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冬菊，情形就要凄凉得多。是的，她用自己的贞操换来了一张调动表格，如愿以偿地进了那家生产3瓦荧光灯的厂子，厂子在她进去后不久也真的转了大集体，但这就是她命运抛物线的顶点，从此以后，她所有的脚步都是走在一条向下滑落的轨迹当中。那家生产荧光灯的工厂，也像它生产的产品一样，只亮了一下，很快就在市场上暗淡了下去。郭主任不加控制接收的人员成了这个工厂越来越沉重的负担，冬菊调进去不到一年，就开始领70%的工资，后来就连这70%的工资也是每况愈少。
冬菊的凄惨倒不在于她的工资在逐年递减，那时许多社办单位的人正是连这大打折扣的工资也没有，才不得不去干了个体，从而歪打正着地开创了一番业绩。冬菊的凄凉恰恰是因为有了这份鸡肋一样的工资，并且是一块花了沉重代价的鸡肋。使得冬菊尽管知道这块鸡肋终究会有无味可食的一天，却始终下不了决心将它丢弃，然后也像那些社办单位的姐妹们那样投身市场。等到３瓦荧光灯终于熄灭，职工们都作鸟兽散的时候，永固路上早已是再也挤不下一张货床了。偏偏就在这个时候，街道生产办的那个多行不义的郭主任东窗事发了，不仅被查出了许多经济问题，利用职权诱奸像冬菊这样有求于他的良家妻女的劣迹也被揭露了出来。冬菊的丈夫平日里对冬菊拿多少工资不甚关心，对妻子的裤带却非常在意，知道了冬菊曾经被郭主任染指，立马恩断义绝，从此没给过冬菊好脸色，并拒绝再跟冬菊同床共枕，直到冬菊一病不起。
十、难得温饱
在南方我与喻丽春相忘于江湖，没有想到一回到家乡就与阔别二十年的李丽春邂逅在河西大市场。当时我正在缪戢新买下的店面里听他谈他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缪戢的水暖器材越做越大，资产规模呈等比数列增长，涉足河西大市场，开拓新的经营领域就成了他的必然选择。缪戢正起劲地谈着他的远景规划，这时一个女人走了进来，怯生生地问：“听说这里招收下岗女工？”我打量着这个瘦小而又精干的女人，觉得有些面熟，而这个女人也在打量我，后来她略带迟疑地说出了我的名字：“你是……”我也就认出了她是李丽春，于是向缪戢介绍道：“这是我中学的同学，还是同桌。”又问丽春，“我们有二十年没见面了吧？”
缪戢说：“难得难得，今天我的店真是蓬荜生辉，成了你们老同学久别重逢的地方。”又挤眉弄眼地对我说，“本来打算请你吃饭的，现在你们老同学叙旧，就没我什么事了，你们自己找地方聊去吧。”
按说都市里叙旧的最佳去处是茶坊，清茶一杯，琴音几缕，便勾起往事无数。但现在的茶坊大都关得严严实实，暧昧得很，我和丽春显然不适合去那种地方，于是我向缪戟借了辆车，拉丽春陪我去看几个地方，我对丽春说，“去看看那些克隆的我都在干些什么。”
我和丽春首先来到一家在我们那里号称是财政支柱的大型企业，这家企业以前是一家国营大厂，经过了股份制改造，现在是一家上市公司。我和丽春去的时候正赶上下班，大门里涌出许多下班的工人，工人们整齐划一地穿着蔚蓝色的厂服，一路说话，一路欢笑，一派安居乐业的祥和景象。我望着那一条尉蓝色的人流，竟然非常激动，我分明在那蔚蓝色的人流里看见了那个克隆我愉快而自豪的身影。
接下来我们又去了那家跟我有过债务关系现在已是大门紧闭的化工厂。据说当初省里在分配股票发行额度的时候，曾经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主张多发几家小盘股，其中就包括这家化工厂；另一种意见认为与其大家吃不饱，不如让一家吃饱吃好。最后不知怎么这后一种意见占了上风，额度全部给了“财政支柱”，化工厂便失去了一次输血的机遇。由于没有拿到发行股票的额度，产品又没有竞争力，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停产关门也就在所难免了。看了化工厂的凄凉景象，我对丽春说，我曾经认识这里的一位劳资科长和一位厂长，要说起来这个厂长还是我的大恩人呢，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丽春说：“厂长的下落我无法知晓，若是问工人的情况我倒是知道一个大概，那就是和我一样下岗。你认识这里的工人吗？”我说：“好像认识一个，又好像不认识……我们还是去别处看看吧。”
