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国古代史史册上,有两页最令人振奋和难忘的篇章。一页是汉武帝的手稿,它的标题叫“强汉”;另一页是唐太宗的笔迹,文章的内容是“盛唐”。
“强汉”和“盛唐”具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汉、唐初期的文治武功是取得“强”“盛”勋业的基础,汉初的“文景之治”和唐初的“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两大治世。二是两位明君独具慧眼,渴求人才,知人善任,在各自的时代造成了罕见的将相荟萃、群贤毕至的历史星空。不论是汉武帝的名将卫青、霍去病和名臣苏武、张骞,还是唐太宗的名相魏徵、房玄龄和杜如晦,都以他们的丰功伟绩而名垂竹帛。
汉武帝在位期间,凭借抗击匈奴、“凿空西域”和开拓南疆的三大“武功”,使西汉这条东方巨龙在他的驾驭下一飞冲天,扬威四方,炎黄子孙得以扬眉吐气,安居乐业。汉武帝的“武功”,还应归功于他的几员干将,如果没有他们,那么他南征北战的三大“武功”都可能无功而返。
秦、汉以来,剽悍的奴隶制游牧民族匈奴不断地骚扰北方边境,一直是中原朝廷的心腹之患。西汉建国以后,面对他们的不断入侵,汉高祖及其子和孙文、景二帝虽想抵抗,却又都力不从心,只能用和亲政策以求得与之平安相处。这是一种委曲求全的无奈举措,即使是每年给匈奴很多馈赠,也无法防止不胜其烦的侵袭。唐诗人戎昱在《咏史诗》中叹道:
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
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
岂能将玉貌,便拟静胡尘。
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
到了汉武帝时代,西汉的国力已强盛到足以发动抗匈战争。而汉武帝个人所独具的那种非常人所及的胆识和魄力,使他敢于向匈奴宣战并具有必胜的信心。在这一场关系国运帝位的重大战争中,汉武帝大胆地起用了两个年轻人,一是他的宠姬卫子夫之弟、家奴出身而善骑射、有勇力的卫青,另一个是年仅十八岁、卫青的外甥霍去病。
抗匈战争自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的马邑之谋肇始,延续了十四年之久。十四年中,汉匈之间先后发生了十余次较大的战争,其中著名的战事有河西之役、河南之役和漠北之役。车骑将军卫青和嫖姚校尉霍去病多次率兵出击匈奴,屡建奇功,威震大漠。他们二人在河西和河南之役中大获全胜之后,又各自率兵分道合攻匈奴,横越大漠,直捣匈奴单于王庭。汉军大破匈奴兵,并穷追不舍至狼居胥山(蒙古国内肯特山),从此元气大伤的匈奴远遁塞外,造成了“漠南无王庭”的局面,遂使汉与匈奴之间十七年无战事。卫青和霍去病的英名和传奇故事也因而长留于塞外边陲,以至在清乾隆时代人王宽的《凉州怀古》诗中,还有“为问开疆是何代?土人犹说汉嫖姚”之句。“初唐四杰”之一王勃的《陇西行》一诗,以简练的诗句描述和概括了这一场大振汉威的战争:
烽火照临洮,榆塞马萧萧。
先锋秦子弟,大将霍嫖姚。
开壁左贤败,夹战楼兰溃。
献捷上明光,扬鞭歌入塞。
盛世时代,充满着建功立业的机会,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塞外边陲,又总是以一种奇特的魅力吸引着热血青年,他们或以锦带吴钩的飒爽英姿投身军旅,或随跋山涉水的马帮驼铃出使西域。
唐朝著名边塞诗人李益以其亲身经历和体会,在一首《塞下曲》中抒发了汉唐时期众多有志之士的夙愿和理想:
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
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定天山。
如果说卫青、霍去病是抗击匈奴、在“古来征战几人回”的浴血奋战中建立殊勋的英雄,那么苏武、张骞则是奉命出使、以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报国精神名垂青史的功臣。他们在异域九死一生的遭遇和宁死不屈的事迹,与疆场征战的英雄共同演奏了一曲慷慨悲壮的时代最强音。
本是一个管理马厩的官员苏武,奉汉武帝之命,以中郎将出使匈奴。由于匈奴内讧,他受牵连而遭捕,在百般劝诱而不降的情况下,被囚于断水绝粮的地窟,后又远徙天寒地冻、杳无人烟的北海(贝加尔湖)牧羊。在极端艰苦的流放生涯中,苏武手持旄节,遥望故国,气节凛然,毫不动摇。即使在获悉老母病故、妻子改嫁、儿女下落不明和兄弟因受牵连而蒙冤自杀的情况下,仍未改变他对汉朝廷的忠诚。
