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一般地反对游击主义，而是老老实实地承认红军的游击性。在这里怕羞是没有用的。相反，游击性正是我们的特点，正是我们的长处，正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工具。
游击性在将来一定是可羞的和必须抛弃的东西，但在今天却是宝贵的和必须坚持的东西。
———毛泽东
一、正规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达22年之久的中国革命战争中，正规战与游击战之间的相互转换，是每一次重大军事战略转变的核心。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经过1927年到1930年的游击战争，在力量有了一定发展的情况下，转变为正规战争，运用以运动战为主的作战形式。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军由国内正规战争转变为抗日游击战争，基本的作战形式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解放战争中，我军又由抗日游击战争转变为国内正规战争，作战形式一般是运动战。当我军力量得到发展时，把游击战争转变为正规战争；反之，当我军力量受到削弱或敌人力量过于强大时，则从正规战争转变为游击战争。这是我们党军事战略转变的一条基本规律。游击战在人民军队的战略战术思想中占有如此特殊而又重要的地位，这的确是前无古人、举世罕见的。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的游击战理论，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西德一家出版公司，在1966年至1974年间7次再版《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理论》一书，总印数达10万4千册。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十分重视毛泽东关于游击战的著作，要求陆军研究毛泽东有关这个问题的言论。一些日本学者和军事评论家称毛泽东为“现代游击战争之父”，认为“毛泽东论述得最精辟的是游击战。他所论述的游击战，比以往任何战略书籍都丰富。他那富有想象力的论述，是举世罕见的。在二十世纪出现的各种战略著作中，最有特色的就是毛泽东的游击战论”。
一代名将粟裕，在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曾独立坚持或组织实施了十余年的游击战争，亲自经历了每一次重大军事战略转变。他对毛泽东的游击战理论体验之广，领悟之深，发挥之多，都是同辈高级军事将领中不多见的。粟裕的游击战兵法，是人民军队游击战理论的一个具有独创性的组成部分。
粟裕最初接触到“上山打游击”的道路，是在跟随南昌起义失败后保留下来的部队艰苦转战的过程中。这支部队南昌起义后向广东进军，沿途同蒋介石的军队打的是正规战，最后只剩下几百人，不能再按老办法打仗了。1927年11月上旬，朱德和陈毅率领这支部队来到了湘、粤、赣三省交界处崇义县以西的上堡、文英、古亭地区。这是一片连绵不断的山区，十分便于部队隐蔽活动，又经过大革命时期高涨的农民运动，有较好的群众基础。朱德、陈毅决定把部队带上山去，开展游击战争。他们首先打走了占山为王、杀人放火、作恶多端的土匪何其郎部，收缴了地主的武装。接着，以连、排为单位分散活动，帮助农民生产，发动群众，进行了把武装斗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的初步尝试。粟裕后来回忆说，虽然在那一带只搞了个把月，但上上下下都觉得这样搞有出路。于是从打正规战转变为游击战的思想，就这样在同敌人战斗的实践中产生出来了。
井冈山斗争时期，粟裕学习毛泽东的“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的领导方法，学习“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学习打游击性的运动战，积累了丰富的游击作战的经验。1928年6月，敌人以五个团由永安进犯永新，红四军实行敌进我退，主动撤出永新城，退到根据地中心宁冈，加紧准备作战，同时组织赤卫队、暴动队袭扰敌人。当敌以三个团分路进犯宁冈时，粟裕所在的二十八团乘敌疲惫松懈，隐蔽接敌，突然发起攻击，抢占了老七溪岭的制高点。老七溪岭山峦重叠，地形险要。当时任连长的粟裕冲向制高点，回头一看只上来了9个人，于是留下6个人控制制高点，自己带领3个人勇追逃敌。一过山凹，发现有100多敌人猬集在一起，粟裕便冲上去大喊：“枪放下，你们被俘虏了。”这时留在制高点的司号员也吹起了冲锋号。敌人不知底细，吓得乖乖把枪放下。粟裕命令俘虏卸下机柄，背着空枪走。这正是“两军相逢勇者胜”。粟裕智勇双全，无怪乎享有“年轻的战术家”的美誉。
粟裕真正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游击战思想，还是在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中。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失败，给粟裕留下刻骨铭心的惨痛教训。它从反面证明了只有及时实行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由正规战向游击队的军事战略转变，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在“左”倾冒险主义的指导下，抗日先遣队没有实行这种战略转变，反而在进入闽浙皖赣诸省国民党后方后，把本来长于打游击的红十军和地方武装组织起来，企图打更大规模的正规战。这一战略性的错误，招致抗日先遣队1935年在怀玉山的惨败。1973年12月，朱德在评价这次合编时指出：“编成一个军团，不编不垮，一编正规战打不成，游击战也打不成。经验还是要把正规军变成游击队。”
