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交谈中，马世民说：“我属龙，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是龙的儿子。”
李嘉诚也是属龙的，不过他比马世民整整大了12岁。他们交谈的话题很广，马世民显示出非常广博的学识。李嘉诚对这位新认识的“龙老弟”颇是有好感。
1980年，40岁的马世民告别打工生涯，自立门户创立了Daven-ham工程顾问公司，其业务主要是承接新加坡的地铁工程。1982年之后，李嘉诚与和黄行政总裁李察信，在立足香港问题上产生了很严重的分歧。李察信执意要离去，李嘉诚也开始积极物色继任者。这时候，他想起了马世民，于是决定设法拉马世民加盟。
1984年，李嘉诚经由和黄收购了马世民的Davenham公司，随后便委任他为和黄第二把手——董事行政总裁。
马世民一上任，就开始为和黄赚大钱，并辅佐李嘉诚成功地收购了港灯集团。这就是当时最为著名的华资进军英资四大战役（李嘉诚收购和黄、港灯，包玉刚收购九龙仓、会德丰）中的一役。此战的胜利，使李嘉诚更加倚重马世民。
李嘉诚确实没有看错人，马世民在长实系，不仅业务能力强，而且他的人品，他的口碑，除了老板李嘉诚，当属翘楚。
不论曾与马世民共事数月，还是已建立十年八载合作关系的下属，都对他赞不绝口。
马世民的日程表上，从早到晚，排满了大大小小的各种会议，一般人可能根本就吃不消，他却能应付自如。下班后，员工都走完了，他仍留在办公室处理文件，该审批的作出批示，该签名的签上大名，每日直到很晚才回家。
下属说，“马头”从不吝惜笑容，他的笑很真诚，因为他性格爽朗，待人和善，且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是个特大集团的总裁，却不像洋大班那样盛气凌人。不论和黄的老员工，或者是新到的，哪怕是清洁工，都能与他合得来，毫无拘束，就像处在一个大家庭中一样轻松自在。
他善于听取下属的意见，从不强迫下属去做未形成共识的事。他极少发脾气，他如觉得批评人的口气重了些，过后必定会向当事人道歉。据一位“挨训”的员工讲，“波士”（老板）道歉的方式很独特，不是一般的口头说说而已，而是买一只花篮给予他。
正因为马世民十分富有人格魅力，因此，长实上上下下都非常爱戴他。
从以上可以看出，马世民是一个真正的领导者。领导者与纯管理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不仅能运用职务性权力，以制度来规范下属，更能运用非权力性影响力，以人格魅力来引导人，让下属心甘情愿地追随。作为创业者，要想由小做大，必须设法找到一些领导者来辅佐自己。这首先要求自己是个真正的领导者，具有能吸引人的人格魅力。
李嘉诚深为看重马世民难得的管理才能，为了让他加盟长实，便连马世民的公司一道买了下来。1984年，马世民坐上了和黄集团第二把交椅，任董事行政总裁。接着，马世民又先后出任港灯、嘉宏等公司的董事局主席。
马世民在长实系权高位重，是除老板李嘉诚最有权有势、炙手可热的人物。
另外，青洲英泥行政总裁布鲁嘉，也是英国人。
在和黄、港灯两大老牌英资集团旗下，留任的各分公司董事长、行政总裁有数10人之多，他们大部分都是英国人。
马世民曾把李嘉诚的左右手称为“内阁”。评论家说：“这个内阁，既结合了老、中，青的优点，又兼具中西方的色彩，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合作模式。”
