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生于书香门第，父亲李格非精通经史，长于散文，母亲王氏也知书能文。在家庭的熏陶下，她小小年纪便文采出众。李清照对诗、词、散文、书法、绘画、音乐，无不通晓，而以词的成就为最高。她的词委婉、清新，感情真挚。
李清照从小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学术空气与文学艺术空气都十分浓厚的家庭环境里。她所受到的教育并不是普通女子所能相比的，在这个文学气氛十分浓厚的家庭里，年轻的时候不但诵读经史子集，诗词歌赋；而且笔记小说、轶事遗闻，亦无不浏览。
李格非夫妇的思想比较通达，并没有女子无才便是德之类的迂腐之见。
因此，李清照在父母的带领下，踏进了广阔的知识领域，从丰富的历史和文学资料中吸取营养。从她的作品和文艺思想来看，她的确从父母、尤其是父亲那里有所继承。
她的词作能够揭示内心的奥秘，她的诗篇能够涉及时政，而她的散文又是那样叙事精当，富于感情色彩。
在各种文体里，无论写景、抒情、状物、叙事，都留有父亲的流风遗韵。
所以，李清照所处的家庭教育是相当优越的。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李清照，从心灵到身体都得到了健康的、正常的发展。她那渊博的历史知识，卓异的文学禀赋，豪爽坚强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父母的熏陶。
另外，李清照还有一个宽松自由的家庭环境。李清照有《如梦令》词，描述自己少女时代的生活，是最好的文献资料。词云：“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这里的“溪亭”“藕花”“鸥鹭”都是泛指，是李清照某次出游时的所见所闻。这首词记载了李清照自在浪漫的闺中少女生活。词写自己由于醉酒贪玩而高兴忘归，最后误入藕花深处。由于不期而来的划船赶路少女，却把已经栖息下来的“一滩鸥鹭”吓得四下飞起。小词的笔调极其轻松、欢快、活跃，语言朴素、自然、流畅。
令人诧异的是一位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家闺秀，居然可以外出尽兴游玩到天色昏黑，而且喝得酩酊大醉，以致“不知归路”“误入藕花深处”。迷路之后，没有迷途的惊慌，没有归家唯恐父母责怪的惧怕，反而又兴致勃勃地发现了“鸥鹭”惊起后的另一幅色彩鲜明、生机昂然的画面，欢乐的气氛洋溢始终。这样自由放纵的生活对少女李清照来说显然并不陌生，也是充分地获得父母家长许可的。这首词显示出少女李清照的任性、真率、大胆和对自然风光的喜爱，这样的作为及个性与李格非自由的家教、家庭环境的宽松密切相关。
李清照生活在一个宽松开明的家庭环境之中，天真少女之身心都得到相对自由的发展，率真的心灵较少受到扭曲。这与其父李格非的学术渊源有关。李格非置身于苏门这样一个相对自由通脱的学术环境之中，思想意识与行为方式深受影响。表现于家庭管理与子女教育方面，李格非并不轻视或束缚女性，任随李清照自由发展身心，李格非为李清照的成长提供了一个宽松的家庭环境。
陆游教子耕读为本
陆游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是南宋杰出的爱国诗人，他的诗作流传于今的有9000余首，是古代作品流传于今最多的诗人之一。宋高宗绍兴年间（1131~1162），陆游参加礼部考试，考取第一名。秦桧的孙子同科考试，考为第二。
因此，陆游遭到秦桧的排斥。后宋孝宗即位，他才时来运转，赐进士出身，官至宝章阁待制，晚年隐居家乡。
陆游有6个儿子1个女儿，在教育上，他可谓是个慈父和良师。陆游一生是在激烈的民族斗争中度过的。
面对金兵的南下，宋朝的山河为金人所占有，他心急如焚，并对朝中以秦桧为代表的投降派恨之入骨。为此，他十分重视对子女做人和爱国方面的教育。作为慈父，他告诫儿子们说：
但愿你们长大成人之后，乡亲们称赞你们是有道德的人。即使做一个老百姓，与那些高官显爵相比，也是无愧的。作为孩子的良师，他要求孩子们时常检查自己，有错必改；看到别人有好的行为，要主动自觉地学习。
有一次，陆游的二儿子陆子龙要到吉州去任地方官，他特意写了一首长达52句的诗来为儿子送行。诗中说：“汝为吉州吏，但饮吉州水；一钱亦分明，认能肆馋毁！”就是要求儿子要清清白白地做官，做一个为民众欢迎的清官。他还告诫儿子说，在吉州有我的一些朋友，他们不但有学问，而且品德也好。你到那里后，可以去拜访他们，但不要向他们提出什么要求，可以同他们相互勉励。
陆游十分注意教育子女要勤学并学以致用。他经常对子女说：古人做学问是很努力的，往往是年轻时候开始努力，到了老年才取得成功。他对儿子说：“现在我已老了，可你们正是读书的好时机，要刻苦攻读，莫失良机，希望你们一定牢记我的劝告”。
