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争论纷呈的霍布斯政治哲学
托马斯·霍布斯（HobbesT.），有史以来最富争议的政治哲人之一。对于他，人们议论纷纷，争论不断。施特劳斯认为霍布斯是自由主义者，奥克肖特认为霍布斯政治哲学本身即是反****主义的m，而麦克里兰则认为霍布斯政治哲学对****合法性进行了论证，更多的人则委婉地说霍布斯是自由主义的开创者或者奠基人111。
中文世界很多人都不认为霍布斯是个自由主义者，钱永祥先生可谓是这方面的代表。在《霍布斯是自由主义者吗？：谈自由主义的一项必要成分》一文中，他以“主张个人的绝对自然权利，并不足以赋予一个理论某种自由主义的特色和资格”和“霍布斯式的暂定协议”社会整合概念并不符合霍布斯本人的看法为由，认定了霍布斯的这个属性mi。
对同一哲人产生如此迥异的解读，这与不同的读者秉持的价值观与认识方法有关，也与霍布斯政治哲学的内在气质有关。应该说，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本身不甚成熟，有着不少天真与自相矛盾之处，他对国家科学的论述很难说是成功的。一些学者正是通过霍布斯政治科学不甚成熟和不甚成功这一特点做出了对霍布斯的评价。同样，在误认霍布斯为****主义者的背景中亦不能排除这一特殊因素。
本书将“保守自由主义”这一概念引入霍布斯哲学，尝试重新阅读《利维坦》（Leviathan）文本。本书旨在阐明：霍布斯的政治学成功地阐明了“利维坦必须维护个人自由”这一未受到诸多霍布斯研究者充分关注的观点，而其失足之处在于没有对“宪政民主”这一政治发展必须正视的根本方向，进行哪怕是最基本的讨论。但由于将基本人权维护作为其政治哲学的基石，霍布斯不失为自由主义的一个伟大先行者。
二、利维坦的基础：安全与恐惧的本能
公元1588年，霍布斯出生于英国南部威尔特郡一个乡村牧师家庭。传言母亲在西英战争的恐惧炮声中生下了霍布斯。霍布斯成为德文郡公爵（Dukes of Devonshire）的家庭教师后，曾三次造访欧洲大陆。在法期间，他亲历了亨利四世被疯狂的天主教教徒杀害及其后出现的政治混乱。英国革命的动荡反复又使霍布斯几乎在恐惧中度过了自己的一生。
此外，霍布斯曾经研究古希腊和拉丁文的著作。经过十余年的努力之后，他在1628年完成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翻译，成为第一个将其从希腊文原稿翻译为英文的人。翻译生涯令霍布斯认为民主政府是无法打胜战争并维持长期稳定的。今天我们知道：古希腊的城邦民主政体与1787年北美建立的代议制的联邦民主政体有着本质上的不同。1679年去世的霍布斯没有看到自己祖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更没有机会看到1787年美国联邦宪法的颁布和《联邦党人文集》作为立宪经典作品的诞生。
特殊的人生体验，以及霍布斯身处的时空环境所导致的比较政治学意义上的视野局限，使霍布斯对秩序和安全产生了极为强烈的吁求。不难看到，《利维坦》背后，隐藏着的是一种对“乱世”和“无序”的深深恐惧，以及内心深处对古希腊城邦民主政体不能长期维系社会稳定的不满。接受了近代自然科学运动所重申的机械主义和理性主义传统的霍布斯，在其内心深处却强烈反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以个性解放为口号的激进共和传统。对古希腊的这种不满，对基督信仰的离经叛道，奇迹般地出现在霍布斯的著作里。
霍布斯政治哲学是“恐惧”之子，而在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自然科学之子”。受启蒙运动以来以笛卡尔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哲学的影响，霍布斯将几何学和机械论引入了自己的体系，并自诩自己的政治学体系是一门新的“政治科学”。但这方面的真实情况更复杂，正如施特劳斯在《霍布斯的政治哲学：起源与基础》一书封底所说的：霍布斯政治哲学并非出自对自然科学的接受，而是出自对人性和道德的体验与理解。m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利维坦》文本的解读就不能不回到这样一些更为基础性的东西上来。