李嘉诚的“以夷制夷”策略，事实证明大获成功。
不过，到1993年9月，马世民辞去和黄行政总裁职务时，由霍建宁接替，马世民便成为和黄最后一位洋大班了，这就是说，从霍建宁开始，李嘉诚以后不太可能启用洋大班了。
后来，李嘉诚表示，和黄以后用人，要多用本地人，并且要通晓普通话。因为他此时的投资大计已放眼于内地。
由此可知，李嘉诚并不偏向于用什么人，而是从实际需要出发，用最适合自己事业发展的人才。
3.未雨绸缪，积极培养继任者
美国哈佛大学人才专家罗克尔说：“世界上的管理者的重任之一就是寻找继任者。”的确，每个公司都想延续自己的财富神话。那么，怎样才能让自己的财富得以延续下去？这是李嘉诚的当务之急。因为在他看来，任何伟大贤能的人，都会过生老病死这一关，一个大型企业总裁在即将卸去总裁一职时，如何使企业保持同样的活力，或超过自己在任时的景况呢？选择一位优秀的继承者是必不可少的。
优秀的领导者总是能在这一切未来临之前而做好充分的准备，而非在仓促之间指定继承人。李秉哲作为三星总裁，在经过3次考验之后，将其3子选为继承人，从而使三星事业又踏上另一个高度。
与李秉哲相似，李嘉诚也很重视培养自己的儿子。
温室里的苗苗不能茁壮成长，在李泽钜、李泽楷很小的时候，李嘉诚就要他们了解外面的世界，知道人世的艰辛，他常常带他们坐汽车坐巴士，到路边报摊看一个卖报的小女孩边卖报边做功课的苦学情景。
每逢星期天，李泽钜、李泽楷兄弟俩一定要跟父亲出海畅游。“他们一定要听我讲话，我带着书本，是文言文的那种，解释给他们听，问他们问题。我想，到今天他们未必看得懂文言文，但那些是中国人最宝贵的经验和做人宗旨。”
李泽钜、李泽楷八九岁时，即被安排在公司董事会上，静坐一旁，作为学校之外的另一项重要课程。在两兄弟念中学时，李嘉诚就带他们到公司开会，“带他们到公司开会，不是教他们做生意，而是教他们知道，做生意不是简单的事情，要花许多心血，开许多会议，才能成事”。
长江实业于1972年上市，那时起，童年无忧的李家兄弟，就算想扭作一团嬉戏玩乐，在严肃的会议室内，严父和严师跟前，也只好乖乖的，正襟危坐。
李泽楷后来也否认传媒所说其父从小就教他们经商，他说父亲从不讲怎样做生意，而是教育我们如何做人，标准乃是古老的孔孟之道。
李嘉诚对两个儿子一直寄予厚望，为两个儿子起名别有意思。据他解释：“泽”是按家族字辈排，而起名“钜”及“楷”，是希望他们做到“钜大”及“楷模”。
李泽钜1964年出生时，父亲已是一名富商。由于李嘉诚早年失学，所以非常重视儿子的教育，李泽钜被送往香港顶级名校圣保罗学校念书，由小学念到中学。也许是父亲的谆谆教导，李泽钜在学校里一向比较低调。
李泽钜在校内成绩不俗，中学会考5门优秀，其中包括英语、数学，待人也很宽厚。在其出国前，请了30多位老师和同学到李家游艇玩。毕业返港后，亦与旧日同学经常聚会，并力追数个女同学，可惜未能开花结果。虽然父亲生意上的朋友曾介绍数个女朋友给他，但是他怕别人看中的是他的钱财，并不是其本人。
李泽钜现在的太太王富信，则是在美国的一次大学生聚会时认识的，真正展开追求攻势却是在返港之后。
李泽楷1966年出生，比泽钜小2岁。当时父亲李嘉诚已38岁，长江实业仍未上市，但已是塑胶花大王，是城中有名的富豪。而深水湾道79号李家大宅，则用母亲庄月明名义购入。
从小学到中学与哥哥同校。但据一位与李泽钜同班的旧同学回忆：两兄弟各玩各的，甚至放学后也不会一起坐私家车回家。李泽楷在校内并非活跃分子，即使同班同学亦印象模糊。至于成绩也是普普通通，没有进过前10名。
李泽楷小时候，与兄长一样入读香港顶级名校圣保罗男女小学。他在学校里不甚突出。他最多在休息时与同学们打乒乓球。
