何马鞍上不装一个把手呢？
小杨骑马的适应能力是我们几个人中最好的，她从刚上马的大惊小怪到现在慢慢走动，已经完全能平静驾驭了。
我们几个还只能让人牵着马走。醉醺醺的江涛骑在马上还自告奋勇为我牵马。当我们的马走出一里多地以后，小杨的马开始小跑起来，她那悠闲自得的样子，加上她身上那件鲜艳的蒙古袍，别提有多神气。
我们向草原深处骑去。刚上马时的紧张情绪已经没有了，开始欣赏光秃秃的草原。放眼望去，延绵起伏，黄黄的沙土上似乎能看到一层很淡很淡黄绒绒的绿色，近看却又消失得没有了影踪。嗨！我们都在抱怨，为何这里的春姑娘这么娇羞，要是眼前的草原是碧海茫茫该有多美啊！
我们呼吸着清新的空气，仰望着蓝天，放声唱起了“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挥动鞭儿响四方，百鸟齐飞翔……”
嘹亮的歌声回荡在草原上空，向蓝天的尽头传去，一遍又一遍。
唱着唱着，商庭长的马似乎也兴奋了起来、快步向前跑去，奔向那蓝天的尽头。
江涛见到商庭长的马跑了起来，他两腿一夹使马也跟着跑了起来。突然，他的马调了头，江涛从马背上重重地摔了下来，就在这一瞬间，江涛摔下时的惯性把我的马狠狠地拽了一下，使我也要从马背上摔下来，我大声惊叫了起来。江涛的手松开了我的马绳，他的马继续往前跑着，我的马就在江涛的身边踩过。牧民一个箭步上来，一只手牵住了我的马缰，另一只手把我扶住。
我吓出了一身冷汗。
下了马，心还在怦怦直跳，真有魂飞魄散的感觉，好险，真的好险。
大家都围拢过来，把江涛扶了起来。还好，手臂上擦破了一点皮，渗出了一点血丝，没伤着骨头。
我们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人没事就好，出来玩要是出了事，这如何是好。
刚才引吭高歌的激动心情一下子消失了，换来了一个个紧张的表情。
“马不能再跑，大家抓紧时间照相，照完相就往回返。”我说。
我的马老老实实由牧民牵着往回走。骑在马背上差不多也有一个小时了，两腿和臀部开始疼痛起来，草原上的西北风吹着我们单薄的蒙古服装，感到特别刺骨，我们身体僵硬，鼻子和脸颊都被冻得红彤彤的。
奶酒喝了，羊肉吃了，马也骑了，没长草的草原也看了，我们满足地坐上了“小面的”，在晃悠颠簸中离开了召河，向呼市开去。
返程途中，江涛是一路好睡，已经完全不记得刚才的惊险，而我们却心有余悸。
六、意外波折
回到宾馆，夜幕早已降临。
一天下来，觉得挺累。由于骑马的缘故，两条腿走起路来还有些酸胀疼痛。
江涛和商庭长回去了，而小赵似乎还没有走的意思，还在侃侃而谈。
既然他不想走，那就对他进行一次真正的调查。
老夏准备了纸笔。小赵呢？乐意配合的样子真叫我好笑。
他是有问必答，只要他知道的，毫无保留。
有些问题在前几天的谈话中已经多次提起，今天不过是用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而已。当我再次问他方琳到底是什么人时，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方琳是原科讯公司所在地的门卫。”
“我们法院在1995年11月14日寄来的特快专递，是方琳签收的，她是什么时候将快件交给你们公司的？”
“是11月18日，方琳交给孙立荣，孙立荣交给我，我又交给了谈爱国。”
“孙立荣为何说不认识方琳呢？”
小赵斩钉截铁地说：“孙立荣分明是胡说。”
既然科讯公司18日收到诉状，那么，在12月9日提出管辖权异议，就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十五天，武进法院完全可以对此不予裁定。
第二天早晨，我们一早来到了牧东法院。因为谁也不清楚何主任和魏庭长今天是否会出去，等他们上班是一种最保险的办法。科讯公司一案，寻求牧东法院的支持已是我们的工作重点。
何主任一直答应等他手上的三件案子执行下来后，将多余的货物优先给我们。
他的话既符合法律规定又不失礼貌。
关键是他的三件案子何时能结案呢？
在我们的请求下，他当即一一联系着原告。
三原告均在外地，要么一时联系不上，要么联系上了不愿赶来。
何主任派小陈法官配合我们查了几家与科讯有业务关系的公司，毫无收获，还是不知道科讯的下落。
这期间，魏庭长也亲自陪我们去了一趟优信公司，具体了解了一下以车抵款的情况。今天下午，魏庭长告诉我们，汽车已基本落实，是林肯车。
太好了。小杨比谁都高兴，立刻向千里之外的厂长作了汇报。马厂长当然是喜出望外。
两天下来，何主任终于答应给我们一部分货物。他有一原告已经明确表示不要这些挂钩之类的过时商品，生怕拿回去后也是一堆废物。
我很高兴也很感激。这些都是我们当地武进器材厂供的货，从徐文那里复印的材料来看，货物的规格、型号、价格都有。原告马厂长认为，这些货执行回去，凭他与邮电部门的关系，完全可以销得掉。
这几天，随着气温的上升，风沙越来越大。第二天下午，在何主任的带领下，车子七弯八拐一路尘土飞扬，来到了荒郊野外的仓库。
我们朝仓库后面的露天场地走去。
仓库大院里，堆放的货物并不多，大部分是露天场地，只有几处是四面无墙的简易凉棚。
走近一看，我的心一阵隐痛。跋山涉水千里迢迢由我们江南供到这里的货物，就这样任凭风吹雨淋、日晒夜露，货物的包装有的已经褪色，有的已经破损，灰尘泥沙裹着的货物直接散落在地上，静静地躺在这里。
