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发现，劳动分工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有着重大的作用，专业化的分工大大提高了工人的工作效率，而劳动分工的深化离不开资本的支持。概括起来说，就是经济增长起源于劳动分工，而产生分工的必要条件则是资本积累。因此，斯密认为，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影响资本积累而实现。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税收降低了投资者的预期收益率。社会所有个人的独立投资形成了资本积累，而他们投资的动机来源于预期利润。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必须为投资者提供一个较高的预期收益率从而促进投资和资本积累。要做到这一切，一个良好和宽松的投资环境就是必不可少的，很显然，税收额不应该设定得过高，否则将直接降低预期利润而打击投资。另一方面，税收减少了各阶级的可支配收入，从而直接减少投资，影响资本积累，进而影响到经济的增长。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税收收入增长都是经济增长的阻碍。为了促进经济增长，设定税负水平的原则应该是能低则低。理想状态是废除所有多余的政府职能，设立一个只具有必要国家职能的的“廉价政府”，从而将税负保持在较低水平，进而增加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
凯恩斯学派的税收增长理论
凯恩斯的税收理论是以其增加有效需求理论和国家干预经济的观点为核心的。凯恩斯非常注重税收的宏观调节作用，尤其注意研究税收对延缓经济周期波动、减弱经济危机的调节作用。凯恩斯认为，在经济繁荣时期，税收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而增加，可以适当抑制需求，防止通货膨胀；在经济衰退时期，税收随着国民收入的减少而下降，可以刺激消费和投资增加，从而提高社会有效需求，缓解失业现象，促使经济恢复和发展。凯恩斯主张国家应充分发挥和运用税收这种调节经济的作用。凯恩斯还主张改变税收体系，以指导消费倾向，刺激有效需求增长。他认为，改变税收体系的方法有两种：一是改变税种结构，降低间接税比重，提高直接税尤其是所得税的比重；二是改变税率结构，推行累进税率。改变税收体系的目的是为了改变收入分配，通过采用累进税率的所得税，对高所得者实行较高税率，对低收入者则实行较低的税率，将高收入阶层的一部分收入集中于国家财政，通过政府支出，实现收入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以提高消费倾向，增加社会有效需求。凯恩斯认为，实现充分就业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国家运用税收政策来提高社会消费倾向。他主张国家税收制度应以累进所得税、遗产税、资本利得税为中心，既具有收人和社会财富再分配的作用，又不会妨碍资本积累。这是与古典经济学派税收理论的不同之处。古典经济学派不主张对所得和资本课税，以免阻碍私人资本的积累。凯恩斯不但重视累进课征的所得税，而且主张课征遗产税，尤其是重课高额遗产拥有者。他认为遗产拥有者多是食利者阶层，凭借祖传遗产坐收不劳而获之利，占取大量社会财富，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都极为不利。因此，他主张消灭食利者阶层，但不必采取暴力措施。只要运用一些经济政策就能使其自然消亡。课征高额遗产税就是一项可行的政策。凯恩斯的税收理论配合其赤字财政理论和货币理论，对当时西方各国财税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制定影响极大。见《中国教育文摘》，2006年9月，http://www.*****.com/?lunwen/78/169/lunwen_103132.html。由于凯恩斯比同时期的其他西方经济学家更注重理论的政策意义和实践意义，且税收理论实践性很强，因而为当时西方国家确定和运用税收政策，以干预调节经济提供了理论指导，也收到一些成效。凯恩斯的税收理论是凯恩斯学派税收理论的先导和核心，后来的汉森、萨缪尔森等凯恩斯主义者的理论是在凯恩斯理论的基础上发展的。
在凯恩斯学派税收调节理论的基础上，萨缪尔森将其进一步发展。按照萨缪尔森所说，如果实行超额累进所得税制，那么在经济繁荣时期，国民收入增加，以国民收入为源泉的税收收入就会随之增加，相对地减少了个人可支配收入，从而减缓了需求过旺的压力。此时，如果总需求依旧大大超过总供给，政府可以通过增税或者减少税收优惠等措施来控制需求。而在经济萧条时期，平均税率下降，税收收入会自动减少，相对增加了个人可支配收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有利于经济的复苏。此时如果经济依然不景气，政府还可以采取降低税率或者增加税收优惠等措施来刺激总需求的扩张。