不满14岁，李泽楷赴北美读大学预备学校。美国同学不管出身名门或平民，皆有很强的独立意识。目濡耳染，李泽楷很快习惯了独立生存。父亲去看儿子，发现泽楷假日在网球场拾球赚钱。李嘉诚回港后对夫人庄月明高兴地道：“泽楷学会勤工俭学，将来准有出息。”
17岁时，李泽楷进入大哥就读的美国斯坦福大学，专修自己喜欢的电脑工程。这显然不是父亲的意思。泽钜听从父亲的安排，念土木工程系。若从家族事业考虑，泽楷应读商科、法律等适宜管理综合企业的专业，并与泽钜的建筑专业互补相辅。
李嘉诚尊重小儿子的选择。
一次，李嘉诚到外国探望读大学的儿子。那日，天下着雨，他远远看见一个年轻人背着大背囊，踏着自行车，在车辆之间左穿右插。李嘉诚心想：“这么危险。”再看清楚一点，原来是儿子李泽楷。
最初，两兄弟到外国读书，李嘉诚没打算买汽车，只买了两辆自行车给他们代步。自那次目睹险境，他才放弃这个磨练儿子的方法。
1987年，21岁的李泽楷大学毕业。此时，家族在加拿大的事业正轰轰烈烈展开。李泽楷去了加国，却不是像其兄一样打理家族生意，而是进入一家投资银行从事电脑工作，做一名靠工薪度日的打工族。
估计这也不是父亲的安排。李泽楷获得加拿大国籍，这也许又不是李嘉诚所希望的。从李泽楷的两次选择，可见他不羁的性格，又可见李嘉诚对儿子的宽容。
1990年，做了4年打工族的李泽楷，在父亲的指令下回港。李泽楷顺从父亲，也许是他厌倦了异国打工生涯，也许认为父亲的公司里更可“随心所欲”，大展拳脚。
李嘉诚并不以为小儿子的实习期已结束，只安排他到和记黄埔做普通职员，跟随行政总裁马世民学艺。马世民则安排他到旗下的和记通讯公司工作，这与他喜欢的电脑工程基本对口。
最初的日子，李泽楷向父亲抱怨薪水太低，还不及加拿大的1/10，是集团内薪水最低的，都抵不上清洁工。李嘉诚说：“你不是，我才是全集团最低的！”李嘉诚从集团支取的袍金才5000港元。李泽楷在美国读书时，较少透露自己是李嘉诚之子，亦不想单靠父亲接济，想自食其力，曾在麦当劳做夜间兼职，又试过做高尔夫球童赚外快。就因为做球童时，经常背负沉重的球棒袋，结果一次不慎伤及右边肩膀，现在无论站立或坐下，他会时不时拉一拉右边肩头筋骨，并表示最讨厌别人打高尔夫球，而这是他父亲天天做的运动。
当年与李泽楷大学宿舍同房的ToddBonner形容：“他并不希望自己与众不同，他希望过一些平常的生活，我们能够成为好朋友，是因为他一点也不像富家子。”ToddBonner后来加入盈科，是集团高级副总裁。
4.搭建施展才华的平台
出色的管理者总是善于给人提供一个起跳的跳台，让他们有更高的超越前任的起点。在李嘉诚的眼中，一个人只要有能力，就能够让他脱颖而出。因为脱颖而出，独挑大梁是成功的标志。事实证明，在李嘉诚的精心培育下，李嘉诚的两个儿子已成为才华横溢，能担大任的商界新秀。现在看来，他们的成功，与李嘉诚搭建的跳台是有直接关系的。
1986年，世界博览会在温哥华举办。落幕之后，各国的临时展厅或拆卸，或废弃。旧址为靠海的长形地带，发展前景较好，地皮为省政府的公产，能够以较优惠的价格购得。
生活在温哥华的李泽钜，以他土木专业的眼光看好这块地皮，将可发展综合性商业住宅区。于是，他积极向父亲建议，理由如下：
一、世博会旧址附近部已开发，社区设施、交通等已有良好基础；二、温哥华这一区域，和一般大都市不同，并无高架公路，市容美观；三、旧址位于市区边缘，有市郊的便利而无市区的弊端，无论往返市区和郊区，同样便利；四、位置临海，景色宜人，海景住宅当然矜贵；五、香港移民源源不断开赴枫叶国（加拿大），对饱受市区嘈杂拥挤之苦而又嫌郊区偏远冷寂的港人来说，这样的海景住宅有相当的吸引力。