本来就脏乱的场地，经风一吹，纸屑乱飞，我们一开口讲话，满嘴都是沙尘。
从仓库大院出来，身上已是一层浮灰。几天下来，我们原本细嫩的皮肤已经开始脱皮，人也显得憔悴，特别是脸上，一块块皮肤翘在脸上别提有多难看。现在能看到即将可以执行回去的货物和已谈得差不多的林肯车时，心里美滋滋的。
到底能给我们多少货物？怎样运回去？
不管是多少货物，有货总比没货好，能多拿一点是一点。
林肯车被告报价为105万元，而被告欠原告才67万余元，林肯车的价格是协商的关键。
来内蒙古之前，原本并不抱太多希望的案件，现在既有货又有车，两案都有了希望，虽然货款不能全部收回，但案件办到如此程度，原告厂长已经很满意了。
厂长心里也明白，不要汽车也许就意味着放弃货款，调解书就是一纸空文，今后再来执行的可能性不大。所以他决定带款提车，补足差价。
有他千里之外的遥控指挥，小杨、小金自然热情高涨，一切工作围绕着林肯车和邮电货物在进行着。
现在我和老夏的主要工作地点和任务也变为单一的牧东法院。
何主任答应，4月11日上午可以拿货，具体让我们扣押多少，由他明天现场决定。
魏庭长那边也传来了好消息。林肯车也已经从六七百公里以外的乌海来到了呼市，明天早晨一上班，就可以看到汽车。
先由小杨看车，她看后认为可以抵款，就电话通知厂里派人前来验车。
我们决定明天上午一起先看车，再执行货物。
接下来是联系车辆。为了安全可靠，我们决定由呼市的货运部门负责运输，从仓库到货运公司的短途运输，则由小赵和江涛帮我们落实，具体由小杨负责。
曙光就在眼前，希望就在明天。案件办到如此程度，心里春光明媚，斗志昂扬。
第二天起来，又是一个大晴天。风沙在早晨还显得羞羞答答不肯登场，还没发芽的树枝在向我们点头致意，我们个个脸上都绽放着春天般的笑容。
到了法院，我们与何主任打了一个招呼后，就去了执行庭。
林肯车还没到，魏庭长告诉我们还得等一会。
小杨在旁边与卞法官谈论着车辆运输的事情。小杨与卞法官为了运输费在讨价还价。
怎么回事？怎么与卞法官在讨论运输费？
小杨告诉我，她昨天已经答应这次货物运输由卞法官的朋友来运。
不是讲好由呼市运输公司来运的吗？怎会突然变卦了呢？
卞法官提出，一汽车货从呼市仓库直接运到常州，每车运输费是6？000元，共四车，是2.4万元。
小杨很是惊讶，怎么也没想到运输费会如此昂贵，而且还得先付一半运费。
一车过时的货物，运回去拍卖后到底值多少钱尚不清楚，现在运费就得付2.4万元。
讨价还价不成，卞法官板着脸对小杨说：“不运了，我告诉朋友不运了。”
一句洪亮的“不运了”，意味着什么已很清楚。
我立刻上前与卞法官解释，他还是不允。
卞法官与魏庭长的办公桌是面对面的，这时坐在对面的魏庭长虽不吭声，但也脸色难看。
我把小杨拉到旁边：“如果想把这些货拿回去，那么，你既然答应了由他们运输，就只能依了他们的运价。”
小杨感到委屈，早知道运费这么贵，她不会答应。
我请魏庭长做做卞法官的工作，运费适当低一点。
魏庭长表示：不参与这事。
卞法官拿着公文包准备离开办公室。“不运了，你们找别人吧！”说完，他就走出了办公室。
这事只能暂且搁一下，看完林肯汽车再说。
“魏庭长，林肯车到了吗？”
“今天车子不来了，车主与被告之间还没讲好。”
不来了？刚才还说到呼市了，怎么突然变卦了？
“林肯车本来就不是被告优信公司的，是第三人欠优信公司80多万元货款，车是第三人的。”魏庭长说。
既然车子还没来，先执行货物。
我们匆匆来到了何主任办公室：“什么时候去仓库？”
他正在接待一位当事人，示意我坐下，没有马上回答我。
过了几分钟，当事人走了。他这才语气平和地对我说：“吴法官，你是一个优秀的女法官，办事认真、肯吃苦，一个女同志，千里迢迢到这里来办案，真是不容易。我从内心真的很想帮你们把案件办好了。可这些查封的货物，我手上毕竟有三个案子，也要结案。如果不能结案，那么这三个案件的诉讼费就收不到，法院正在造办公大楼，正缺钱呢。请你相信我，我将案件处理完后，剩下的货物一定给你们。可是，案件一时半会还结不了，你也出来这么多天了，看你们几个都瘦了，你还是先回去吧！”
还未等我开口，他对着站在他前面的小杨用手一指，提高了声音说：“你！你给我留下，留下来等我把手上的案件处理完后，好把货运回去。”他目光犀利严肃，完全没有刚才对我说话时那么和悦。
小杨傻眼了，呆呆地看着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汽车没了，货物也没了。我们的心像是顷刻间被浇了一盆冷水，浑身冰凉。
我轻轻地问他：“三个案件审结大约要多长时间？”
“我一定会抓紧的，主要看原告的配合，十天半月很难说准。”
他说得不无道理。既然把话说到这份上了，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失望、痛苦、懊恼、迷茫。
走出办公室的瞬间，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只觉得胸口憋得难受，鼻子酸酸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所有的希望都在瞬间破灭了。
走到法院大门外，靠在房檐下灰蒙蒙的墙上，浑身软软的。