面对抗日先遣队失败的切肤之痛，粟裕及时总结了教训，在率领挺进师进入浙江境内后，首先就是彻底实行正规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并且从当时当地实际情况出发，创造了一整套适合浙南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抗日战争爆发后，粟裕又率领新四军第一师建立苏中抗日根据地。他深刻领会毛泽东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战略方针，着眼于苏中游击战的特点和规律，再次提出了由正规战转变为游击战的问题，不失时机地将工作重心由城镇转向农村，作战对象由顽军转向日军，作战形式由运动战转向游击战，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游击战的理论。
恩格斯有一句名言：“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①我们也可以说，正是怀玉山的失败，使粟裕更加自觉地实行战略转变，思考战略转变，从而形成了他的很有特色的关于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的理论。
第一，通过打一两个好仗的方法实现向游击战的转变。
粟裕认为，为了较顺利地实现正规战向游击战、正规军向游击队的转变，“必须打一两个好仗”①。这个思想对于在新地区开辟游击战局面，是十分必要的。1935年初，粟裕率红军挺进师进入浙南地区后，在庆元县的斋郎地区，遇到敌人2个保安团2200余人和近千人地主武装(主要是“大刀会”)从三个方向来的分进合击。当时挺进师只有五六百人，兵力对比悬殊。粟裕利用斋朗的有利地形，精心组织了一次战斗。挺进师先是以军事政治攻势瓦解了“大刀会”，然后当浙江保安第一团骄纵轻进、深入到我军预设阵地前沿时，集中火力给以突然打击，杀伤300余人，俘虏约200人。敌福建保安第一团马洪部感到孤立无援，也狼狈逃走。粟裕把斋朗战斗誉为挺进浙闽边后的“关键性一仗”。这一仗的胜利，迫使敌人在一段时间内转为退守，使一些反动势力纷纷离开浙西南，挺进师获得了开辟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有利时机。
以打一两个好仗的方法实现由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既能够通过给敌一些歼灭性的打击，肃清预定开辟地区的敌人，使红军游击队获得开展游击战争的立足之地；也可以给敌人以严重震撼，壮大我军声威，从而有利于发动群众，唤起群众的革命热情，促进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后来，粟裕在领导苏中抗日斗争的战略转变中，也是采取了这个方法。1941年2月，粟裕指挥部队击败伪军李长江部。4月，他向部队作了由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问题的报告。接着，就发动了一系列的对日攻势作战。这就为长期坚持苏中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
第二，从思想上、组织上和工作上实现向游击战的转变。
这种转变是战略上的而不是战术上的，也就是全局性的转变。粟裕在1941年4月所作的题为《由正规战转变为游击战的一些问题》的报告中，深刻分析说：敌军只能占领一些点和线，广大农村仍在我们手中，广大抗日群众在我们一边；敌占城镇，我占乡村，斗争的方式将由大兵团的运动战转变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下定决心长期坚持斗争。他明确提出，要实现思想、组织、工作和战术四个方面的转变。在思想上，必须认识到：游击队在敌后作战，可以更好地避敌之长，攻敌之短，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长期消磨敌人；可以担负宣传队的任务，宣传和动员民众；可以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积蓄力量，等等。在组织上，正规军要变为游击队，短小精干；党政机关要军事化、游击化，“变为游击政府”；地方武装组织要实现群众化。在工作上，一切工作深入农村，一切工作扎根基层，一切工作适应游击战，一切工作为战争胜利服务。在战术上，要彻底实现向游击战术的转变。他形象地比喻说，要把游击战打得热火朝天，像老百姓春节放鞭炮一样遍地开花、处处响枪。这样，敌人虽然占领了点和线，无异于自己设下圈套，往自己脖子上套。
就拿组织上的转变来说，粟裕对红军挺进师的整编，为适应游击战需要，减少指挥层次和机关人员，只编成三个支队(支队相当于连)和师直属队。师部司、政、供、卫各机关极其精干，机关人员编为一个政治连。在苏中抗日根据地已经形成主力部队、地方武装、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的情况下，他进一步从抗日游击战争的实际出发，明确提出了党政军机关战斗化、游击化的要求，使各级机关非常精干。在整个抗日战争中，苏中军区机关尽管一直是日寇寻歼的目标，却没有遭到过一次袭击。
