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七月的酷暑烈日里，应朋友邀约，去了一趟古镇相城。
相城在苏州古城东北四十里，历史很悠久了，相传春秋吴王阖闾初年，伍子胥奉命建造大城，他先来这里相土尝水，因为地势低湿而放弃了，大城虽然没有造起来，相城的名字却留了下来。《相城小志》卷二说：“相传伍子胥拟筑城于相城，砖已运置，因土柔地低而罢，将砖铺砌河东街道。”这当然是瞎三话四，当时城垣都是板筑土城，哪有什么城砖，民间故事的想当然就是这样让人笑话。
相城是个水乡泽国，阳澄、蓍泽、尚泽等湖荡四周环抱，河道港汊纵横交织，虞山则横亘于北方，远远隐隐，青翠一脉。那里真可说是个富有诗情画意的地方，清人姚士蘅在《相城记》里就这样描绘：“柳陌桃溪，不减上林春色；园蔬圃竹，无非田舍生涯。灌蛙无待于决渠，壅捞每勤于荷锸。”“烟波万顷，风月双清，牧笛低吟，桡歌远唱。处处桑枢蓬户，安如广厦高堂；家家草榻秧衾，暖若重裀叠褥。”正因为地处水云乡里，又没有什么战略上的意义，故而兵火不及，古人有俗话说：“相城、宜兴可以避兵。”那里不少人家就是避乱逃难而来定居的。它成为颇具规模的市镇，约在宋室南渡以后，至清初，长洲县有四大市，相城就是其一，市廛殷富，商业繁盛，很有一番热闹的景象。相城一带还散落着不少别墅和庄园，有寄园、小洞庭、野趣轩、荻溪庄、陆氏庄、张氏庄、俞氏庄等。至于人文渊薮，相城也是苏州诸镇的翘楚，就以人物来说，西晋有陆云，宋元间有王皋、王原、王智、张伯颜，明清两朝相城的进士，就有都穆、刘布、高玉驹、高翔麟四人，此外还有王宾、刘珏、沈周、都卬、王锜、陆肇域等，他们都在文化史上留下了名字。但若论政治作为，没有一个可以与姚广孝相比的。
这次来相城，主要就想看看有关姚广孝的遗迹。
清钞本《逃虚子集补遗》有《相城妙智庵姚氏祠堂记》，姚广孝自述家世和早年行迹，这样记道：
“姚氏之先，汴梁人，世为人民，家寒微，无风望显远者。宋高宗南渡，曾祖某挈妻子亦避兵来江南，首至长洲，苏州府之属邑也，不市居，因家相城焉。相城地最洼，水环其廓，居民多以耕渔为业。祖某业医养亲，僦屋一廛而住，无寸田尺土，生计甚疏，然世事佛积善，乡之人皆敬焉。是乡之人死者，无地可瘗，火焚骨殖沉诸水，其例皆然，吾家无垅墓，盖以此也。祖生二子，曰震之，曰震卿。震卿，广孝父也。震之生一子，曰垕。父生二子，长曰慎，字伯远，续祖父箕裘之业，季曰天禧，即广孝也。广孝尚幼，不愿习医，而白父曰：‘某不乐于医，但欲读书，为学有成，则仕于王朝，显荣父母，不就，则从佛，为方外之乐。’胜国至正间，年十四，即从佛，父不夺吾志，遂出家于里之妙智庵，礼宗传为师，训名道衍。十八剃发为僧，游学湖海上，读古今圣贤书，研究道理，作为诗文，刻意追古，时人多忌而诮焉。”
姚广孝生于元元统三年，初名天禧，广孝的名字，乃靖难功成后的永乐二年，成祖朱棣所赐。他的出家，也有特定的社会背景。入元以后，佛教受到更大推崇，《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说：“帝自有四海，天下寺院田产二税尽行蠲免，普令缁侣安心办道。”这在宋辽时是没有的，并且着意保护寺院，“天下寺院山林树木，遍谕玉音，严加护持，毋令斫伐，以严佛如来之境界”。由于朝廷对佛教的多方庇护，一些寺院大量兼并土地，据大德三年统计，仅江南诸寺就拥有佃户五十馀万。