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娜读的文本不是世界，而是世界的意义。对芸芸众生来说，亚历山大是一个伟大的将军，率领着雄踞世界之上的军队；就像威廉·巴特勒·叶芝的野天鹅一样，“无论漫游到何处，始终伴随着激情或征服”。但凡见到他们的人，无不感到心灵的颤抖，无不受到感动，就像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所说：“我心暗自为风鹰颤抖——高高飞起，翱翔的大师！”羽翅的诱惑难以抵御，平凡中现出伟大，与政治权势和军事力量紧密地结盟——除非像薇依说的，“我们感知的伟大与驱动希特勒整个人生的伟大别无二致”。然而，西蒙娜眼里还存在着某种不同的事物，更美，更危险：一个隐秘的圣徒，一颗隐藏着的真实的心。只要正确观察便可发现，飞行的“每个圣徒”通过落下而飞升。然后，只有然后，就像霍普金斯的结论所说，“苍穹、骄视、振羽，飞扬！……爆发的激情……重复过亿万遍的更可爱，更危险”。“就像每一个圣徒”，亚历山大泼掉了有可能“使他与人类苦难分离的水”。于是相比于率领那支征服大军的亚历山大，他成了“重复过亿万遍的更可爱，（对世界主宰而言）更危险的”亚历山大。
这篇论文给阿兰留下了深刻印象。可是他一个人不代表整个预科学校，并不是所有老师都认为她这篇论文好。她忽视历史，对此，阿兰予以嘲笑，而主考老师表示不满：“一个聪明的年轻女孩，如此张扬地自视高于历史。”历史报复了。因为历史课分数不够，她没有被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录取。她还得在预科班再学一年。她哥哥在此只花了一年，她要花三年。战斗开始了。她撤到了乡下去学习，修复疗伤。1928年春天，她被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录取了，成绩排名第一。排名第二的是另一个注定要伟大的西蒙娜，西蒙娜·德·波伏娃。
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学习更高深，但薇依的思想早在预科班师从阿兰时就已铸成，铸造用的铁砧是柏拉图。也是在预科班，她努力克服自己的笨拙，那双笨拙得不寻常的小手让她吃足了苦头。她参加了“妇女运动俱乐部”的第一支女子橄榄球队（别说上帝没有幽默感），泥泞和擦伤都难不住她；但是由于她打得不好，而导致了球队失败时，她不能不沮丧了，她成了自己球队的威胁。后来她在工厂当计件工时，因为笨手笨脚，常常被割伤和烫伤，她一受伤，她的同事的收入就得受影响了。在西班牙参加反佛朗哥的战争时，她坚持要有一支步枪，但她的手太笨，所以手中的枪对战友构成的威胁甚至大于对战壕对面的敌人。不过，在农场摘葡萄时，她抛开手套，任凭娇嫩的双手备受折磨，终究凭借顽强的毅力没有拖其他人的后腿。大家都奇怪，不知为何摘葡萄的进度没有因为西蒙娜降下来。然而，无论经历了什么，她从未放弃过对工作的神秘主义信仰。她与文森特·梵高有着同样的看法，工人的手就是上帝的手。梵高临摹的米勒的《播种者》也完全可能激励过薇依。她像梵高一样有过一个小故事，只是她的情况有所不同：手背被烟头烫伤了，什么原因她不愿解释。梵高也转向了上帝，去了比利时一个贫穷煤矿做传教士，而且还刻意选择睡在小棚屋的稻草上。换了薇依也会这么做。他对妓女尤为怜悯，薇依也同情她们。与文森特不同的是，她不会与妓女同居，而是着工装裤，一身男人打扮，陪着朋友去妓院——那次两人差点丢了命。
