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术史研究有待加强
作为一代学术之新潮流的敦煌学，其兴起的时间仅百年。敦煌学的研究又有其特殊性：1．藏经洞文献发现于1900年，当时正值义和团运动兴起、八国联军攻打北京，中央政府自顾不暇之时；发现的地点在当时已属十分偏远、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的敦煌；发现者是愚昧狡黠的道士王圆箓。2．文献流散的神秘性和广泛性。敦煌文献发现后，流散到了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因为向国外和国内私人的流散都是不合法的，因此其流散是隐蔽的，大部分都没有公开的记载。3．流散与研究分合。有些是单纯的流散，有些在流散中有记载、有研究，因此，流散与研究既不是统一的，又无法将其截然分开。4．收藏和研究的国际性。敦煌文献流散收藏在十多个国家的几十个图书馆和博物馆中，有些还在私人手中。各收藏国在整理所藏敦煌文献时，同时也就展开了研究。5．研究的困难。敦煌学包含的范围十分广泛，历史、地理、宗教、艺术、语言、文学等等，被称为中古时期的“百科全书”。仅就敦煌发现的文献来说，总数达5万多件，其中绝大部分是写本。这些写本文献虽然主要是用汉文书写的，但也有不少用藏文、梵文、回鹘文、于阗文、突厥文、粟特文等文字抄写的。敦煌作为以佛教为主的寺院，文书的内容自然也以佛教文献为多，此外还有道教、摩尼教等宗教典籍和有关祆教的记录；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书；文学作品如诗、词、曲、赋以及变文等；图经、方志、医药、历书、社会经济资料等也是应有尽有。这样包罗万象的资料，多民族的语言，甚至还有一些死文字（今天已不再使用的文字），其研究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不是一个人、一个单位、一个国家在较短的时间能够解决的。
正是由于敦煌学本身的这些特殊性，不要说敦煌学的各方面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就是关乎敦煌学学科形成的学术史，也还有许多问题至今并没有搞清楚，有些问题也还没有定论。正如荣新江教授所说：“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拥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敦煌学史，没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敦煌学史，更没有‘评判高下、辨别优劣’的敦煌学学术史”。
因此，不要说我们目前还没有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敦煌学学术史，就是敦煌学学术史上的一些基本问题，都还有待于探讨。如：
作为一门学科的敦煌学，究竟始于何时？至今仍纷争不已。目前就有1900年、1904年、1907年和1909年等几种说法。按照现有资料，我倾向于将1909年作为敦煌学的起始。这主要是因为：第一，任何一门学问都要有一定的资料。敦煌文书虽然早就发现，但在1909年伯希和在北京展示之前，只有个别学人见到过个别文书。第二，要有一定的研究规模。1909年前，虽然叶昌炽等人曾对敦煌文书有所关注，但引起学界的重视及有规模的研究还是从1909年开始的。第三，对继续研究的引导。1909年伯希和与罗振玉等中国学者相遇后，罗振玉即根据从伯希和处抄录的资料进行刊布，最早的就是发表在1909年9月25日出版的《东方杂志》第6卷第10期上的《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紧接着在同年第6卷第11、12期上又发表了《莫高窟石室秘录》，这就是第一批公开的敦煌文献，随后又有同年9月王仁俊的《敦煌石室真迹录》、同年11月罗振玉和蒋斧的《敦煌石室遗书》等第一批敦煌学研究著作的问世。
伯希和在北京时，接待的不单纯是中国学者，当时在北京由日本人开办的文求堂书店的主人田中庆太郎也曾访问过伯希和，他在1909年11月1日出版的《燕尘》杂志上，以《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为题介绍拜访伯希和的见闻，还全面介绍了罗振玉的《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与此同时，罗振玉也将敦煌发现古代文书的信息，写信告诉了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等人。1909年11月12日，东京、大阪两地出版的《东京朝日新闻》和《大阪朝日新闻》上，刊出了根据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写成的《敦煌石室的发现物》，报道了敦煌的发现。由于东京、大阪两地出版的《朝日新闻》读者面广，所以此文在日本敦煌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随后内藤湖南又以《敦煌发掘的古书》为题，在1909年11月24—27日的《朝日新闻》（大阪）上作了连续报道，同年出版的《绘画丛志》也予以转载，从而引发了日本的敦煌热潮。所以不少学者认为，正是1909年开始的敦煌研究，逐渐形成了一门国际性的学问——敦煌学。
