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政”促进了周的强盛，使周在邻国部族中的威望日益提高，引起了纣王的警惕和猜忌。纣王听信其亲信崇侯虎的谗言，下令将文王囚禁于当时的国家监狱——里城，严加看管，并以种种野蛮手段对其进行侮辱和折磨。后来经周国臣子以美女、骏马及奇珍异宝进献纣王，又丞相比干说情，纣王方准许文王归周，但要以其长子伯邑考抵人质。据说伯邑考是一多才多艺的美少年，纣王宠姬妲己一见倾心，欲与之私通，在遭拒后就反诬伯邑考对她调戏，使他无辜地招致杀身之祸。惨无人道的纣王将伯邑考开锅油炸后，剁成肉酱，制成肉饼，然后送文王吃。文王在含泪强咽下肚后，还得谢纣王赏赐之恩。
艰辛、痛苦和耻辱，未能摧垮文王的意志，也没有使他的精神因此而消磨。当时已届八十二高龄的文王，将深仇大恨深深埋在心底，不仅在忍辱含垢中韬光晦迹，养精蓄锐，立志推翻残暴的隋王朝，而且发愤治学，刻苦钻研。他在被囚禁的七年中，将伏羲的先天八卦改造成后天八卦，进而演绎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并以占筮的形式推测自然和社会的变化，提出了“刚柔相对，变在其中”等富有辩证法的哲理，完成了一部对中华后人影响三千多年的哲学著作《周易》。《周易》又被后人称为《易经》，其内容几乎涵盖了人类社会的全部内容，被誉为“群经之首”。
在作出了巨大的牺牲终于回到岐山下周原老家的文王，一方面发愤图强，练兵囤粮，加紧做灭商的准备工作；另一方面积德行善，争取人心，将一大批有叛离纣王之意的诸侯凝聚于身边。文王享国五十年，以四十多年的惨淡经营，使周的国力空前增强，灭殷的事业也不断向前推进。在九十高龄之年，文王作出了受命称王的决定，实际上宣告了周在政治上已脱离商政权而独立。从此，在周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文王在生前的最后七年中，做了六件大事，为周人推翻商王朝的大业完成了实际的准备工作。他先后讨伐和征服了西北各小国，不仅稳定了周之后方，而且使地处西陲与商都相距遥远的周国步步东移。
他先在泾、渭二水之间建立毕邑（今陕西咸阳北阪），作为向东扩展的前沿阵地，在相继灭耆、邗、崇等国形成了对殷都朝歌的包围后，就将国都由岐迁至丰（今陕西户县），这是讨伐商王朝的最后一项准备工作。
姜尚的入盟，使文王的灭商大军如虎添翼。据载，文王从占卜中得悉出猎时可得到成就霸业之辅臣，后来果然在渭河北岸遇见隐居钓鱼的姜尚，当时姜尚已步入老年了。他在姜尚的辅佐下，攻克和占据了渭南、江淮、汉蜀的大片土地，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局面。
正当要发动大规模的对商决战前，九十七岁的文王不幸病逝。临死前他将未竟之业留给了儿子周武王，嘱咐他一定要完成灭商大业。
武王不负众望，他以周公旦辅政，以姜尚为太师，于继位的第二年，将都城由丰迁镐（今陕西西安西南）积极做灭商的准备。又亲率大军，在盟（孟）津（今河南孟县南）大会诸侯，作了伐纣的大演习和大检阅。到第四年年初，武王传檄诸侯，共讨商纣。武王统帅战车三百乘，虎贲（冲锋兵）三千人，士卒四万五千人，并会合一些小国的士兵，东渡盟津，于公元前1027年初春的一个早晨集结在距商都朝歌（河南淇县）仅七十里的牧野（河南汲县）。武王在牧野集众誓师，誓词是周公起草的《牧誓》（载于《尚书》）。《牧誓》全文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以愤怒激烈的言词，痛斥纣王听信妇（妲己）言，不祭祖宗，不信亲族，反而招募四方罪人和逃奴，让他们暴虐百姓，招致天怒人怨，自取灭亡；第二部分则是慷慨激昂地申明周师是躬行天罚，宣布作战纪律，鼓励将士勇猛杀敌。
沉溺在淫乐中的纣王仓促应战，拼凑了七十万以奴隶和战俘为主体的大军开向战场。在会战中，商军阵前倒戈，使武王之军得以长驱直入，洪水般地涌向朝歌。大势已去，面临绝境，纣王登上藏金堆玉的鹿台，穿上华贵的珠宝衣服，点火****，在熊熊大火中结束了罪恶滔天的可耻一生。
《诗经·鲁颂》中的《宫》诗，以寥寥数行诗句记叙了一代代后稷子孙开创周业、战败商旅的经过：
后稷之孙，实维大王。
居岐之阳，实始翦商。
至于文武，缵大王之绪，致天之届，于牧之野。
无贰无虞，上帝临女。
敦商之旅，克咸厥功。
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
大启尔宇，为周室辅……一个新兴的封建制国家展现了一派蓬勃生机。
四
朝代的不断更迭，历史的反复循环，留下的故事虽各不相同，写下的结论却是千篇一律。
