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小翠花儿”之外，我在劳改农场所遇见的最令我佩服的另一个女性，外号叫“小月亮”。
1963年的八月中秋，正好是国庆节的第二天，两个节合在一起过，放假两天。团河农场二大队七中队的干部为了安定人心，让大家更好地在农场继续“改造自己”，实行了一系列“安抚”政策：家在北京而表现良好的，让他们回家去与亲人团聚；剩下的人，则尽量改善生活，除了晚饭有带鱼、炖肉之外，每人还发给四块月饼，五斤葡萄——当然要从工资中扣钱。至于酒嘛，那是绝对不许喝的。
入夜以后，皎洁的明月，像一个巨大的银盘高高地挂在天上，普照着大地。吃过晚饭，许多人把小板凳儿搬到院子里，围成一圈儿，中间放一张报纸，各人把自己的月饼、葡萄之类拿出来堆放在面前，一边赏月，一边海阔天空地胡侃神聊，一边各吃各的东西。在劳改队里，“伙吃伙喝”是不允许的，哪怕是在节日里。
在花坛的旁边，一个名叫王同竹的半坐在水泥的围栏上，脸色凝重地拉起了手风琴。他拉的是德沃夏克的《思故乡》，是《自新大陆交响曲》的主题歌。琴声凄凉而哀婉，许多人触景生情，停止了神聊，入神地听他演奏。
王同竹是个才貌双全的小伙子。他毕业于武汉大学外语系，学的是俄语，进公安局劳改之前，是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俄文翻译。据说他父亲是个地主，在土改中被镇压了。幸亏他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大学生，要是再晚几年，不仅进不了中共中央的机关，很可能连大学都不能上。他之所以被划为右派，是不是与他的父亲有关，我不知道。但知道他的妻子是西藏的贵族，相当于“郡主”的身份。为此，我们都开玩笑地喊他“郡马”。“郡主”是在四川上的中学，在印度上的大学，精通藏语、汉语、英语和印地语。西藏和平解放以后，她来北京国际广播电台当藏语和印地语广播员。当时王同竹被借调到国际台给苏联专家当翻译，编译一些俄文的广播数据，两人因此相识并相爱。结婚的时候，老丈人除了给女儿送来丰盛的嫁妆之外，还特地给他们送来一个“陪嫁丫头”，是个世代为奴的女奴隶。不过王同竹很不习惯于被女奴伺候着，因此不久之后，就与妻子商量好，把这个女奴送到民族学院读书去了。只有到了星期日，这个已经变成了大学生的“女奴”才“回家”来继续担当她丫环的任务。
王同竹有轻微的胃病，一饿就胃痛，因此陪同苏联专家外出，总要带一包饼干，饿了就吃。一次与某处长陪同苏联专家外出，王同竹在汽车里吃饼干，被处长大人指责为“对苏联专家不尊敬”，当面制止；而苏联专家却支持王同竹，反过来批评了某处长，弄得某处长很下不来台，为此算是把某处长给得罪了。
到了1957年，王同竹没有逃脱“反右”这一劫，终于被某处长找了个碴子给戴上了右派帽子。被送劳动教养的那一天，警察进门用铐子铐住了王同竹的双手往门外推，开孕已经六七个月的“郡主”连哭带喊地追了出来。王同竹眼看着妻子不慎滚下了楼梯。他进了收容所，没几天，“女奴”带信给他：“郡主”流产了。
他老丈人以“养病”为由，把女儿连同“陪嫁丫头”统统召回西藏去了，从此天各一方。他名义上算是有妻子，实际上也和我们差不多。他给我看过他老婆的照片，那“郡主”是个小个儿，相貌一般，打扮得也很朴素。
这时候，不知道他是想起了父亲，还是想起了妻子，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总之是他把全部心神都集中在琴上，把那曲子拉得比任何时候都好，抑扬顿挫、催人泪下。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论是想家的还是想老婆孩子的，也不论是懂音乐的或不懂音乐的，人们渐渐从宿舍内走出来，聚拢来，集结到了王同竹的周围，静静地听他拉琴，借此寄托心中的思念。