“利维坦”是堕落的天使，是魔鬼，是撒旦。霍布斯所指的“自然状态”，正是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因“眼目的****”、“肉体的****”和“今生的骄傲”受撒旦引诱偷吃智慧树上的禁果以致被逐出伊甸园时候的那个状态。霍布斯政治哲学所叙述的人性，在以《圣经》为经典的基督教教义来看是全然败坏的，而在堕落的人来看却是全然自以为正当的。《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在第八章第二节又说，“因为赐生命的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在《创世纪》里，第一个由人而生的人该隐由于嫉妒之心残忍地杀了他的兄弟亚伯。正如义人亚伯拉罕会以“The child was born in my house”表达感恩之情，某些民族的人则会自私而充满控制欲地说：“这是我的孩子。”
由于对神的背离，人对于是非善恶的评判并无任何客观标准。“任何人的欲望的对象就他本人而言，都称为善，而憎恶或嫌恶的对象则称为恶；轻视的对象则称为无价值和无足轻重。因为善、恶和可轻视状况等语词的用法从来就是和使用者相关的，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单纯地、绝对地是这样。”见（L.p.39）霍布斯还列举了很多影响人进行道德评判的欲望与情感。在视“罪”为当然的人看来，上帝的庇护、耶稣基督的教会是不存在的，至少是没有多少正面意义的。因此，在他们看来，人类的各种欲望与情感中，最强烈的乃是对死亡的恐惧和对安全的极端关注。
人性是恶是善？古今中外争论不断，似乎正反两方都能找寻到大量的事实依据，导致谁也没能说服谁。在浸透基督教怀疑主义精神的西方大多数思想家来说，人在道德上有罪性，在智识上则有局限性。在这样的思想家看来，人性的恶，就不是一个“假说”了，而是基本的事实，是政治学立论的基本起点，是一个能够被我们有限的人生历程反复证明的客观实在。在一个总是表现出不美好的世俗世界，为什么人还需要去爱？对此，基督教给出的回答是，人是根据上帝的形象塑造出来的，具有神的圣洁与公义，然而因着伊甸园的背叛，人负有原罪。也就是说，基督教的人性观是统合“性恶论”和“性善论”的救赎观。霍布斯则对此作了一个颇为符合唯物论精神的丛林法则般的解读与思考。
显然，霍布斯在这里将古希腊城邦时代以来的“善”和“正义”传统观念“颠覆”了，使一个社会的价值评判完全以个人的欲望、情感和利害考虑为转移，而毫不关心任何共同体的抽象意志与在任何在利益论者看来并非实在性的价值。相反在霍布斯看来，共同体与传统伦理必须尊重欲望。在思想史上，让利益而不是善成为政治学基础的第一人乃是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则进一步深化了此命题，指出人与人唯一纯然正当的关系便是利益关系：“人的价值或身价正像所有其他东西的价值一样只是他的价格，也即使用他的力量时，将付与他多少。因此，身价便不是绝对的，而要取决于旁人的需要与评价。”（L.p.63）
利益成为政治学基础，成为社会关系近乎唯一中介的主要原因，是资源的稀缺。人欲是无限的，为了争夺资源，人们就得斗争。霍布斯说，“在人类的天性中，我们便发现，有三种造成争斗的原因存在。第一是竞争，第二是猜疑，第三是荣誉”（L.p.88）。这种互相斗争不仅不能双赢，反而产生了“令人生恨的事”，“最糟糕的是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生活孤单、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
正视人性现实，“理性的箴言”这个伟大的自然律便开始为人们认识。自然律的首条规则是“禁止人们去做损毁自己的生命或剥夺保全自己生命的手段的事情，并禁止人们不去做自己认为最有利于生命保全的事情”，另一规则是“在别人也愿意这样做的条件下，当一个人为了和平与自卫的目的认为必要时，会自愿放弃这种对一切事物的权利；而在对他人的自由权方面满足于相当于自己让他人对自己所具有的自由权利”。当一个人放弃自身权利转让给他人时，
自然法律令便使他“有义务或受约束不得妨害接受他所捐弃或允诺让出的权利的人享有该项权益”。
于是，全体人民互相签约，同意将自身加害于人的权利转让给一个“伟大”的人格。为了确保契约的有效性，这一人格并不参与契约的形成，除非该人格放弃了保护签约的神圣职能，人们不能单方面毁约。“指定一人或一个多人组成的集体来代表他们的人格，每一人都承认授权于承当本身人格的人在有关公共和平或安全方面所采取的任何行为或命令他人作出的行为，在这种行为中，大家都把自己的意志服从于他的意志，自身判断服从于他的判断。”这样，这一人格便垄断了暴力的合法性。此时，霍布斯俨然发现了“落实权利”与保障人类和平及安宁的一个快捷方式：起源于众人同意的政治权威代替自然权威来保障臣民安全（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社会契约”）。