转完了城外的两处命运迥然的工厂，我和丽春又去了城内的两条街道，首先去的是那家电机修理门市部的所在地，那里的那幢砖木结构两层楼已经被拆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幢贴着瓷砖外贴的高楼，但高楼虽然不失气派，却并没有呈现出一种整体规模，而是非常不幸地被分割成了若干间店面。这其中一间的产权就是属于我们那家门市部的。就是这一纸产权为门市部提供着稳定而又不菲的租金，只是这租金我和冬菊、佩珍、蔡志刚这些在这里工作过的人都没有享受到。
最后我和丽春来到永固路，这条车水马龙的街道上，当初那作为市场标志的天棚早已拆除，路面经过翻修和拓宽，已经找不到一点当年步行街的影子，我的那个从开张的第一天起就没有给我带来过利润，却又的确是我的发祥地的132号摊位在哪里呢？
回到车上，我对丽春说，刚才走的这一路，基本上涵盖了我走上社会以来的心路历程和奋斗足迹。
丽春说我的这些经历，她大致都知道（我在经历这些的时候以及今天回顾这些经历的时候所有的那些截然不同的感受她也知道吗？），但是她说出的她这些年的经历却与我听说的大相径庭。实际上丽春只读了中专，也根本没有去过什么合资企业，中专毕业以后，她进了一家国营大厂，一干就是十六年，直到一年前下岗回家。
我干得最长的一个单位也不满六年，尽管是一个大集体单位，如今想起来，还有些怀念之情萦绕心间。不难体会，一个待了十六年的单位，忽然离开了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三天以后，我和丽春再次相约在一家酒店的咖啡厅里，丽春又再次谈起她那个“祥林嫂”的话题：“离开厂子的感觉的确不好受，我跟那厂子有感情，我进厂的时候还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姑娘，是厂子教会了我许多东西。前些年我的丈夫（我们两年前离婚了，应该说前夫了）要利用他的一些关系给我调一个单位，已经都办得差不多了，最后我还是没去。我想我熟悉这厂子，厂子也熟悉我，收入少点，条件差点，只要做得开心，这就够了。后来厂子越来越不行了，我也没有为失去那次调动的机会而后悔，我还为自己没有对不起工厂而自豪。再说一个人也不能保证自己每一次的选择都是正确的，因为你不知道哪块云彩会下雨。但是厂子竟然会让我们下岗回家，而且这一天说来就来，这是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我原先的想法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再怎么样，我也能在这厂里熬到退休吧。下岗回家的那一天，我哭了一个晚上，说实在的，我离婚的时候都没有哭得这么伤心。”
丽春又接着说：“过了一些日子，我也想通了，一家工厂的命运，其实也和人的命运一样，不会老是一帆风顺，盛极而衰，否极而泰来都是很正常的。好在我没什么负担，儿子判给了前夫，是我主动提出来的，尽管这样做对我来说很痛苦，但是对孩子有利。前夫有一个好单位，这一点对儿子很重要，（我在此插话道：首先是对位居这个单位的本人很重要！）老师也会重视。他们单位宿舍的环境好，有很大的院子，儿子放学以后可以在院子里跟他同事的孩子们一起打球，不至于太孤单，也不太容易学坏。而这一切都是我无法为儿子提供的。”
听了丽春的这些话，我觉得的确像她说的那样，那家工厂让她成熟了许多，她早已经不是当年跟我同桌的那个遇事茫然无措的小姑娘了。
由于丽春对我的情况了解得多一些，这就省去了我的许多麻烦，我只需要简要地说一下我现在的落魄状况。我告诉丽春我刚刚关掉了公司，我现在将所有的钱归归拢，也许就够个温饱吧。
