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方便起见，以上四种人物不妨归纳为作者所批判的，和他所表扬的两大类。前一类人物中写得成功的是马多寿夫妇，马有余夫妇，袁天成夫妇，王小聚，袁丁未等，而以马有翼为最出色。一个天性懦弱，立场不坚定，没有斗争精神，沾染旧习气的知识青年，最后为了失恋才闹“革命”，走出顽固落后的家庭，投入积极分子的队伍：他从灰暗逐渐转向光明的过程写得非常细致，自然，因而前后的发展很完整。马多寿的刻画就没有这样圆满了；它后半不及前半，令人有草草终场之感。老二（马有福）捐献土地的家信，对糊涂涂应当是个很大的打击；老夫妻俩为“刀把上”那块地始终做着“顽强的斗争”，到了被老二扯腿，前功尽弃的关头，即使不再挣扎，总该有几声绝望的呻吟吧？可是作者只让铁算盘对他母亲说话中间（“妈！老二来了信！又出下大事了！”）透露了一些消息，而绝对没有描写这个富农精神上的震动。固然，马多寿是个精明家伙，他最后的不坚持留在社外，一则因为大势已去，二则入社的利益比不入社多；固然，他接到老二来信以后也曾“和有余商量了一个下午，结果他们打算等社里打发人来说的时候，再让有余他妈出面拒绝”；但这些都不足以成为马多寿失却土地的一刹那不感到紧张的理由，更不足以成为不描写这个紧张心情的理由。即使马多寿是个老谋深算，见风扯篷，不动声色的人，但要说他心里毫无波动究竟是不大可能的。
范登高占的篇幅不少，足见作者对他的重视；事实上这个人物却好像只有身体，没有头脚。在当地开辟工作的老干部，村子里第一任的党支书，现任的村长，竟会留在互助组，不参加合作社，还做小买卖，走富农路线：那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致的。我们对这段历史知道得太少了。开头只晓得他土改时多分了土地，得了个“翻得高”的外号。后来张乐意在党内批评他，翻了翻他的老账，举出了几桩事实；但在全书已经到了三分之二的阶段才追述他蜕变的过程，而且还不甚详细，给人的印象势必是很淡薄的。范登高的变质，据我们推想，可能有好几个原因：一个是小生产者的劣根性，一个是他的个性，一个是受的党的教育不够，也就是当地的党组织不强。作者提到他“为什么要写《三里湾》”（见《〈三里湾〉创作前后》第一段。——原注）的时候，曾经说：“一到战争结束了，便产生革命已经成功的思想。”可惜作者没有把他的理性认识在艺术实践中表达出来。假定这个背景能和范登高联系在一起，范登高立刻可以成为更突出、更有血肉的典型。他在党内做了两次检讨；第三次当着群众检讨，态度又不老实，又受了县委批评，他“在马虎不得的情况下，表示以后愿意继续检查自己的思想”。以后检查了没有呢？作者没有告诉我们；只说他当天（就是九月十日开群众大会的那一天）晚上连人带骡子入了社。看到范登高事件这样结束，我们不禁怀疑：他的入社究竟只是无可奈何的低头呢，还是真心悔改的表现？一个变质的党员不经过剧烈的思想斗争，可能在半天之内彻底觉悟，丢掉他背了多年的包袱吗？对于早先的蜕化和最后的回头，作者没有一个明确的交代，范登高的形象便显得残缺不全了。
书中的进步分子，和落后分子一样是次要角色比较成功。满喜那股“一阵风”的劲头，为了争是非“可以不收秋不过年”的脾气，他的风趣，他的旺盛的生命力，写得都很传神。秦小凤与玉梅，理性与感情很平衡，见事敏捷，有决断，有作为，不愧为新生力量；玉梅尤其在刚强中带着妩媚，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灵芝的性格略嫌软弱，不完全能担负作者给她的使命。她发誓要治父亲的思想病，但只在范登高被支部大会整了一顿以后才劝过一阵是不够的。玉生的造像还可以加强些；书中用的多半是侧面手法，笔触太轻飘，色调太柔和，跟他应有的地位不大相称。但他到底是有个性的，会跟小俊离婚。