人们常说，上帝隐于细节之中。在薇依看来，上帝就在葡萄园——紧贴大地母亲。梵高也持同样看法。确实，梵高的农民与他们耕种的土地浑然一体，很难区分，在他早期作品中尤其如此。他那幅著名的《吃马铃薯的人》（De Aardappeleters），似乎具有魔力，在魔力之下，农民身上仿佛具有与桌上同样多的马铃薯（aardappel，大地的苹果）。薇依的魔力也一样，转换之力来自劳动。她的“价值的劳动理论”，也像梵高的理论，更多来自圣奥古斯丁，而不是卡尔·马克思。然而，与马克思一样，她开始相信这正是资本主义和工业社会的罪孽之一，它不仅将工人与他们的产品隔离开来，更重要的是，剥夺了工人行为的内在价值和尊严……因为，正是“工作……给人创造了尊重和平等”。对马克思和薇依两人来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是现代世界的巨大谎言之一。雅克·卡波德写道，“从心底来说，西蒙娜·薇依渴望为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有辱人格的差别而努力”，而且这一差别不仅仅有辱人格，还是对认识论上的一道鸿沟所抱的幻觉。她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时写下了这样的看法（大家无不为之惊奇），“甚至看到空间时，就意味着抓住了工作的原材料……几何，也许就像所有思想一样，是劳动的刚毅品质的女儿”。在工作中，不仅个人实现了自我，而且，在薇依看来，人的思想也在工作中成为主宰。对薇依这个笛卡尔信徒来说，这不是一个我思故我在的问题，而是我愿故我在（je veux， donc je suis）的问题；我将自己的意愿转向工作。
她身体羸弱，而要参与人类劳动的意志和欲望却不可阻拦。早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就读时，1931年在诺曼底海滩度假，她热切地向渔民们表示她要参与他们的劳作，渔民们无一例外拒绝了她。于是马塞尔·勒卡庞捷“看见（西蒙娜）疯了似的……穿着宽大的裙子跑进大海……我调转船头……将她拉上了船”。她在船上和其他渔民一样干活，干得还多些。有一天风暴特别猛烈，船长被她吓糊涂了：“我要她用绳子系住身子，她不干。”她说：“我已经尽了责任，随时准备死。”就这样以渔夫的身份，像她伟大的先辈一样，她成了网人的渔夫。很快她开始教勒卡庞捷的孩子们教义问答，还帮这些孩子的父亲自学算术和文学。返回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后，他好几个月都寄作业给她批改。这类工作，她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她在伦敦度过的最后的几个月，生命渐渐耗尽，但仍努力记下自己的思想，后来印出的内容达800页之多，也仍未停止给房东的孩子批改作业，年幼的那个孩子还经常在门外等她时等得睡着了。
还是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就读时，她帮助建了一个学校，以此为铁路工人提供教育,还与新交的朋友卡米尔·马尔库（Camille Marcoux）一起在那里担任教学。有谣传说他们之间有超过了一般的友谊，依她的个性，对这种谣言照例从不理睬。同样体现了她个性的是，她听说有次讲课中马尔库用了塞莱斯丁·波格莱的一篇文章，后者是她所鄙视的一个老师，便怒不可遏。她对其他朋友说，在她眼里马尔库死了。应邀去她家和她母亲弹钢琴时，马尔库发现，西蒙娜正眼都不瞧他。她还有其他朋友。再去听阿兰的课时，他叫她坐到新来的学生，莫里斯·舒曼的一旁。此人不久注定会以戴高乐主义者扬名，也注定会成为西蒙娜忠实的同志（在战争尾声时向她伸出援助之手）。很快，他们成了密切的朋友，但与她所有朋友一样，仍是“柏拉图式”的朋友。
西蒙娜此刻已为自己毕生的事业准备就绪，在将思想付诸试验之前，她先得毕业。在高师还有三位女性与她同行，她们前一年入学，其中包括她的朋友，西蒙娜·佩特蒙。波伏娃，第三位西蒙娜，当时不在巴黎高师，而在索邦大学攻读文学博士。她们的轨道有过一次交汇。薇依的名气吸引了波伏娃,前者为中国的一次饥荒而流泪——还有她奇特的穿着打扮。波伏娃的穿着癖好与薇依一样极端,只是取向不同而已。她写道：“我至今都只被允许穿棉质或羊毛的连衣裙，所以，我现在要换成丝绸材料……无论在哪儿，我的打扮从来都一样……每天早晨我都打扮，只求快，不讲究，脸上打点粉……口红多抹一点。”
