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我们说到现代社会价值，实际上也是要寻找一种认同。我刚才看到一篇采访杜维明的文章，他就认为无论是国学、“新儒学”，在今天都是在于满足一种认同的需要，他就用identity这个词。identity这个词是西方上世纪60年代出现的，但是现在整个西方用得非常广泛，在中国也是。identity恰恰是研究某一个族群、某一个地缘群体、某一个方言群通过特殊的人群共同体内部的社会记忆，历史整合以达到一种对自己传统文化认同和忠诚，它成为一条历史的纽带。很显然，在这个背景之下，中华民族其实是要通过国学寻找到一种认同的纽带，让中华民族找到一种共同的、可依据的东西。
第六，其实今天“新国学”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文化战略。我们看一下世界历史，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政治、军事发展的一定程度以后一定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战略。人类学就是这样兴起的。我在想，今天国学的兴起与当年人类学之诞生有相似之处。人类学为什么产生？人类学就适应当时工业社会、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需要，要了解欧洲以外的世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异文化”，在政治上、战略上进行扩张，控制殖民地。所以西方国家派了大量的学者、博物学家、传教士去研究异民族的部落文化。在这种背景之下人类学产生了。当然人类学并不是一种殖民学科，作为一门科学或学科，它是独立的。今天我们中国在很短的时间里，在全世界范围建立孔子学院，这是什么意思？据我所知，许多大学都在海外设立孔子学院，厦门大学好像在海外建立了两所：（徐：民大也建立了）一所在泰国曼谷，另一所与德国特立尔大学合作办。为什么忽然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孔子学院？西方也一样。比如法国、加拿大，加拿大政府建立了一个“加拿大学研究”，如果你要争取获得资助在加国学习，你回国后就要宣传加拿大。法国更是这样。都是这样的。任何一个国家，当他的政治、经济、军事水平达到了一定高度，他必须要有一种文化战略，这种文化战略是与国势相配合的、相符合的。所以我们来看今天的国学，以及海孔子学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事件和现象，事实上是在国家默许、甚至是国家支持下的一种文化战略。在这一点上其实倒是很符合人类学的产生需要及其原理的。
第七，国学在发展过程中已经不是一个单一的东西了，我们如何来清理西方强制性的伦理价值，有的学者使用“文化霸权主义”，“文化殖民主义”等，比如美国大片、麦当劳之类的东西。这种东西到中国以及所引导的时尚已经把中国礼仪之邦的根基冲击地七零八落，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还没有一种“文化自觉”，没有自主意识去进行国故的整理和重构的话，是很危险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国学有助于对公民伦理道德的培养和教化。就像在网上所说的案例，很多家长借助国学的潮流，让孩子去读经。当然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可以算是国学之德，至少，国学之于教育、教化是不可分开的。我们回想一下解放以来国家主导的价值对每一代的人引导和教化作用。我父亲这一辈人如果当年读英文的话，那是充满危险的事情，大家都去学俄文。今天呢？俄文算什么？是什么造成这样一种局面的？就是一个国家需要。国家在这个国民教育上，甚至在学什么语言、学什么教材、学什么内容上都已经非常精巧地把人们的知识构造和教化打包了。
第八，谈到国学与人类学的话题，还有一个方法的问题，就是把各自的方法进行结合起来。我国传统的读经方法以及训诂学，特别在晚清的考据学、“小学”，已经形成了一套研究中国学问的方法和手段；西方的人类学讲究田野作业，文化比较方法，现代社会人类学讲究量化与质化，考古学上所使用的科学方法，诸如碳14测定等都有助于对新国学研究方法上的借鉴。一批中国人类家、华裔人类学家，李济、吴文澡、费孝通、凌纯生、芮逸夫、张光直、李安宅、李亦园等，他们不仅是国学传统的守护者，也是借助西方人类学方法研究国学的实践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传统中已经渗透着国学精神、国学传统与国学方法。对这一传统的了解，我想对国学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徐杰舜：彭兄，我插一句。刚才各位谈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一方面，《哈里波特》火了，但是我们看到易中天的品三国也把人们征服了。一个是西洋文化、一个是传统文化，三国也是国学的一部分嘛！那里面有对儒家思想非常重要的诠释，他用故事的形式来讲儒家的思想。