通过上述论述可以看出，对凯恩斯学派来说，税收是调节经济运行的重要杠杆，政府通过制定合适的税负政策可以调节总需求，保持短期内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可问题是，如果要考察长期中税收收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应该如何去做呢？凯恩斯学派的重点是短期分析，而不涉及资本积累的动态过程，那么就无法回答这一问题。而随后发展起来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正是提供了这样一个研究长期动态影响的框架。
新古典学派的税收增长理论
索洛模型，又称索洛-斯旺模型，它由罗伯特·索洛(Solow，1956)和斯旺(Swan，1956)提出。在索洛模型出现之前，占据经济学主流地位的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表明，虽然存在着一种均衡增长路径，但是这种路径很不稳定，犹如在“刀刃”上增长。只要市场机制不完善（要素不能自由替代），经济依靠自身的力量就很难实现稳定增长。按照这一逻辑，政府应该尽量干预经济，从而保持稳定增长。但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表明，在没有国家干预的情况下也实现过长期平衡的增长，这一事实也正是索洛模型出现的契机。
索洛模型的结论是，只要市场机制是完善的，经济依靠自身的力量就可以实现稳定增长。索洛模型的出现，使得研究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成为了可能。在今天，索洛模型几乎是所有增长模型的起点。任何增长模型，归根到底都会与索洛模型发生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于那些不同于索洛模型的理论通常也都需要在与索洛模型的比较中才能得到好的理解。
在索洛模型的基础上，卡斯（Cass，1965）和库普曼斯（Koopmans，1965）利用拉姆齐（Ramsey，1928）的方法将储蓄率内生化，将新古典增长模型发展到极致。之后，大量的经济学家都以此为基础展开对税收作用的研究。
接下来，我还是多说几句，分别介绍一下上述两个模型的具体内容，分析其中税收收入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介绍一下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情况。
1.索洛模型：研究经济的长期动态增长
在索洛模型中，假定一个没有政府的封闭经济，其中包含四个变量：产量和三种生产投入品——资本、劳动、“知识”或“劳动的有效性”。在任一时间，经济中有一定量的资本、劳动和知识，而这些被结合起来生产一种产品。
在索洛模型中，税收政策最有可能影响的参数是储蓄率。政府购买在消费品和投资品之间的分配，政府收入中税收和借款所占比例以及政府对储蓄和投资的课税都有可能影响产量中用于投资的比例。索洛模型的结论是储蓄率的一个永久性增加产生了工人平均产量增长率的“暂时性”增加。也就是说，储蓄率的变化有水平效应，但是没有增长效应——它改变经济的平衡增长路径，因而改变任一时点上工人的平均产量水平，但并不影响处于平衡增长路径上时工人平均产量的增长率。另外，索洛模型也没有明确指出财税政策对于储蓄率的影响路径，因此，在索洛模型中，财税政策对于经济增长的效应是间接且不明确的。
索洛经济增长模型的结论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来源于技术进步，资本的积累和劳动力的数量对于对于经济增长的速度都没有影响。其单位有效劳动的资本存量决定了单位有效劳动的产出量。在模型中并未直接给出政府行为对于经济的实际影响。但是考虑到税收的介入将会降低私人的储蓄率，从而使得实际投资线水平下降，同时并不会影响到实际投资线形态。在税收因素影响了模型以后，将会使得单位有效劳动的产出量下降。由于索洛模型无法反映出政府购买性支出所带来的正扩大效应，因此从索洛模型中得出的结论来看，其最终只会减少均衡产出，对于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2.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税收收入通过影响储蓄率来影响经济增长在索洛模型中，储蓄率是决定短期增长以及稳态资本存量的关键参数，但是这一参数是外生给定的，这样的结果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卡斯（Cass，1965）和库普曼斯（Koopmans，1965）利用拉姆齐（Ramsey，1928）的方法，采用永续效用函数来考虑消费者效用最大化问题，从而将储蓄率内生化。他们的结论是储蓄率是利润率的函数，因此，税收政策可以通过降低利润率来影响储蓄率，从而对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与索洛模型相比，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中的家庭的储蓄和消费决策是通过效用最大化决定的，这就意味着储蓄率不是固定值。如果在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中引入资本所得税，那么由于税收改变了储蓄的回报，就有可能影响到消费者储蓄和投资的决策，进而改变储蓄率，影响短期中经济的增长。