老夏早已忍不住在责怪着小杨：“自作主张，把事情搞得这么糟！”
我从内心也真有点抱怨小杨，她真是被胜利的曙光冲昏了头脑。何况她知道我们昨天已经与汽运公司取得了联系，而且还初步讲了我们承运货物的数量和时间，由于是发集装箱，所以，为了短途运输，我还叫赵吉宇、江涛落实了两辆卡车。
数落小杨的声音还在继续。这时我发现，小杨的眼睛红了，眼泪掉了下来，小金也是一脸沮丧。
我们几个人都靠在法院门外的墙上没有了声音，呆呆地看着面前马路上过往的行人与车辆。突然觉得车水马龙的一切离我们是那么的遥远，这城市是那么的陌生。
过了几分钟，我突然意识到，事到如今，怪谁都无济于事。两个案件能够执行的希望就如此破灭，实在心有不甘，我们必须另想办法弥补才行。
可他们是两位庭长，不是普通人，法官讲话奉行的是说话算数，他们是不会轻易改变态度的。除非有一个让他们非常信服的理由，否则，一切将是徒劳。
将本案移送给牧东法院？这样诉讼费和执行费就都由牧东法院收，倒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可原告同意吗？武进法院的领导会同意吗？事到如今，牧东法院的两位庭长会同意吗？如果能接受，还会尽全力办好吗？这一切都很难预料。虽说我们在一起吃饭时，他们曾经提出过把两个案件移送给他们办，当时我还取笑他们：为何要赶我们回去？可今非昔比的情况变化，再提此事，恐怕不是最好的办法。
我们意识到：如果没有情谊特别深厚的朋友或压得住、管得了这两位庭长的人来出面解决，恐怕是不行的。
这个人只能是他们的院长。
我问小杨：“还想把货物与汽车拿回去吗？如果想的话，赶快擦干眼泪，打电话问马厂长。算一算，如果能拿回去，货物与车子到底值多少钱。原先马厂长曾表示，这里的经济条件差，法院又在建新法院，事成后愿意赞助1万元钱权当是诉讼费，现在还能提高吗？如果能的话，具体是多少？卞法官朋友比市场价高的运输费能承受吗？如果行，则我们去找院长，做最后一次努力，不成，那也只能打道回府。优信一案本来已调解结案，而科讯一案也已证据在握，回去完全可以判决。至于执行，那也只能等到执行环节由执行庭的人来了。”
小杨擦干眼泪，迅速拿起“大哥大”，将刚才发生的一切向马厂长作了简要的汇报。
厂长表示：如果能按原计划办成，赞助费可以提高到5万元，也同意卞法官的运价。
厂长的态度，真是一支强心剂，我决定去找院长。
“你们站在原地，一切等我见过院长后再说。”
我挺直腰板，大步向后面的院长办公室走去。
七、峰回路转
院长办公室在二楼，就在执行庭的隔壁，走道中间，有一道防盗铁栅栏，一名法警站在那儿，不让我进去。我出示了介绍信与公务证，并说明有急事，非得见院长才行。
他见我认真而又焦急的样子，叫我稍等，便进去通报。很快，同意我进去。
我走进了院长办公室，这是两间朝南的一个大办公室，虽然简陋，但在牧东法院算是最气派、最宽敞的了。
办公桌坐西朝东，苏院长就稳稳地坐在那里。粗一看这院长，给我的感觉像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赵忠祥，特别是眼睛、脸庞及神态很像。他那温和慈祥的样子，一下子给了我很多无形的安慰。
自我介绍了一番后，我把这几天来何主任、魏庭长如何配合我们工作的经过简要作了汇报。最后我说：“我为你们牧东法院能如此配合我们的工作表示感谢，原告方也为了表示感谢，愿意为牧东法院盖办公大楼表示一点心意，赞助3万元。请把你们法院的账号告诉我。”我显得诚恳、坦率。
苏院长有点意外的惊喜：“法院之间相互协助是应该的。原告真是太客气了，代我谢谢他们。”稍许又说：“那么案件办好没有？”
“还差一步，何主任有一点顾虑，他手上有三件案子，有的原告虽然已经明确不要货了，但他认为应该三个案件全部结案后，才能把剩下的货物给我们，而魏庭长联系的林肯车，本来今天一上班就看车的，但有事耽搁了。”
苏院长听完我的这番话后，随即拿起电话：“你和魏庭长现在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很快，两位庭长急匆匆地赶来了。一见到我，他们很是惊讶，那眼神似乎在问我：你怎么会在这里？
苏院长对两位庭长说：“你们两位尽快协助吴法官把案件办好了，人家来了这么多天，得抓紧。”两位庭长恭恭敬敬连声说：“是！好的！好的！”
苏院长告诉我，有什么具体操作上的事情需要协调的，均由何主任负责处理。
我领会了苏院长刚才所指，刚想离开，苏院长又对他俩说：“你们安排一个时间，我们法院要尽尽地主之谊，请吴法官她们一起吃顿饭，到时我也参加。”这使我和两位庭长有点意外。
走出院长办公室，两位庭长就迫不及待地问我：“真有你的，苏院长都要请你吃饭了。你说，到底与我们院长讲了什么！是不是告我们状了？”我笑着说：“没有呀，怎么可能告你们的状？我就表扬了你们几句。”
“不会吧！”他俩不相信，几乎异口同声。
“不信，那你们去问院长好了。”我笑着很坦然地说。
我跟着何主任来到了他的办公室，简要讲了一下事成后赞助法院3万元的事。我问他这事怎样操作。
他想了想说：“我把手上的事安排一下，我们明天上午就去执行那些货吧！只要剩一点给我的案件上就行了。”
“运输这事还需你出面协调一下。”我趁热打铁。
“还协调啥呢？院长都这样讲了，干脆下午我陪你去一趟运输公司落实一下吧！”他讲得很是认真。