不知道是积极分子到队部汇报的，还是队长自己发现这些“老右”们今天情绪有些不对头，想来一个“因势利导”，忽然通知全体集合，说要在院子里举行一场即兴的中秋月光晚会，让宣传员杜高（作家兼戏剧评论家，吴祖光的大弟子，被称为“二流堂”的“小兄弟”，“落实政策”后出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兼中国戏剧出版社总编辑，成了我的顶头上司）主持。这是三余庄成立右派教养队以来所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包括我在内的不明就里的人还挺高兴，纷纷出节目凑热闹。来自中央歌舞团的专业舞蹈演员郭东海跳了一段芭蕾，来自中国戏剧学院的声乐教师徐公瑾唱了一支歌剧《茶花女》插曲《饮酒之歌》，北影著名演员巴鸿（后来是名导演，曾导演电影《知音》）说了段单口相声，接着有唱京剧的，有唱评剧的，连我都唱了一支歌剧《王贵与李香香》中的选段。这可真应了一句四川谚语：“黄连疙瘩当箫吹——苦中作乐”了。
但是表面的欢笑，难掩心中的悲戚，昂扬的歌声，宣泄的是忧郁的块垒。也不知道是谁觉得这样文质彬彬地轮流出节目没什么意思，建议王同竹拉起舞曲来，大家一起跳舞。这一建议立刻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没经主持节目的杜高点头，手风琴又一次响起，立刻有许多人两两相拥着跳起舞来。
单是一架手风琴伴奏，不免势单力薄，缺乏“欢乐”的气氛。有个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的学生叫朱忠康的（这个人性格倔犟，是五花大绑被捆进公安局来的，从来不认罪。而且每次劳改农场开全场大会，他常常背着背包，蹿上台向场长、政委要求严管——因为严管人员无须出工，能相对吃饱饭），带有一个铁皮焊成的小衣箱，他回宿舍把衣箱里的杂物往床铺上一倒，抱着小铁箱来到王同竹身边，他拿铁箱当大鼓，“嘭嘭嘭”地敲了起来。有他带头，又有一些人拿来脸盆或饭盆当锣当镲，于是“嘭嚓嘭嚓嘭嚓嚓”的节奏感强烈了，热烈的气氛制造出来，参加跳舞的人越来越多。连平时从来不跳舞或者根本就不会跳舞的人，也下意识地参与进来。
跳舞，本应该在心情愉快的时候进行，而且应该是一男一女相拥而舞。在这样的时候和这样的场合，一个男人拽着另一个男人疯狂地旋转，看上去像狂欢，但分明是一种宣泄，是一种长期压抑后的喷发，很大程度上带有歇斯底里的性质。事后有人形容这场舞会是“群魔乱舞”，是“有声有色”的抗议。但这是队部明令布置的月光晚会，在晚会上跳跳舞，也不算太出格的事，所以尽管队长就在旁边看着，而且面有忧色，生怕会出事情，可也不便于立刻制止。一直让这些“魔头”们折腾到十点钟，超过了平时熄灯时间半个小时，这才以“天色已晚，明天还要出工”为由，用“劝慰”的口吻要大家进宿舍去休息。
这场“月光晚会”，三余庄几乎所有的人都参加了。这里强调“几乎”二字，是因为确实也有一个人自始至终没有参加。这个人叫史镇华，浙江宁波人，是北京建工学院的教师。他独自一人，在空无一人的后院儿痴痴地望着天上的月亮长吁短叹。他为什么不参加这场狂欢呢?他是在静静地独自赏月么?不是的。他在想念他的未婚妻，他心中的“小月亮”。
“小月亮”在上海，是一家工厂职工学校的老师，据说还是史镇华的表妹。那年月，正式结婚过的夫妻，丈夫一旦划成了右派，妻子往往就要求离婚，何况是未婚妻?再退一步说：也有些右派的未婚妻因为相信右派问题是“敌我矛盾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第一性质不太严重，第二过不多久摘了帽子就与人民没有两样，所以等待一年、两年甚至三年的人都不在少数。但一直到1960年、1961年，右派帽子不但不摘，工作也无望，许多女人只好选择分手……因此，在三余庄的四百多名右派中，除了划右以前的单身汉不算，凡是有妻室的，离婚的占多数；凡是有对象或未婚妻的，几乎全部都“琵琶别抱”了。