她们终于见了面，地点在索邦大学的院内。薇依声称，只有革命是最重要的——她衣袋里塞满了激进杂志《自由评论》和《人性》——能使穷人吃饱肚子的革命。对方的答复同样充满豪气：人生的意义也很重要。随着这两人人生进程的逐渐展开，约翰·赫尔曼发现，她们其实本来是可以谈得很投机的。然而，在当时那种情景，薇依上下打量着她的这位同学，拉长声调说：“显而易见，你从来没有挨过饿。”又一个西哈诺；诗句收尾，剑击要害！波伏娃写道：“我意识到，她将我看成了高智商的小资产阶级，我生气了。”
这次会面以及薇依这个人对波伏娃的影响，乃至对其终身伴侣让-保罗·萨特（早些时候巴黎高师的毕业生）的影响，直到很久以后才显现出来。波伏娃通过科莱特·奥德里（Colette Audry）与薇依间接保持着联系，这是她们一位共同的朋友，也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和很有追求的小说家。她记录了薇依对工人阶级事业是何等地全心投入，例如，她将工资袋放在大厅桌上，供有需要的工人们取用。此外，她还继续在一所女子学校任全职教授，讲授哲学。波伏娃写道：“她的才智，苦修主义以及奉献精神和决然勇气，我都很佩服，但我不能把她看成我的同道人，那样好像对我有点威胁。”
看来，波伏娃和萨特虽然都敬佩她，却没有将她视为志同道合者，这一不和谐很正常。赫尔曼很明智地评说过，“这对伴侣属于一种单纯的知识分子，追寻人类存在的‘意义’，而不是探讨人类的痛苦和不幸。”他还进一步说道：“波伏娃的基本追求从来就是独立、自由和意义……简言之，她追求自我实现。”相比之下，薇依的理想是自我消弭或无私。薇依追求成为“奴仆”，而波伏娃的目标是成为“主人”，即便不当别人的主人，也要做自己的主人。波伏娃是女权主义之母，而薇依甚至不认可女权主义这个标签。有一次她应邀主持一个小组讨论，她断然拒绝说：“我不是女权主义者！”
她在巴黎高师是尖子生，按学校规定可以不修索邦大学的课程，但她像她的许多同伴一样，除了不修他们的课程，还表示鄙视。她尤为鄙视的就是学习部主任，社会学家塞莱斯丁·波格莱，我们在上文提及过此人。薇依并不满足于在课堂上让他难堪（特别是在讨论爱国主义话题时），她还设法逼他为失业者捐款，他默许了只要能保密就可以。西蒙娜虽然执着，却不刻板，于是自得其乐地在通知栏里贴一通知说：“向学习部主任学习，做失业救助基金会的匿名捐款人。”因此波格莱称她为“赤色贞女”。
她对伟大的学者帕斯卡尔·利昂·布伦斯威格（Pascal Léon Brunschvicg）也不友好，她选了他做论文指导老师，写《笛卡尔的科学和知觉》。在巴黎高师四年，她一次都不曾找他咨询过，这种轻视令他实在难以释怀。尽管身边有很多法国最伟大的学者，她的主要导师——除了阿兰外——就是她自己。她有超强的集中注意力的能力，几乎达到传奇的程度。她给自己开了一份长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书单，然后一连好几天不见人，不吃不睡，全力投入阅读选定的书本。她将书摊在地板上，人趴在地板上，因为眼睛近视，于是鼻子就紧挨着书本不间断地读，从房间这头边读边往房间那头爬。
她写的语句像格言警句，有帕斯卡风格：内涵丰富，晦涩难解。她的论文虽说被布伦斯威格通过了，但很勉强，这个耻辱无疑伤她不轻。但她的答辩成绩相反，几乎得了最高分，吸引了成群的学生旁听，主题是论“自然和艺术中的美”——她终生探讨的主题之一。她终于要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了，即将获得学位和教师资格。回想起来，这几年真不容易。然而波格莱还没完，他说，“至于赤色贞女，我们不打扰她，让她去为即将到来的革命制造炸弹吧”。她很快给他送了一份礼物——不是炸弹，是一张明信片。虽然不是很愿意，她还是被波格莱安排在一个叫勒浦伊（Le Puy）的安静小镇教书。她给他寄了一张小镇的明信片，上面印着小镇赖以出名的标志景物：一座巨大的铜像，“勒浦伊赤色贞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