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凯讽刺我是最经久耐用的备胎，九年的风吹雨打日晒雨淋的折磨下我依然质量良好。我知道他是嫉妒我，他这个秃瓢连当备胎的机会都没有，每次他跟杨朵借个五十一百块然后乐滋滋地去赌，却老是拎不清到底是杨朵对他格外大方还是她从来不把那些公子哥的钱当钱。我记得杨朵和中心小学孙校长家的大公子分手的时候，扔了一个棕色的大麻袋给我，还跟我说“去去去拿去泡妞去”，当时我还没明白那两个交叉在一起的C是什么玩意，所以便慷慨大方地让我妈拿去买菜的时候用，结果我妈买完菜一脸疑惑地回家问我：“哎呦要死了你晓得吧，今天孙校长他老婆看到我哦，盯着我的包看了好久噢，还说什么‘呀这个A货仿得多真喏，我家有个真的不过被我儿子要走了’，哎呦那个表情就跟看神经病一样的噢，我不就是在里面装了个大白菜嘛。”
有人说只有那些有钱的和长得好看的人才有青春，才体会过青春期的疯狂、胡闹、发神经、后悔、酸涩和回忆。果真如此，那么或许我应该谢谢杨朵，让我有底气有资格证明这句话纯粹扯淡。
如果杨朵不再回来，那么或许以后我可以把她当笑话讲给我儿子听，然后教育他，千万不要搭上这样的姑娘，不然就算哪一天她转身就走，不再把你当人看，光是那几年的记忆就足够折磨你一辈子。
可我知道我是低估她了，她一定是存心的。
“喂，你哪位？”
“胖子快点开着你的保时捷来接我。”
“杨朵？”
“废话。”
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所有的久别重逢都是拿着表面光鲜的现实相互揶揄、相互攀比、相互证明“你看我有多不在乎你”以及“离开你我过得多快活”。
似乎只有这样才可以弥补遗憾，似乎只有这样，那个那么甜、那么美、那么疯、那么热烈的曾经就显得不那么可惜。
五年，意料之中，她变漂亮了，和电视上、杂志上那些女人没有区别的那种漂亮。
现在的杨朵穿着小黑裙和细高跟鞋，两手拎着两大塑料袋的啤酒站在我家门口的台阶前，皱着眉头问我：“哎死胖子，你不是开的保时捷吗”的样子，就和五年前那个故意在宽大的运动校服里穿低胸小背心、偷偷涂了口红和睫毛膏、责问我凭什么看她男朋友不爽的那个姑娘一模一样。
“我是帮老板开车。你要坐保时捷你自己找大款去。知道你有那本事。”我接过她手里的啤酒然后在台阶上坐下，啪，易拉罐打开的声响。她撇撇嘴在我旁边坐下，拿过我手里的啤酒过去喝：“难道您这五年白混了，到现在还是帮人家开车。
还不如当初一起上高中去。”
“如你的意，你不是早就不想见到我了吗。”
我突然感觉自己有一种怨气，那种很恶俗的、只有怨妇才有的那种不甘与委屈的怨气。是，她早就不想见到我了，她还回来干吗。此刻我多么希望她可以说一句“其实我很想你”，或者，“其实我没有不想见你”。哪怕是一点点的柔软和让步，哪怕是这么多年来她从未给过我的她的那种温柔。
我想我一定是疯了。
“是啊。我一点都不想见你。”她用着她一贯说笑话的口气：“我妈让我回来看一下以前的旧房子，可能是要卖了。”
我曾经无数次地想象和杨朵重逢的情景，我想象自己会是多么成功、多么坚强， 我想象自己可以变得强势，可以有压倒她的气场。我以为当我可以做到不在乎她的时候，就可以换成她在乎我了。我知道其实我是那么想让她在乎我，我也知道我异想天开，可我就是这么没出息。
“怎么样，大学过得好不好？”
“嗯。挺好的。”
“男朋友呢？”
“死了。”
有些话听起来很耳熟，原来是因为很多年之前真的听过。
我开门发现是穿着毛衣和裙子的杨朵，她脸色冻得发白，没有化妆，看起来像一张被揉坏了的白纸，我大概知道是什么事情，但是突然很想明知故问：“干吗，你的八号呢？”
“死了。”
她用牙缝挤出这两个字，不知道是因为气的还是因为冻的。我惊讶的是我居然自私地得意起来，我好想让她疼一次，她疼一次或许就可以离开那些男生了。“活该”这两个字，以及那个摔门的动作，三秒钟内在我心中翻腾、重复预演了许多遍——杨朵你活该，你滚，你别来找我，这一口压抑了八年的脾气，已经在喉口了，却又生生被她一个眼神给逼了回去、不忍心——她的疲惫、孤单、委屈，她的渴求温暖，像个委屈的孩子。
我觉得我上辈子一定欠她了，我输给她。我又输给她。
