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来爱观察人，发现人们普遍缺乏一种勇气，就算那些智力超群且极有教养的人，也不敢袒露自己内心的许多怪异体验。人们害怕自己不被认同，或不为听者的内心所感动，反而招来怀疑和嘲笑。一个诚实的旅行家，若是见过类似海蛇的怪物，肯定会津津乐道；但是，这同一个人，若是产生某种奇怪的预感、冲动、臆想、幻象（所谓的）、梦境或其他显着的心理印象，承认之前总会犹豫再三。我以为，这些话题如此晦涩，也主要归因于人们对其讳之莫深。我们从不乐于交流彼此的主观经验，就像我们尤其擅长交流客观创造的经验一样。结果是，这些本应是大众的心理体验，却成了异常的现象，若这些体验极不完美，更是如此。
在以下的叙述里，我并不打算建立、反对或支持任何一种理论。
我了解那个柏林书商的故事，也研究过最近某位皇室天文学家妻子的案例，和戴维德·布鲁斯特爵士所言一致；我也听过一位私人好友有关鬼怪幻觉体验的细节描述。最后一件事我不妨交代一下，受害者（一位女士）和我并不沾亲带故。她的某个幻觉可能有助于解释我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但这只是一部分，整个事件则毫无根据。发生这样的事，倒并非因为我有怪癖，我以前没经过这样的事，以后也无类似经历。
英格兰曾发生一起谋杀案，至于发生在多少年前，或如何罕见，都不重要。谋杀犯的恶行不断被公之于众，我们早已听厌倦了；我会尽量隐藏暴行的细节，罪犯的尸体现在早已埋在纽盖特监狱下了。我也会尽量避开直接描述罪犯的个人身份。
谋杀案最初披露时，还没人怀疑罪犯——或者应该说，我当时还不完全了解事实，还没有公开怀疑后来被逮捕的人。当时报纸从未提及过他，而且也不可能有人公开描述他。我所知的基本事实就是这样。
那天早餐，我照常打开晨报，报上首次报道此案，我饶有兴趣，集中精神读完了文章，读了两遍或三遍。案发地点在卧室，当时我放下报纸，心里咯噔一闪，我好像看见那卧室从我屋里穿过，就像一幅画，画在奔腾的河上。尽管转瞬即逝，但是非常清晰；我好像活生生地看见尸体从床上消失一般。
这感觉突如其来，惊异至极，要知道，我住的地方一点都不传奇，房子在皮卡迪里大街上，离圣詹姆斯大街拐角很近。我以前也没有这种幻觉。那时，我坐在安乐椅上，椅子上仿佛生出一阵怪异的战栗（但有一点要说明，这把椅子脚上有小轮，极易转动）。我便走到一扇窗前（房间在三楼），想看看皮卡迪里街上的市景，放松一下眼睛。
此时秋光明媚，街上人群熙攘，一片生机。风很高。从窗户看出去，只见公园里一阵疾风拂过，卷起许多落叶，如漩涡一般飘舞。风过后，树叶又散落在地上。路尽头有两个人，正往东走去。两人一前一后，前者不时回头往后看。后面那人约在三十步外跟着，一直举着右手，像是在威胁什么。一开始，他在人群里举着这手势，一动不动，吸引了我；后来，我却发现并无人注意他，更加奇怪。两人在人群里穿行，却走得很稳，仿佛旁若无人；也不见有人让路，或碰到他们，或看一眼。经过我窗下时，两人都抬头盯着我。两张脸看得很清晰，我相信，若是在别处遇到，我也能认出来。倒不是我有意注意脸的特征，只是走在前面那人个子极矮，后面那人则面色蜡黄。
我是个单身汉，家中只有一个男佣和他妻子。我自己在一家银行分行做事，任部门经理。我倒想这工作能如人们想的一样轻松。那年秋，因为出差滞留于小镇上。没生大病，但健康也不太好。读者可能以为，我只是心理疲惫，生活过于单调压抑，并且患了“轻度胃弱”——这是我咨询医生时，那个名医生写在病历上的，这倒让我感觉，我那时的健康实在好得不能再好。
再说这案子，随着案情明朗，公众关注度增高，街头巷尾议论纷纷，我只能尽力不闻不问，避开这案子。但是，我还是知道了，嫌犯已定罪为蓄意谋杀，押送到纽盖特监狱了。另外，因为偏见，辩方需要时间准备材料，中央刑事法庭已确定延期审判。我应该还知道，大概在何时法院会开庭审理此案。