他还说，读书做学问，最要紧的是学以致用，身体力行。他不仅要求自己“善言座铭要躬行”，更告诫子孙“学贵身行道”“字字微言要力行”。
这里所说的力行，就是要学习古人的高风亮节，不媚权贵，不干利禄，不污大节，廉洁自守，处处谨慎，时刻想着报效祖国。
陆游经常告诫儿子们说：“我家本是农家，再能为农，这是上策；杜门谢客，不应举，不求仕，这是中策；安于小官，不慕荣达，这是下策。”
他认为治家以耕读为本，无论子孙们的才分如何，都要让他们读书，不去做官而去务农，没有什么值得遗憾的。
陆游在临去世前还谆谆告诫儿子们对子孙后代要严加约束，“要求做到宽厚恭俭，不要与那些华而不实的人结交在一起。”针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厚葬习俗，他反复对儿子们交待：
厚葬没有任何益处，古今有见识的人对此都说得很详细了。至于用什么棺柩，亦当量力而行，不要为舆论所动摇。棺柩埋在地下，好与不好没有什么两样！又说，近世出丧时，大肆铺张浪费，有作香亭、寓人、寓马之类，兴师动众，所有这一切都应摒弃。墓上石人、石虎一类的设置，也一律不要。如果想作个标记，立一、二个石柱也就可以了。
然而，令陆游遗憾的是：他一生所向往的中原收复、国家的统一还未能实现。临终前，他把几个儿子都叫到自己床前，捧过纸笔，写下了最后的诗作《示儿》，作为遗言交给了孩子：
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这是陆游的遗嘱，但这并不只是要儿子不忘将祖国统一的大好消息告诉他，而是要儿子把统一祖国的大业铭记在心。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儿子教育的用心是可想而知的。
朱松教子有方造就朱熹
朱熹是我国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代大思想家和大教育家。他的学术思想集宋代理学之大成，为宋元明清诸朝所推崇，对我国宋以后的文化、学术、思想、教育等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朱熹之所以取得如此崇高的学术思想地位，是由于他有超人的学术成就。而超人的学术成就的取得，除了个人的天赋和努力之外，这与他从小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分不开的。
朱熹的祖辈世代为朝廷命官，其家为世人公认的以儒名家的书香门第。
朱熹出生时，家势已渐没落，父亲失官居家，在家以教书为业，所以他在父亲的教导下接受严格而系统的文化和道德训练。父亲朱松是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颢、程颐再传弟子罗从彦的学生，他不仅用儒家经典教导朱熹，而且常对朱熹讲授古今成败兴亡的历史，教育和培养他关心民族社稷的兴亡，树立抗金必胜的思想和信念。
朱熹5岁的时候开始读《孝经》，9岁时开始学习圣贤之学，读《孟子》一书，lO岁时就读了《大学》《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
朱熹14岁的时候，父亲朱松病逝，临终前遗嘱他去拜胡原仲、刘致中、刘彦冲为师。这三人是他父亲的好友，都对二程的理学有相当深的造诣。后来，朱熹在他们三人的精心指导下，学业长进很快，四年之后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举人，次年入京会试，很轻松地摘取了进士桂冠，时年仅19岁。由此，这位年轻有为的学子就登上仕途，做过地方官，也做过为期不长的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为皇帝进讲《大学》。
朱熹在漫长的仕宦生涯中，以远大的政治抱负和卓越的治政才能，服务于地方政治，极力主张朝廷改革弊政，富国强兵，以抗击金政权的入侵，统一中国。他为国计民生，屡屡奋不顾身上书朝廷，批评时政弊端，劝谏皇帝加强道德修养，以致时常遭到朝中权贵的排挤和打击。尽管他在仕途上很不得志，但他几十年如一日，大力兴办州县学校、书院，广育天下英才，培养了数以千计的德才兼备的国家官吏和学术人才。
朱熹以极大的热情和毅力从事学术思想研究，编著了大量书籍，对古代以前的儒学做了系统的整理和总结，著述的文章共100卷，讲学记录共80卷，此外有别录10卷。他所涉猎的知识范围之广，所著述的数量之多，所阐发的思想之丰，在历代的学者中是罕见的。
朱熹在从政、教学、著述的繁忙一生中，十分注意他的家庭教育，不仅写有大量的教育子女的书信，而且他系统地提出了关于家庭教育的理论，亲手编写了用于仕宦之家家教的《小学书》《启蒙》等著作。他的家庭教育理论十分丰富，有关德、智、体等方面都无不涉及，对后世影响极大。
