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后来改编为电影《牧马人》，写一个青年****在劳改期间娶了一个农村姑娘，后来“落实政策”也没遗弃这个姑娘，而是白头偕老的故事。
这样的故事轮廓也许到处都有。因为青年****在劳改期间娶农村姑娘的事例太多了。患难夫妻，没有爱情也有感情，****分子中的“陈世美”终究不多，一般说来，只有暴发户和新贵才会“富易妻，贵易交”，中国的知识分子信奉这一教条的人还是比较少的，尽管是“责任型夫妻”，也甘愿把这责任负到底而没有反悔。这就是《牧马人》所具有的典型意义。
在三余庄的老庄员中，就有一个与《牧马人》电影情节十分相似的故事。
张永贤，出生于湖北荆州，抗战中随父亲逃难到重庆，在重庆读书长大。划****之前，原是北京工业学院（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的助教。当时的北京工业学院属于军工系统，他在指挥仪专业。所谓指挥仪，就是指挥高炮，用炮火攻击飞机等空中目标的仪器；实际上就是一台包括雷达、光学仪器、机械电气系统的复杂的大型仿真计算机。他教的课程是陀螺仪原理与应用。
他酷爱读书，因此是一个知识面极广的人。他上知天文历算，下知水文地理。他学的是理科，但是文科知识绝不比正牌儿文科大学生少，写起总结来，条理分明，用词准确，绝对是一个称职的好秘书。当时三余庄****队中有位叫杨路的北大数学系学生、1957年百花学社的主将，上学期间就在国外的数学杂志上发表过论文。有关数学上的问题，三余庄的人无法与他讨论，只有张永贤跟他说得上话。当时我正在研究古汉语和方言，和他谈起有关音韵学上的问题，他也知道得不少。他父亲是个医生，因此有关医学知识更是得之家传。他爱好音乐，嗓子也不错，是标准的男高音。“****”期间，我还和他合作谱写过许多首“毛主席语录歌”。我常常开玩笑地说：这是个总理的人才。因为当总理不一定需要专家，但必须是个杂家，必须各方面的知识都有。我也曾经说过：尽管我有3500万字的著作，而他至今连一本书也没出版过，但是我知道的东西他都知道；而他知道的东西，我却大都不知道。
这里仅举一个例子，以见一斑。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大多数人都还不知道什么叫计算机的时候，他偶然看见一本讲计算机原理和BASIC语言的书，就啃了起来。没有计算机而要学计算机语言，简直就好像在沙漠中学游泳一样，困难之大，难以想象。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我和他都有了计算机之后，他立刻就能够用BASIC语言编写应用程序，而我则至今仍处于一知半解的水平，什么程序也没有搞出来过。
他的许多知识，有的其实还是在划****之后获得的。划右之前，他有自己要学、要教的专业，没有太多的时间去“不务正业”，涉猎自己专业之外的课题。划右之后，先被“下放”到北京近郊的清河制呢厂监督劳动。厂里有一个颇大的图书馆，这是他汲取知识的大好时机，就静下心来，有意扩展自己的知识面。他按图书目录的作者顺序一本接一本地读世界文学名著，一共读了有一百多本。后来偶然读了一本《自然地理》，发现地球上的气象变化与天文学密切相关，于是又读了些天文和历法方面的书；还读了一些无人问津的音乐理论书籍，如乐理基础、和声学、曲调作法等。顺便也读了一些诗词格律方面的书。书倒是读了不少，却也因此背上了“抗拒改造”的罪名，被“升级”进了劳改单位。
1969年末，根据****的“第一号令”，劳改单位也进行“战备疏散”，大批的“二劳改”被疏散到内地去，张永贤被发配到山西。那里的看守人员（即所谓的“队长”）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作风虽然更野蛮些，但整体的“政治气氛”却比北京差多了。这对我们这些“右”字号来说倒是“好事儿”。“坏”字号的爱闹事儿，队长们忙于对付那些偷摸、打架、诈骗、乱性的事情，对这些老实的“右”字号反倒很放心。****们在北京怕被批判，大都不敢看书；来到山西以后，不仅可以看，甚至还会受到表扬：因为看书的人绝不会闹事儿。有个叫杜友良（记得好像是新华社的外文编辑）的****在编《汉英大词典》，收集了几十个练习本的单词，队长根本不懂，却在中队会上作为“努力学习”的典型进行表扬。