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人土中原，虽始于东汉，然而直到魏晋、六朝，仍处于译经阶段。它的真正兴盛，则是隋代以后的事情。
佛经传人，首先面临两大问题：译和注。中国文人向来注重经传的释词、解义。弄清这个外来宗教的义理是什么，这是接受外来文化的基础，没有这个理解的基础就谈不上信仰。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有了隋唐五代义理学的兴盛。各家有各家的解释，于是宗派林立，天台、华严、净土、禅宗相互攻击，倒有点像先秦的百家争鸣，十分热闹，于是中国化的佛教一一禅宗也应运而生。
佛教只有形成一种社会文化思潮的时候，对文人的影响才会是深刻而广泛的。隐逸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一支，要改变其原有的内在结构和存在方式，丰富隐士内心的文化世界，同样需要心学思潮的激荡。而只有禅宗兴盛的唐代才具备了这个条件。
佛教对隐逸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如同它对中国人的思维、人生观念、生活习俗的影响一样，开创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新时代。
问题是这种影响最早起于何时？又有何种具体表现呢？
至少在《隋书，隐逸传》中，没有发现这一迹象。隐者的人生观仍不出儒、道范围，其形式不外遁迹山林，以避世表示自己不同凡响。
唐代隐士中，佛学味最浓，且能化释、儒、道，以佛学观念处理世事、对待人生，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避世之路的，首推王维。
王维之隐渗人了更多的佛教玄理，洋溢着更浓厚的禅宗色彩。他隐的形式不是归隐的形隐型，而是“佛在我心中”的心隐型。汉代东方朔提出的“避世于金马门”的方式，到他身上则佛教化了。无疑，这种“自性不染着”“心但无不净”的心隐是“大隐”之隐，既是对中国隐逸文化的补充，也是避世的一种高级文化形式。
佛教入世化最鲜明的表现是佛像的塑造。李泽厚说，唐代的雕塑代之以更多的人情味和亲切感。佛像变得更慈祥和蔼，关怀现世，似乎极愿意接近世间，帮助人们。他们不再是超然自得、高不可攀的神灵，而是作为管辖世事，可向之请求的权威主宰。道教世俗化和佛教人世倾向的另一个表现，便是道士、和尚与帝王、王公、士大夫的广泛频繁接触。这种接触可以说是相互利用、相互促进的一种关系。
而隐士文化本身是一种出世的文化，在历史的演进中越来越与佛道文化融合，并受其影响。老庄思想和佛教思想的变异，必然也会推动隐逸文化的演变。隐士文化世俗化的表现就是隐士们身在江湖，心存魏阙，或者反之。隐与仕成为一种若即若离、分而兼通的东西。
于是出现了两种现象：隐居山林不过是为了求得高洁美名，而有了美名就会有被征召的机会，美名是获得地位的资本，隐居的目的就是为了做官，这就是“终南捷径”；另一种就是做官以后，再去隐居，隐居成为官场生活的调节，调节的目的是为了更加顺利地做官，隐居变成一种休息、修养身心的方式。前者的典型如吴筠、李白等；后者的典型是中宗时的韦嗣立，他的官做到兵部尚书，山林之情不断，于是跑到骊山去建花园别墅。中宗为了表示对他的宠信，亲幸园中，还令随从的官员赋诗助兴，这是帝王对权臣幽栖的理解和支持。
这其实是隐逸精神衰落的一种表现。《旧唐书·隐逸传》对此抱以轻蔑的态度：“既有身在江湖之上心存魏阙之下，托辟萝以射利，假岩壑以钓名退无肥遁之贞，进乏济时之具，山移见诮，海鸟兴议，无足多也。”该传唐代20名隐者“身在江湖，心存魏阙”的不在少数。即使那些决心不仕、安心山林的真隐，也多是才能底下的中下等文士。