文仪卖农买书教育文天祥
文天祥是我国南宋后期杰出的民族英雄军事家、爱国诗人和政治家，初名云孙，字天祥。选中贡士后，换以天祥为名，改字履善。南宋宝祐四年（1256）中状元后再改字宋瑞，后因住过文山，而号文山，又有号浮休道人。
文天祥的父亲文仪学识渊博，名闻乡里，但他不喜欢做官，只愿意在家乡以教书为乐。在文天祥、文壁兄弟二人懂事时，文仪就开始认真地教两个孩子读书、写字。文仪很疼爱这两个孩子，但对他们的学习却从不因此而放松要求。
一次，兄弟俩没有完成父亲交代的背诵任务，被父亲毫不客气地惩罚了一顿，兄弟俩吓得再也不敢怠慢，一旦父亲安排写字和背诵的诗词，他们就认认真真地完成。
为了扩大孩子的知识面，文仪请私塾的名师到家里给儿子授课。后来由于家庭经济拮据，请不起名师，文仪便亲自教孩子。白天授课，晚上闲暇时间，文仪还要求孩子背诵，并且达到能理解课文的程度。为了提高孩子对课文的领悟能力，文仪不厌其烦，遇到孩子不懂的地方，就一遍遍地仔细耐心讲解，直到孩子理解、领悟为止。在教孩子读书写字的同时，他要求孩子把课文中的重点、难点、格言、警句都一一抄写下来贴在书斋的墙壁上，以便每天都能看到。
几年时间，文仪家里收藏的书几乎都被文天祥读遍了。文仪拿出家中不多的钱去买书给孩子读；没钱的时候，文仪就去典当自己的衣服换钱给孩子买书读。文仪教孩子读书在当地传为佳话。每当人们听到文家书声朗朗时，人们知道，孩子们又在读书了。
19岁时，文天祥获庐陵乡校考第一名，第二年宝祐四年（1256）入吉州（今江西吉安）白鹭洲书院读书，同年中选吉州贡士，并随父前往南宋首都临安应试。在殿试中，他作“御试策”切中时弊，提出改革方案，表述政治抱负，宋理宗亲拔为第一，也成为权相贾似道门生，考官王应麟奏日：“是卷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臣敢为得人贺”。
宋恭帝德韦占元年（1275）正月，因元军大举进攻，宋军的长江防线全线崩溃，朝廷下诏让各地组织兵马勤王。文天祥立即捐献家资充当军费，招募当地豪杰，起兵勤王，以“正义在我，谋无不立；人多势众，自能成功”的口号，组织义军三万，开赴临安。宋朝廷委任文天祥知平江府，命令他发兵援救常州，旋即又命令他驰援独松关。由于元军攻势猛烈，江西义军虽英勇作战，然最终因为孤立无援，抗争失败，到最后仅剩下6人。
后来文天祥组织抗元义军，坚持斗争。祥兴元年（1278）冬，元军大举来攻，文天祥在率部向海丰撤退的途中遭到元将张弘范的攻击，在五坡岭兵败，文天祥吞下随身携带的冰片企图自杀，未死，但却昏迷过去，在昏迷当中，文天祥被俘。
文天祥以忠烈名传后世，受俘期间，元世祖以高官厚禄劝降，文天祥宁死不屈，从容赴义，生平事迹被后世称许，与陆秀夫、张世杰被称为“宋末三杰”。1283年1月9日，文天祥在北京菜市口慷慨就义，年仅47岁。他晚年的诗词，风格慷慨激昂，苍凉悲壮，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反映了他坚贞的民族气节和顽强的战斗精神。文天祥在狱中写作大量诗词，《过零丁洋》《正气歌》等作品已成为千古绝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文天祥一片丹心为百姓，在民族危急关头，宁死不屈，谱写了一曲中华正义歌，受到后人的敬仰。文天祥作为封建士大夫之所以有很深的同情百姓、热爱国家的思想，是与他幼年时期父亲对他的影响分不开的。
铁木真母亲教子团结
南宋和金朝并列的时期，有一个叫铁木真的人统一了我国北方的草原，后来他被尊称为“成吉思汗”，他是当时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在40多年时间里连续发动一系列南征和西征的战争，建立起庞大的蒙古帝国，将东方和西方连为一体，置于一个国家的统治之下，这是世界亘古未有的事情。铁木真能有这样的成就和母亲的教育有很大的关系。
铁木真的父亲是一个部落的首领，在一次部落纷争中被人杀害了。铁木真的母亲诃额仑只好带着几个年幼的孩子，流浪在大草原上，忍饥挨饿，备受煎熬，只能把生活的希望寄托在儿子铁木真身上。
铁木真的母亲为了教育年幼的几个孩子，经常讲自己母亲教育孩子们要团结的故事。她说：“记得有一天，你们的外婆阿兰阿豁看到五个儿子不团结，便拿出五支箭，让五个儿子分别去折，他们很容易就折断了。后来，她又拿了五支箭，捆成一束，让他们折，结果谁也折不断。
这时，外婆就对她五个儿子说：
“要知道最好的摔跤手，敌不过人多；最好的马，也经不起百条鞭子抽打。
只有团结起来，握成一个拳头，才有力量，才能战胜敌人！”
在母亲的教育下，铁木真茁壮成长，后来成了所向无敌的“一代天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