寺院除经营土地外，也经营商业和手工业，不少当铺、酒肆、碾硙、货仓、旅店、邸店都为寺院所有。因此，僧人的社会地位较高，既自有经济来源，又免除差发赋税，故往往衣食无忧，出家也就成为当时“就业”的一条出路。世祖忽必烈时，各地就出现寺院遍布、僧众繁多的局面，据至元二十八年管领全国佛教事务的宣政院统计，“天下寺宇四万二千三百一十八区，僧尼二十一万三千一百四十八人”（《元史·世祖本纪》）。由于当时想出家的人很多，朝廷不得不加以限制，作出了一些规定，要求出家者，“通晓经文，或能诗颂书写，或习坐禅，稍有一能，方许本寺住持、耆老人等保明申院，以凭给据披薙”（《元典章·礼部六》）。此外，“诸愿弃俗出家为僧道，若本户丁多，差役不阙，及有兄弟足以侍养父母者，于本籍有司陈请，保勘申路，给据簪剃。违者，断罪归俗”（《元史·刑法二》）。姚广孝是符合条件的，出家也是他的愿望。田艺蘅《留青日札》卷二十七记了一个故事，说他“一日入城，见僧官驺从之尽，叹曰：‘僧亦富贵如此邪。’元壬辰年，遂出家，入里之妙智庵，改名道衍，游学江湖，工为诗文”。壬辰是至正十二年，姚广孝十八岁，在妙智庵落发为僧，名道衍，字斯道。
妙智庵，又称妙智禅院，姚广孝发迹以后，曾作《妙智院佛殿记》，于其盛衰兴废记道：
“妙智庵者，宋宣和间赐紫法章大师所建也。院距苏城北四十五里，有墅曰相城，院立其中，虽与民居伍，为一方植福之地，实衍受经之所。建炎四年，兀术渡江而南，毁于兵。第三祖慧日缚茆为庐，以嗣其传，不绝如发。后太师和武恭王杨某，国家赐以是乡之田，营别第于院之南鄙，王悯院废，施金粟以起之。元之大德初，第六祖德荣以院湫隘，不足容众，与其徒惟一欲增扩焉，于是潭州路总管张侯伯颜其夫人杨氏舍奁具，命荣等构堂于院之中，奉圆通大士、******声闻僧，暨营东西两庑，稍见其成规焉。至正间，第八祖妙通又动事土木，使徒孙宗传广募众缘，易堂为殿，设灵山一会圣像于中，复以十八声闻翼其左右，髹绘刻甃靡不集。几十年而再毁于兵，况诸祖又皆化去，兵后复业，衍年始越冠，遇岁饥无力，乃亦缚茆，以安其徒。国朝洪武初，里豪俞善与弟信，为人尚义好施予，因周览废址，慨然兴叹曰：‘佛圣人之宫，众生之所依恬，奚可芜没为狐豕之囿也。’于是首捐己帑钱二十万，购里人听事之屋一所。邑民欢然辏施，遂益其材甓，鸠其工佣，始克成。今殿五楹，间复轩于前，度其赀计钞七百馀缗，起于二年之春，完于十一年之冬，其中仍奉圣像，如第八祖所建殿者，雕甍刻桷，宏深雄丽，壮观一隅，虽藉众成，多出俞氏之力也。”
当姚广孝住庵时，耐得寂寞，趁着青灯，翻着黄卷，听着钟磬鱼鼓，想着佛陀境界，逐渐得其精奥。他除了究心内典外，还经常到距离妙智庵不远的灵应观去，向那里的道士席应真请教。席应真，一作应珍，字心斋，号子阳子，常熟人。他少年时就入道，先是提点邑中普福宫，又在苏州白鹤观呆了几年，后来才来到灵应观。他的学问很驳杂，于老氏法、经箓丹法靡不洞究，兼涉儒籍，邃于《易》学，且旁通释典、方术，特别对兵法事机深有研究。姚广孝对他很是敬重，久而久之，一道一释就成了忘形交。王鏊《姑苏志》卷五十二说：“时相城灵应观道士席应真者，读书学道，兼通兵家言，尤深于机事。广孝从之，执弟子礼，于是尽得其学。然深自退藏，人无知者。”