总的看来，精神上的自由独立，抵不上功名的诱惑力；再加上盛唐以前政治开明，有才华的人最终会跑到权力的身边，这也是合乎历史潮流的事情。
到了中唐以后，隐者的理想归宿又产生了变化。
中唐正处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转折点上，政治上由盛而衰，思想文化也已经完成了由中世纪到近代的转变。这个时期，集权****在士大夫心灵上投下了斑斑阴影，虽不那么恐怖，却也令人忧心忡忡、愤懑、丧气，皇帝与臣子、皇帝与隐士之间的情意绵绵则变成了提心吊胆。
中唐文化出现了双向逆反而行的两种思潮：一个是借助“心”的体悟从宗教世界回归到人生现实，走向世俗；一个是借助“心”的体悟，从纷纷扰扰的世俗转向内心的恬淡寡欲，走向超凡脱俗、闲雅高洁、自我满足的精神世界。这两种思潮的矛盾，导致隐逸文化在山林和庙堂之间呈现不即不离、若即若离的运行状态。这是一种既保持与政治的联系，又保持精神自由高洁的中立状态。
其实，在中唐以前，就有这样的人出现。武则天的弟弟武攸绪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在别人看来，武攸绪是一位性情古怪的人。姐姐当皇上，做弟弟的正该出把力才是；即使不出力，也要表示出与姐姐合作的态度，富贵荣华是享受不尽的。他本来地位高得吓人，官做到了安平郡王。正当武氏得势之时，他却要辞官隐居。
起初，武则天怀疑他是假隐居，于是也就顺水推舟假意允许，并且暗中观察他。后来得知他真的住在山洞里，穿着粗布衣服，就让他的哥哥武攸宜前往劝说他回京城，然而他没同意。这位王爷尽管过起了真心隐居的生活，尽管宫里送来的东西一概积存不用，但是，他的小日子一点也不穷困，并且身边还有一帮家奴混在农民中间暗中保护他。这就很有意思了，周围的“农民”是保护他的便衣。他有天然高位，不仕而仕，又有恬淡寡欲的美名，他的隐居是无忧无虑、自在逍遥的。
如果说武攸绪还有些避祸的精神压力的话，那么，其后的卢鸿，则就是纯粹优游于隐与仕之间的人了。卢鸿隐居嵩山，玄宗屡召不来，来了又走。玄宗皇帝于是给了他一个谏议大夫的虚职，还是让他回嵩山隐居。玄宗下旨“赐隐居之服，并其草堂一所”，“岁给米百石，绢五十匹，充其药物《旧唐书·隐逸传》，并让地方官按期送到他隐居的地方。卢鸿实际上成了朝廷供养起来的隐士，既有了地位，又没有地位之累，逍遥自在。
武攸绪的地位太特殊，平常人没法相比。卢鸿靠的是皇上的恩赐，而且又赶上开元盛世那个好时候，像唐玄宗这样的好皇帝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所以说卢鸿这样的生活，也是强求不来的。
其实我们前面说过唐朝以来，像陶渊明、嵇康这样的真隐士是一个也没有了。《旧唐书》和《新唐书》所记载的33个隐士中，除了陆羽、崔觐两个人真的一辈子没当过官，其他的都不“干净”。唐代无隐士的现象于此可见一斑。直到白居易提出“中隐”说之后，唐代的隐逸历史才真正有得一说。
白居易以其才智、地位和往来朝野的特殊经历，成为对中唐政治和文人处境理解深切的一个人。他在《寄隐者》这首诗里写道：“昨日廷英对，尽日崖州去。由来君臣间，宠辱在朝暮。青青东郊草，中有归山路。归去卧云人，谋身计非误。”“由来君臣间，宠辱在朝暮”，一语点破历来士大夫归隐的心理症结。
他对避世者流露出情不自禁的赞美艳羡之情，其实正是因为心中有所感慨。他也曾满腔“兼济天下”之志，转眼间就变成了“歌酒优游聊卒岁，园林潇洒可终身”的退避之想；从急急匆匆的事务忙人，转眼就变成“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做闲人”。其间酸甜苦辣，有谁人知道？