金生照理是跟范、马、袁等落后分子做斗争的领导，在实际行动中却是作用不大。虽然出场的机会极多，但始终像个陪客。在公开的场合也罢，跟私人接触也罢，在内部开会也罢，讨论扩社开渠也罢，批判范登高也罢，金生都不大有领导的气魄。便是要表现集体领导，金生的分量也不能太轻；因为集体领导并不等于没有中心人物，而张乐意、魏占奎等骨干分子的形象也得相当加强才说得上。“耐心”和“作风细致”两个优点，在金生身上有点近于息事宁人的“和事佬”作风。最显著的是他在马家入社以后，劝玉梅与有翼不要再向马多寿闹分家。作者的解释是他一时“顾不上详细考虑……当秦小凤一提出来，他觉着是不分对，可是和玉梅辩论了一番之后，又觉得是分开对了”。我认为问题不是来不及详细考虑，也不是金生头脑迟钝，而是由于他的本性带点儿婆婆妈妈，看事情偏重于团结而不大问实际的效果。我绝不说党员只应该有理智；相反，人情味正是党员最优秀的品质之一；但领导一个比较进步的农村的党支书，总不能像金生那样的带点姑息的作风。范登高的小买卖已经做了一年之久，金生从来没有正面批评他，帮助他，更证明金生的软弱。
因为被批判和被表扬的主要角色不是发展不完全，便是刻画得不够有力，所以先进与落后的对比不够分明，矛盾不够尖锐，解决得太容易。矛盾的尖锐不一定要靠重大的事故：落后的农民不一定都勾结反革命分子做穷凶极恶的破坏，先进分子也不一定要出生入死，在险恶的波涛中打过滚而后胜利。平凡的事只要有深度，就不平凡。三里湾是老解放区，有十多年的斗争史《三里湾》第一面末了，说到汉奸地主刘老五在一九四二年就被枪毙了。落后农民的表现不像旁的地方那样见之于暴烈的行动：那也是一个典型环境。唯其上中农与富农发展资本主义的倾向不表面化，像慢性病一样潜伏在人的心里，所以更需要深入细致地挖掘。暴露了这种内心的戏剧（例如，范登高被整以后的思想情况，糊涂涂接到老二来信以后的苦闷），自然能显出深刻的矛盾，批判也可以更彻底；而落后与先进两个因素的斗争，尽管没有剧烈的行动，本质上就不会不剧烈。唯有经过这种剧烈艰苦的斗争，才有辉煌的、激动人心、影响深远的胜利。何况矛盾的尖锐与否也是从大处衡量一部作品的艺术尺度呢！作者绝非体会不到这些，他在无数细小的场合都暗示了两种力量的冲突。不幸他似乎太顾到农民读者的口味，太着重于小故事的组织、交错、安排，来不及把“冲突”的主题在大关键上尽量发挥，使主要人物不能与次要人物保持适当的比重，作品的思想性不能与艺术性完全平衡。他不是主观在在思想与艺术之间有所轻重，而是没有把两者掌握得一样好。因为在大关节上注意力松了一些，上文所列举的许多高明的艺术手腕，在某程度之内反倒成为作者的一个负担。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情节，也许把他犀利的目光掩蔽了一部分。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篇幅限得太小了，容纳了那么多的素材，再没有让主流充分发展的余地。
