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初定天下，为大明江山的长治久安，采取了很多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分封藩王，他将二十四个儿子和一个重孙分封全国各地，以夹辅皇室。洪武三年四月，分封藩王告太庙礼成，朱元璋在奉天门及文华殿举行宴会，对群臣说：“昔元失其驭，群雄并起，四方鼎沸，民遭涂炭。朕躬率师徒以靖大难，皇天眷佑，海宇宁谧。然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民生。今诸子既长，宜各有封爵，分镇诸国。朕非私其亲，乃遵古先哲王之制，为久安长治之道”（夏良胜《中庸衍义》卷十引）。诸王就藩最早是洪武十一年，秦王就藩西安，晋王就藩太原。随着诸王逐渐长成，纷纷就藩各地，分列在各个军事要地。《明史·诸王列传》记道：“明制，皇子封亲王，授金册、金宝，岁禄万石，府置官属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隶籍兵部，冕服车旗邸第，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伏而拜谒，无敢钧礼。”燕王朱棣为朱元璋第四子，洪武十三年就藩北平，因为屡败元朝残馀，深得朱元璋欢心，令他节制沿边士马。
各藩王世袭镇守各地，既削弱了地方官吏的权力，又形成了比元代中书省权力要大得多的半独立政权，它的发展趋势，必然构成对中央集权的威胁。洪武九年，山西平遥训导叶伯巨上书论事，其中之一就分析了分封的祸患：“今裂土分封，使诸王各有分地，盖惩宋、元孤立，宗室不竞之弊。而秦、晋、燕、齐、梁、楚、吴、蜀诸国，无不连邑数十，城郭宫室亚于天子之都，优之以甲兵卫士之盛。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后削其地而夺之权，则必生觖望，甚者缘间而起，防之无及矣。”并举汉初“七国之叛”和西晋“八王之乱”为例，指出“分封逾制，祸患立生，援古证今，昭昭然矣”（《明史·叶伯巨传》）。朱元璋大怒，叶伯巨被逮，死于刑部狱中。但他说的分封祸患，在朱元璋崩后不久就降临了。
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朱元璋崩，因皇太子朱标已于二十五年病死，就由皇太孙朱允炆继承大统，是为惠帝，诏改明年为建文元年。朱允炆即位之初，就与大臣齐泰、黄子澄等密议削藩，先后将周王朱橚、岷王朱楩、齐王朱榑、代王朱桂废为庶人，或徙或拘，湘王朱柏则罪以伪造钞和擅杀人，阖宫****以死。在朱允炆眼里，燕王朱棣更是心腹大患。据《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六记载，当年十一月，黄子澄对朱允炆说：“燕王久称病，日事练兵，且多置异人术士左右，此其机事已露，不可不急图之。”朱允炆复召齐泰问道：“今欲图燕，燕王素善用兵，北卒又劲，奈何？”齐泰回答：“今北边有寇警，以防边为名，遣将戍开平，悉调燕护卫兵出塞，去其羽翼，乃可图也。”朱允炆采纳了这个建议。建文元年三月，命都督宋忠率兵三万屯开平，都督耿瓛练兵于山海关，徐凯练兵于临清，移北平、永清两卫军于彰德、承德，准备袭燕，另任张昺为北平左布政使，谢贵、张信为北平都指挥使司，受密旨伺察朱棣动静。
再说姚广孝，洪武四年诏取高僧，他因病而罢。八年又诏通儒学僧出仕，他赴京师，礼部考试中式，但不愿为官，赐僧服还山。十五年高皇后崩，朱元璋选高僧侍诸王，为诵经荐福，宗泐时为僧录司左善世，就举荐姚广孝，朱棣与他谈得十分契合，于是从至北平，住持庆寿寺。他出入燕王府二十馀年，时常屏去侍从，与朱棣密谈。《明史·姚广孝传》记道：“及太祖崩，恵帝立，以次削夺诸王，周、湘、代、齐、岷相继得罪，道衍遂密劝成祖举兵。成祖曰：‘民心向彼，奈何？’道衍曰‘：臣知天道，何论民心。’乃进袁珙及卜者金忠。于是成祖意益决，阴选将校，勾军卒，收材勇异能之士。燕邸，故元宫也，深邃。道衍练兵后苑中，穴地作重屋，缭以厚垣，密甃瓴甋瓶缶，日夜铸军器，畜鹅鸭乱其声”。
