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宣言》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叙述了革命事业的道德基础，即人人拥有生存、自由、追求幸福等权利，政府的宗旨是保障这些权利；第二部分简要申述了殖民地人民对乔治三世行为的不满，各殖民地除了宣布独立并为之奋斗已别无选择。
英国对殖民地的经济控制
18世纪的英国由地主和商人这两个势力强大且组织严密的阶级统治，很少受到手艺工人和农业劳动者的牵制。此时的贵族队伍大多从商界得到补充，伯爵们开始和富商联姻，公爵们则忙于美洲的商业买卖。这两个阶级的代理人控制着议会两院，地主在上院有永久的据点，并且占据了下议院的许多议席；商人则在城镇选派的下院议员中物色听话的代言人。
选举权受到财产资格的限制，800万英国人民中享有选举权的不到16万，甚至有说法认为是1万名地主和商人统治了乔治三世的英国。英国政府的政策和法令大都反映这两个阶级的利益和愿望，同样，美洲殖民地经济发展进程也对这两个阶级产生影响，他们必须负担一部分维持帝国的税收，此外，他们关注与自身产品进行竞争的殖民地物产，如羊毛、小麦等。
出于对利害得失的考虑，英国的地主和商人在议会中源源不断地通过了很多控制美洲殖民地居民经济事业的法令以及相应的行政措施。这些法令以克伦威尔治下的重商派的兴起为契机，延续了一个多世纪。关于这类政策的议会法令分成若干大类：
第一类以1651年的航海条例为开端，它规定往来于英国与美洲殖民地之间的运输业只限于主要由英国海员驾驶、英国制造的船只经营，其主要目的是维护英国的制海权，美洲殖民地居民因享受这种制海权的保护，因而从这种限制中获得利益。
第二类通称为贸易法，主要目的是管制领地和殖民地的进出口贸易。根据这些法令条款，殖民地居民所生产的烟草、沥青、焦油、松脂、桅杆等货物要运往英国，只有不在条例规定范围内的货物才能自由出售。美洲的进口业务也受到限制，只有通过英国代理商才能买到欧洲出产和制造的商品。
第三类法令主要用于限制殖民地的制造业，例如殖民地居民不能为了一般贸易而生产羊毛制品和帽子，更不能生产切割和轧铁的机器以及炼钢炉。
第四类法令则主要为了维护英国债权人的利益。为了维护健全的交易媒介和防止债台高筑的殖民地居民滥发通货，1751年，议会制定了禁止新英格兰发行纸币的法案，这个规定后来扩展到其他殖民地。1752年的法令则规定，当美洲债务人拒绝偿还债款时，债权人可以扣押他们的土地、产业和奴隶。至此，债券持有人和债务人之间的斗争真正开始了。
禁止殖民地发行纸币这个措施是应一小部分债权人的请求而制订的，富兰克林曾悲叹说：“根据少数弗吉尼亚商人无足轻重的埋怨，9个殖民地就被限制不能发行纸币，而由于它们必须以金银支付英国，纸币便成为内部商业往来的必需品。”类似的情况发生在很多领域，全英国不超过10个制钉商和炼钢厂老板迫使议会通过一项法令，禁止在美洲设置割铁机或炼钢炉，美洲居民不得不向这些策动者购买他们造房所需的铁钉和制造工具用的钢材。对外国蔗糖和糖浆征税的法案是在西印度群岛英国种植园主的坚决要求下通过的；而在制定法案时议会里只有74名种植园主的议席。
对此，殖民地颇有怨言，1765年4月29日《波士顿新闻》发表的文章说：“殖民地的居民不能制造一个纽扣、一块马蹄铁，也不能制造一颗平头钉，但英国某个浑身煤烟的小五金商或体面的纽扣制造商却厚颜无耻地说自己在美洲受到了流氓般的伤害、欺骗和掠夺。”
无论制定法令的根源和目的是什么，措施要想执行就需要相应的执行机构，以便在实施英国法律的同时能约束殖民地的议会。为首的机构是中央行政管理委员会，它于1660年正式建立，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名称，是国王枢密院下面设置的委员会，每周开会两次，负责审议有关殖民地的请愿书、备忘录和建议书。36年以后，为了将殖民地经济的各项事务完全置于最高权力的管辖之下，又成立了贸易和殖民地委员会，每周举行会议5次，在放松的期间每月举行的会议也有8次或10次，直到革命前夕，该委员会一直将美洲的所有事务兜进它的罗网。
如果贸易委员会不小心疏忽了一些重要问题，英国还有其他机构可以补救。英国或美洲的任何人都可以根据适当的规章，将涉及殖民地议会法令和殖民地法院判决的案件向伦敦上诉，而国王可以执行上诉法院的权力，在枢密院宣告当地议会通过的措施因违反殖民地特许状或英国法律而不能生效。