我听他这么一说，内心真是热乎乎的，一种石头落地的感觉差一点又让我眼睛模糊了。我说不清是一种委屈得到了慰藉还是失而复得的喜悦。
我急忙来到门外，姑娘们还在焦急地等着我的消息。当得知明天上午可以去拿货时，她们的心情与我刚才一样，个个眼圈又红了。
下午见面，我们不得不提那事。“卞法官的朋友那里如何交代。”
魏庭长说：“这你就别操心了，有我们哥俩在呢，你们的事由我们承包了。”
他虽这么说，可我还是忐忑不安。
这时何主任接上来说：“老大都发话了，你还担心啥？要在平时，其他法院来要求协助，是派庭里最差的人应付一下，可你却不同，是派我们法院最棒、最好的人来协助你，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你还不满意？”他那故意一本正经的说话神情倒把我们逗乐了。
是的，哪有一个法院派两位庭长亲自协助的？
我也趁机笑着说道：“尽吹吧你！真是自我标榜。”
“这可不是吹啊！我俩确实是最好的。”何主任不无诙谐的说话样子引得我们又是一番好笑。
不一会儿，何主任又说：“你呀，脑子真好使，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把事情处理的这么好，我可服了你。”
魏庭长又在试着追问我到底与老大讲了什么话，是不是说他们坏话了。
“你没做坏事，我怎么说你坏话？”
“真没说？”
“难道你们不觉得我光明磊落吗？”我装着很是生气地说。
“哈！哈！哈！”大家都大笑了起来。
1996年4月12日早晨，天气晴朗，风沙阵阵。一上班，我们在何主任的带领下，向郊外的仓库走去。
科讯公司的货物是前年秋天堆放在这里的，由于公司不见踪影，仓储费已一年未交。我们要想把货物拿走，一千多元的仓储费须交一半才可以拿货。
做笔录，缴费，签字。
此刻，小赵和江涛各坐一辆卡车乐滋滋地开进了仓库大院，一路尘土飞扬。
大家各就各位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小赵、小金点数，老夏、小杨记数，而我和何主任指挥七八个搬运工装车。
何主任将所有的货物估算了一下以后，决定让我们拿走三分之二，把要留下的货物逐一定下后，其他的就可以全部装车。按照一年前被告进货时的价格，大约是50万元的货物。
堆放在露天的一筐筐、一箱箱的挂钩、分线盒、报箍、交接箱，包装已严重破损，一边装车还得一边整理。
风沙越来越大，纸屑乱飞，每抬起一箱货物上车，扬起的灰尘满天飞舞，让人难以呼吸，一张嘴满口是沙，狼狈不堪。还没几分钟，我的眼睛进了灰尘，姑娘们也与我的境况无异。
身旁的何主任，沙尘已把他的制服吹得变了颜色。我对他说：“这里灰太大，你到那边休息一会儿，这里有我呢。”
“没事，你都不怕灰，我一个大男人还怕这些？这里的风沙天气才开始呢。每年这个季节都这样。”他好像没事似的，仍然站在我身旁继续指挥。
第一车装好已是十点多钟，由江涛负责将货物直接开到运输公司卸货并看管，卸完后的空车再来此地装货。
第二车还没装一半，已到中午时分，何主任先回法院。为了抓紧时间，我们买来了一大袋面包、包子、矿泉水。
装卸工们脏兮兮的手拿着灰尘裹着的面包，狼吞虎咽。
一贯矜持的小赵今天也是入乡随俗，一屁股坐在了破旧的箱子上啃起了馒头。
姑娘们的头发像堆枯草，原本嫩白的脸蛋已是粗糙无光，点点皮屑翘在脸上和嘴上，身上的衣服早已变了颜色。我也和她们一样，别说脸上，手心都开始脱皮，坐在箱子上，喝着冰凉的水，把面包往那原本就满是灰尘的嘴里送着。
不过我们个个喜气洋洋。
吃完，一箱箱、一袋袋的货物继续往车上装着，灰尘又在一次次地欢快飞扬着。
没多久，何主任又来到现场亲自指挥。下午两点多钟，扣押的货物已经全部装完，整整四辆卡车。
我看看自己，又看看老夏她们，这时我们才觉得，白乎乎的头发，很是痒痒，特别难受。
怪不得这几天大街上，许多妇女用五颜六色的透明丝巾把头整个包在里面，然后在脖子上扎紧了，乍一看，怪吓人的，活像个蒙面大盗，现在想来，样子虽难看，抵挡风沙倒是挺实用。
大风裹着沙尘还在呼呼地吹着，我们心情愉快地离开了仓库，随车来到了汽运公司。
这时，我的胃开始隐隐作痛，而且越来越难受。
前面的两大车货物在江涛的指挥下已分类装箱，然后将这些大小箱子再装到一个大集装箱内。
何主任带着我们将货物全部装箱办好手续已是下班时分，我们个个口干舌燥，累得连话都不愿多说。
赵吉宇、江涛他们，非亲非故，看着他们疲惫的样子，心存感激。
十多天来，今天总算有了实质性的收获，而这些收获又是多么来之不易。这些扣押回去的货物，到了执行环节，就算拍卖变现只有原价的一半，那也是20多万元。
至此，科讯公司一案只待回去后判决。虽与原告起诉的一百多万元相差甚远，但已是大大超出了预期目标。
优信执行案是现在主攻的目标。
这两天，我和魏庭长已经多次与被告的负责人宋华及其代理律师联系，以车抵款大方向已定，无非是该车抵多少货款的问题。
林肯车是进口车，手续是否完备？回去是否可以过户？到底值多少钱？这是我们目前必须考虑的问题。
4月13日下午四点多钟，我们终于在牧东法院大门外看到了盼望已久的林肯300L豪车。这辆又长又宽的黑色车子，真是气度不凡，漂亮大气，车内装饰也很豪华气派，特别是一个长方形的金属纸巾盒，别致精美，金光闪闪。