由于中国与苏联闹翻之后，机械工业方面制定了新的国家标准，熟悉这些标准是必要的。张永贤就利用这个机会，阅读了一些机械技术方面的书籍。听说有个叫韩大钧（原科学院的研究员）的****利用业余时间，把一本苏联编的难度颇高的《高等数学习题集》中两千多道题全部做了一遍。为了锻炼，张永贤也买了一本《习题集》，在半年多的时间里用十几个练习本完成了这一“长征”。当时他在钻井队，有一个在机运队的****胡伟（原清华大学汽车专业四年级学生），因宿舍靠近，经常来找他讨论力学方面的问题。陀螺仪的基础本来就是力学，讨论起来也就驾轻就熟。这也就是张永贤劳改20来年，学业和基础理论不但没有荒废、反而有所提高的原因。
在三余庄的年代，我担任大门口值班，张永贤担任二小队小队长。大家都知道，凡是能在教养队当“小队长”的人，都是队长眼中的积极分子，是要“帮助”队长“做工作”的。反过来说，也不免要“得罪”甚至“伤害”一些“自己人”。独有这个张永贤，以“不出卖同类”为原则，是几个“小队长”中口碑最好的一个。当时我与他的过从并不密切。我的教养期定为两年半，1963年仲秋季节，就从教养队搬到了就业队。他的定期是三年。前面说过，凡是定期三年的“三余庄庄员”，除少数几个外，劳教期基本上都无限期延长了。他恰恰就是那少数几个三年到期准时解除教养中的一个。他之所以能够“准时”解除教养，不是因为他表现得特别突出，而纯粹是“撞上大运了”。
《劳改教养条例》，是1957年8月3日公布的。当时所有被劳动教养的人，都没有定教养期，强调的是“谁改造好了谁走人”，结果是被劳教的人没有盼头，情绪低落不好好儿劳动。为此，北京市劳动教养委员会（实际上就是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工作处）在1961年5月24日给全体教养分子定了教养期，日期却一律从1961年5月24日算起，以前不论已经劳动教养多少年，一律不算。但也不是一儀切，其中也有例外。张永贤就是这少数“例外”中的一个。
北京市公安局在教养分子中召开大会宣布教养期固然是在1961年5月24日这一天进行的，但是给教养分子定期限这一决策，则必然早于5月24日。由于个别案件个别处理，凡是5月24日前不久处理的案件，所定的教养期就是从宣布教养的那一天算起。张永贤被划为****分子以后，先在清河制呢厂监督劳动，因为把时间都用来看书，被定性为“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于1961年4月27日在海淀区公安分局宣布“升级”送劳动教养的，定的教养期是三年。因此到了1964年4月27日，他的教养期满了，农场当局就准时宣布他解除教养。而在他之后，凡是三年到期的，时间虽然不到一个月之差，因为政策临时有变，就再也没有人准时解除过。他搭上的是“三年到期准时解除教养”的头班车，也是末班车。由此可证：定期三年不解除教养这一决策，肯定是在1964年4月27日之后作出的。
他解除教养以后，并没有搬出教养队，而是担任七中队的统计员，与中队技术员云照洋合住一屋，房间里冬天有火炉。除此之外，一切待遇都不变。
他是三余庄出来的****中第一个娶媳妇儿的人。但这绝不是他主动想争这个第一，而是“天上飞来的金凤凰”，真正的“喜从天降”。
三余庄七中队是个教养中队。当时的规定，教养人员是不许结婚的。一旦解除教养，留场就业，名义上是“公民”了，当然允许结婚。事实上，当时就业人员在农村搞对象结婚的也不在少数。只是****教养队出来的人，幻想比较多，总惦着能够回到原单位去，一时半会儿的还没有人想到要在劳改农场娶媳妇儿安家。我就曾经宣布：不离开劳改农场，绝不考虑婚姻问题。
三余庄七中队猪圈有个喂猪的老头儿，姓韩，家住德胜门外，他老婆是延庆县农村人。他见新上任的统计员年轻英俊，为人厚道，一打听，原先还是在大学里教书的，就惦着让老婆在延庆农村给他找个对象。于是这个“月老”就主动地找到了张永贤，半年中不下三四次跟张永贤说起这件事儿。说那个姑娘今年还只有18岁，怎么漂亮、怎么贤惠之类。那一年，张永贤28岁，两人相差十岁，差距不算太大。但是他也很犹豫。不是年龄问题，而是劳改农场不是成家立业的地方。他根本就没考虑过要在这样的场合结婚。可又架不住韩老头儿一个劲儿地相劝，张永贤终于被他说动了，答应先见个面，时间定在1964年的国庆节。
到了国庆那一天，姑娘已经到了德胜门外韩老头儿家，张永贤却临时有事情去不了。
什么公务如此重要，连相亲这样重大的事情都顾不上?