靖难之役，向以为是姚广孝怂恿而成，野史笔记里更有生动的故事，蒋一葵《长安客话》卷一就说：“太祖将封十王，每王择一名僧辅之。姚广孝自请于文庙曰：‘殿下若能用臣，臣当奉一白帽子与大王戴也’（王字加白为皇帝皇字）。文庙默会其意，竟请得之。广孝遂从至燕。一日寒甚，广孝侍宴，文庙命句云：‘天寒地冻，水无一点不成冰。’广孝应声曰：‘国乱民愁，王不出头谁作主？’文庙大喜，自是靖难之谋决矣。”其实，这也过分夸大了姚广孝的作用。在当时形势下，朱棣想要保住性命，惟有发动靖难、篡取皇位一条出路，诚如谷应泰说：“非帝杀王，即王弑帝”（《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六）。姚广孝的建议，只是与朱棣的心思不谋而合而已。
建文元年七月，朱棣誓师靖难，以诛齐泰、黄子澄为名，并去建文年号，仍称洪武三十二年。战事历三年，至建文四年六月，燕师自瓜洲渡江，十三日进逼都城金川门，谷王朱橞、李景隆等开门迎降，宫中火起，朱允炆不知所终。十七日，朱棣即位，是为成祖文皇帝，诏改明年为永乐元年。
论靖难之功，以姚广孝最为卓着。朱棣御制《姚少师神道碑》说：“及皇考宾天，而奸臣擅命，变革旧章，构为祸乱，危廹朕躬。朕惟宗社至重，匡救之责，实有所在。广孝于时，识进退存亡之理，明安危祸福之机，先机效谋，言无不合，出入左右，帷幄之问，启沃良多。”《明史·姚广孝传》也说：“帝在藩邸，所接皆武人，独道衍定策起兵。及帝转战山东、河北，在军三年，或旋与否，战守机事皆决于道衍。道衍未尝临战阵，然帝用兵有天下，道衍力为多，论功以为第一。”朱棣即位不久，即拜姚广孝为僧录司左善司。永乐二年，进而拜资善大夫，擢太子少师，复姚姓，赐名广孝。《留青日札》卷二十七记道：“及太孙就学，命设讲席于文华殿之东，复令广孝及翰林内阁诸臣侍焉。九年考满，为壬辰二月，给与诰命封赠祖菊山、父妙心，俱赠资善大夫，祖母周氏、母费氏，俱赠夫人，并本身，凡五道。终身不蓄发，不娶妻。”朱棣对姚广孝很是敬重，与他说话，呼少师而不名，命他蓄发，不肯，赐他宅第及两宫人，也不受，终年居住寺院里，冠带而朝，退仍缁衣。尝监修《太祖实录》，又主持纂修《永乐大典》。
永乐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姚广孝卒，享年八十四岁。朱棣不胜哀悼，辍视朝三日，令有司为治丧，追封荣国公，谥恭靖，落葬房山县东北西十里，并御制《姚广孝神道碑》，起首就说：“朕惟商宗得傅岩之叟，以佐中兴；汉高用赤松之流，以成大业。盖天之生斯人也，岂独偶然哉。”在朱棣眼里，姚广孝就是傅说、赤松子一流人物，似乎没有姚广孝，也就没有永乐的天下。
据《明史·姚广孝传》记载，洪熙元年，姚广孝配享成祖庙庭。至嘉靖九年，世宗朱厚熜对阁臣说：“姚广孝佐命嗣兴，劳烈具有。顾系释氏之徒，班诸功臣，侑食太庙，恐不足尊敬祖宗。”于是就移祀大兴隆寺。不久，大兴隆寺失火，又移祀大隆善护国寺，即都人通常说的崇国寺。《日下旧闻考》卷五十三记寺中有姚少师影堂，“木主题推忠报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上柱国荣国公姚广孝，像露顶袈裟趺坐，上有偈，署独庵老人题。独庵，少师号也”。