像这种有深切体悟的人，能够提出“中隐”的避世理论，也就不足为奇了。
白居易在其《中隐》一诗中阐述了自己有关“中隐”的思想：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棒钱。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责则多忧患。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
白居易超越了儒、释、道的界限：着眼于隐者生活的实际利益。大隐与小隐、冷落与喧嚣、贫贱与富贵都是人生的极端，都不好。最好的方法是均衡二者，各取其利，选择不偏不倚的中庸之路。这条路，好就好在达到了政治上的“穷”与“通”、经济上的“约”与“丰”、生命上的“吉”与“安”的综合统一，好就好在巧妙地平衡了士大夫渴望精神独立自由与集权****之间的矛盾。它是中唐的士大夫们走向世俗与接受时代思潮的心灵世界的具体反映。
白居易的中隐思想直接影响了后世的隐逸精神。不单在中唐五代成为士大夫乐此不疲的人生之路，就是到了两宋，也是文人向往的境界。张志华心乐中隐，将自己洛阳的园林称为“中隐亭”。苏轼出任杭州，身游西湖，悠然自得，遂出口言道出处依稀似乐天。”一向喜爱田园的范成大也咏出了“中隐堂前人意好”的诗句，表达了自己对中隐之路的向往。
中隐是继东方朔“避世于朝廷间”的朝隐之后，又一条影响深远的文人处世之路，也是隐逸文化步入中唐以后的又一新的变化。
（第六节）宋元：隐逸精神的内倾化
有人说宋代是近代中国发展的一个源头，是大有道理的。宋代的地位在中国文化史上十分特殊，单“理学”二字，就一直笼罩了元、明、清三代，控制着一个大大的精神世界。不过比起唐代来，它就小家子气多了，一般史学家都把宋代看做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败家子，中国的衰弱就是从这儿开始的，所以宋代的名声实在是不太好。不过说到隐逸文化，宋代还是值得一写的。与唐代相比，宋代隐逸之风要更为炽盛，宋代隐逸文化起码在形式上可说是集前代之大成，各类隐逸形式重新复苏，一一展示自身的风采。
人们往往将庄子作为一个标准，看一个时代隐逸文化的兴盛与否，先看有没有一个庄子式的隐士。唐代是肯定没有这样的大隐士的，而宋、元就不同了。绍圣时有松江渔翁，靖康之际又有南安翁，都是庄子类型的隐士。松江渔翁有自己的一番处世理论，他说：“心形俱忘，其视轩冕为粪土耳。”这显然是庄周的口吻。他30年捕鱼于松江，与江河结伴与天地为一，可以说是庄周之后屈指可数的实践者。
汉代太平盛世的隐士，大体有两类：一类是避世于金马门的“朝隐”；一类是隐于学术的“学隐”。这两类隐士在宋元时期更是有不少。
亦官亦隐的隐士，宋代随处可见，种放、欧阳修、苏轼、辛弃疾都是这样的人。欧阳修做官的时候，已有归隐的意思。他的一位名叫常秩的朋友隐居在汝阴，朝廷多次征召他，都被他谢绝了。欧阳修对这个朋友很崇拜，专门为他写了一首诗。但是诗写完没多久，这位隐士突然又出来当官了，这让欧阳修很没面子，心中的偶像一下子成了个小丑。当这位故人应召来京和他见面的时候，一向穿着道士服见客人的欧阳修，一反常态，穿着正装接待了这位朝廷新贵。欧阳修先官后隐，这个常秩是先隐后官，都没有脱出亦官亦隐的范畴。
以读书为隐，隐于做学问，这也是宋代学术兴盛之后，隐士们最乐意做的事情。在宋代读书大有用处，朝廷选官靠科举、推荐，科举是正途，推荐的标准也离不开道德学问。只有埋头于经史，苦读成名，卖给朝廷时才能获高价。所以，一时不能做官的文人都把时间用在了读书上。