直到匈汉和亲后,被困十九年的苏武才被获救返国,此时汉武帝已死,他也成为一个两鬓染霜的老人了。后人有感这一坚强不屈的爱国者的品格和精神,写下了不少诗词,唐诗人温庭筠的《苏武庙》诗云:
苏武魂销汉使前,古祠高树两茫然。
云边雁断胡天月,陇上羊归塞草烟。
回日楼台非甲帐,去时冠剑是丁年。
茂陵不见封侯印,空向秋波哭逝川。
苏武是强盛时代的产物和民族精神的象征,虽然他没有给盛世时代作出什么物质贡献,但是却为后人留下了一笔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真正对“凿空西域”作出有形贡献的功臣,是西汉著名外交活动家张骞。为了联合位于西域的大月氏国以“断匈右臂”,汉武帝决定派使者出使,张骞以郎官身份应募,从陇西(甘肃)出发,在途中不幸为匈奴所俘。在匈十余年,他始终保藏着汉朝的旄节,不忘使命,并终于乘机出逃,继续西行,最后到达目的地。回国之后,张骞又奉汉武帝之命,率领浩浩荡荡的人马再度出使西域。两次西行,历尽艰险,开拓了一条使中西文化和经济交流达千年之久的丝绸之路,功莫大焉。
汉武帝的另一大“武功”,是对东南、西南边陲地区的开发。他和割据闽、浙一带的闽越国前后交锋三次,终于平息了藩王在这里的叛乱。为消除后患,汉武帝将闽越贵族与部分百姓内迁江、淮之间,使闽、浙一带形势趋于安定,经济得以较快发展。汉武帝相继派军对制造叛乱的南越和小国林立的西南夷发起进攻,平定南越,迫使滇王请降,又征服了东北地区的高勾丽等部,把这些地区先后归于汉朝的版图。
二
“武功”显示了西汉昌盛强大的国力,也表现了汉武帝雄才大略的气概。清诗人王昙以一曲《茂陵》诗咏赞了这位千古雄才的伟业:
祖龙而后事驱除,千古雄才断不如。
一统早收南越地,六经始重圣人书。
求言帝度容方朔,问道儒官用仲舒。
五十四年文治日,天山犁得幕庭墟。
当年轻的汉武帝刚登上帝位的时候,西汉王朝正处于文景盛世,表面是一派太平景象,而实际上却存在着三大隐患,除面临匈奴入侵和两越肇事、边境长期不得安宁外,诸侯王仍有一定的政治、社会势力,继续对中央政权构成威胁;而严重的土地兼并造成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逐渐发展。
汉武帝不是等闲之君,他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刘家英才,如《汉书·武帝纪赞》所言:“如武帝之雄材(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有何加焉。”登基伊始,汉武帝首先不拘一格,广揽人才,发布诏书要求各级官吏推举贤良方正、敢于直言极谏之士,并鼓励天下吏民直接进书皇帝。正是通过这一渠道和方式,汉武帝得到了一批他急需的治国精英,其中包括董仲舒、主父偃、徐乐、东方朔、朱买臣等后来成为西汉名臣的儒生。
王昙的诗句“求言帝度容方朔,问道儒官用仲舒”,东方朔和董仲舒就是两位通过进书皇帝而步入仕途的西汉名臣。文学家东方朔早年曾学书、学诗、学剑、学孙子兵法,听说汉武帝征集天下人才,就写了长长一篇夸大其词的自传和推荐书,据说用了三千片竹简,重得需要两个人抬,汉武帝足花了两个月时间才将其读完。后来他任太中大夫,因滑稽多智,成为一个玩世不恭的“滑稽之雄”,在汉武帝的身边只不过是一个“弄臣”。由于东方朔对现实的不满,使他在政治上有一定的正义感,从而写下了一些直言切谏的书文,曾上书反对汉武帝大修上苑林,因此不被重用。
以研究《公羊春秋》而闻名的董仲舒,前后给汉武帝上书贤良对策三篇,阐述了“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天谴论”的哲学思想以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称为“天人三策”。“天人三策”
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融进了法家、阴阳家等其他学派的学说,除独尊儒家、统一思想外,同时神化皇权,提倡仁政,强调法制,是一种刚柔相济的治国方针,正适应了加强封建中央集权和巩固封建统一国家的需要,为汉武帝所赏识和接受,成为此后汉朝的法制指导思想。汉武帝根据董仲舒提出的原则,制定了一系列旨在树立儒家在政治和思想学术上居主导地位的措施,并开创了以儒仕进的先河。
在家乡齐遭排挤后西游抵达长安的主父偃,开始想通过大将军卫青的关系晋谒汉武帝,结果未遂。于是他就直接向汉武帝上书,当天即与徐乐、严安等人一起被召见。汉武帝十分赞赏他们三人的建议,甚至发出了“何以相见恨晚”的感叹,并均拜为郎中。主父偃在后来又单独向汉武帝上疏多次,其中的“推恩令”,建议将过去诸侯国由嫡系长子袭封的传统,改为恩泽推分子弟即让所有子弟均可得到封地的新制,以巧妙地削弱诸侯王的封地。汉武帝在推行“推恩令”和其他法令的同时,又以武力果断地镇压淮安王的叛乱,从而基本解决了自汉初以来一直困扰中央集权的诸侯王问题。
