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儒僩
孙儒僩，男，1925年生，四川新津人。1946年毕业于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建筑专业。1947年到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现为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曾任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学术委员会委员，《敦煌研究》编委。主要论著有：《敦煌石窟保护与建筑》、《敦煌石窟全集·建筑画卷》、《敦煌石窟全集·石窟建筑卷》等。
近年来看见常书鸿先生的回忆录《敦煌五十年》，段文杰先生的自传《敦煌之梦》，他们为敦煌的保护和研究奉献了一生，取得很高的成就，他们的回忆和自传使我深受感动，他们的回忆录大部分是诉说与他们有关的工作。他们既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师长，引领我在敦煌度过了近五十年。我作为上个世纪40年代来敦煌的人，除了工作，对当年在莫高窟的生活感受良深，抚今追昔，我觉得把这段往事述说一下，自觉也很有必要。当年敦煌艺术研究所职工的生活和现在敦煌研究院的生活相比，真有天壤之别，说得简单一点，当时的生活宁静而寂寞，清贫而单调。不时回忆往事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是如何度过那些令人情感上感到沉重压力的年头，在洞窟中工作可以暂时忘却生活的压力，但是精神的压力是很难排遣的。
不过我们当时究竟相当年轻，在单调宁静的生活中也会泛起几朵欢乐的浪花，否则谁也在这里呆不下去。记得上世纪80年代看过一部电影，叫做《沙漠宝窟》，可能是以敦煌为背景的，说的是一群青年画家在一处荒凉石窟中的悲惨命运，最后这一批人中走的走、病的病，甚至死的死。他们没有前途，没有希望，最后以散伙失败而告终。我在莫高窟的最初几年间，虽然也有苦闷，也有彷徨，甚至有些动摇，但是终于等到1949年9月28日红旗插上莫高窟的一天。我叙述的是当年在莫高窟工作的一批人员的生活和精神状况，没有什么可歌可泣大事情，也没有传奇的色彩，都是一些零星琐事，但是在当时条件下，可以说就是我们生活的全部。我追忆这些事情，因为它们始终占据着我的记忆，是那么清晰而又有些苦涩。下面我就一一诉说吧。
一、突然的电报
1946年冬天我从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建筑科毕业，1947年上半年在成都润记营造厂当技术员，四月份奉调到重庆总厂工作。七月份成都的友人发来电报，告诉我说敦煌艺术研究所招聘一个学建筑的工作人员，虽然我对敦煌的情况一无所知，但它是一个学术单位，可能有进取的机会，于是借口回成都完婚。当时我是22岁的青年，也正是结婚的年龄，所以经理深信不疑，很痛快地准了我半月假期，8月4****由重庆返回成都。临行时有同学范志宣、李其琼来送行。
