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学派把储蓄定义为：为了达到生产将来商品的最终目的而储存起来的那部分现在收入。因此，储蓄既是真实信贷的最终基础，也是资本供给的主要来源，增加储蓄无疑有利于促进投资、扩大生产、增加供给。他们认为，当前经济学的任务不仅要消除凯恩斯主义“储蓄有害论”的不良影响，理直气壮地鼓励储蓄，在提高储蓄率的基础上增加投资，而且还要着重分析影响储蓄和投资的各种因素，以扩大其规模。
关于影响储蓄和投资的因素，供给学派认为，储蓄不仅受收入的影响，投资也不仅取决于利率，在货币稳定的条件下，税率也将对储蓄和投资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对于储蓄来说，它不仅是笼统地受收入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受到税率的影响。因为储蓄一方面受制于可支配收入，另一方面受储蓄率的影响，而这两方面都与税率有关，税率对储蓄在这两个方面都有重要的影响：
第一，税率对储蓄数量的影响。税率对储蓄数量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可支配收入的变化产生的。可支配收入是指收入中扣除税收以后的余额，是人们自己可以支配的净收入，也是储蓄的真实基数。高税率直接减少可支配收入，将削弱人们的储蓄能力；而减税则通过提高可支配收入扩大了储蓄基数，增加了人们的储蓄能力，从而增加了储蓄的数量。因此，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税率变化与储蓄数量的变化成反比。
第二，税率对储蓄率的影响。储蓄率是指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率。影响储蓄率变化的因素很多，有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和传统的等各种因素。在经济因素中，影响储蓄率变化的主要是消费倾向的大小和储蓄收益的多少。由于各种资本收益都要征收所得税（国债有例外），因此，税率越高，不仅人们的可支配收入下降，在消费额不变时会加大边际消费倾向，而且人们的以各种资产方式进行的储蓄收益中个人可支配收益也就越少，导致当前消费的机会成本下降，这也将加大消费倾向。因此，在其他情况不变时，税率与储蓄率也是成反比的。高税率打击人们的储蓄意愿，降低储蓄率；而减税可以提高人们的资本净收入，使储蓄和投资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同时因加大了当前消费的成本，从而改变了人们的总支出构成，使可支配收入中的储蓄率上升。
对于投资来说，利率是重要的因素，但却不是唯一的因素。供给学派认为，投资收益、经济发展状况和前景、各种创业要素的发展（如新发明、新材料等）都会影响人们的投资行为。在这些因素中，投资收益是影响投资的主要因素，但是投资收益不光是受利率的影响，税率对投资收益也有重要的影响。由于税率的高低直接增减投资者的可支配收益，高税率使得投资者的可支配收益下降，挫伤投资的积极性，因此，即使利率不变，只要降低税率，同样具有提高投资的作用。特别是减税后，当长期储蓄率开始上升时，必然会减轻利率对于投资的压力，所以说减税对于投资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国外研究现状
说完了与本书内容密切相关的几大经典理论后，我们再说说与本书的研究领域相对应的国外文献，它们主要涉及两大领域：一是税率（或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二是各个税种的收入增长的变化即税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税率（或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在税率（或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以往的研究成果可以分为理论和实证研究两个部分。
1.理论研究
在理论研究方面，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观点认为，税收收入对总产出的乘数效应是负的，即对经济的作用是负向的。供应学派认为，较高的边际税率妨碍了经济的活动水平和增长率，因而主张大力削减边际税率。
1980年代后期兴起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永久提高税率会永久降低经济增长率。Rebelo（1991）利用美国的数据研究表明，在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中发现，提高所得税税率会降低经济的长期增长率。
Cooley和Hansen（1992）的研究表明，税率随时间变化的税收政策相对于税率不随时间变化的税收政策而言，所获得的额外收益要更少。
Pecorino（1993）利用内生增长模型分析税收收入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时认为，所得税的净效应是降低经济增长率，使其低于有效增长率水平。
Devereux和Love（1994）利用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表明，增加资本所得税、工资税和消费税可降低经济的平衡增长率。
Karras（1999）运用11个真实增长率和税率显着不同的OECD国家1960-1992年的数据，分别在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中研究了税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发现，一是与平滑税收假设理论相一致，虽然税率表现为显着持续的改变，但产出增长率却没有这个特点；二是较高的税率会永久减少产出水平，但对产出增长率却没有永久性的影响。这些发现同内生增长理论的结论不一致。