征税使得资本的边际回报率下降，会打击消费者的投资需求，从而减少储蓄，降低经济体的资本存量，最终稳态产出水平会下降。但是，当经济达到新的稳态之后，即资本的边际回报等于资本的使用成本时，资本积累将会停止，人均产出、资本和消费将不再发生变化。当经济处于平衡增长路径上时，经济增长率由技术进步率决定，而与税率无关。
总的说来可以看出，拉姆齐经济增长模型描述了消费和资本的动态变化。该经济增长模型从单个家庭的收入用于消费和投资的一般均衡来推导经济的鞍点稳态增长路径，为宏观经济增长找到了适当的微观基础——经济增长的鞍点稳态路径取决于家庭消费和投资的动态变化。拉姆齐经济增长模型在考虑了税收的影响因素之后，其均衡的增长路径发生了显着的变化。
3.供给学派的税收增长理论
供给学派是1970年代兴起于美国的一个经济学流派。该学派强调经济的供给方面，认为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的变化，并由此得名。供给学派认为，生产的增长决定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个人、企业提供生产要素和从事经营活动是为了谋取报酬，报酬的刺激能够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市场会自动调节生产要素的供给和利用，人们应当消除阻碍市场调节的因素。
这个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拉弗（ArthurLaffer）把供给经济学解释为“提供了一套基于个人和企业刺激的分析结构。人们随着刺激而改变行为，为积极性刺激所吸引，见消极性刺激就回避。政府在这一结构中的任务在于使用其职能去改变刺激以影响社会行为。”见http://www.*****.com/?view/140056.htm？fr=ala0_1。
供给学派认为，政府支出不论是公共支出还是转移支付，都或多或少起着阻碍生产的作用。公共支出中有些是浪费资源，有些虽然对经济有益，但是效率很低。因此，他们主张大量削减社会支出，停办不必需的社会保险和福利计划，降低津贴和补助金额，严格限制领受条件。
他们认为，供给能自动创造需求，但供给的大小取决于产量的多少，产量是各种生产要素投入的直接结果，而生产要素的投入取决于各种刺激。这些刺激应以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为目标，以鼓励企业家冒险和创业为满足。因此，通过各种刺激就能增加生产，以达到增加供给的目的。
而在所有的刺激中，税率的变动是最重要、最有效的因素。税率变动影响劳动力的供给及其结构，影响储蓄、投资以及各种有形的经济活动。虽然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是收益，但是他所关心的不是收入总额，而是纳税后可支配的收入净额，所以，税率，特别是边际税率，是关键的因素。提高税率，人们的净收入额下降；降低税率，人们的净收入额增加。经济主体考虑是否增加活动，主要看由此带来的净收入增量是否合算。高税率因减少人们的净收益而挫伤劳动热情，缩减储蓄，致使利率上升、投资萎缩，生产增长缓慢，商品供给不足；而减税则正好具有相反的作用。
供给学派认为，减税不仅能将国民收入更多地积累在企业和个人的手里，用以扩大储蓄与投资，增加供给，而且也不会影响到政府的税收收入。因为决定税收收入总额的因素不仅是税率的高低，更主要的是税基的大小。高税率不一定使税收额增加，却常因压抑了经济主体的活动而缩减了课税基数，反而使税收收入减少。
供给学派常用着名的“拉弗曲线”来说明税收收入与税率之间的函数关系，如图1‐1所示。图中横轴代表税率，纵轴代表税收收入额。税收收入额与税率的函数关系呈曲线OAB。当税率开始逐渐增高时，税收收入也随之上升；当税率增至C点时，税收收入达到最高额AC；当税率超过C点，税收收入不但不增反而开始下降，当税率达到B点（100%）时，将因无人愿意工作和投资，使得税收收入降为零。所以，图中阴影部分被拉弗称为税收禁区。
供给学派依据拉弗曲线大声疾呼，美国的累进所得税率和资本收益税率已深深地进入禁区，必须果断地进行减税。一是减少个人所得税和降低边际税率；二是减免资本收益税。费尔德斯坦(Feldstein，1974)认为，贯穿整个税法的精神，应该是强调降低边际税率，加强对工作、储蓄、投资与担当风险的刺激。特别是鼓励资本家投资，以刺激生产和供给。减税，特别是降低边际税率，能促进生产增长，并可抑制通货膨胀。拉弗、万尼斯基、肯普等宣扬正是高税率挫伤了人们的劳动热情，阻碍了个人和企业储蓄与投资，这就必然导致生产率增长缓慢和生产呆滞，出现商品供给不足和物价上涨。这时再加上人为地扩大需求，通货膨胀势必加剧。通货膨胀又使储蓄和投资进一步萎缩，生产更加呆滞，还使纳税人升进高税率等级，而实际收入并未增加，纳税负担便相对更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