易中天和罗琳PK的结果，在中国的市场上，易中天可能还占上风。是他让我们的中国文化变得家喻户晓。连我儿子在澳大利亚都要买易中天的光盘带过去，他们这些搞理工科的，过去根本就不关心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从国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刚才各位谈的话题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意思的。国学的定义、国学的范围、国学的对象都是值得我们推敲的问题，都是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问题。但是为什么人类学和国学之间没有打通，其实完全可以打通。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国学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生长出来的科学吧，无论是儒学还是别的，都是当时的科学嘛，比如经史子集，比如义理、考据、辞章，这样一套表述机制。而西方的文化是以学科的门类来表达的。那么在这种不同的文化表达背景之下，我们现在希望两者能够打通，而且完全能够打通。为什么？首先就是人类学本身在西方学科之中的地位就是一个基础学科。你说它是什么？它什么都是，它也可以什么都不是。我说人类学是一个千手观音，所有的学科都可以与他牵手，所以出现了文学人类学、音乐人类学、哲学人类学、诸如此类。化学人类学、物理人类学之类也可能会兴起，我们今天总是处在化学的包围之中，总是处在手机的包围之中，网络的包围之中，据说电脑现在还要向手机化的方向发展，人类怎么办？另外，它和国学的地位是相当的。所以它们应该打通，必须打通，在今天的这个平台上讨论国学问题，我们姑且不去讲它的定义，如果不用人类学的方法去搞的话，就剩老的了，就剩五四时代的那种东西了，就不能发展了，跟现在的文化语境之间有问题，更不能成为一种文化战略。除了这一点，无论是人类学还是国学，我很赞成梁启超原来讲的，国学的核心是人格和道德，国学实际上包含着教你怎么做人、怎么治国，当官要怎么当，当老百姓要怎么当，是这样一种核心问题。人类学的核心问题是人性，关注的是人生和人性，这两者是完全相通的。如果我们现在还是回到国学考据的老路上去，就一点意思没有。国家文化战略也用不着考据，老外也看不懂考据，但是我们现在要的是将国学当中的优秀文化因素弘扬出来，无论儒学还是道家，实际上都是一个过程。历史上是没有这样的局面的，历史上开始是百家争鸣，汉代以后变成了儒家独尊，宋明是理学到现在，虽然还可以叫做国学，但国学也是相对西方而言的，所以二者需要打通。人类学开始关注国学，那么国学家们千万不要继续用老的一套去搞国学，那是没有出路的，一定要有新的东西，人类学就是很好的一种武器。
徐新建：我再接着彭教授的话讲。我觉得今天的对谈有很大的即兴色彩——临时遇到，触机而发。但即兴的谈话每每真实，可以引发对老问题的新思考。其中比较重要的是视野和方法。该如何理解今天的国学热？我认为理解的前提是区分，也就是区分两个“世纪初”之间不同。舒宪刚才讲了，在训诂和考据等技术层面，我们今天的很多文章甚至达不到前人的水准。而在我看来，最大的不同在于问题的差异和的语境区别。概括地说，第二次“国学热”所面对的语境，在内部是“学术的国家化”；在外部则是“知识的全球化”。前者还引申出一个国家在自身形象与国民认同方面的思想追求和精神塑造。后者更关系到地方性知识的人类学转化，即能否和怎样将以往封闭和不同的“轴心文明”，在相互对话中演变成能够为全人类所用的资源。
对此，关于“学术的国家化”还需要思考。一方面，其或许有助于对“国家”内涵的充实，将其引向思想的层面。在经济高速发展及其连锁后果的冲击中，人们越来越质疑“国家”的含义。所谓“国家”难道就仅只是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就是GDP，而与人们的思想、情感和信仰毫无关系么？面对这样的追问，从“国学”角度讨论本土传统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另一方面，对于由此而引出的“学术国家化”趋势，令人不得不产生一些担忧。因为任何一种“地方性传统”，无论多么丰富悠久，一旦以“国”限定，就会出现边界，受到禁锢，难以体现其潜在的普世性价值。
如今，把人类学视野增加进来，便可超越以往的国学框架，把包括儒释道与藏学、满学等在内的本土传统加入到与欧美、南亚以及非洲等其他地方性话语的对话之中，并在总体的人类世界关系里，使各自的普遍价值逐一呈现，从而构建出全人类共享的知识话语。
如今，面对生态、能源等诸多危机，能否寻找到解决人类能否继续生存发展之问题的知识资源，我觉得人类学提供了一种更大的知识平台。在视野上它超越了“汉学”或“西学”。以此来看，我觉得今天的国学有两个使命，因为它弱势，要对抗西学的霸权，这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以这个为终极目标，继续强化和复制的还是一种对抗的文明关系的话，就会有问题。因为以一个霸权的“中学”去占领未来世界，与以往的西方霸权有什么区别？从道义上讲，那还是一种重复。所以第一个任务，就是要警惕以国学取代西学，追求新的霸权。