其实做隐士扬名，也全靠道德学问。没有道德学问的隐士，在宋代是找不到的。
魏晋六朝隐士任情恣性、狂逸怪诞的类型，宋代也不缺。史延寿好《周易》，长于看相，技艺高超，言语应验，轰动京师，达官贵人都请他去算命。但他视达官贵人如草芥，从不称其官爵，总是直呼其名，不拘礼节，姿态傲慢，人称他为“史不拘”。丞相吕夷简请他看相，他到了相府，直往里闯，守门的不让他进，他就给了两耳光。守门人说这是相府，大臣们来尚且要通报，你竟敢直往里闯！”他回答：“那是因为他们有求于相公，现在是相公有求于我。不让进，我就走了。”丞相知道后，慌忙出来迎接。
董隐子、王江是两个以乞讨为生的隐士，行为更是狂放。董隐子医术高明，有人得了怪异的狼疮病，一天时间长出好几个，肌肉溃烂，痛得死去活来。但一经他的手，一吃他的药，几天就好了。就是这样一位高人，却整天穿着纸做的衣裳行乞，嗜酒如命，只要有酒，不管什么人送的，总是一饮而尽，而且从来就没有喝醉过，酒量极大。
王江穿得破破烂烂头上却插朵花，常常招得一群孩子尾随在后面，把他当疯子戏耍，但他从不生气。他也喜欢喝酒，不过酒量没有董隐子大，喝醉了就躺在女子身边睡大觉。
宗教式的隐士，也就是以僧道身份厕身于隐士圈子的特殊隐士，早在六朝时就有了，到了唐代又有所发展，而宋代不但数量增多，而且隐味更浓。陈抟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
至于去危图安的商山四皓式、君子不事二朝的叔齐伯夷式、乐贫守亲的介子推式、功成身退的范蠡式，在宋代，同样不胜枚举。
南安翁，不知其何许人也，他的故事是这样的：一个考生，路过南安，天黑后投宿在一个农民家里，但是主人的谈吐很像个读书人，和他那粗布衣服穿草鞋的打扮很不协调。再留心观察，看到桌子边散落着许多书，都是经史子集一类的。这个考生很吃惊就想询问清楚他到底是谁但是没有答案，只知道他15年没有出过这片山林了。说话间，天色阴沉下来，不一会儿，风雨大作，主人的两个儿子也回来了，与客见礼，与父叙话都不像是农家孩子。考生再询问，也没有结果。后来，因为他的儿子在关外卖水果逃税，官府捉去，引出一场官司，公堂上，父子三人居然抢着受杖刑，相持不下，到这时，小儿子才吐露了真情。原来，这位老翁在正德年间曾经当过州郡的正郎，为了躲避祸乱，躲藏在森林中，15年没有出来。他的德行，看来已远在商山四皓之上了。
宋元之际，出现了许多不事二主的宋朝遗民，可以说是叔齐、伯夷式的了。郑所南、郑思肖、安士通、谢枋得等人就是这个庞大遗民队伍中的中坚力量。郑所南名字中就深含南宋王朝之意，坐卧面南不向北，听人讲北方话，捂着耳朵就跑。他善于画兰花，但是他的兰花根都露在外面。有人问他这是为什么，他愤然答道土为番人夺去！”激愤若此。
还有一些隐士为了奉养父母而隐居乡里。傅处士，精通经史，原先立志要出去做一番事业，后来因为父亲一个眼睛失明，家里又没有兄弟，遂毅然放弃做官的念头，在家种地侍奉老人。张愈，相貌堂堂，少有大志，宝元初年，曾上书皇上，陈说边事，请求出使契丹，用计策使“外夷相攻”，词语甚壮。后来有人推荐他做秘书省校书郎，他却将官职让给父亲，自己在家里隐居。
而像范蠡、张良这种功成身退保全性命的人，在宋代也不乏其人。有个叫朱昂的人，在朝廷干了大半生，突然要隐居，结果隐居得很光彩，呈上亲自为他设宴饯行，陪宴的大臣们都给他写诗，唱赞歌，把他捧得很高，说他在身体还强壮的时候就回家享受太平日子去了，总之皇帝和他自己都很高兴，为官场生涯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