说起来也不是什么大事儿，而是与教养人员利益有关的小事儿。
那时候，团河农场承接了一宗“买卖”，要在农场的南面开挖一个人工湖，把挖出来的泥土堆成假山，再建起一些房屋来，以供人们度假用。任务就落到了三余庄这些****们的肩上。挖土方可是个重活儿，不论是挖土的，抬土的，每天都要出几身大汗，光靠早晨那一个窝头一碗粥，根本顶不住。因此凡是北京有家的，纷纷要求家里送吃的，最好是肉食，最多的是炒面。北京没家的，就偷偷儿写信回家要家里寄。其实，这些人都不是为了“贪图享受”，而的确是肚子饿，干不动活儿。按说，教养人员从自己家里拿吃的来，为农场干活儿，是一件“大公无私”的事情，应该鼓励，至少不应该反对。但是当时的劳改农场最怕传出“劳改队里吃不饱”的“谣言”，因此特地规定：不论是接见送来的还是邮包寄来的，食物一律不得超过一公斤。我值班的时候，采取的是“瞒上不瞒下”政策，让队长检查的，的确只有一公斤左右，剩下的，都塞在我的铺底下，等晚上再叫人家悄悄儿拿走。曾经有过一个姓林的劳改释放人员当值班员，采取的是“铁面无私”政策，接见的日子，凡是家属送来的食物，愣是用秤称过，多出一公斤的一律退回！在队长面前，他固然赚了个“好”，在教养人员的心中，可也赚了不少的骂！
在南苑街上，有一家小饭馆儿。也不知道是谁给他们透露的消息，得知三余庄有这么一批“饿鬼”，常年患有“胃亏食”症，于是每逢三余庄休息日，就派两个姑娘用三轮车拉来油饼、火烧、猪头肉之类，在七中队门口叫卖。开头只限于手头有几个零钱的人光顾，后来有人到队部去苦苦哀求，总算说软了队长的铁石心肠（关键还是吃饱了好多干活儿），允许手上没有现金的人，采用统一记账的方法，也能吃到油饼。但是一次只允许买两个，多了不许。
统一记账，任务就落到了中队统计员的身上：谁买了油饼，要开列名单，从各人的存折中提出钱来，汇总后交给卖油饼的姑娘。原先主持这一工作的统计员姓苏，上海人。这个人劳改出身，对教养人员的饿肚子，有些“饱汉不知饿汉饥”，执行队部的指示很坚决：队长指示每人一次只许买两个油饼，他就多一个也不许。因为他说话有些女声女气的，大家都叫他“苏三”，以此发泄对他的不满。
自从张永贤接任统计员以后，他是亲自尝过“饿鬼道”中的滋味的，知道饿着肚子做土方，饿得眼前金星乱迸有多么难受，因此采取的也是“瞒上不瞒下”政策，只要买油饼的时候队长不在旁边盯着，就网开一面，只要不过于出格，油饼、火烧、猪头肉之类尽可能敞开了买，以满足“饿鬼”们的需求。
国庆期间，正是“油饼姑娘”来卖油饼的日子。张永贤如果不在，势必由队长亲自“主持工作”。那么一来，“每人每次两个”的规定，势必坚决执行，节后的一个星期，必然又要“眼冒金星”了。
就为了这件事情，张永贤国庆节期间没有休息，10月3日赶到德胜门外，那个延庆姑娘见他老也不来，差点儿就要走了。
一见面，那姑娘果然长得不错，脸皮白白的，眼睛大大的，辫子长长的，身材也很苗条匀称。既然是“相亲”，反正就是玩儿，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不怕路途遥远，一起到颐和园去玩儿个痛快。
姑娘姓阎，延庆县紧北边的阎庄子村人，家里父母双全，贫农成份，有个哥哥是乡村小学的教员，还是党员。她自己小学毕业，是共青团员。
一听她家的政治情况，张永贤就觉得两人的身份有些悬殊，无法结合。如果女方是地主或富农的女儿，倒是“门当户对”了。于是他尽自己所能，给她解释什么叫做“****分子”：简单地说，****分子是“****、反人民、******主义”的，从性质上说，****分子就是反革命分子。阎姑娘不信，反问：你不是已经摘了帽子了吗?只要摘了帽子，就说明你不再“****、反人民、******主义”了。张永贤只好再给她解释为什么摘了帽子的****分子依旧是****分子。但是说来说去，怎么也无法使她明白他们俩是两个政治体系中的人，是不能结合的。阎姑娘最后竟说出了这样的话：要是就因为我是个团员你不能娶我，那我就去退团。
看起来，阎姑娘是真喜欢上这个一肚子学问的****分子了。也许她十分明白：张永贤要不是一个****分子，像她这样一个农村户口的小学毕业生，是说什么也不可能跟他谈婚论嫁的。
张永贤被阎姑娘的朴素纯真感动了。这是一张真正的白纸，可以让张永贤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一天的畅谈，婚事就这样基本上定下来了。
11月7日，星期六。张永贤请假由西直门乘夜间火车去延庆阎家。实际上是上门去让女方相亲。这样的人才，当然老岳父一眼就看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