这些机构将英国的限制和控制制度执行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在为控制美洲工商业而通过的各种文件中，有数以千计的控告书、上诉书、请愿书、抗议书、判决书、否决案、决议和训令，它们显示着英国和美洲之间的不断冲突，而正是这些冲突，将13个原本互相猜忌的殖民地牢牢地团结在一起，锤打成一个能随时起来革命的统一社会。
双方争执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凡是有利于殖民地工商企业的殖民地法律，只要与英国的规章相抵触，就得不到英王的批准，并且各殖民地总督还被要求不许制定任何不利于英国工商企业的法律。除了经济方面的对抗，殖民地议会与总督之间也因为以下问题发生分歧：薪俸和份地、土地所有权和土地赠予、规定应付给王室或业主的免役租、为减轻美洲债务人负担而制定的不利于英国债权人的破产法，以及殖民地为振兴贸易而有损邻人或英国人利益的行为等。
逐渐发展壮大的工商业和农业正一点点地冲击着英帝国的控制，殖民地议会和英国皇家官吏在这场将要爆发的大规模经济斗争中扮演了政治勇士的角色。
格伦维尔方案
1763年英国与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的战争后，英国的王权由乔治三世掌握。他与暴躁的斯图亚特诸王不同，既没有忙于同下议院争执，也不像威廉三世那样关心大陆政治，更和自己的汉诺威祖先不同，并不留恋父亲的幽静庄园。此时，拥护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斯党受到了致命的镇压，顽固的老反对派也被驯服，托利党的成员开始拜倒王前以获取国王的恩遇。乔治三世即位后，争论的焦点便集中在官职的分肥上，除了新封的商人贵族，大多数地主乡绅站到了托利党的行列，而辉格党的力量则集中在城市和中等阶级之间，二者之间已经没有了原则性的分歧。两党在国内的大宗财产——官职、官职任命权、权势、荣誉和政治分肥——都取决于统治殖民地的命运如何。辉格党商人从限制美洲贸易的措施中得到了好处，托利党地主在限制美洲羊毛制品的措施中也得到了同等的利益。对美洲烟草征收的捐税则使双方都感到了减轻房地产税的快慰。
在对外战争及其引发的经济后果正在发展的紧要关头，一位新的国王和一个老的政党登上了舞台。导致美洲爆发独立战争的，既不是托利党的固执，也不是乔治三世的任性，而是格伦维尔采取的具体措施点燃了在美洲早已积累的火种。格伦维尔是个有条理的刻板官僚，他是一个对公务持照章办事观点的律师，认为依靠法律条文比自由权能够取得更多的贸易成就。当看到贸易法被美洲的走私商破坏时，他决定要继续实施这些法令；当发现英国国库的负债有一部分是因捍卫殖民地而产生的，便认为将这部分负担转嫁给受惠者天经地义。格伦维尔并不是国王的驯服工具，事实上乔治三世对他也颇有微词。但平心而论，格伦维尔赢得他的地位，不是靠在宫廷上玩弄卑鄙的政治手段，而是靠诚心诚意地担任公职而获得的，尤其是在殖民地的行政管理方面。
在格伦维尔勤劳而有条理的指挥下，英国政府出台了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措施。为了减轻英国纳税人的负担，1764年出台了食糖法案，法案的目的是在殖民地取得收入，用以支付“保卫各殖民地和确保它们安全”以及防止走私所需的费用。
英国当局不顾殖民地人民的情绪，采用一切手段遏制走私活动，船主和船长被严密监视，密探和通风报信的人能够获得奖金，而协助缉拿走私者则可分享部分赃物。
除了食糖法令，还颁布了印花税法，同样也是为了保护英国纳税人的利益。所得税款用来支付殖民地的“防御、保护和保安措施”等费用。这项60多款的冗长法令几乎囊括了与法律、商业和社交有关的所有活动，无论是契约、抵押借据、财产清单等合法交易文件，还是大学毕业文凭、纸牌、骰子、小册子、报纸、日历和广告，都要付税并贴上印花。印花税税率很高，违法者要被罚款。印花税与有关贸易和航运的法律不同，影响到美洲的每一个地区和每一个阶层。如果说糖和糖浆税对新英格兰的运输商和甜酒酿造商进行了打击，烟草税激怒了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主，那么印花税法则引发了社会所有阶层的普遍不满。如果说关税是根据议会的命令在港口征收的，那么印花税则是直接从殖民地人民的口袋里掏钱。13个殖民地第一次被同一个搜括措施刺痛，于是他们开始群起采取行动。