姚广孝不但谙熟佛道，还旁通儒学，以至诸子百家无不贯穿，文章闳严，诗律高简，于绘画也很擅长。当时苏州城北一带，很有一些才华富赡之士，他们意气相投，时常一起流连诗酒，后人称为“北郭十友”。这“十友”不止十人，聊取概数而已，计有高启、王行、徐贲、王彝、杨基、高逊志、唐肃、宋克、余尧臣、张羽、吕敏、陈则、杜寅、周砥等，姚广孝也是其中一位。
他的诗文成就，向有很高的评价，高启在《独庵集序》里说：“同里衍斯道上人，别累年矣，一日自钱塘至京师，访余锺山之寓舍，出其诗所谓《独庵集》者示余。其词或闳放驰骋以发其才，或优柔曲折以泄其志，险易并陈，浓淡迭显，盖能兼采众家，不事拘狭，观其意，亦将期于自成而为一大方者也。间与之论说，各相晤赏，余为之拭目加异，夫上人之所造如是，其尝冥契默会而自得乎，抑参游四方有得于识者之所讲乎，何其说之与余同也？吾今可以少恃而自信矣。”这是在他的生前，身后也仍有公论。沈睿在《听雨楼诸贤记》里说：“道衍，字斯道，姓姚氏，姑苏人。弘才茂思，为时所称，与张来仪、高季迪辈为文辞相颉颃，而澡思浴德，则非诸君所能及，故天下皆以参寥潜子目之。”顾起纶在《国雅品》里则说：“姚恭靖广孝，性空思玄，心寂语新，其兴弥僻，其趣弥远。如‘笼驯传信鹤，池蓄换书鹅’；‘翠低承雨竹，绿碎受风蕉’；‘过林才见日，到渡不逢山’，此例已到彼岸。惠休法振，不得专誉禅藻矣。”
但由于姚广孝佐助朱棣靖难，永乐以后，朝野对他的褒贬不一，及至入清，官方明确对他持否定态度，四库馆臣就将他的《逃虚子集》、《道馀录》等作为《四库全书》存目，打入冷宫。《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五说：“广孝为高启‘北郭十友’之一，所着初名《独庵集》。殁后，吴人合刻其诗文曰《逃虚子集》，后人掇拾放佚，谓之《补遗》。其诗清新婉约，颇存古调，然与严嵩《钤山堂集》同，为儒者所羞称，是非之公，终古不可掩也。附载《道馀录》二卷，持论尤无忌惮，《姑苏志》曰：姚荣国着《道馀录》专诋程、朱，少师亡后，其友人张洪谓人曰：少师与我厚，今死矣，无以报之，但毎见《道馀录》辄为焚弃云云。是其书之妄谬，虽亲昵者不能曲讳矣。”如此看来，当道对他的诗尚属认可，只是“羞称”而已；对他的《道馀录》则认为应置于毁禁之列的。《明史·姚广孝传》也说其“晚着《道馀录》颇毁先儒，识者鄙焉”。它究竟是怎样一本书呢？
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和朱熹颇多攘斥佛教的言论，而姚广孝认为佛法与现实可以统一，佛学与儒学应当会通，《道馀录》就是逐条批驳他们的言论，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这既代表了他的佛学思考，也为自己谋划靖难诸事作理论上的解释。他在《道馀录序》里说：“三先生因不多探佛书，不知佛之底蕴，一以私意出邪诐皮之辞，枉抑太过，世之人心亦多不平，况宗其学者哉？二程先生遗书中有二十八条，晦庵朱先生语录中有二十一条，极为谬诞，余不揣，乃为逐条据理一一剖析。”他站在大乘教立场上，认为既然在世间和出世间相一致，学佛者就不应消极出世，而应积极与世。在这个基础上，又论证了释氏之说与儒家之学的同一性，驳斥了程、朱有关佛教“自私”、“独善”的批评。他说，佛教的“妙真如性”与二程的“道即是性”在性本体论上并不矛盾。又说，佛教与儒家都谈性命道德，都是圣人之学，两者并行不悖。