我在旧汗衫外面套了一件羽绒服，和她走在一月底大半夜冷得操蛋的马路上。
她抬着头，脖颈暴露在冷风之下，她总喜欢狼狈地维持着她可笑的自尊心和所谓的骄傲。
她的手机终于响了，打破寂静的那一刻就是她理智崩溃的那一刻，你可以看到在没有行人的马路上，路灯下，一个骂着令人皱眉的脏话、眼眶红透了眼泪花了一脸还非要冲着电话那头喊“老娘打死都不哭”、最后摔了自己的手机的女疯子、神经病。可是我多么想冲上去抱住这个神经病，然后骂她、吻她、告诉她我爱她。
不过，嗯，你猜对了，我没有。
周大凯喝多了的时候才有胆子骂我没出息，我虽然不愿意承认，但是在杨朵面前我的的确确是个一点出息都没有的人。我对自己说，当你真正爱上一个女孩的时候，你会发现，出息、面子、自尊心，都算个屁。好像这样说，我就可以舒服一点了。
我向来无法理解杨朵的爱情观，她总说，“是，我爱他，但是我更爱我的自尊心”，我试图反驳她，我试图告诉她她其实并不爱他们，但往往回复我的是一罐迎面砸来的啤酒或者一句“死胖子你又没谈过恋爱，你有资格教育我”
我想说，我是没吃过猪肉，可我都已经看猪跑了九年了。
穿着小黑裙的杨朵歪过头对我笑笑：“怎么，又想教育我？”
“不敢，我没那个资格。”我说完才发现我再一次在她面前变得弱势，想收回那句话但是已经没有办法，我都懒得再嫌弃我自己。
“你没资格，是因为你不敢。”她笑了，就像是小学二年级，她在我家发现我偷偷藏了很久的那个她丢掉的兔子橡皮，看着我的窘迫、脸红、搞笑地解释的时候，露出的那种笑。很好看，但又让我很想抽她。
不，不是想抽她，我是想吻她。
突如其来的想法让我自己都吓了一跳，但是这似乎是十四年的记忆给我的回潮，失望、愤怒、压抑、怨恨，快乐和痛苦，冲动和克制，甘心和不甘心，那些已经过了太久而懒得再问出口的“为什么”、“凭什么”、“我到底算什么”，那些明明都已经忘记或者我以为已经忘记的感受全部涌了上来。我想我是喝多了。
“喂，死胖子。”杨朵拍拍我的肩，她脸红，估计是喝酒喝的，可是我也知道，她是那种看上去醉得不行了、其实意识比谁都清醒的人，她掏出我衣服口袋里的手机然后输了一串号码：“哪，给你了。明天一起看房子去。”
她站起身，稳稳当当地踩着她的小细高跟。
我问她：“这就走了吗。”
她撇嘴笑了笑：“嗯，走了。死胖子明天见啊。”
我像挨了一拳，那个大晚上重复出现在我梦境里的画面再一次上演了，可是这一次它是真实的——五年前，她摆摆手，“死胖子回见啊。”
我该说什么好呢，我明明知道，她家的那幢老房子，在她离开的那一年就已经被她妈妈卖掉了；我明明知道，在这里生活了九年的人，不会不记得这个麻雀大的小镇里一成不变的道路。
我是不是应该拆穿她、逼她看清、逼她承认，到底是谁不敢了。这整整十四年，在乎的、想念的、受折磨的人明明就他妈不止我一个。
可是我早就习惯纵容那个最喜欢说谎的人了。
我说：“哎呦喂，谁要跟你明天见啊。”我想我应该是笑着的。
她的脚步顿了一下，她还是走了。
身后的啤酒易拉罐一片狼藉，在昏暗的天色下，明晃晃的手机屏显得刺眼，那个“已删除”的钩号在五年的记忆里重叠，然后变得滚烫。
最怕此生已经决定自己过、没有你，却又突然听到你的消息。
长大之前
文/秀伟君。
人厌恶某种物件，推到一边即是。可是如果人厌恶一个爱护自己的人呢？
林语堂这句话是把人推到了一个角落，他等待的答案或许只有故事里的你我才能解答。
成长，老生常谈，大抵是在父母口中“人家的孩子比你成绩好”“人家的孩子多会体谅父母”诸多比较中渐渐被搁浅，湮没在了一泓海湾里。少年们在蔚蓝中游荡，在“仍是孩子”和“变成大人”的海平面露出湿漉漉的头颅。
我和泽显因为一场暴风雨结识，我借给他雨伞，二人偕行至小区门口，才发现原来彼此的家仅仅只有一墙之隔。家住在相邻的楼道，加之又分别位于相邻的班级，此后二人逐渐熟悉起来。
十几岁的少年身体里总燃烧着永不熄灭的火焰。
一同上学，一同放学，一同溜进网吧，似乎将我们之间的默契无限扩大。每当网吧里来了片警查未成年人的时候，泽显总会很熟练地叫我先从他找好的通道溜走，我看到了他游戏里还没打完的怪物，之后在网吧外祈祷他快点出来，往常在我 买回两瓶可乐的时间便已能看见他斜靠在柳树下面等我。
但并不是总那么走运。