批准印花税的决议以205票对49票在下议院通过，没有引起丝毫的波澜；在上议院甚至没有经过正式的计数手续就通过了。由于这种漫不经心的态度，格伦维尔的方案因1765年的镇压叛乱法和一项特别驻军法得到加强；镇压叛乱法规定派遣执行法令所需的全部军队前往美洲，特别驻军法则规定殖民地人民为派赴海外从事“保护、防卫和保安”的部队提供房屋、饮食和给养。
在印花税法的创议者看来，这一方案是维护大英帝国实力和领土完整的合理制度，既然美洲殖民地享受了英国陆海军的保护，那么它应该支付这项服务的费用。这个方案设计得十分巧妙，托利党的地主和辉格党的商人都对它展示出的前景感到欢欣鼓舞，托利党因税赋减轻而高兴，辉格党因利益受到保护而欣慰。
美洲的反对情绪则表现得特别猛烈。在对法国和印第安人的七年战争期间，美洲的商人、种植园主和农场主靠高价出售各种产物获取了硬币，但在恢复平静后，商业凋敝使得工人失业，农民和种植园主因农产品价格下跌而忧虑重重。这种情况下，新方案无疑加剧了商业萧条的灾难。由于新法令要求税款必须用硬币缴付，并采用了搜查和没收的办法，加深了殖民地居民的不满，商业中心的工人将商人们的抗议演变成公开的暴力行动。
美洲人民迎接格伦维尔方案的态度使得大西洋两岸的统治阶级十分震惊。手工业工人和因商业萧条而无事可做的一般工人组成了“自由之子”协会，在波士顿、纽约、费城和查尔斯顿闹事，抢劫并捣毁了印花税代征机构，甚至攻击皇家官员的官邸。各殖民地的议会也明确反对英国政策，弗吉尼亚议会宣称：如果没有经过当地立法机构通过，任何向弗吉尼亚人民征收的税法都是“非法的、违反宪法的和不公道的”。几个殖民地以惊人的速度响应了这一号召。
骚动事件震撼了乔治三世，他求助于辉格党人，批准成立了以罗金厄姆勋爵为首的内阁。在就职当天，新首相面对美洲的反抗和国内的政治叛乱，采取了唯一的补救措施：废止印花税。但罗金厄姆勋爵同时要求议会通过了一项法令，拒绝殖民地人民要求享有自行征税的绝对权利。
废止了印花税法以后，英国议会着手修订糖浆法和食糖法，规定所有输入殖民地的糖浆每加仑一律征收一便士关税，在保留对外国食糖实行高税率的同时，取消了英属西印度群岛港口的出口税。实际上，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项不经殖民地人民同意即可向他们征税的法案。这样看来，除了印花税法的废止，美洲人民并没有赢得任何胜利。
波士顿倾茶事件
第二年，这项政策出现了扩大趋势，在英国政客不断的争斗中，废除印花税法的内阁不久就被赶下台。威廉·皮特晋封为查塔姆伯爵，升为贵族，并再度出任政府首脑，查尔斯·汤申德担任了财政大臣，汤申德反对温和审慎的殖民地政策。他就职后的第一个问题是岁入不足。当时英国各方面都认为只要从殖民地获得某种收入，就能减轻英国乡绅的负担，汤申德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个机会。
汤申德认识到殖民地的思想家还没有把食糖税法这类“外部税”看成是对他们的宪法权利和自然权利的公然侵犯，于是他借1767年的税法开始对铅、玻璃、茶和其他一些美洲进口货征收关税，并把收入用于维持殖民地的行政机构，这种做法适当照顾了美洲人民的情绪。此外，汤申德的方案中还包含了特别的执行措施，比如让英国的特派员掌握殖民地税款的稽征工作，这些特派员由国王任命不受当地控制，常驻在殖民地。新税法还为以前的执行措施增加了有效的强迫手段，它授权各殖民地的高等法院，准许海关官员闯进英属殖民地居民的住宅或仓库、商店等地搜查和没收违禁品或走私物品。通过这些法规，汤申德希望能在美洲筹得可观的收入，并借此对殖民地工商业实行限制措施。汤申德的方案实际代表了英国统治阶级的心思。
当一大批得到英国正规军和海关缉私船队支持的海关官员开始实施汤申德的方案时，美洲独立战争爆发了。这场战争没有采取全民武装的形式，而是以公然反抗法令的姿态出现。在几个月时间内发生了一连串的骚动事件。一个告密走私的人被浑身涂上柏油并粘上羽毛在城内游街；普罗维登斯城登上船只进行检查的海关水上稽查员被打；一艘海关巡逻艇被人们砸烂和烧毁；费城的皇家官员在查封50大桶没有纳过税的葡萄酒时被袭击……
1768年6月，约翰·汉考克的单桅小帆船载着一船酒到达波士顿时，群众情绪激昂到极点，上船执法的收税员被扔进船舱，人们拿走了大部分的酒，海关下令没收该船后遭到了石块的袭击，正规部队前来恢复秩序反而使得情况更糟。之后，又发生了1770年3月的“波士顿惨案”，这一惨案的开头是几个少年向一小队英国正规军扔雪球和石块，结果造成了好几名公民死伤。其他殖民地的风暴也很猛烈，普罗维登斯城的商人约翰·布朗率领一批武装群众登上了一艘缉私船，抓走船员并烧毁了船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