这样一个权益转移，《圣经撒母耳记上》第八章中有明确的叙述：以色列的长老期盼一个君王为他们征战，“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正是对神的背离，为了避免“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掌握绝对主权的神尊重人的自由意志，曾蒙神特别祝福的以色列国第一个“利维坦”诞生。
基于这个逻辑，霍布斯政治哲学苦心经营的“利维坦”节制精神注定成为乌托邦。与这种唯物论神学相反，整本《旧约》的论证，都是在预言弥赛亚，也即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霍布斯的论证并非表明对基督教传统、《旧约》提及的犹太律法的承认与尊重。《利维坦》第四十三章《论被接受进入天国的必要条件》一文，描述了“诸神冲突”的价值之争乱象。霍布斯看似承认人的有限性，却否定了神圣恩典：“在基督教体系国家中，引起叛乱和内战最常见的借口，长期以来一直是当上帝和人的命令互相冲突时，两面同时服从的困难；这一困难迄今尚未完全解决。十分明显，当一个人接到两个互相冲突的命令时，如果知道其中一条是上帝发布的，他就应当服从那一条；另一条即是他的合法主权者（不论是君主还是主权议会）或他的父亲的命令，他都不应当服从。所以困难只在于这样一点，当人们在上帝的名义下接受命令时，许多时候都不知道这命令究竟是出自上帝，还是发布命令的人在滥用上帝的名以谋一己之私。”
对此，霍布斯的中国唯物主义同道以赞赏的口气总结：“第三部分《论基督教国家》旨在否定自成一统的教会，抨击教皇掌有世俗政权的大权。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列举《圣经》条文指责教义之荒谬，
坚决主张教会必须臣服于世俗政权，并且只能作为政权的一种辅助机构，从而根本否认‘教皇无过错’之说。第四部分《论黑暗的王国》其主要矛头是针对罗马教会，大量揭露了罗马教会的腐败黑暗、剥削贪婪的种种丑行劣迹，从而神的圣洁尊崇，教会的威严神秘，已经在霍布斯的笔下黯然失色。他甚至呼吁教会撤出大学，使大学教育摆脱教会的控制和影响。连结婚要履行宗教仪式，也是他所反对的。远在三百年前就能提出这些意见，不能不说具有远见卓识，至今仍有现实意义。”迅霍布斯为什么这么煞费苦心？汉语界有文论证说：“在政治哲学发展史中，17世纪英国思想家霍布斯的学说以其对极权的顺从和对罗马教会的激烈反对引起了较多争议。本文结合霍布斯自述生平的文献，提出一个假设，即霍布斯在心理上具有较强的同性恋倾向。这导致他极端惧怕教会的宗教法庭，希望英国的****王权能够抵制罗马教廷的影响。从这个假说出发，可以解释霍布斯哲学中的诸多难以理喻之处。”笔者无意引用该文对霍布斯进行关乎两性伦理的品性指责，而是试图以此点出霍布斯所处的时代面貌。
西方理想主义传统源远流长。“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高贵与正义之物本质上有异于令人愉悦之物，而且就其本质而言比之后者更可取”。1111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否定了这个共同体主义传统，重申了享乐主义信念：人不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而是纯然的物类，与自然界的群狼素来并无太大的差别；人最根本的信念乃是功利，乃是欲望。
通过对于人的利已、情感、欲望和利益的肯定引申出人的自然权利概念，霍布斯使政治学完成了从基督教的神圣性传统向启蒙运动起来的世俗化传统的过渡。从政治行为的“利益”分析向政治发展的“权利”角度转变，正是以“权利”为核心的近代政治学形成进程中的关键一环。对于人的自然权利的肯定、强调与维护，既使霍布斯列身于个人主义思想家的行列，又使前近代的诸多非权利、反权利的政治哲学观受到了重大的冲击。
三、利维坦的乌托邦：维护臣民的自由权利
出于恐惧，一个强大的利维坦保障臣民的自由与安全。利维坦通过契约形成，臣民将全部权利转让给利维坦。利维坦品行节制，忠诚地履行着维护臣民自由的义务。霍布斯所谓的自由（liberty），“指的是没有阻碍的状况”和“在其力量和智慧所能办到的事物中，可以不受阻碍地做他所愿意做的事情”（L.p.145）。在他看来，“世界上无一国家能订出足够的法规来规定人们的所有言行，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办到的……在法律未加规定的一切行为中，人们有自由去做自己的理性认为最有利于自己的事情”。显然，自由在这里已经成为了臣民的一种“权利”，而主权的合法性正在于保护臣民所拥有的这些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