我问小杨：“怎样？这车要不要？”
她兴奋地说：“当然要啦！”
“要车，是要拿钱出来的。”
我认真地审视这车。目前，车辆走私相当严重，而内蒙漫长的边境线也是走私的重点地区。这车车牌已上，从行驶证上看，还是上个月刚办的手续。要是我会开车，真想现在就去试车。
可我们几位姑娘一个也不会开车，只能围着车子傻乐一番。
会不会有假？
我与乌海车管所取得了联系。车管所告知：这车确实是上个月办理的牌照，牌号为蒙C××××。
小杨迫不及待地向厂长汇报。我一再申明，这车性能如何，值多少钱，一切由原告把握。
厂长表示，他即刻派人赶来看车论价，如果行，将由他们直接开回常州。
这下我们放心了。
现在只等原告派人前来定夺。
4月16日上午九点多钟，原告方派来验车的人到了。司机小黄与车管所教练员老林在牧东法院的大门外对林肯车进行了仔细察看，又在第三人司机的陪同下与小杨几个出去试了试车。
试车结果：车子性能很好，可以拿。
我们就在牧东法院门口矮平房的被告代理律师办公室里进行了具体协商。
狭小的办公室，原、被告及第三人等十几个人挤在一起，别说坐，就是站也没有了地方。
何主任在办公室里接待当事人，过一会就到这边来看看情况，半天中来回跑了好多趟。魏庭长就站在走道里一直在帮着做双方工作。
林肯车停在法院门外，汇票就在原告身上，汽车的价格与违约金是争议焦点。
被告认为车价要105万元，违约金和4.3万元本金原告仍应放弃。而原告认为车只能以85万元计价，违约金可以考虑放弃，但本金不能让步。第三人是欠被告84万余元，与原、被告之间到底抵多少货款无直接关系。
这是20余万的差距，按照4月4日的调解协议，如果被告在4月5日前未能支付原告货款10万元，那么，原告不放弃违约金9万元、运费5？475元及本金4.3万元，共计138？475元。当然在调解时虽然注明被告如果以车抵款，原告仍然可以放弃上述款项，但必须是一期都不能违约。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协商，被告同意车价以97万元计算，但前提是原告必须放弃138？475元。原告同意违约金与运费可以放弃，但本金部分不行，而且车价只能是93万元。
双方的距离已越来越近，原、被告双方只要再让一步，问题也就不大了。
我认真查看该车的证件。有行驶证，但没有附加费证。这倒是一个新的问题。之前，都说手续完备，证照齐全。
要是没有附加费证，回去不能过户，上路也要罚款，所以这证必须要有。
被告、第三人一再肯定地说：“今天是忘了带来，过后一定拿来。”
魏庭长也说：“都到这份上了，汽车从乌海开到了呼市，现在就在门外，还会有假？”
原告的驾驶员及教练员老林也都说：在我们常州，不交附加费是绝对不能上牌的，也就不可能有行驶证。
我没有驾照，不懂上牌的具体程序，听他俩这么一说，我放心了许多。
最后车价定为95万元，为了让原告再让2万元本金一直僵持着。
期间，小杨将这里的每一步进展随时汇报给马厂长，而厂长在千里之外一直焦急地遥控指挥。
老夏担心不要为了2万元而前功尽弃，就对原告大声说：“2万元本金就让了吧。”
“我们同意法官的意见。”被告代理律师一脸高兴地说。
老夏这么爽快一说，被告一响应，小杨本来就担心不要因小失大，也就爽快地说：“行！让就让吧，再让2万元。”
现在是被告欠原告652？000元，那么车价是95万元，这样差额是29.8万元。
汽车差价款怎样给被告？
“直接打到我账上。”宋华笑嘻嘻地说。
“可以。”小杨干脆地答应了被告。
“不行！被告把附加费证拿来了再给钱。”我不同意他们的意见。这29.8万元要是直接给了被告，万一车子有什么问题或附加费真的没交，也就没有了回旋的余地。“被告交出附加费证的同时，原告拿车交款。”我说。
小杨首先不同意，担心到手的鸭子不要飞了。被告也认为我对他们缺乏起码的信任，魏庭长更是认为我有点小题大做。
大家七嘴八舌都认为我过于刻板。
留下尾巴总有一点不放心。要是在武进法院，为了对双方负责，把款汇到法院账上一切就迎刃而解了。现在咋办？
“把款打到牧东法院账上。”我说。
“不行。不是我们牧东法院的案件，执法款是不能入我们法院账户的。既然到了这个份上，还怕啥呢？”魏庭长有些不悦。
我毅然来到了苏院长办公室。说明来意，他听完后笑着对我说：“我们法院还真没有做过这样的事，不是本院的钱是不能入账的，财务上有规定。”
“比如这是你院的一笔执行款，入账后还不是要划走吗？只不过是这笔款没有你院的案号而已，要是不麻烦就不来找您了。你院在汇出这笔款给被告时，只要说明情况不就行了吗？况且还有我们武进法院的法律文书。”
他迟疑了一下，就将魏庭长叫了上来，把这事交给魏庭长全权处理。
很快，我拿到了牧东法院的账号。
下午，原告将29.8万元林肯车差价款汇入了牧东法院的账户，被告也将林肯车及行驶证交给了原告。只要被告将附加费证给了原告，牧东法院就可以将汽车差价款给付被告。
驾驶员小黄及老林两人即刻开车出去兜风，傍晚才回到宾馆，兴奋地说：他们刚才把车开到了160公里，太过瘾了，性能很好，真想连夜开回常州。
听罢，我们的心也荡漾着，满脸笑容。
在********半个多月，今天是从未有过的开心。两个案件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解决，原告很满意。直到现在，我们总算真正松了一口气。
