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二十五年中，圣女贞德名声大盛，其中包含了不健康的因素；它成了遗忘法国与上帝之间存在差异的捷径。
——西蒙娜·薇依
在卡萨布兰卡，也就是汉弗莱·鲍嘉的取水处，薇依一家与另外900人（主要是犹太人）在艾-因赛巴难民营度过了十七天。难民营的椅子不多，薇依抢了其中一把，坐下来不停地写作。夜里她睡在地板上，这次大家都睡地板。黎明时分，她在花园里看到波兰犹太祭司在晨祷，那些在祷告中前后摇晃的披肩和经文护符匣，她从来没有见过，立刻被吸引了。她抽空给佩林写了封信说，出于友谊她得温和地批评他几句，因为他“对教会过度执着，就像钟情于世俗家庭一样”。至于她自己，她透露说，她做基督徒的方式对他来说将永远是新颖的；因为她“喜爱明显不属于基督教的事物”而被“留在教会之外”，这些事物包括古希腊、印度，以及不属于任何教会的人心里深藏着的“对上帝隐含的爱”。
1942年6月7日，他们终于搭上葡萄牙的赛帕·平托号海轮启程前往美国。在海上航行的一个月，西蒙娜用黑色斗篷将全身从头到脚遮住，像只黑色大鸟，远离房舱乘客。那些人可以尽情享受那些在统舱乘客不能享受的待遇。她唯独对一个有精神障碍的小孩（对这类儿童她从来都怀有特殊的情感）和一个叫雅克·卡普兰的小伙子（“我的小雅克”）不同。这个小伙子自愿照顾船上的难民小孩。他发现她“非常和蔼，非常体贴，非常尖刻”。赛帕·平托号于7月8日到达纽约港。西蒙娜从来没有喜欢过美国，在纽约城所作的短暂停留也不大可能改变她的看法。她认为这个国家缺乏历史感。她后来写道：“我们只需看看美国，就知道缺乏时间维度的民族是什么样了。”早些时候她在马赛给哥哥写的信中，谈到了美国人的好客“纯粹就是慈善，我很厌恶充当慈善的对象”。她以她特有的方式宣布，“能成为迫害的对象……那会更让人受宠若惊”。她的同胞波德莱尔如果听到此言，一定会附和。
她很快意识到离开马赛是个错误，这加剧了她对这个她刚到达的国家的不信任感。她原以为从纽约到伦敦，然后再去法国参加抵抗运动的这条线路会比较容易。现在看来不是并不容易，而是几乎不可能。她彻底崩溃了。“我觉得自己像个逃兵。”绝望中她给一个从广播中听到的，但觉得有可能帮她的人写信说：“只要巴黎仍在德国控制下……我的生命对我来说就毫无价值。”她还给朋友莫里斯·舒曼写信，他们曾是阿兰课堂上的同桌，此刻他在英国参加了“自由法国”运动。她在信中说：“我求求你设法让我到英国去。别让我在这里伤心而死。”除了给他写信，她还给此刻也在美国的哲学家雅克·马利坦写信，给任何她能想到的其他人写信，恳请给她机会实施自己早已酝酿的计划，这个计划是派送护士自杀式地到前线提供急救护理，更重要的是为士兵提供精神支持（无疑还有提醒他们是在为谁而战）。然而正如安德烈在给她的信中所说，当时乘船渡过大西洋绝非易事，很危险，因为德国潜艇很多。安德烈写信时正在哈弗福德学院，因为没有被聘用，处境不是很好。法国公民哪怕是要获准登船都不容易，要有美国、英国和“自由法国”的批准才行。西蒙娜就像一只老鼠被困在了自己布下的陷阱之中。
在位于费城边缘的哈弗福德学院，她哥哥陷入了另一种陷阱。到达美国后，安德烈这位对数学作出了杰出贡献、蜚声国际的人，却接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通知，说他“缺乏在美国的教学经验”，建议他先在哈弗福德学院以类似讲师的身份工作一年，工资由基金会支付。第二年，1942至1943年的情况更糟，他到了“伯利恒钢铁公司一个二流附属工程学校”任教。他申请过中西部的工作，却被告知没有可能，因为“你是犹太人，是外国人，而且对那些人来说是个太优秀的数学家”。不久他写信给他在普林斯顿高研院的朋友赫尔曼·维尔，道出心中的困惑：“****意味着出于金钱目的，而将高价值之物移作卑俗之用；两年来我干的就是这样的事。”