二、我们对敦煌文献流散的详情与细节还不十分清楚。如外国探险家获取敦煌文物的过程还不清晰，有些甚至连基本情况都不知道。目前了解最多的还是斯坦因，国内已翻译出版了他的《西域考古图记》、《亚洲腹地》、《沙埋和阗废墟记》、《沙埋契丹废墟记》（中译本为《斯坦因中国探险手记》）、《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等。但这仅仅是斯坦因公开发表的考古报告和游记，有些秘密他没有、也不会公开发表。
从现有资料看，斯坦因除了学者、考古学家的一面或身份外，还有其不愿公开的一面或身份。如他第一次来中国时，护照上的身份是考古学家，第二次来的时候变成了“英国总理教育大臣”，第三次又变成了“印度总理教育大臣”。他这样不断地变换身份，显然是有目的的，即便于他的活动。从《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近代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史料》可知，对地处战略要地的新疆和西藏，“英人久有觊觎窥伺之心”，斯坦因的探险是“奉印度政府之使命”，“实受英国在印度之居留政府所派遣，从行有熟悉军事者，更有一充分之测量队，沿印度入新甘之道路，细密测量，直达兰州。此时正是印度政府向西藏进兵，行其所谓积极政策之时，斯氏此行之有军事的作用，固不待言”。其“目的系借考古迹为名，偷绘我国地图”，“以调查自印度入新疆、甘肃、陕西之军路者，故其沿路测绘，用兵陕要之地尤加注意，彼时英俄两国各向新疆测探军路，而以司代诺（即斯坦因）之经历为最多”。他“名为考古，实则暗中盗窃吾新古物转运英国”。
斯坦因第四次来我国前夕，因为已有1927年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及其协议，所以有人“主张此种大举考古非与中国人合作不可，并说明国民党治下之中国全与满清时代不同”。而斯坦因则说：“我只知有旧中国，我不管什么是国民党的少年中国之喊叫。国民党最无聊，外国人应不理会，以前外国人与中国学术团体接洽合作皆是无聊，而且上当。新疆并不能算是中国领土，中国并无中央政府，新疆又不开化，我的老经验依然适用，只要拿些钞票行贿新疆官吏无不行的。”
2007年恰好是斯坦因劫取藏经洞文献100年，因此，还有媒体将2007年称为“敦煌学百年”，就是将斯坦因盗劫敦煌文献作为敦煌学的开始，这显然是非常荒谬的。更有甚者，2007年4月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雒青之《百年敦煌》一书，明目张胆地为斯坦因叫屈并为其歌功颂德，强调“斯坦因中国西域考古与探险是基本合法的”；“斯坦因和王道士的交易不存在欺骗行为”。
正是由于斯坦因是第一个骗盗敦煌文物的探险家，他的学术考察著作又多，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也相对充分。但即使如此，我们对斯坦因的许多情况也并不完全掌握，更不要说其他的考察家了。
另如俄罗斯所藏敦煌文献，其来源目前还不清楚，一方面俄方没有公布有关档案，另一方面奥登堡是1914年8月至1915年1月下旬在莫高窟的。这时，斯坦因、伯希和已将大批文物劫往英、法，中国政府也将劫余运到北京，王道士私藏的一些也于1914年卖给了斯坦因，再加上日本橘瑞超、吉川小一郎又搜寻了一遍。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还有一万多卷的敦煌文献在等待奥登堡呢？
再如日本的大谷光瑞探险队，并不像其他国家的考察团，主要是由博物馆等学术团体资助的，其成员也不是学者，而是西本愿寺的僧人，再加上大谷光瑞与日本军方有密切的交往，而且还与日本皇室关系密切（其妻筹子是贞明皇后之姐），因此有人称其为“间谍探险”，就是日本方面也无法断然否认。
三、我们对本国早期敦煌学家的活动和著述还缺乏全面深入和细致研究。目前，对王国维、罗振玉的研究相对多一些，这主要是因为史学界对王国维、罗振玉研究较多，其论著的出版也比较多的原因，敦煌学界的研究也主要是侧重于对其论著的研究，但还不是很全面和系统，缺少对其论著写作背景的探讨。
如端方，就是应该值得重视的一位。1905年，清政府派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时，端方到达欧洲。他在柏林博物馆看到了出自吐鲁番的《凉王大且渠安周造寺碑》后十分惊讶，就立刻进行了拓印。归国后，著名学者纷纷前往观看，并书写感想。吐鲁番文物受到国内学者注意，此事甚为重要。1909年，伯希和来中国为法国远东学院购书时，就是端方首先得知伯希和携带有敦煌文书的消息，这才有了伯希和与北京学者的见面及展示所携敦煌文献之事。另如董康，其作为诵芬室主人，刊刻了一些早期的敦煌文献，这已为学界所知。但他曾八次赴日，与日本学者狩野直喜、内藤湖南、神田喜一郎、仓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田中庆太郎、石田干之助等都有学术往来，著有《书舶庸谭》一书，内有许多有关敦煌的记载，我们对其研究就比较薄弱。此外，还有王仁俊、许国霖、蒋伯斧等等，都需要给予重视研究。
进入新世纪后，国际敦煌学界对敦煌学术史的研究日渐重视，2001年，在日本京都举行了“草创期的敦煌学”研讨会，以纪念王国维、罗振玉东渡日本百年；2002年，在北京举行了“敦煌学学术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们希望以此为契机，加强敦煌学的学术史研究，写出一本既能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又能评判高下、辨别优劣的敦煌学史，以无愧于我们的时代。
刘进宝
2009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