为了表示感谢，原告不但赞助牧东法院3万元，还送了一个大镜框，预祝新法院落成之喜。
接下来的问题是：现在就回去，还是直接去乌海调汽车档案。乌海在茫茫戈壁的中央，距呼市六百多公里。我想，既然案件办到这份上了，大家辛苦一点，还是继续去乌海。
大家一致同意我的意见，明天连续作战。
八、歌声荡漾
我和老夏两人去牧东法院，向苏院长和两位庭长道声衷心的感谢，并邀请今晚共进晚餐，明天是4月18日，我们将告别呼市去乌海。
苏院长欣然同意。
我们通知了铁路中院和西建法院的两位庭长，还有赵吉宇和江涛，感谢他们连日来给我们的帮助与支持。
傍晚时分，牧东法院的苏院长带领副院长、办公室主任等人，和我们一起来到了市郊结合处的某中队餐厅。
我和老夏及几位庭长坐在了苏院长一桌。小杨她们四位及赵吉宇、江涛等人则坐在旁边另外一桌。
大家坐定不久，苏院长就端起满满一碗酒站起，侧身朝着我说祝酒词，语速很慢且声音沉稳，说完微笑着要我干了这碗酒。
他郑重其事的举动，为难了我。喝吧！一碗五十多度的白酒空腹下去，我肯定即刻趴下。不喝吧？他可是诚心诚意，站在我身旁稳稳地端着酒碗看着我。
我知道内蒙人敬酒的重要性，我只能解释，再解释，求饶，再求饶，可他还是微笑着站在那一动不动。
“她真的不能喝酒。”老夏帮我说情。
铁路中院的商庭长也附和着，紧接着其他几位庭长也都帮我求情。
我的诚恳加上其他人的说情，苏院长终于让步了。他说：“喝是一定要喝的，我也不想让你喝醉，但要有明显表示。”大家的气氛出来了。
在众目睽睽之下，我喝了一小口。
一口白酒下去，把我呛得咳了好几声。
“好！好！”大家鼓掌喝彩。
苏院长还是不依，认为喝得太少，还必须再表示一下。
也许真要在呼市醉一回了。我硬着头皮又喝了一口。掌声再次响起。
“还是我们院长面子大，我敬你酒，你可从来没有这样喝过。”魏庭长怪怪的表情。大家都笑了起来。
我当然毫不客气地冲着魏庭长说：“你平时口口声声说是我大哥，天底下哪有你这样的哥？”
大家又大笑了起来。
苏院长突然对我开玩笑说：“你明天就别走了，留在这里，你看这里的小伙子多英俊？你呢，就留在我们法院工作，还办经济案件，怎样？”
气氛更是活跃了起来，这样的话题，在前几次与何主任他们一起吃饭时，也说过。
大家都笑开了。我也顺水推舟说：“行啊，我们本来就不想回去呢！你们这里的小伙个个仗义，要不是你们的帮忙，我们的案件能有这样的结果吗？”
大家说着、笑着、喝着，兴致来了，苏院长首先叫他牧东法院的一号歌手唱起了蒙古民歌。
歌声响起，特有的蒙古长调余音绕梁，真是名不虚传，唱得真好。
见此情景，西建法院的李庭长也唱了起来。接下来仿佛变成了赛歌会，一首接一首，气氛热烈。由于这边一桌上的人在唱，小杨他们那一桌根本没有表现的机会，江涛干脆跟着这边的歌声在桌边跳起了蒙古舞。
一首歌就是一杯酒，搞不清唱了几首歌，更不清楚喝了多少酒，苏院长鼓动别人喝，自己却没喝多少酒。何主任悄悄告诉我：苏院长平时不喝白酒，今天是高兴了，才喝了一点的，已是不容易了。
今天我注定是他们主攻的目标。他们每一个人唱歌，总免不了要敬我酒。开始我还能抿一小口，到后来我干脆求饶说头晕不行了，我还特意叫服务员泡了一杯解酒的白糖开水。
苏院长见状关心地说：“让你喝酒是为了让你高兴，让你提起兴致，实在不行就别喝了，但你能喝不喝可不行哟！”
魏庭长仗着自己的酒量，也在看我的笑话。有了院长的这句话，我开始反击了。
“刚才都是你们唱歌，你们在敬酒，现在该我来敬酒了。”
他们一致叫好，早就想听我唱歌了。他们要我唱一首歌敬一杯酒，一个一个敬。我不同意，我喜欢一个敬完了再敬其他人，敬谁是我的事，我爱敬谁就敬谁。我朝着魏庭长说：“我先敬你怎么样？”
“好哇！”他高兴地说。
“这可是你说的，大家都听好啦！接下来我唱一首你喝一杯，我不想多敬，我准备先唱五十首歌，先敬你五十杯再说吧！”
“哇！”大家兴奋地叫了起来，说我好大的口气，能唱五十首吗？
“信不信等我唱下来你们再发表意见。”说完我叫服务员打开卡拉OK。“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四本‘战地新歌’上面的歌曲，我没有几首不会唱的。”
要在别处我还真不敢这么说，因为有的歌会唱却记不住歌词，今天这里有卡拉OK，我不怕了。虽说不一定有我会唱的五十首歌，但是魏庭长他也喝不了五十杯酒呀！现在他已经喝得差不多了。
首先是“敖包相会”，而后是“十五的月亮”、“南泥湾”，我刚唱完三首歌，魏庭长就求饶了，甘拜下风。
这时候，西建法院的李庭长神气起来了，趁着酒兴，很想表现自己的歌喉。
如此好表现，确实有点喧宾夺主。苏院长示意何主任他们：“怎么，你们不会唱了？敬他酒呀！”他慢悠悠的一句话，副院长、庭长们都领会了。
何主任歌声结束，李庭长一杯酒下肚。他喝完，紧接着就又唱着回敬何主任一杯白酒。
何主任不会喝酒。就在李庭长唱歌之时，我乘机将何主任的一杯白酒换成了一杯糖开水。
唱完，何主任毫不犹豫地端起酒杯仰头就喝。他喝了一半突然停了下来，朝着我说：“不对！这不是酒，怎么可以这样呢？”他炯炯有神的眼睛瞪着我。他重新倒上白酒潇洒地一干而尽。
苏院长把他们法院的人都叫到我们一桌，并全体起立，说：“为了让你们记住内蒙是‘酒的世界、歌的海洋’，我们法院在这里的全体人员为你们唱几首歌。”
“好！好！”我们拍手叫好。