我的起居室、卧室和盥洗间都在二楼，去盥洗间必须经过卧室。实际上，盥洗间曾有一个门和楼梯连通，但我用洗浴设备堵住了——已经堵了很多年。后来就把门钉上了，挂了布遮着。
一天夜里，很晚了，我站在卧室里，想着在用人睡觉前吩咐一件事。我正好面对盥洗间唯一的那扇门，门关着，用人则背对着门。我正要吩咐他，门却突然开了，只见一个男人伸头张望，急切又神秘地和我招手。此人脸色蜡黄，正是我在大街上看到那两人的后一个。
那人招了手，便退回去关了门。我急忙拿了一只蜡烛点燃，进卧室，打开盥洗间的门。我预感那人不在里面——我也确实没看见他。
定神回来，才发现用人一脸讶异地站在我背后，我便转身和他说：
“德里克，你信不信，我刚才清楚看见了一个——”说话时，我的手放在他胸前，他却突然浑身战栗，只叫道：“哦，天啊，是的，先生！一个死人在招手！”
德里克是跟我二十多年的老仆，很忠实，若他也说看见了，肯定是在我碰他时看到的。我碰他时，他的变化令人吃惊，我完全可以相信，在那一瞬，他以某种神秘的方式从我身上得到了这个印象。
我便吩咐他拿些白兰地来，也让他喝了一口，自己也喝了些。但对此前的事，只字未提。思来想去，我可以肯定，只有皮卡迪里大街那一次，以前绝对没见过那张脸。上次是我站在窗口，他抬头看我，刚才则站在门口和我挥手。我仔细比较了两次的表情，我猜他第一次是为了让我记住他，第二次则是确认我是否能立即认出他。
一夜不适。我有个莫名的预感：那人不会回来了。到天亮，我才睡沉了。不久，却被德里克唤醒，只见他手里拿了一张纸到床前。
刚才我似乎隐约听到，用人为了这张纸，在门口和送信人争执。
这是张通知单，中央刑事法庭将在老贝利街开庭，请我加入陪审团。以前却没人叫我加入陪审团的，约翰·德里克自然清楚。他认为——我也不能肯定这是否有理——陪审员的资格都是比我低的，所以开始拒绝接受通知单。送信人却很强硬，只说，我去不去和他无关，他只是通知送到，我怎么处理是我的事，和德里克没有关系。
开始两天，我也犹豫不决，不知该不该去。有一点我能肯定，即我对任何人都无偏见或偏爱，也不会影响他们，正如我在此所说的话一样真实。最后，我决定去，就算是聊做排遣吧，有些变化总是好的。
开庭时间是十一月的某天早晨。那时皮卡迪里大街浓雾弥漫，坦普尔栅门东口还是一片漆黑。我到了法庭，只见走廊和楼梯上都亮着瓦斯灯，显得灯火通明，法庭里也是如此。官员一直将我领到“大法官庭”，却见里面人群拥挤，才知道当天要审判的正是那个杀人犯。但是，我也并不完全肯定，这两件事我都记不太清了。
我在陪审员等候席上坐定。大厅里烟雾缭绕，我只能尽量环视。法庭的大窗户外依然雾气沉沉，像是罩着一副深色窗帘；有时车轮碾过大街上散落的麦秆或空罐，吱吱嘎嘎作响；大厅里则人声嘈杂，偶尔还冒出一声尖哨声，还有人在大声唱歌。不久，两名法官走进大厅坐定，法庭立即安静下来。轮到犯人出庭了，他刚一出现，我就猛然认出他来，正是那天在大街上走的两人中的前一个。
当时若有人点我的名字，我怀疑自己是否能立即答出。法官点了陪审员名单，我大概排在第六个或第八个，到这时，我才答了一声“到！”
再说那犯人，就在我走进陪审席时，突然焦躁起来，和他的律师招手——他本来在四处打量，并无注意。他显然对我抱有敌意，我甚至看见，律师双手撑着台子，摇头对他耳语了几句。被告的敌意这才暂时打消了。
后来，这绅士告诉我，犯人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要不惜代价反对那家伙！”律师骇了一跳。但是犯人并未做任何解释，他承认说，在点到我名字前，他都不知道我叫什么。律师当然没有照他的话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