在商周嬗代之际，出现了一个残暴不仁的纣王，决不是历史偶尔为之的戏作。在演绎了三千余年的历史作品中，纣王式的暴君何朝没有，何代少闻？在改朝换代的前夕，在农民起义爆发的前夜，作为一个末代帝王，纣王的形象十分典型，而辉煌一时的殷商王朝亡于一旦的史实，更有相当普遍的意义。另一方面，奠定了周朝基业的文王，则又以其诸多“仁政”政绩和一部博大精深的《周易》，成为中国历史上寥若晨星的明君之一。
流光无情，三千多年过去了；但是往事难忘，商亡周兴的这段史事却依然清晰地写在纸面，纣王和文王的许多故事也依然鲜活地留在民间。司马迁的历史巨著《史记》，最早系统地记述了这段历史，描绘了这两个一正一反的人物形象，让后人至今犹能读到一个颇为真实的古代人事故事。
鉴于自身的痛苦经历，太史公司马迁对文王自然有更深切的理解和更深厚的感情。身受腐刑而在肉体上蒙受痛苦更在精神上蒙受侮辱的司马迁，当初何尝没有想过一死了之或以死明志呢？而正是在文王及其他先贤的事迹鼓舞和激励下，使他坚强地活了下来，发愤而继续《史记》的写作。在《史记》的“太史公自序第七十”中，司马迁感喟地说：从前周文王被拘禁里，推演了《周易》……大都是圣人贤士抒发愤懑而作的。这些人都是心中聚集郁闷忧愁，理想主张不得实现，因而追述往事，考虑未来。
司马迁在《史记》的“太史公自序第七十”中，司马迁感喟地说：
“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文王和有过文王同样遭遇的那些先贤拯救了司马迁，为古代中国留住了一位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是这样剖析心迹的：“（我）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司马迁的巨著传世而不朽，文王和其他先贤的形象也因他的巨著而垂范百世。
差不多在司马迁之后的两千年，德国著名诗人、剧作家歌德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生命里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有个远大的目标，并借助才能与坚毅来完成它。”这是对司马迁的人生的总结，也是对周文王的人生的总结。仿佛是东西方之间的观点交流，仿佛是两千年之间的思想共鸣，尽管西欧文学家对中国的先贤们一无所知，但是古今中外的有识之士在人生观上却是相通的。
在《史记》问世一千七百余年后，大约在明隆庆、万历年间（1567—1619年），出现了一部通过神魔人物和运用神话色彩来描绘商周斗争、商亡周兴的长篇小说《封神演义》。在中国文学史上，以朝代更迭为背景、群雄逐鹿或帝王争斗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中，艺术成就最高的当然是《三国演义》了，后来的作品无以出其右。但就反映的历史年代之早、抨击****的笔锋之猛而言，除《封神演义》外，似乎亦别无分号了。
《封神演义》全书的所有故事情节，都是围绕着商周两军的斗争而展开。周之一方，以施行仁政的文王、武王及他们的丞相姜子牙为首；而商之一方，则以暴虐无道的纣王为代表。作者在史实的基础上，以文学的笔法详尽地描述了纣王沉湎酒色、杀妻诛子、设置酒池肉林、设计炮烙之刑、采用断胫剖腹和挖心醢尸等一系列暴行，揭露了这个十恶不赦的暴君的狰狞面目，从而说明了商必亡、周必兴的道理。尽管《封神演义》在文学史上算不上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但是却因其对暴君的抨击和对封建伦理观念的批判，使这部书赢得了民心并得以在民间广为流传。
多行不义必自毙，纣王以不得善终的方式彻底垮台，当然是不难理解的，而在历史上像纣王这样的暴君又何止一人！在纣之前曾有夏桀，而在其后，更有秦始皇、隋炀帝等著名暴君，一些小国帝王如十六国中的后赵王石勒、石虎，其暴虐程度也不差于大朝皇帝分毫。除暴君外，另有一些以****、豪奢和玩乐而闻名于世的帝王，大朝中的晋武帝、宋徽宗及其后的南宋诸帝，小国中的吴王夫差、南朝陈后主叔宝等，都堪称典型。不言而喻，不论暴君还是淫君，则又无一不是昏君，再加上历史上还有更多的庸君（大概因为文学渲染的关系，三国的蜀汉后主刘禅和五代南唐后主李煜成了最为人熟知的两个），共同演绎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又一个改朝换代乃至丧权辱国的史事。