第二，如果过分强调学术国家化，把汉学变成国学，就有可能把其中所包含的人类智慧——或“普世性精神”——地方化。刚才我们讲的儒家的这些理想，比如刚才舒宪说的，儒家培养君子而不是工具，等等，这只对中国人有用吗？再比如道家，它的许多智慧被我们称为“国宝”。其实岂止是国宝？是人类和世界的遗产。《易经》只是给中国人看的吗？《格萨尔传》只唱给中国人听么？
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过多地强调汉学传统的地方性和国家边界，就有可能将此传统永远的限于雅斯贝斯所讲的“轴心地区”，将其中的本有的人类性定死在当今的“民族－国家”体系里得不到伸展。这两个危险是值得引起我们警觉的。为此，人类学的引入便有了必要。由此也可看出国学与人类学对话对于第二次“国学热”的意义所在。
梁枢：小郑，你琢磨点儿问题，在座的人中儒学或者说国学的学问你是最高的，你应该从你的国学的角度，给人类学学者提出些什么问题。
郑任钊：我们现在通常将国学定义为“中华民族的传统学术”，这个中华民族到底都包括些什么，现在我们知道包括56个民族。徐老师说国学应该叫汉学，我觉得这是有些过于窄化了。因为我们说国学是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很多少数民族都参与到了创建国学的过程中去，所以也不仅仅是汉学。尽管国学现在主要是由汉语表达的，但很多古民族现在已经消失了，而且很多民族本身也没有本民族的文字，他们的民族的文化也是通过汉语的文字留下来的，所以不能简单地将国学说成是汉学。汉学这个词，是国外学者的一个称呼，像我们国内搞儒学的还是不太认同这个称呼，我们不说汉学。
国学是现代中国的一个时代的需要。国学我只涉及一个很小很小的分支，我不敢谈什么东西。首先就是国学的名称的问题，今天还是一个有疑义的问题，到底它的内涵外延是什么？现在也的确说不清楚。按我的理解，“国学”是关于中华民族固有的知识体系的学问，它应该包括中国现有的56个民族在内，而从实际的历史看，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国历史，如蒙族之于元朝、满族之于清朝还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既然说是“学”，就意味不是一个民族的一切文化现象都纳入其中的，而是指民族文化中的那些精粹的、可以构成知识体系的学问。这些学问按照现代的西方学术分类，也可以分出很多门类来，比如社会科学门类、自然科学门类都可以分得出来。张岱年先生甚至认为当代中国的学术思想也属于国学范围。国学本身是发展的，这个学术你不能把它截止到1911年就算完了，它还在发展。
徐老师说“国学”应该叫“汉学”，我觉得有些过于窄化了。尽管国学现在主要是由汉语表达的，但很多古民族现在已经消失了，而且很多民族本身也没有本民族的文字，他们的民族文化也是通过汉语的文字留下来的，所以不能简单地将国学说成是“汉学”。“汉学”这个词，是国外学者的一个称呼，像我们国内搞国学的还是不太认同这个称呼。
我觉得，我们现在不要将关注点过多地放在国学的名称定义问题上，关键是国学能在今天兴起，能被许多人接受和认同不是偶然的，或者说当今中国人需要国学。这是最重要的。国学为什么现在兴起？我认为这里面体现现代中国的一个时代的需要。
首先是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中国在世界上需要一个自己的整体形象。以前我们老拿熊猫当形象，这是非常不够的。欧美国家都强调各自的民族精神，法国人强调法兰西精神，美国人强调美利坚精神，他们都以自己国家有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而自豪，我们这样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她的民族精神是什么？中国的思想家、文学家提出过什么重要的理念？有哪些伟大的作品？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国人引以自豪的历史文化创造是什么？或者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她的文化“品牌”是什么？我们要向全世界树立一个中华民族的形象，这首先是国家的需要。
还有就是个人文化修养的需要，现代中国人虽然比较注重物质生活，但也并不是整天想着票子、房子、车子，他们也经常思考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他们内心会追问：作为中国人，我的根在哪里？这就会引出一个新的问题，即对自己祖先的文化创造如何认知、欣赏和传承的问题。中国人的许多年轻父母，在孩子呀呀学语时就教他们背唐诗，他们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是一个有国学素养的人。能背几首古诗，或懂一些中国历史，也许并不能当饭吃，但这却反映一个人文化修养的问题，同样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的许多普通百姓都懂得这个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