我到重庆工作是我第一次离家，匆匆返回成都，一是了解敦煌的有关问题，再就是看望妈妈和交往不久的一位女同学，并征求她们的意见。在上学的时候虽然听老师约略谈起过敦煌，当时根本没有在意，现在竟然要跋涉四五千里路到那里去工作，事出偶然也太突然，家人有点担心是自然的事情。后来请教老师辜其一先生，据他说：“敦煌是一处规模很大的古迹，有很多的壁画、雕塑和古建筑，那里有一个研究所，所长是知名画家常书鸿，你去了以后可以搜集一些古建筑资料，也可以学画画，但那里太偏僻，可能比较艰苦，不要紧，工作两三年就回来。”还勉励我努力工作，说实在的当时我十分幼稚，带着一种朦胧的憧憬决定了遥远的敦煌之行。没有料到这一决定成为我人生的巨大转折，迈出了我五十多年敦煌生涯的第一步。
和我同时应聘到敦煌的还有黄文馥、欧阳琳和薛德嘉三位女同学，她们都是应用艺术科的应届毕业生，虽然与我不同科系，但还是比较熟悉的同学，能够结伴同行的确是很愉快的事。就当时的交通条件来说，从成都到敦煌是相当遥远的路程，我们四同学都没有出过远门，好在薛德嘉家里在四川邮政总局有熟悉的人，可以买到川陕公路的邮政车的车票，乘坐当时的邮政车，是安全快捷的最好选择，1947年8月12日我们离开成都，那天早晨在成都暑袜北街邮政总局门前上车，有各家的家人、亲戚朋友来送行，其中还有李承仙也来相送，当汽车开动前她大声说：“敦煌见！”我们以为她是说着玩的，后来到了敦煌不久才知道，李承仙与常书鸿早已有了婚约，只是我们一点也不知道罢了。
车是沿川陕公路经四川的新都、广汉、德阳、绵阳、梓潼、剑阁过广元出四川，在陕西境内经褒城、宁强到双石铺，到双石铺后就完成第一段行程。邮政车向北到宝鸡，我们在双石铺下车后要另想办法到天水，再到兰州，这是第二段行程。前面的路我们都不清楚，只有走到那里再打听。
从双石铺经过华家岭到达兰州，再经武威、张掖、酒泉、嘉峪关到达敦煌。
二、奔向莫高窟
今天是9月15日，从离开成都算起已经有一个月零三天了，带着悬念和希望开始关键的一天。我们在银行吃早饭和午饭，午后，听说研究所来人接我们了，银行门外有几头驴子。说实在的，在四川西部没有这种牲口，我只在街上看见过一个卖膏药的走方郎中，牵着一匹又矮又瘦的驴子，非常可怜，现在竟要我骑在它的背上，真有趣！后来才知道，驴子是为我们驮行李的，有汽车来接我们。过不多久，银行门口来了一辆军用小吉普，在向行长告辞之后，吉普车拉着我们四同学奔向莫高窟。当不远的绿树丛中透露出一座红色的高楼时，我们几个同学大声地喊着：“到了，到了”。车子停在一个小庙的门口，门上的匾额上有“雷音禅林”四字，旁边还挂着“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牌子。车一停稳，院子里陆陆续续出来一些中年及青年人。其中我认识范文藻，他是我们艺专的学长，经他介绍认识了段文杰、霍熙亮，一行人把我们带到办公室，会见了我们久仰的常书鸿先生。常先生红光满面，气宇轩昂，一派学者风度。小小的会议室，一时热闹非常，一片寒暄之声。
一个多月的旅途，一个多月的辛苦结束了，总算到了敦煌——我们的目的地。晚饭之后，我们的行李由驴子驮回来了。一位高高的青年安排我们的住处，宿舍是一排低矮的房屋，我的邻居一侧是曾在艺专任教的霍熙亮先生，另一侧是刚见面的段文杰先生，三位女同学住在宿舍的另一头。宿舍不大，约有十平方米，门窗做的比较简陋，不过窗户上是新糊的白纸。窗下有一个土桌子，靠后墙的主要位置有一个土炕，后墙的正中开着一个小通风窗，后墙另一侧墙上有一个壁橱，地面也是土地，屋顶上的檩条和椽子都是新新的，上面铺着席子，虽是粗糙却也简洁清爽。炕边有一张小桌，有两个抽屉，这就是我们日常工作的地方。土桌上有一把茶壶，两个小茶杯，一盏有玻璃灯罩的煤油灯，壁橱旁墙角有脸盆架，脸盆是自己带来的。我的行李非常单薄，只有安顿下来再说。当天晚饭后，在饭厅闲话途中见闻，回到宿舍赶快书写平安家信，因为长途旅行到达目的地之后，心情放松了顿感疲乏，上炕以后坦然入睡，睡梦之中叮咚之声不绝于耳。天色未明，鸡鸣四起，从此开始了我的敦煌生涯，走向未知的未来。