佛教旨在化人为善，出家是为众生利益，决非“自私”、“独善”的行为。他说：“佛愿一切众生皆成佛道，圣人言人皆可以为尧舜。当知世间、出世间圣人之心未尝不同也。”姚广孝这样说，目的是证明他的言行既符合佛教教义，又不悖于儒家学说。但他的说法，并不能为当时理学家所接受，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八里解释说：“少师之才不下于文成，而不能行其说者，少师当道德一、风俗同之日，而文成在世衰道微、邪说又作之时也。”
《道馀录》虽作于晚年，但他的高远志向，则是久存于胸中的，并不想以一个学问僧或诗画僧终其一生。
王彝与姚广孝友善，过从甚密，所作《衍师文稿序》说：“至正间，余被围吴之北郭，渤海高君启、介休王君行、浔阳张君羽、郯郡徐君贲，日夕相嬉游，而方外之士得一人焉，曰道衍师，其为古歌诗，往往与高、徐数君相上下。是时余所居鹤市，聚首辄啜茗坐树下，哦诗论文以为乐。顾虽祸福死生荣瘁之机乎其前，亦有所不问者。师儒林之出也，而托迹于浮屠之间，余故不以浮屠待师，而师亦不自待以为浮屠而已也。”
王行更是姚广孝的知音，也好谈兵法，元末战乱时，曾坐筹交战双方胜负，百不失一二。相传常遇春攻克平江，就采纳他提出的战术。《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十九称其“与道衍深相投契，尝告以盍有所待，不当以浮屠老。盖负其桀黠之才，有不肯槁死牖下者”。《姑苏志》卷五十二记姚广孝得席应真兵法机事之传，“其友王行独深知之，曰他日必当有所遇”。他在《赠道衍上人序》里说：“吴沙门道衍上人，高爽通亮，气貌屼屼，听其言，求其学，阴察其所为，不合于儒者无几，特有衣冠之异耳。呜呼！余可以少斯人哉？古言人之超乎其类，非俊伟弗能也。盖上人所谓俊伟者非耶？上人医家子，医家固多阴德，后必大其在上人欤。然不遂为儒而治于沙门氏，何也？当纷离溃扰，毁酷恒人，之所居独沙门哉。上人年方壮，今天下乱已极，且必该治，治然后出于时，以发其所蕴，其上人之志欤。不幸世或不治，上人沙门以终其身，盖亦有其命焉。”又《送道衍之迳山序》说：“道衍上人，吴人也，魁磊高岸，气度伟然，恒自重其所负，喜为博贯该通之学，其吐辞华陈，论议往往峭拔而深浚，高者既欲求逐于古人，下者亦不屑与其徒较，是以郁屈抵梧，落落而难合。予尝观其貌，有以识其中，是其所为，固知其远于世也。其居娄水之上，蓬藋萧然，居之不以为陋，闭门深坐，或数月不出，出遇高山深林，大溪长谷，冥搜遐览，亦或屡岁不归，兴之所至，则长歌远啸，慨忼悲激，莫知其所以也。每曳履行吴市尘埃中，大夫士尠知之者，间独乐与予交，不知其何求也。且求慕古人，以徇于道，不知为世俗之为，信古人之所尚，不知今时之所好，知内之必当治，而不能求务外之饰，非我者众，是我者少，毁者日来，而知者未遇，所以邅回抑逆，莫克伸其志也。”
王彝和王行都在洪武朝被杀。王彝的死，是因为苏州知府魏观在张士诚旧治建衙，获罪处死，他与高启俱受牵连，一起被杀，时在洪武七年。王行的死，是因为他馆于凉国公蓝玉家，数以兵法说蓝玉，颇与密议，蓝玉被诛。王行父子亦坐死，时在洪武二十五年。他们都没能看到姚广孝如何施展抱负来更定乾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