雄壮浑厚的歌声随着苏院长的手势慢慢响起，越唱越响，越唱越有气势，越唱越有激情，一首接着一首，首尾相连。
所有的人都围到了这桌，随着歌声的节奏起伏打着节拍。
歌声划破了宁静的夜晚，飘荡在夜空，那气氛、那情景真正地感染了我，也感染了在场的所有人，我激动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他们一口气连唱了近十首歌，把晚宴推向了高潮。
最后一句歌声停止，大家再次爆发出了久久的掌声，个个情绪激动，精神亢奋。此刻我真正体会到了内蒙人的好客、热情、豪爽、奔放，这种感受，以前从来没有，此刻实在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只会拍手再拍手，手都拍疼了。
已是深夜十一点了，苏院长又叫来了几位法官，他说楼上是内部舞厅，平时不对外开放，今天是特地为我们准备的，他交代何主任几句后就先回去了。
难得他们这番盛情，而且兴致正浓。我对何主任说，上去跳一曲就走，我们明天还得赶路。
舞曲响起，他们没想到，我不但会跳舞，而且跳得还不错。
他们更是兴致盎然。
已是午夜时分，虽然意犹未尽，但我还是毅然走出了舞厅。
魏庭长他们执意要送我们回宾馆。
我和老夏、何主任坐上了他的汽车，小杨他们四个人“打的”回去。喝得醉醺醺的李庭长，我已交给赵吉宇、江涛，并拜托他俩一定要把他安全送到家。
汽车在夜深人静的呼市大街上行驶着，再过几小时我们就要离开这里，也不知道哪年哪月再相会。
呼市宾馆到了。握手道别，再道别。
他们的汽车消失在茫茫黑夜中。顿时，隐隐的留恋与失落萦绕心头。
九、节外生枝
我们朝着昏暗的大院里走去。
此刻，我们六个人不约而同地走到了停在大院里的林肯车旁。驻足观望，左看看右瞧瞧，一切完好，我们都笑了。看来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晚饭前我们对保安千叮咛万嘱咐，真的很担心被告和第三人身上如果还有汽车钥匙，搞不好来个钱车两空的境地。现在看到这汽车还稳稳地停在这里，心里总算踏实了。
回到房间已是凌晨时分，还没洗刷完毕，小金来敲门，说李庭长的老婆打电话来责怪小杨，小杨哭了。
“为什么？”
“李庭长到现在还没回家，他老婆在骂小杨，跟她解释也没用，小杨几次把电话挂上，仍打来骂个不停。”小金还没讲完，小杨跑了进来，披头散发，泪流满面。她说：“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女人，真是个疯女人。”
我看着小杨，一阵心酸，她的眼睛、鼻子红肿，脸上疙疙瘩瘩，神情哀怨、憔悴，昔日的光彩荡然无存。这么一位优秀的姑娘怎么就变成了这等模样？我既心疼又自责，是我没有带好她们，让她如此痛苦委屈。
“叮铃铃……叮铃铃……”突然，我房间里的电话铃声也响了起来，半夜三更让人觉得格外心惊肉跳。
“肯定是她打来的。”小杨气愤地说。
我拿起了话筒，果然是她。吼叫的声音震得我耳朵有点受不了。我几次想打断她，听我解释，她还是喋喋不休。这时，我也提高了声音说：“你不听我解释，挂电话了。”
这下，她终于停顿了一下。
我告诉李夫人：“今晚，我们是与李庭长一起吃晚饭了，他已经在回家的路上，马上就到家。他这么晚回家，我很抱歉，但这事不能怪小杨，今天是我们一起与李庭长吃的晚饭。
“吴法官，你不知道，第一次吃晚饭，她就朝我家老李投飞眼，还说什么‘相见恨晚、一见如故’的……”
真是神经过敏，一时谁也劝不信她。只要我挂上电话她就再打来继续大叫大喊指责着小杨。
电话里终于听到了李庭长到家的声音，紧接着是吵闹声，抢话筒的扭动声，终于传来了“嘟！嘟！”的声音。
闹剧终于收场了。这么一搅和，大家都没有了睡意，愤愤不平。
小杨感到特别委屈，眼泪哗哗地流，越劝越伤心。
看到小杨如此委屈的样子，再看看老夏和小金，感冒的、胃痛的、出血的，加上我们特有的生理原因，人都瘦了，我们都变了模样，个个疲惫不堪。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们四位姑娘再留在内蒙继续去乌海，恐怕不行，我们应该回去调节一下身心。我们都已为人妻、为人母，也该回去尽一点妻子和母亲的责任，幼小的孩子每天都盼着妈妈早点回家。
我们决定立刻回家，不再停留，天亮就去买票，中午的火车还赶得上。
第二天，赵吉宇陪着小黄司机去火车站买票。窗口的卧铺票早已售罄。九点多钟，他们好不容易托人找关系买到了三张硬卧车票。
我立刻通知了内蒙的同行。
小杨随林肯车返回常州。她有手机，万一路上遇到什么情况可以与厂里联系，她毕竟是厂办主任，遇事她可以做主处理。
十点多钟，四位庭长都匆匆赶来。我一见到李庭长，一种莫名的火直往上冒，我不客气地说：“你的妻子真伟大，小杨哭了整整一夜。”
他要送我们去车站，被我拒绝了。
我们坐上魏庭长的车向车站进发，原告的林肯车尾随其后。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已经来不及吃午饭，就在火车站的商店里买了一些面包。
在车站广场上，我们与小杨、司机小黄及教练员老林道别，并一再提醒他们路上小心，特别提醒小杨一定要把武进法院对林肯车的执行裁定书放好，以备路上之用。