Koulovatianos和Mirman（2004）在内生增长模型的框架下研究了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们发现，如果没有产出的外部性，边际税率会减少资本积累的回报率。因此，在不存在生产的外部性的框架下，边际税率总是导致竞争经济偏离产出的有效性和帕累托最优状态，但边际所得税率的降低并不必然外生地带来经济的大幅增长。
以上研究均认为，税率（或税收收入）对于经济增长是有负效应的。虽然与之相比文献较少，也还是有一些研究认为，税率的上升并不必然拖累经济增长。
Myles（2000）在相对简单的封闭经济中，从内生增长理论的视角估计了税收政策对经济的影响，结论表明，税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较微弱。Tanzi（2000）则指出，大多数经验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的税率与经济增长无关。
Burgess和Stern（1993）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税率与人均GNP之间存在微弱的但却显着的关系，但是在发达国家却不存在这种显着的关系。
Slemrod等人（2003）认为，高税率并不必然降低经济增长，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高税率带来的消极影响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大，二是政府的税收收入可能实际上用在了更能提升经济增长的方面。
2.实证研究
就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看，一方面税收的征收挤出了私人消费，导致私人消费能力的下降；另一方面税收可以转化为转移支付和政府购买性支出。转移支付是国民收入的一个再分配过程，对于消除社会贫富差距具有明显的优势；而政府购买性支出则是通过政府行为来拉动经济增长，间接提升私人的收入水平，矫正经济存在的失衡问题。
税收对于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得到的结论也各不相同，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税收与经济增长是负相关关系。
Grieson（1980）研究的结果是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负相关。
Marsden（1983）根据20世纪70年代的10对人均收入大致相等但宏观税负不同的国家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低税国家的经济增长比高税国家快的结论。
Koester和Komendi（1989）以63个国家1970-1979年的数据，证明了平均和边际税率对经济活动水平和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其结论是提高边际税率对经济活动水平具有负面影响。
Plosser（1992）比较了1960-1989年24个OECD国家人均真实GDP的增长率和税收收入占GDP的比例。他通过计算相关系数后得出，二者的相关系数是‐0.52。
世界银行的实证分析也得出当宏观税负在10.3%到30.9%之间时，每提高1%的税负将使国内投资下降0.66%，GDP的增速下降0.36%。《开放导报》2008年第5期。
Lucas（1990）假定劳动供给具有弹性，人力资本只用人力资本来生产，人力资本部门不征税，他把资本税率降至0，而把劳动税率提高到0.46，这时，如果劳动供给无弹性，则税收变化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而在劳动供给有弹性时，经济增长降低0.03%。
King和Rebelo（1990）假定劳动供给无弹性，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资本收益课税不扣除折旧，把全部税收提高10%、把资本税率增加10%，分别会使经济增长率下降15.2%和0.52%；在特定参数取值改变时，分别会使经济增长下降0.67%和0.11%。
Jones、Manuelli和Rossi（1993）假定劳动供给有弹性，人力资本生产函数中包括人力资本和市场商品两种投入，人力资本部门使用的人力资本不征税，市场商品生产部门的所有要素都征税，采用柯布-道格拉斯技术，在其参数取值下，消除所有税收可分别使经济增长率提高3.5和8.3个百分点。
Pecorino（1994）在人力资本生产也使用物质资本、其劳动投入部分征税的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中，尽量使用和Lucas相同的参数值设置，在对物质资本所得免税，同时提高资本税以保持财政收入不变时，经济增长率从1.5%下降到1.37%，但是在以消费税取代所得税时，可以使经济增长率上升到2.56%。
第二种观点认为，税收在一定范围内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是超过一定范围则会使经济增长减弱。
Scully（1991）估计了103个国家1960-1980年税收总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论是平均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不超过19.3%的国家，经济增长率达到了最大化；在宏观税负大于45%时，经济增长率倾向于0，然后则是负增长。