在中国的唐、清两个大朝，有两个大起大落而令历史啼笑皆非的长寿皇帝，其一是唐玄宗，其二是乾隆皇帝。二者的共同特点是，在即位后都曾有过一番励精图治、锐意进取的经历，分别开创了“开元盛世”和“康乾盛世”的局面，而在执政的后期却又均堕落为骄奢淫逸、败坏祖业的不肖子孙。所不同的是唐玄宗更多表现于沉湎酒色，一个杨贵妃导致了一场使唐朝元气几乎丧失殆尽的安史之乱；而乾隆皇帝则是倾举国之财来供自己游乐奢侈，他的六游江南无异于六次横扫大江南北的台风，几乎把个大清帝国挥霍一空，以致贫弱到鸦片战争时不堪侵华列强的轻轻一击。实际上，时至18世纪，还在一个闭关锁国内标榜什么封建色彩的“康乾盛世”，本身就是一件可笑的怪事，这与唐玄宗时代的“开元盛世”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古代中国有两句耐人寻味的成语：一谓“民贵君轻”，语本《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另一谓“载舟覆舟”，语本《荀子·王制》“水能载舟，水则覆舟”。然而历代又有几个封建帝王领悟了其中的深刻道理呢？不要说那些末代帝王如商纣王、隋炀帝、宋徽宗等不仅没有读懂，而且反其道而行之，就是秦始皇、隋文帝、宋太祖等开国皇帝又读懂了多少呢？古代中国的这种历史现象也同样耐人寻味。
说“失民心者失天下”也罢，说“失道寡助”也罢，对暴君纣王及其腐恶之军，当然是神人共讨之，天地共击之。在《封神演义》中，以正义之师的形象出现的武王大军，得到了莲花化身和三头六臂的哪吒、遁地行走的土行者、肉翅而飞的雷震子、生有千里眼和顺风耳的高明和高觉、能七十二变的杨戬等诸神相助。他们在武王的统帅下，各显神通，为灭商大业作出了贡献，其中有的如土行者夫妇甚至献出了生命。
真正长存于民众心中的形象，并非曾经是统帅后来面南称帝的武王，却是这些替天行道、为民除害而不求荣华富贵的天将神兵。自古以来的所有帝王，即使曾经作为正义的代表，对推动历史的前进起过一定的作用，然而他们的终极目标，无不为了一己的称孤道寡，为了一家的万世掌权。再听听仅存的李靖、杨戬等“肉身成圣”的七人，在大功告成之后谢绝武王分封时的表白，令人感到他们的心胸却是那么纯洁，那么坦荡：
臣等原系山谷野人；奉师法旨下山，克襄劫运，戡定祸乱。今已太平，臣等理宜归山，以覆师命。凡红尘富贵、功名、爵禄，亦非臣等所甘心者也。今日特陛辞皇上。望陛下臣等归山，真莫大之洪恩也。
后人有诗赞道：
别驾归山避世嚣，闲将丹灶自焚烧。
修成羽翼超三界，炼就阴阳越九霄。
两耳怕闻金紫贵，一身离却是非朝。
逍遥不问人间事，任尔沧桑化海潮。
（《封神演义》）读罢《史记》和《封神演义》之后，再访殷墟遗址和里城遗址，感受尤多，感慨更深。这两部或真实或虚幻的文史作品，为两处近在咫尺的同朝遗址，作了详尽的诠释。
亦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里城遗址，与殷墟遗址在性质上大相径庭的另一处商朝遗址。里城遗址位于、汤两河间的广阔原野上，距汤阴县城北四公里，安阳市南十五公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有文字记载的国家监狱。这座基本保存完好的商朝监狱，不仅因囚禁周文王而驰名，更因“西伯（周文王）拘里演周易”，成为古代著名的哲学科学著作《周易》的发源地。
现存的里城遗址，为一片高出地面约丈余、面积达万余平方米的土台。台上有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重建的文王庙。庙前是明代石结构建筑“演易坊”，庙内有民国时重建的“演易台”以及历代碑刻十余通。《周易》流播千古，风靡全球，作为它的发源地的里城遗址，也成为众多中外学者、专家的寻访和拜谒之地。
这两处当代仅存的大型商代遗址，不仅有太多的可资比较之处，而且又都为后人留下了太多的思考空间。两者之中，一为商朝后期的宫殿和都城所在地，商朝末代国王纣王在这里走进坟墓，曾经是他作威作福的豪奢宫殿成了吞噬商朝的火海；一为商朝的国家监狱旧址，为周朝开创基业的文王从这里出去并打开了天下，曾经使他含垢忍辱的阴暗监狱却成了演绎《周易》的发源地。
历史似乎有意作了如此意味深长的安排，竟将宫殿与监狱放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兴亡明鉴录”的生动而深刻的画面，任凭后人根据这一幅商亡周兴的历史画图，去进行海阔天空的追思和比较。
纣王****，武王灭商，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王朝的统治时期。新人新辇，沿着旧的车辙，走进了旧的宫廷。历史如法炮制地进行着新的轮回，好在每一次轮回总还能或多或少地向前挪动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