三、初巡石窟
长途旅行之后，终于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地——莫高窟，一夜酣睡之后，天色微明，四邻还悄无声息，这里是远离城乡的孤岛，万籁俱寂，静得连自己的呼吸声都听得清楚，突然从屋后传来雄鸡的啼鸣，然后就引起雄鸡的大合唱，鸡声此起彼伏打破清晨的寂静。经过一个多月的旅行，身体应该感到疲乏，但是昨天到达目的地之后，见了常书鸿先生以及比我们先到一年的诸位先生，寒暄闲谈以及初步安排生活，还没有来得及看看石窟，既然已经醒了，翻身起床，天色还早，小院悄无声息，我没有惊动他人，独自一人直奔石窟。
出得小寺院的山门，门外是一片浓阴的林木，透过林木就是高耸的山崖，上面有层层密密洞窟，我抑制不住激动和好奇的心情，急匆匆向洞窟走去，昨天在路上远远看见的阁楼就在眼前，进入洞窟光线昏暗，没有看见什么，忽然一抬头，一身巨大的佛像进入我的视线，那么高耸庞大的佛像耸立在我的面前，我感到惊讶，也有点恐惧。等我稍为定定神之后，佛像并不恐怖，他的面貌庄严而慈祥，不过它的躯体实在太庞大了，使我感到相当的震惊。我顾不上多看，急忙退出洞窟，漫无目的地信步所之，窟前流沙起伏，蔓草丛生，崖壁上满布着大大小小的洞窟，洞窟之间残崖断壁，危楼耸峙，一片荒凉的景色。我从一座很高的台阶走进一个大洞窟，满窟从顶到四面墙上都是壁画，但是为什么所有的人物都是灰色的，面部也是灰色的，一双白眼睛，一个白鼻梁，这是马帝斯的作品吗？不可能吧？这是我国的古代的绘画，我来不及细想，继续匆忙地穿过一个又一个大的小的洞窟，过了一处有七个佛像的洞窟，似乎洞窟已经走完了，经过一座小庙，树林没有了，崖壁继续延伸，崖壁前是一片干河床，壁面上有密密麻麻的小洞，窟前随处都堆积着流沙，沿着崖壁继续前走，不远就到了石窟的尽头。上面有一个大开口的洞窟，从下面能看见的壁面上没有壁画，洞窟没有台阶，窟下还有两层小窟，我试着从沙堆攀爬上了大窟。洞窟很大，里面非常阴暗，当我的眼睛适应了洞内的光线以后，看见洞内画着一些恐怖奇怪的壁画，到处都是人头，还有鲜血淋漓的人皮，我顿时感觉毛骨悚然，我对石窟的内容一无所知，我也不敢多看，匆忙地又退出洞窟。
这时太阳已经蛮高了，大概有一两个小时吧，我匆忙跑马看花溜达了多半个窟区，是好奇的驱使，虽然没有看懂什么，但初步解决了我一路所苦苦思索的问题，石窟究竟是啥样子。带着满足的心态回到宿舍，才感到饥肠辘辘，我满以为可以吃早饭了，但院子里和饭厅里还冷冷清清没有开饭的气氛，范文藻告诉我，这里每天只吃午饭和晚饭，没有早饭，他说：“你要是饿了可以去厨房笼屉里看看有没有剩馒头，锅里有开水，将就填填肚子吧！”范文藻进一步告诉我，你拿一枝筷子把馒头穿上，放在灶门口的火炭上烤黄了吃，很好吃的，我试着照办了，的确不错。回想不到两月以前，在重庆润记营造厂时一天三顿饭，顿顿都有好菜，比我的学生时代好到哪里去了。与目前相比真是天上地下。
这一天的上午，常先生让我们刚到莫高窟的四个新兵跟随段文杰、范文藻去看洞子，他们二位都比我们年长，是去年到敦煌的，段先生看起来老成持重，阅历较深。范先生是四川艺专的同学，是学美术的。他们带领我们看洞子是给我们传授知识，在两天中段先生讲了敦煌历史和艺术，什么魏隋唐宋，什么本生、经变，听得我腾云驾雾，摸不着东西南北，不过使我觉得石窟里的壁画塑像美不胜收，特别是唐代的藻井的纹样色彩组合那么美好，是我不曾想到的。看了一天洞子之后，晚上脖子酸痛不已，原来是一天在洞里上下左右不停张望的结果。