李嘉诚同意了儿子的“狂想”，认为最后一点尤显商业眼光。
说这是“狂想”，一点不夸张。整块地皮，大致相当于港岛的整个湾仔区，外加铜锣湾。迄今为止，香港有哪个地产商，在这么开阔的地段发展浩大的综合物业？这在加国建筑史上，也将是开天辟地头一遭。
投资巨大（后来确定的投资额达170亿港元），非长实集团所能承担。李嘉诚拉他同业好友李兆基、郑裕彤加盟，与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旗下的太平协和公司（李嘉诚占10％股权）共同开发。决策为各大股东（李嘉诚个人及集团占50％股权，另50％为各股东分占），具体操作为李泽矩。
《富豪第二代》一书介绍：“李泽钜为这宏图构划，一手一脚策划、设计，费尽心血，悉付于此，曾经在两年之间，出席大小公听会200多个，与各界人士逾2万人见过面，解释这个计划。当然，他的背后，父亲、师傅，及其他人等，一直予以无限量支持。”
1988年，新财团以32亿港元巨款投得世博会旧址发展权。
一切开始进行。1989年3月，平整地盘的施工地段，突然出现了一张“告同胞书”，措辞强烈，充满排外的极端情绪。这与加国政府为吸引华人资金和对人才大开方便之门的国策背道而驰。
“他们似乎完全看不见我也是加拿大公民，他们反应太过激烈。”李泽钜气愤而又无奈。
据传媒估计，当地人排外，还与李泽钜的另一宗生意有关。世博会旧址；以太平协和的名义签约之后，李泽钜将另一间公司的200多个新公寓，直接在香港发售。消息传回温哥华，当地传媒大肆渲染，引起本地人的不满，质问省政府：将来世博会物业，是否又卖给香港人，让这里变为华人的天下？
省督林思齐博士为平息民怨，要太平协和保证，在这块极优惠的地皮上兴建的物业，不会只在海外发售，必须优先向当地人发售。这意味着，兴建的物业，将不可先期在香港卖好价钱。加国地价楼价低廉，这是公认的事实。
让人奇怪的是，这么大的风波，李嘉诚并未出面，麦理思、马世民也未露面，而全盘托付给坐镇加国的大公子。这表明，李嘉诚要考验儿子随机决断、谈判交涉的能力和毅力。
李泽钜即从滑雪胜地韦斯拉赶到温哥华。他的身份，只是太平协和的董事；他的外貌，还是个未出校门的学子，给人不老成之感。李泽钜求见省督林思齐，问他：
“如果世博会发展搁浅，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林思齐是1967年从香港移民加国的，对香港的事再清楚不过。李嘉诚在香港的号召力，足以使流入加国的地产投资缩减2／3！更会使这个在香港移民潮中的受益省，落在其他省后面！
省督说服省议会，对李泽钜的要求做出让步，许可世博会物业，同时在香港和温市发售——实际上是以向港人发售为主。省议员透过传媒，向市民说明利弊关系，称华裔移民是温市建设的和平使者，妥善待他们。
同时，李泽钜也在积极配合，以争取民心，他在温哥华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6年来我的最大收获，就是加入了加拿大籍。”
风波平息，工程继续上马，这就是后来定名“万博豪园”（注：世博会又叫万国博览会）的庞大商业住宅群。
李泽钜的处事能力得到父亲的赏识，李嘉诚同意董事的一致要求，吸收李泽钜任长实集团董事。
香港《信报》于1990年11月28日，刊出《李泽钜设计万博豪园一鸣惊人》一文，对李公子推崇备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