可是人物的塑造有了缺陷，主题的表现不够显著，《三里湾》又怎么能成为一部杰出的小说，为读者大众喜爱呢？本文前半段的评价是不是过高了呢？我的解答是这样：除了人物比例所引起的结构问题以外，本书的艺术价值之高是绝对可以肯定的。除了几个大关节表现薄弱之外，本书的思想性还是很充沛的。作者处理每个插曲的时候，从来没有放过暗示主题的机会。花团锦簇的故事，无一不是用敏锐的观察与审慎的选择，凭着长期的体验与思考，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典型。就是这点反公式化、反概念化、同时也反自然主义的成绩，加上作者对农民深刻的了解与浓厚的感情（作者自己就是农民出身），发出一股强烈的温暖气息，生活的气息，大大地补偿了《三里湾》的缺点。而且某些形象的笔触软弱，也并不等于完全失败。说明白些，《三里湾》的优点远过于缺点，所谓“瑕不掩瑜”；何况那些优点是有目共赏的，它的缺点却不是每个人都能清清楚楚地感觉到的。
有人说《三里湾》中的恋爱故事“缺乏爱情”，我认为这多半由于人物缺乏外形描写；同时或许是作者故意不从一般的角度来描写爱情，也多少犯了些矫枉过正的毛病。但基本上还是写得很成功的。情节的安排不落俗套，又有曲折，又很自然。真正关心恋爱的只有灵芝、有翼与玉梅；玉生、小俊、满喜三人的结局都不是主动争取的，甚至是出乎他们意料的。前半段写灵芝、玉梅与有翼之间的三角关系非常微妙。中国人谈恋爱本来比较含蓄，温婉；新时代的农村青年对爱情更有一种朴素与健全的看法。康濯同志写的那篇《春种秋收》也表现了这种蕴藉的诗意。灵芝选择对象偏重文化水平，反映出目前农村青年中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灵芝的觉悟对他们是个很好的教训。
附带提一笔：赵树理同志还是一个描写儿童的能手。他的《刘二和与王继圣》这是赵树理同志写的一个短篇，以及在《三里湾》中略一露面的大胜、十成和玲玲三个孩子，都是最优美最动人的儿童画像。
总而言之，以作者的聪明、才力、感情、政治认识、艺术修养而论，只要把纲领性的关键再抓紧一些，多注意些大的项目，多从山顶上高瞻远瞩；只要在作品完成以后多搁几个月，再拿出来审阅一遍，琢磨一番，他一定有更高的成就，一定能创造出更完美的艺术品为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三里湾》虽还有些美中不足的地方可以让我们吹毛求疵，但仍不失为近年来的创作界一个极大的收获，一部反映现阶段农村的极优秀的作品。明朗轻快的气氛正是全国农村中的基本情调。作者怀着满腔热爱，用朴素的文体和富有活力的语言，歌颂了我国农民的高贵品质：勤劳，耐苦，朴实；还有他们的政治觉悟，伟大的时代感应他们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书中有的是欢乐的气象，美丽的风光，不伤忠厚的戏谑，使读者于低回叹赏之余，还被他们纯朴温厚的心灵所感动而爱上了他们。
一九五六年五月三十日。
菲列伯·苏卜《夏洛外传》译者序
“夏洛是谁？”恐怕国内所有爱看电影的人中没有几个能回答。
大家都知有卓别林而不知有夏洛，可是没有夏洛（Chalot），也就没有卓别林了。
大家都知卓别林令我们笑，不知卓别林更使我们哭。大家都知卓别林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电影明星之一，而不知他是现代最大艺术家之一。这是中国凡事认不清糟粕与精华（尤其是关于外国的）的通病。
“夏洛是谁？”是卓别林全部电影作品中的主人翁，是卓别林幻想出来的人物，是卓别林自身的影子，是你，是我，是他，是一切弱者的影子。
夏洛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浪人。在他漂泊的生涯中，除受尽了千古不变的人世的痛苦，如讥嘲，嫉妒，轻薄，侮辱等以外，更备尝了这资本主义时代所尤其显著的阶级的苦恼。他一生只是在当兵，当水手，当扫垃圾的，当旅馆侍者，那些“下贱”的职业中轮回。