在即位后不久就开始着手进行的政治制度和财政经济改革,是汉武帝一系列改革中的重头戏。为改变汉初以来外朝丞相权力过大的状况,他在朝廷中实行了“中朝制”,“中朝”亦称“内朝”,是皇帝亲自控制的决策机构。元狩四年(公元前120年)起,汉武帝重用“喜为商贾,不好仕宦”的洛阳人桑弘羊以及东郭咸阳、孔仅等大商人,大张旗鼓地进行财政和经济改革,制定和推行了许多重要措施,其中如:实施整顿币制以控制全国货币、盐铁专卖以增加国家收入、均输平准以保持物价稳定、边郡屯田以保卫边疆安全。
农业是汉武帝十分关切的又一课题,特别是自他执政之初黄河就开始决口,泛滥成灾的时间长达二十多年而未予认真治理。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亲巡黄河决口处,并命随从官员自将军以下,一律背负土木,参加堵塞工程。在堵塞黄河瓠子决口时,他曾写下一篇《瓠子歌》,表述自己对治水的迫切心情,感叹对大自然神奇力量的无可奈何。汉武帝身体力行,使这次大规模整治取得很大成效,黄河在此后八十年中再未出现过大灾。晚年的汉武帝,更号召全国官吏和民众将注意力集中到农业生产上来。他任命农学家赵过主管农业,赵过推行的代田法及推广的新农具,使汉代农业生产出现了一次重大革命。
除了网罗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优秀人才外,爱好和重视文学的汉武帝还提倡辞赋,并给文人以官职。他自己曾写过两篇有名的“楚声”的诗,一为《瓠子歌》,另一是《秋风辞》。《秋风辞》是一篇艺术上颇有特色的作品,留下了一些为人们所欣赏的佳句: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
辞赋家司马相如在汉景帝时不受重视,闲居梁国期间写了《子虚赋》。不久此赋为汉武帝所得,他在读后不禁拍案叫绝,以为是古人所作,叹息道:“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在一旁的狗监杨得意是司马相如同乡,遂将他推荐给汉武帝。司马相如受汉武帝召见后,又写了一篇《上林赋》,在朝廷获得了一个官职。
独尊儒学、排斥百家的政策,一方面顺乎了政治的需要和时势的潮流,另一方面却又宣告了战国以来百家争鸣局面的结束,使文学艺术和学术思想走进了死胡同。因此虽然汉武帝好文和惜才,但是在他执政的时代却很难产生富有生命力的石破天惊之作,不过却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司马迁。冤案和“宫刑”把司马迁逼上梁山,使本来可能是一个“歌德派”史学家的他,在狱中进行了一番脱胎换骨的反思和检讨,终于成为一个不落流俗、爱憎分明、胆识过人、敢于直言的伟大史学家和文学家。
司马迁是盛世时代的灿烂结晶和光辉代表,尽管他的身心健康受到汉武帝的摧残,但是他的伟大成就仍然基于这个时代,植于这片土壤。时代的需要和条件催化和孕育了《史记》这部历史巨著,而这样一个经过长期休养生息的大一统强盛时代,毕竟又是汉武帝所继承和创造的。
三
“强汉”在历史上的出现,诚然是汉武帝从乃祖、父文帝、景帝手中接过的一个盛世并再接再厉努力经营的结果,然而还应该感谢他的曾祖父刘邦,那位有先见之明的西汉开国皇帝,他在临终之前留下的关于人事安排的重要遗嘱,为刘汉王朝的巩固、安定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汉高祖弥留之际,吕后以“安国家为急”,问他身后的安排。汉高祖嘱咐,曹参可继萧何之后任相国,曹参后有王陵、陈平,但不能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正是高祖这一番具有先见之明的人事安排,使得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周勃等汉初功臣在汉高祖之后继续得以重用,不仅继承了他“无为而治”
并行之有效的治国方针,而且在关键时刻将擅权并企图篡政的诸吕一网打尽,从而维持和延续了刘家天下的统治。可见在一个封建王朝中,先王的遗嘱一言九鼎,特别如汉高祖那样威望甚高的开国皇帝,对其身后的人事安排是何等重要。
孝文帝刘恒在汉高祖八个儿子中排行第四,被分封于代地,为代王,他是由薄姬所生。在汉高祖诸姬中,薄姬的命运最为坎坷。她是无父的私生女,送入魏豹宫中后,又成为俘虏被纳入刘邦后宫,虽育有一子,但却独守空房寂寞一生。不幸的命运造成薄姬谨慎善良的性格,而其子刘恒的为人也是仁孝忠厚。鉴于吕后留下的深刻教训,母子俩的这种性格,使刘恒成为诛杀诸吕的功臣们一致看好的接班人,何况他又是尚在世上的高祖长子,于是名正言顺地被拥立为新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