在他的个人问题上却传来了好消息，几年前他结了婚，妻子是他母亲很不喜欢的艾维琳，一个离过婚的女人，但美貌动人。她是天主教徒，与前夫育有一子，叫阿兰。现在她给安德烈生了个女儿，起名西尔维。安德烈说，虽说他们居住在伯利恒，幸好女儿不是出生在那儿，而是出生在附近的方廷希尔。“如果出生在伯利恒，薇依（指西尔维）会太抢眼。如果是个男孩，那就会更抢眼了。”不过他们仍从拿撒勒雇了一个叫玛利的好人……来帮着照顾艾维琳，薇依也来给他们帮忙，至少她自己这么认为，例如给西尔维递瓶子（动作出乎意料地灵巧），还敦促这对年轻父母给孩子洗礼。西蒙娜的侄女西尔维·薇依近年的照片
“洗礼在我看来不过就是在婴儿头上洒几滴水而已，”安德烈写道，“所以，未经她大加规劝我就同意了。”至于艾维琳，一直“遵循着儿时开始的宗教信仰……经常由丈夫陪着去参加弥撒”，对女儿受洗也无异议。似乎谁都不曾想过以后西尔维自己也许会不同意。她还真不同意。
在她的回忆录中，西尔维·薇依谈到她姑姑的一次来信，她在信中说，“根据多少有点反犹太的立法……这样对西尔维会有些好处，同时又不至于使她表现出怯懦”。薇依若知道她这句话导致的反应一定会大为震惊：她这位侄女写道，“这句话激怒了我，这对我姑姑和我都是耻辱……没错，她在某个方面显然有点懦弱，却毫不犹豫地栽到我的头上来。她自己拒绝的洗礼，却扔给了我，于是她保持了圣洁”。接下来得出结论：“英雄主义留给了她自己。”确实如此。英雄难道不都是如此吗？扑身压住要爆炸的手榴弹保护战友的士兵，难道不是阻止了战友成为英雄吗？还有各各他的牺牲不也是一样？薇依说她“嫉妒”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此言流露的心声与西尔维的怨声又是何等相近。可惜这份工作在她之前就完成了。
且不论英雄或懦夫，薇依是否想过她的侄女今后有可能回归先辈的信仰呢？“她对我的未来真是估计得大错特错了，”西尔维写道，“我很认真地学了好几年希伯来语，沉浸于犹太教……这是薇依顽固拒绝的……我对拉西（犹太人伟大的法典编著家）产生了狂热的兴趣。”然而就薇依而言，即便她熟悉十字架上的圣约翰。不如她熟悉拉西，她不是沉浸在西尔维“顽固地拒绝沾边”的基督教中吗？如果可以指责薇依“忽略”了祖先的宗教，不是也可以指责西尔维“忽略”了姑姑研究的宗教吗？而且也忽略了她母亲艾维琳从小信奉的天主教，还有艾维琳第一次婚姻生育的儿子薇依的护照照片。
1942年1011月纽约阿兰信奉的多明我会。在薇依的协助下，阿兰由著名的法国多明我会修士古特利尔（Father Couturier）主持领受了首次圣餐。不过西蒙娜与西尔维仍存在亲缘关系。就像薇依致力于朗格多克地区清洁派的中世纪文明，西尔维选择了关注拉西，关注的时代也是中世纪，都是12世纪，正是她姑姑兴趣所在的时代。毕竟都是一棵树上掉下来的苹果。
回到纽约市，薇依并不觉得自己像个英雄，倒觉得像只老鼠。她躲进的洞穴是位于上西区的一座公寓，河边大道549号，在123与124街之间。她在黑人居住区哈莱姆区做了一番考察，每天参加位于柯柏斯·克里斯提121街弗兰西斯科教堂的弥撒。弥撒用英语，这一点她很喜欢，认为拉丁语传统是罗马另一个不好的遗产。偶尔她还去一个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的犹太小教堂，每个星期天她都参加哈莱姆区浸礼教堂的礼拜，成为前来做礼拜的人中唯一的白人。她尤其喜欢那儿牧师的狂热和礼拜之后的舞蹈。她将之描写为“对信仰真实而感人的表达”。“她与黑人女孩有接触，”佩林修士说，“还邀她们到自己家里做客。”看来如她一位朋友所说，“如果她继续留在纽约，她也会成为一个黑人”。