哭了一夜的小杨还要坐几天的汽车才能到常州，真是苦了她。我看着林肯车慢慢离开了车站广场，真有一种说不清的滋味在心头。我想，回吧！快回吧！回家去……
何主任和魏庭长把我们送到候车室。我对魏庭长说：“附加费证被告还没有拿来，划到你们牧东法院账上的29.8万元，还请你搁一搁，等到把附加费证和汽车档案给了我们，你再划给被告。”
他很爽快地说：“没问题，附加费证我给你寄过去，你们就放心吧！你回去后，别忘了把我在你们那里的执行案子也看一看。”
“行！一定办。”我答道。
大家握手道别。突然，何主任买了一大包奶茶粉挤过人群匆匆跑来，“甜的、咸的，”他说，“内蒙的奶茶让家人也尝尝。”
他的真诚，让人感动。再次挥手道别。
商庭长更是凭着他的特殊身份，一直把我们送上了火车，将我们的行李放好后才匆匆下了车。
当火车徐徐开动后，看见他还在站台上，向我们缓缓地挥着手。
火车离开呼市，越走越远，我的心也静了下来，该交代的交代了，该做的也都做了，接下来是控制不住的倦意。小金一夜未眠早躺在铺上睡着了。我和老夏啃了几口面包后，也很舒服地头枕着卷宗躺在铺上，我们的身体随着列车的节奏在铺上晃动着，慢慢地进入了梦乡。
一路上，三十多个小时，我们几乎一直是躺在铺上，在内蒙十八天，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休息过，我们真的太累了。
20日凌晨，我们终于踏上了家乡的土地，从常州车站出来，接小金的车早已在车站等候，而我和老夏各自打的回家。
丈夫被我吵醒了。我一进门，他的第一句话就告诉我：“林肯车出事了，被扣在了山东，厂长、庭长已经打来几次电话了。”
原来，昨天下午汽车就被扣了，丁庭长已出面与山东联系多次，证明这辆林肯车是被法院执行的车辆，附加费证等手续正在调取中。可山东方面认为，没有附加费证就不能上路，既然上路了，就得扣车，就得罚款，法院的裁定没用！
无奈之下，原告只能连夜派人把3万多元的罚款送到山东后，山东方面才将车放行。
如此情况，我不敢片刻停留，赶忙给魏庭长打电话通报情况，并一再强调29.8万元的汽车款绝对不能给被告。由于附加费证，又使原告多付了3万多元。要是林肯车真没有交附加费，那么，在常州百万元的车子，要交十六七万元的附加费，这不是一笔小数目。
“钱已经划给被告了。”魏庭长平静地说。
“什么？什么时候？”我惊讶。
“就在你们走的当天下午。”
怎么可能？临上车时还答应得好好的，说一定将附加费证和汽车档案交给我们后再划款给被告。他是怎么了？
真是给我当头一棒，实在无法接受这个事实，费尽口舌要从牧东法院账上走，前功尽弃。
一种出自对魏庭长言行不一的抱怨堵在胸口。
“没事，你放心，这附加费证我会帮你办妥的。”他还是轻描淡写，满不在乎。
还放心！我怎能放心得下？
在过后的几天中，我与乌海交通部门取得了联系，在他们的查实下得知，林肯车的附加费确实没有交。
最担心的事情终究还是发生了。
同一个中国，同一辆车，在江苏、山东不交附加费就不能上牌，而在内蒙就能上；这林肯车在常州交附加费至少要十六七万元，而在乌海却只要交4万元，南北的差异居然如此之大。
紧接着是原告厂长一次次不满的声音，我无言以对，无法解释，也解释不清。电话里一次次的吼叫声震耳欲聋：“为何要把林肯车开回来？”“为何不放在牧东法院？”
原告厂长当初那满意、感激的声音已找不到一丝余音，拿到汽车钥匙的当天就要将车开回来的激动已没了踪影。当他知道了牧东法院的警车都放在马路边时，他又说：“应该在内蒙租一间房子停放林肯车。”
面对这样的原告，我无话可说，难道我不想把案件办好吗？现在全国法院还没有形成一种将外地法院扣押的物品代为保管的机制。尚且不说租房费由谁承担，又有谁来看管这汽车？是法官还是原告？
我苦一点累一点都不怕，一种不被人理解的委屈实在无法宣泄。
魏庭长在常州的执行案件，在我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在一星期内将执行的货物顺利托运到了呼市，案件全部执行完毕。
科讯公司一案，审理期间公告送达，判决书于1996年8月16日生效。
1996年9月8日，我带上书记员小蒋与原告厂小张第二次来到了呼市。
何主任见到我时不无懊恼地说：“我的原告都不要那些货，早知这样，把货全部给你，也许原告厂长就不会这样迁怒于你了。”我的眼泪差点流了出来。
赵吉宇再次见到我时，他的热情一如既往，得意地告诉我们：谈爱国刚搞回了一批洋酒，而且打听到了具体藏酒的地方。
要在以往，这样的信息，我当然不会放过。现在我犹豫了。向院领导汇报，领导指示：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不要执行。
前车之鉴使我已经没有了上次的胆量与勇气，酒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我不敢断然行事。虽然这不是我的一贯作风，但只能如此。
林肯车的附加费，经过十多天的努力，在魏庭长等人的协助下，从被告优信公司执行到了4万元，并到乌海调取了车档案。
法院服务大中型企业就是服务经济，就是支持改革开放。当初院长同意原告缓缴的诉讼费，在案件结案后，法院几波人员几番口舌催要，原告还是缓缴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