夏洛是一个现世所仅有的天真未凿，童心犹在的真人。他对于世间的冷嘲，热骂，侮辱，非但是不理，简直是不懂。他彻头彻尾地不了解人类倾轧凌轹的作用，所以他吃了亏也只知拖着笨重的破靴逃；他不识虚荣，故不知所谓胜利的骄傲：其不知抵抗者亦以此。
这微贱的流浪者，见了人——不分阶级地脱帽行礼，他懂得唯有这样才能免受白眼与恶打。
人们虽然待他不好，但夏洛并不憎恨他们，因为他不懂憎恨。他只知爱。
是的，他只知爱：他爱自然，爱动物，爱儿童，爱漂流，爱人类，只要不打他的人他都爱，打过了他的人他还是一样地爱。
因此，夏洛在美洲，在欧洲，在世界上到处博得普遍的同情，一切弱者都认他为唯一的知己与安慰者。
他是憨，傻，蠢，真——其实这都是真的代名词——因此他一生做了不少又憨又傻又蠢而又真的事！
他饿了，饥饿是他的同伴，他要吃，为了吃不知他挨了几顿恶打。
他饿极的时候，也想发财，如一般的人一样。
也如一般的人一样，他爱女人，因此做下了不少在绅士们认为不雅观的笑话。
他漂泊的生涯中，并非没有遇到有饭吃，有钱使，有女人爱的日子，但他终于舍弃一切，回头去找寻贫穷，饥饿，漂泊。他割弃不了它们。
他是一个孤独者。
夏洛脱一脱帽，做一个告别的姿势，反背着手踏着八字式的步子又往不可知的世界里去了。
他永远在探险。他在举动上，精神上，都没有一刻儿的停滞。
夏洛又是一个大理想家，一直在做梦。
“夏洛是谁？”
夏洛是现代的邓几
脱（Don Quichotte）。
夏洛是世间最微贱的生物，最高贵的英雄。
夏洛是卓别林造出来的，故夏洛的微贱就是卓别林的微贱，夏洛的伟大也就是卓别林的伟大。
夏洛一生的事迹已经由法国文人兼新闻记者菲列伯·苏卜（Philippe Souppault），以小说的体裁，童话的情趣，写了一部外传，列入巴黎北龙书店（Librairie Plon， Paris）的“幻想人物列传”之三。
去年二月二十二日巴黎“Intransigeant夜报”载着卓别林关于夏洛的一段谈话：
“啊，夏洛！我发狂般爱他。他是我毕生的知己，是我悲哀苦闷的时间中的朋友。一九一九年我上船到美国去的时候，确信在电影事业中是没有发财的机会的；然而夏洛不断地勉励我，而且为我挣了不少财产。我把这可怜的小流浪人，这怯弱，不安，挨饿的生物诞生到世上来的时候，原想由他造成一部悲怆的哲学（philosophie pathetique），造成一个讽刺的，幽默的人物。手杖代表尊严，胡须表示骄傲，而一对破靴是象征世间沉重的烦恼！
“这个人物在我的心中生存着，有时他离我很近，和我在一起，有时却似乎走远了些。”
夏洛在《城市之光》里演了那幕无声的恋爱剧后，又不知在追求些什么新的aventure了。但有一点我敢断言的，就是夏洛的 aventure是有限的，而他的生命却是无穷的。他不独为现代人类之友，且亦为未来的，永久的人类之友，既然人间的痛苦是无穷无尽的。
罗素《幸福之路》译者弁言
人尽皆知戏剧是综合的艺术；但人生之为综合的艺术，似乎还没被人充分认识，且其综合意义的更完满更广大，尤其不曾获得深刻的体验。在戏剧舞台上，演员得扮演种种角色，追求演技上的成功，经历悲欢离合的情绪。但在人生舞台上，我们得扮演更多种的角色，追求更多方面的成功，遇到的局势也更光怪陆离，出人意外。即使在长途的跋涉奔波，忧患遍尝之后，也不一定能尝到甘美的果实——这果实我们称之为人生艺术的结晶品，称之为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