“这次的怪物比较难打。”说着摆出无所谓和遗憾的表情，我看着我妈从警察局里把泽显带了出来后，一脸疲惫地他对我悄悄地说。
因为害怕自己的父母会怪罪，我只好拜托自己的妈妈到警局里假扮泽显的家长。这一出戏演得还算成功，母亲在路上对着我俩唠叨了很久，看着泽显走进自己家的楼道，我心里的石头顿时落地。
回家后，母亲自然给了我颜色看。从这，我妈认识了这个叫作泽显的少年。
小区是医院的家属区，所以小区里所有的长辈几乎都从医。骨科大夫爸爸和护士妈妈的组合，让从小顽皮的我在重重紧缚下却变得越发叛逆。
不过母亲倒是出乎我的意料，并没有因为这一个小小的意外而“认清”泽显的本质，因此没有限制我和泽显再成为朋友。
因为父母的工作过于繁忙无暇顾及，偶尔会邀请泽显到家里来共享我新买的游戏机或连载漫画，我和泽显依旧会干那些在家长眼里会归类到不良少年的事情。
真正的“危机”开始于一次晚饭。母亲主动叫我邀请泽显到家中做客。
整个过程算是和和睦睦，只是母亲有意无意地强调“泽显一定要多帮助柏宇的功课”“泽显平常要多和柏宇玩啊”之类的话。后来才知道这顿晚餐的缘由是泽显的爸爸刚刚在父母所在的医院里被提拔成了副院长。
大人们的事情对于我们来说像是另一个星球的故事。
再以后，泽显成了我们家的常客，母亲老是嘱咐我要和泽显搞好关系。对于大人们这种一套又一套意味深长的道理，我只是走马观花。
年少时的脑袋里装着这个年纪的无所事事，于是我们在空白的年岁中，经历过分离，痛苦过误解，孤单过冷战，热血过理想。
无所事事的脑袋里逐渐装满了一个又一个意义重大的词语，从此肩膀变得宽阔，嘴巴变得牢靠。
泽显的完美丝毫不会因为他去网吧之类的历史记录而变得有所瑕疵。
中考过后，幸运地升到同一所高中，文理分科又很巧妙地分到同一个班级。
我们成了最佳组合，默契在彼此陪伴成长的年纪里越加娴熟。在很久很久之前，我一直认为我们之间不存在任何罅隙。
在任何人眼中，泽显的文化课成绩的永远稳居年级第一名，三分球百发百中。
班主任会因为他的存在而对整个班级充满希望，周围的人会因为他的存在而觉得这个世界永远温暖美好。
起初并没有因为这些单一的差距而觉得我不可能和他成为同一级别的人，“人人平等”这种神圣的准则更让我觉得我们之间并无差别。
没有考验的友情就像一块海绵，用力一压，所有真纯涵养的汁液都瞬间迸裂。
我渐渐开始疲惫。因为母亲天天对我唠叨艳羡泽显家有一个听话懂事有出息的儿子，因为老师在面谈的时候那“你和泽显那么要好，为什么却不及人家的十分之一”赤裸裸的鄙视，因为每天围在他身旁永不疲倦永远渴望他的光芒的人。
这种疲倦在身体久久酝酿，越久越深刻。我开始以一种嫉妒的眼光打量他，逐渐意识到我们的友情明明千疮百孔，却还在欺骗自己我们明明很铁很要好。
因为文化课成绩太烂而只好选择艺考这条道路，我仰望并窥视着泽显，仿佛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刺痛我脆弱的神经。就这样，他的笑在我眼中被镀上了“嘲讽”
的含义，他的慰藉在我眼中掺杂了“虚假”的成分。
曾经的我无数次觉得我们之间横亘了一条永远无法逾越的河流，河道里堆积了满满的泥沙，河岸轻易就会决堤。
艺考的那段期间，这种情绪扩张到无限大。泽显时常发来问候的短信，我一一未读就删除，偷偷换了手机号，让他找不到我。母亲陪着我走遍大江南北，为了那零星的考上大学的概率。母亲每天在耳边反复重复我与泽显的比较，我变得更加躁动，争吵过后甚至选择出走。
在离家几百公里外陌生的城市，我第一次拨打那个恨透了的号码。
“你觉得交我这个朋友值吗？”我在寒风中有些发抖地问他。
“是柏宇？你终于知道给我打电话了，你换号了？”还是那个声音，变声期一直埋怨难听死了的声音。
“回答我，你觉得值吗？”我又一次重申了我的问题。
“你没事吧，怎么突然问这么莫名其妙的问题。”
就这样我挂了电话，然后推开手机盖，把SIM卡掰断扔下了高架桥。
男生似乎会把兄弟这个角色看的非常重要。
少男的心里往往也会因为这些感情变化而滋长出难以表达的情绪。少男如同患上了一种不分就里的疾病，变得浮躁，变得多愁善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