她继续研究前基督教神话，这一次探讨美洲土著的民间故事。在公共图书馆她查阅探讨了爱尔兰神话与古希腊神话之间是否有关系的问题。只要遇到修士，她就拿些教义问题来烦他们。她从来没有放弃过有点堂吉诃德式的追问，试图发现一种途径使她既可以坚持她的“邪说”，又可以加入到羊群中来。最后，她给古特利尔修士写了一封长信，信在她去世后以小册子形式出版，题名为《致一位修士的信》，原稿是32页的大张手稿纸，用她那娟细的字体写成。信中她宣布了35条“异端主张”，虽然她不是十分肯定这些主张就是真理，同时认为，“要绝对否定它们……也不合适”21。这些看法包括，基督教有上帝，基督教前的神话中同样有上帝，还包括教堂驱逐异端分子所依据的诅咒信条与纳粹的行为之间有可比之处。她还再次谴责了她所理解的教堂关于未洗礼婴儿的教义。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她挑出了一条基本公理，即：“关于上帝有一条基本真理：他是善的。”由此紧接着产生一条关键的法则：“如果相信上帝可以命令人类犯下不公正和穷凶极恶的残酷罪行，那就是在上帝问题上可能犯下的最大错误。”她再次发现了她所喜爱的柏拉图在《游叙弗伦篇》对话中早已得出的结论。为了检测《游叙弗伦篇》对虔诚的定义就是所有神（实际上就是上帝）所认同的、喜爱的或要求的定义，苏格拉底提出了一个千百年以来一直引起共鸣的问题：某件事是善的，是因为上帝要求做所以它善，还是因为它善所以上帝才要求做呢？薇依和苏格拉底一样，肯定了后者。然而如果后者正确，那又如何解释《圣经》中，尤其是希伯来《圣经》中，那些似乎是上帝命令的只能说是屠杀的行为呢？
对薇依来说，答案很明显：我们必须反对这种行为。与她持同样看法的也不是普通人物。在一次关于如何阐释《圣经》的讨论中，伊曼努尔·康德考虑到一个比较棘手的文本：“例如《诗篇》59：116，是一篇复仇祈祷文，简直令人恐怖。米夏埃利斯。赞同这种祈祷，并补充说：‘《诗篇》是受了神启示的；如果是为复仇而祈祷，那就不会错。我们应该以《圣经》为最圣洁的道德。’（《论道德》，第II部分，第202页）我读到最后这一句不禁停下来要问，究竟是道德必须以《圣经》为标准来衡量，抑或反过来《圣经》必须按道德来理解？”。康德认为后者才能接受，所以他与《游叙弗伦篇》是一致的。
但是另一面的观点也不乏支持者。在与莫里茨·石里克（Moritz Schlick）讨论伦理的本质时，维特根斯坦不赞同他这位同事选择柏拉图的观点：“我认为下面（关于善的本质）的观点更深刻：善就是上帝的要求。因为这就消除了对善作任何解释的努力以及对为何它是善的所作的任何解释。而第二个见解肯定是肤浅的，理性主义的。”当代犹太哲学家迈克尔·威西格拉德（Michael Wyschogrod）也许不同意维特根斯坦的推理，但同意他的结论。他断然宣称“（犹太伦理）不是柏拉图的《游叙弗伦篇》的伦理”。然而应该注意，他与伟大的中世纪犹太哲学家萨迪阿·高恩（Saadia Gaon）观点相左：“上帝做理性或公正的事，因为该事先验地是理性或公正的；并不是因为上帝做了它，所以它才是理性或公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