丽春说：“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是否真的像你自己说的那么糟糕，可能是为了不让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反差太大你才故意这么说的吧。即便是真的，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你刚才说到温饱，其实人生最难得的就是温饱，你有了温饱，奋斗在小康的路上，有追求，却没有衣食之忧，多好啊！”
丽春说得对，只是她哪里知道，那样一种不求奢华，只求安康的生活也曾经是我孜孜以求的理想，她尤其难以理解的是，我现在所拥有的“衣食无忧”和我当年那个在国营工厂里做一个技术工人的理想相比差距又岂止是人间天上。
我在家乡待了不到半个月，就又再一次去了南方。我已经不习惯再待在这个城市，无论是在风光的时候还是在落魄的时候，我都同样没有勇气面对这个城市，面对我的家乡父老。我尤其不敢与丽春继续那种越来越频繁的接触，我怕自己会终于控制不住自己，向丽春提出什么非分的要求，尽管对这一次的要求我会非常郑重，非常投入，还会带着几分圣洁，我甚至也预感到丽春会欣然接受，然后跟我一起开始我们享有温饱共赴小康的生活，但是我知道我不配。我将我所剩下的钱凑了一个整数交给了缪戢，委托他在河西大市场的再就业一条街上为丽春租一间店面，并在经营上尽量帮帮她。然后我在一个下午，悄悄地离开了他们。
我一个人在南方城市的街头踽踽独行，那一次我跟喻丽春分手之后我也是这样一个人在街上游荡了一整天。丽春翩然远去，身影尚未完全在视线里消失，我就已经感觉不到了她的存在。一切都是那么缥缈，让人怀疑那一切是否真的发生。重返南方的那一天，我又像那一次一样悠闲地在路上走着，不时地向那些行色匆匆的路人投去轻蔑的一瞥。
后来我在街上走得两腿发软，就在路口的一个水果摊前停了下来，在那里买了一瓶矿泉水和半挂烂香蕉，并一口气将这些东西全部装进了肚子里。吃完了香蕉，我趁人不注意将一块香蕉皮扔在了大街上，然后像一个标准的盲流一样趴在路边的护栏上看街景，眼睛的余光却时时盯住那块香蕉皮。红绿灯眨着眼睛，变换着信号，香蕉皮躺着的那一段斑马线内便时而熙攘，时而空旷。熙攘时尽管有许多人从香蕉皮旁边走过，但就是没有人踩上，我也不着急，仍然饶有兴趣地看着，像一个垂钓者看着水中的鱼漂。我相信总会有人踩上，总会有人摔倒，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比看见一个总经理轰然倒地更让我开心的了。根据那个笑话，只要有人摔倒，我就可以肯定那人是一个总经理，最不济也是一个总裁，而不会是一个什么也不是的家伙。那个什么也不是的家伙是我，此时正趴在护栏上无所事事地看街景呢。我觉得这么悠然自得地趴在护栏上看看街景也不错，并不因此而感到沮丧，也不感到有什么心理失衡。我曾经当过总经理，知道总经理是什么玩意，知道总经理的头衔就像魔术师帽子里的信鸽，获得和失去都是轻而易举的事，至少比当年获得一个国营大厂的指标要容易得多。
我趴在护栏上又看了一会儿，仍然不见有人摔倒，却看见走过来了一个清洁工，将香蕉皮扫走了。这种局面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更出乎我意料的是这时出现了一个腋下夹着公文包的人，迎着红灯横穿马路，欲行又止，忽行忽止，被一辆快速行驶刹车不及摩托车撞了一下，倒在了路的中央，腋下的公文包被甩出去有三米多远。这个人是总经理吗？笑话里规定的情景是踩了香蕉皮摔倒的，没有说是被摩托车撞倒的，所以我无法判断这个人的真实身份。按说让摩托车撞上的概率更小，也更倒霉，但是不是总经理就难说了。因为当上总经理尽管够倒霉的，但概率并不小。我趴在栏杆上想了半天，终于还是没有想明白，便懒得去想，也不再在街上瞎转，转身去找那个名叫岳凯的人去了，他是一个总经理，并且他还允诺过我一个位子，这可是千真万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