Peden（1991）检验了美国1929-1986年税收收入与宏观经济增长率的关系，他发现政府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在达到17%之前上升，能够提升美国经济的增长率；但是一旦超过17%后再上升，经济增长率仍然为正，但是经济增长率的增长率降低了。这也就是说，当超过某一边界点后，政府税收收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虽然仍为正数，但是已经开始递减。
第三种观点认为，税收对经济增长几乎没有影响，或者说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不稳定的。
Carlton（1983）发现税收与经济增长没有关系。
Garrison和Lee（1992）利用63个国家1970-1984年的数据，发现平均税率和边际税率都不影响经济增长。
还有一些学者通过实证分析认为，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较小。例如Oakland（1978）得出税收对经济增长可能只有很弱效应的结论。Wang和Yip（1992）对台湾的研究，Mendoza（1997）对18个OECD国家的研究，Myles（2000）对英国的研究等，都表明税收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着或是非常微弱。Wang和Yip（1992）还进一步指出，税收对于增长无显着影响的原因是由于消费税对于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抵消了要素征税（factortaxation）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Slemrod（2001）也认为，至今还没有令人信服的数据表明，高税收会阻碍经济增长，这是因为基础设施建设也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Bahl和Bird（2008）通过对税收政策设计和经济增长的研究发现，在20世纪末，工业化国家的宏观税负为33.4，约为发展中国家的两倍；在20世纪的最后30年中，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税负基本没变，一直保持在17%左右；而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转型国家的宏观税负略有下降，20世纪末为21.8。这也就是说，宏观税负水平无论是与收入水平还是与经济增长率之间都没有必然的联系。
Eric和Jonathan（1996）在对美国税率的时间序列数据研究后认为，短期内税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是不稳定的。
在大部分文献中，经济学家们倾向于认为过度征税将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在只考虑税收不考虑财政支出的前提下，对于资本或者对于劳动课税，都将会对于资本或者劳动产生负面影响；但是，如果考虑政府利用税收扩大政府购买支出，进行社会转移支付，那么税收对于经济的影响就将存在正向的一面。如Mendoza，Razin和Tesar（1994）的研究表明，当税率变动10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将相应地变动大约0.25个百分点。
税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Eric和Jonathan（1996）的研究表明，在外生经济增长模型中，当税种结构发生变化的时候，在沿着可能较长的转移路径向着新的稳态转移的过程中，短期的产出增长率会相应地变化；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税收可以通过税种结构和税率的调整来影响产出增长率，并且，税收的组合（即税种结构）与税收收入的绝对水平对经济增长来说同样重要，通过采用税基较宽的税种结构并加强有效管理来整合税收资源的国家，会比征税水平普遍较低且无效率的国家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
Kim（1998）通过建立一个包含一般税收体系的主要特征的内生增长模型估计了美国税收收入中性（税收收入全部用于财政支出）条件下税种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他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一国的税种结构对经济增长率有着显着的影响，主要的结论有三点：一是税种结构的不同是国家之间经济增长率不同的主要原因，可以解释经济增长率差异的大约30%；二是偏好的不同可以解释经济增长率差异的大约4%，其余的约70%的原因可以归结为技术的不同；三是劳动所得税、证券债务率和通货膨胀也是解释经济增长率不同的主要原因。他还发现，在个人税收安排上，劳动所得税在造成国家间经济增长率显着不同的作用与资本所得税同样重要。同时他发现，每个税收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严格依赖于税收体系本身；并且在相应的税收体系中，税收收入中性的变化有着巨大的潜在的经济增长效应，在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因素中约有超过30%是由税收总收入水平内部变化所引起。总的来说，在税收收入中性的前提下，税种结构有着巨大的经济增长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