有一个典型的例子：三余庄的右派中，有个叫郑光第的，浙江象山人，北大学生。上学的时候，处过一个对象，而且是山盟海誓，即便海枯石烂也永远不会变心的。他对“右派分子改造好了就可以回到人民队伍”的说法深信不疑，所以劳动十分积极，连生病也不休息。他的教养期定为两年，到了1963年5月，终于按期“摘帽、解教、强制就业”了。他自以为已经是“人民”的身份，就喜孜孜地去见昔日的女友。尽管海没枯石也没烂，但却因为他是个“摘帽右派”，还是被拒之门外。到了1963年的国庆节，他想请假进城去看看天安门广场上空的节日烟火，又被队长所不许。于是他在国庆前夕忿然出走，从此一去就没回头。后来有消息传来，说他国庆当夜从北海大桥上面跳了下去，自我了断了。据分析，他很可能连天安门广场也进不去，这才感到绝望而轻生的。又据说，因为北海大桥跳的人太多，后来北海大桥两旁原先只有半人高的白石栏杆被拆除，换上了一人半高的顶部带尖刺的铁栏杆，而且增加了岗哨。
只有这个史镇华的表妹，却从1957年开始等起，一直等到了1964年。六七年时间过去了，依旧在苦苦地等待，还在相信“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良好祝愿。以未婚妻身份而苦苦等待的，除她之外，确实没有第二个了（后来知道还有一个敖乃松的未婚妻蕾蕾——详见后文——但她是与敖乃松同居过半个月的，虽然没有登记，实际上已经是妻子的身份）。
人们知道了这个故事以后，就给史镇华的表妹起了一个外号，叫“小月亮”。
我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主动给史镇华提供了一些方便：当时教养分子的来信，队部一般都要拆开来检查，而发信则必须贴上邮票交给队长，不能封口。在这种“一切公开”的通信中，史镇华当然不可能与心中的“小月亮”畅所欲言。我“解教摘帽强制就业”以后，一段时间仍旧在教养中队当值班员看大门，就利用节假日可以请假进城的方便，悄悄地帮他往上海发信。
说起我在三余庄当值班员的经过，这里面也有一段故事。
1963年5月1日，因为前任值班员李喜兰被调去担任小队长，他特地向队部推荐我接替他的工作。这是因为1959年冬季我在劳动教养收容所反省室担任值班员期间，李喜兰正好被送来劳动教养。他原来是北京国际书店（即现在的外文书店）的门市部主任，1957年被划为右派以后，因为问题不是很严重，留在原单位“监督劳动”。一天在家里，他夫人不慎把他的一副金丝边眼镜打碎了。他本来心情就不好，气愤之下，伸手就给了老婆一个耳刮子。偏巧他夫人是房管局的装修工人，尽管自己没说什么，可街坊四邻的“积极分子”们不干了，出面以“阶级报复”的罪名汇报到派出所。于是派出所民警半夜里把他从被窝儿里掏了出来，大冬天的连外衣也不让他穿，只让他穿着秋衣秋裤，然后把他送进了劳动教养收容所。由于他在派出所因为心情不好加上“饥寒交迫”，曾有过企图自杀的举动，所以一进收容所，就被编进了“严管组”成了“反省号”，交给我看管。我看在“同类”的份儿上，对他照顾有加，让他围着被子坐着反省。等他家里送来衣服和被褥，我又主动建议结束他的严管，让他参加洗碗、扫地之类的“小值日”活动，因此他一直对我的印象不错。这次他荣升小队长，就把他的“值班员”肥缺主动让给了我。于是从1963年的“五一节”晚上开始，我就当起了“七中队值班室值班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