粟裕在战争回忆录中曾谈了一段亲身经历。1942年1月的旧历年关，他率“前指”和师直机关正准备过年，接到情况说敌人要开始扫荡。他决定敌进我进，向敌人来路方向行动。部队行军一夜后刚埋锅烧饭，敌人就跟上来了。于是拉起队伍带上饭菜继续走，直至天晚才停下来，结果又发现敌情，只好回头走。凌晨部队停下来休息，他接情报后判断敌人要杀“回马枪”，集合部队又继续向前走。走上公路时，后续敌人从海安方向开来了，粟裕带领部队毫无声息地俯卧在公路两侧，待敌人通过后顺利地越过公路，接着渡过一条大河，第二天清晨才全部跳出了敌人合击圈。这次行动连续行军两昼夜，反复行程100多公里。这样的情况，在当时是经常发生的。
第三，在战略战术上实现向游击战的转变。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的核心是战略战术的转变。
在敌我力量悬殊过大、孤军深入敌后的情况下，能否适时实行战略战术的转变，直接关系到能否生存的问题。红军抗日先遣队在怀玉山的失败就是一个血的教训。
在浙南三年游击战争中，粟裕以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总结的游击战十六字诀为指导，针对敌人的“围剿”采取“敌进我进”的作战方针，并结合浙南的实际，经过无数次的作战实践，创造出一整套游击战术。
1938年春，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在平阳县北港的山门街畴溪小学创办“抗日救亡干部学校”，粟裕兼任校长。他所讲授的游击战术课程，实际上是对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经验的总结。他把游击战术归纳为六条原则和五个行动要领。六条原则是：(1)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2)不在消灭敌人，而在消磨敌人；(3)支配敌人，掌握主动；(4)积极进攻，绝少防御；(5)飘忽不定，出没无常；(6)越是敌人后方，越是容易成功。五个行动要领是：(1)反敌人之道而行，并竭尽欺诈之能事，敌进我退，敌集我散，敌大我避，敌小我欺，避实就虚，声东击西；(2)不要企图太大，只要常有小胜；(3)站在敌人翼侧、后方和圈子外围，不为敌人所合击；(4)一切作战行动必须迅速、勇猛、坚决，迟疑犹豫就等于等死；(5)注意使用突然的白刃袭击，只要枪弹一响，刺刀就要杀到敌人的肚皮上去。
在苏中抗日游击战争中，粟裕又着眼于苏中游击战的特点和规律，实行“以进为进”的作战指导方针，在战术原则上进行“敌进我退(进)”和“袭敌深远后方”的转变，并在战术上实行13个转变：(1)三猛战术不恰当；(2)兵团战斗暂不适宜；(3)游击必击扰而必乱；(4)消灭敌人与消磨敌人；(5)有形胜利与无形胜利：(6)战术上以多打少以少打多；(7)集小胜为大胜不贪多；(8)老鹰抓鸡不打延挨战；(9)造成四个有利条件；(10)苍蝇叮牛；(11)有决胜把握就应以大打小；(12)如无胜利把握则以少打多予敌人以杀伤；(13)扑灭伪军铲除敌人爪牙。
正是由于着眼于游击作战的规律实施战略战术的转变，采取了正确而又灵活的战略战术，粟裕领导的浙南游击战争和苏中游击战争都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二、敌进我进，盘旋兜圈粟裕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思想的核心，是“敌进我进”。无论是在浙南3年，在华中抗日时期，他的作战指导方针，都是敌进我进。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要我的山头，我要你的后方。这一思想渊源于毛泽东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但又依据新的实际情况作了充分的发挥，是“十六字诀”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我们先来看看毛泽东“十六字诀”的形成过程及其基本内涵。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之后，广泛发动和组织群众，频繁地开展游击战争。据当时的文件记载：“以宁冈为大本营，分派部队向各处去打游击，平均九天一次战争。”1928年1月，毛泽东根据九个多月的作战经验，在工农革命军前委和遂川、万安两县委的联席会议上，提出了“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原则。会后不久，万安县委就自觉地运用了这一原则。当时的万安县委书记在一份报告中写道：“与敌人搏战的策略是‘坚壁清野，敌来我退，敌走我追，敌驻我扰，敌少我攻。”①最早见诸文字记载的“十六字诀”，是1929年4月5日《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这封信说：“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致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①“十六字诀”的实质，就是在敌我强弱十分悬殊的情况下，充分利用农村的政治、经济和地理条件，趋利避害，避实就虚，灵活机动，以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