两天的石窟初步巡礼，有段、范二位先生的仔细讲解，显然一时记不了那么多，但建立一些初步印象，一个好的印象，对我后来长期在敦煌工作是一个良好开端。两天之后常先生给我们几天时间上洞子自由活动，画画、临摹、参观也行，接下来常先生要我设计一座小陈列馆，并开始测量几座唐宋窟檐，从此开始了我敦煌的工作生涯。
四、宁静而单调的生活
1944年成立的敦煌艺术研究所，说起来是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的直属单位，名声顶大，但规模很小。1947年到1949年之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是以常书鸿先生一家（李承仙、常沙娜、常嘉陵）为首，所长下面设考古及总务两部门，考古组里有段文杰、霍熙亮（兼总务组组长）、范文藻、孙儒僩、史苇湘、黄文馥、欧阳琳、薛德嘉、肖克俭、周星祥（自费在莫高窟临摹壁画）、张定南等美术工作人员，常书鸿先生兼任考古组组长。总务组除霍熙亮之外还有会计、出纳、文书、庶务、保管等五六人，此外还有六七个工人，其中有范华、窦占彪一直工作到1949年以后，加上上中下三个寺观有喇嘛道人四五人，总共不到三十个人。莫高窟虽然不大，但二三十人分散开后就看不见人影了，宁静得没有一点声息，我们上了洞窟之后只能听到树叶在微风的吹拂下簌簌作响，夜晚来临之后莫高窟笼罩在一片漆黑的夜色中，宿舍中昏黄的灯光驱赶不走如此浓重的暗夜，周围悄无声息，偶尔从九层楼传来风铃的叮咚声，清脆而单调，更觉得冷清和凄怆。仗得当时人还年轻，没有经过人生的悲欢离合，还没有多少情感上的包袱，能勉强承受得了这种孤寂的熬煎。
当时大概除了常书鸿先生夫妇有手表和其他计时工具之外，其他人只能看天色行事，日出而作，日没而息。当时我们每天只吃两顿饭，只有自己打点早餐，如果前一天没有剩下馒头，只有等到中午吃饭了。范文藻比我早来一年，已经有了应付这种生活的经验，他教我们在敦煌买两只母鸡，放养在宿舍后面的果园中，饭后把剩菜剩饭拿到后园喂鸡，大家都在一起，喂的时候也不分彼此，看见一群母鸡满地抢食也非常有趣，养了母鸡，两三天可以拾一两个鸡蛋，可以稍为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午饭和晚饭都是吃馒头或面条，刚来的时候不太习惯，幸好人在青年，慢慢也就适应了。
每天晚饭之后，天黑之前，每个人有一件必须完成的事情，那时莫高窟距离有电灯的时代还十分遥远，宿舍里有一盏煤油灯，上面有玻璃灯罩，比我们早到一年的段文杰、霍熙亮、范文藻先生他们宿舍里各有一盏玻璃煤油灯，样式好看，灯罩也比较大，点着后晶莹明亮，据说这种灯是俄国造的（当时甘肃、新疆一带称苏联为俄国），我们的灯是铜的比较粗糙，灯罩比较小，点起来也没有那么亮堂，如果要想晚上在宿舍看书写信能有一盏比较明亮的灯，就得劳点神每天要仔细擦灯罩，但灯罩的玻璃非常薄，如果稍微过于用力，灯罩当时就可能破裂。晚上要点几个小时的灯，玻璃罩里面总要被煤烟熏成黄黑色，这些烟尘附着在玻璃灯罩上很不好除去。每天人们吃过晚饭，宿舍院的女士们先生们聚集在饭厅门口，各人手里都拿着灯罩背靠着墙一边聊天一边仔细地擦着各人的灯罩，为的是晚上有一盏明亮的灯，好度过寂寞冷清的夜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