姚广孝的画像不止一幅，不但大兴隆寺有，崇国寺、仰山寺等处也有，造像也不一样。王世贞《吴中往哲像赞》说：“他纪闻又云，尝见其像大兴隆寺，红袍纱帽，秃顶而肥。今像乃永乐三年笔，七十有三矣，面皴瘦而白须飘然，恐未真，乃以意摹得之。”《留青日札》卷二十七也说：“今寺中有方面、红袍、玉带、髡顶、戴唐帽像者存焉。”画像上都有他的自赞自跋。《长安客话》卷一记道：“京师有姚少师画像，面大方肥，红袍玉带，髡顶上戴唐帽。今崇国画像犹是僧服，姿容潇洒，双睛如电光之灿。像赞云：‘看破芭蕉柱杖子，等闲彻骨露风流。有时摇动龟毛拂，直得虚空笑点头。’盖本色衲子语。跋云独庵老人自题。独庵，少师别号也。”《日下旧闻考》卷一百零八引《郊亭诗话》记道：“北京仰山寺有姚少师画像，自赞其上，云：‘这个秃厮，忒无仁闻，名垂千古，不值半文。’”又《逃虚子诗集补遗》有《少师真容自跋》，曰：“幼读东鲁书，长习西方教。抹过两重关，何者为悟道。不厌山林空寂，不忻钟鼎尊荣。随缘而住，任迟而行。犹孤蟾之印沧海，若片云之浮太清。了无他说，即此便是人间。我更何如，手里素珠一百八。”他的自赞自跋，既体现了释儒兼容的思想，也知道后世会对自己如何评价，很有自知之明的。
仰山寺的那幅画像，吴宽是看到过的，《过仰山寺观姚少师僧服小像》诗曰：“城里僧庐掲仰山，姚公于此昔投闲。顾瞻图画长廊外，拂拭尘埃破壁间。困虎封侯头可相，真龙识主手亲攀。朱衣玉带宫师贵，最爱跏趺静掩关。”“困虎”句有个出典，姚之骃《元明事类钞》卷十八引《卓异记》说：“姚广孝尝游嵩山佛寺，遇袁珙，珙相之曰：‘宁馨胖和尚乃尔耶，目三角，影白，形如饿虎，性必嗜杀，他日刘秉忠之流也。’广孝大笑。”这还在姚广孝未遇之时，袁珙说他是刘秉忠一流人物，点破了他的心思。刘秉忠，初名侃，隐武安山中为僧，更名子聪，忽必烈在潜邸时，就留赞大计，人称聪书记。忽必烈即位，令其还俗，赐名秉忠，拜太保，参预中书省事，创议以中都（今北京）为大都，改国号为大元，规模制作，皆由其一手草定。值得一说的是，朱棣赐道衍名“广孝”，也是有意与“秉忠”相对的。
永乐二年六月，姚广孝回了一趟相城，他在《相城妙智庵姚氏祠堂记》里说：“六月奉命，命往苏、湖二府赈济饥民，赐玉带一条、钞一千锭，就还乡里。广孝以上所赐钞帛分遗亲族邻旧，皆使得沾圣泽也。”相传姚广孝这次回故里，受到亲朋好友的冷落，《明史·姚广孝传》说：“其至长洲，候同产姊，姊不纳。访其友王宾，宾亦不见，但遥语曰：‘和尚误矣，和尚误矣。’复往见姊，姊詈之。广孝惘然。”《元明事类钞》卷十七引《明世说》说：“苏郡隐士王宾，素与姚少师善，及少师靖难，宾愧其所为，不与接。少师屏骑从以往，宾不纳，因徉问为谁？曰：‘是昔日道衍也。’不应。少师大呼曰：‘不弃旧雅，容老僧一见乎？’答曰：‘吾方割薪忙不暇也。’”文震孟《姑苏名贤小记》卷上也说：“余闻之故老云，少师既贵，访先生。先生方盥，掩面走。”
当时舆论认为，朱棣躬冒不韪以争天下，惠帝朱允炆不知所终，诸大臣纷纷被杀，若然追原祸首，都出自姚广孝的谋划，亲朋好友对他冷落，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但事实并非如此，王宾《光庵集》有《永乐赈济记》，说“六月，闻少师公奉宣圣天子恩命赈济，四野莫不欢忻”；“少师公督州县急发米赈济，思人之饥，犹己饥之，如古后稷如然”；“少师公当炎热不惮烦劳，亲往县道，一一赈济，又责县官去年多以淹报熟，致田家甚困，不能深体圣天子子养亿兆之心，人人又莫不欢欣，乃知朝廷大臣为国爱民如此之至”。可见王宾对他不但不冷落，还满口称赞。王宾卒后的永乐七年，姚广孝为作《王光庵传》，称王宾为“奇人”，对他的孝道和高节推崇备至。这篇传记，由韩夷镌刻于石，后收入《逃虚子集补遗》、《吴都文粹续集》卷四十。由此可见，两人交契始终如一，流俗之辈为贬低姚广孝，编出种种故事来，自然是不可信的。诚如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甲集所说：“世盛传仲光诋娸荣国，方盥却走，终身不见。吴儿委巷妄语，流误史家，不可以不正也。”
姚广孝此次回相城，见妙智庵已颓败不堪，就斥资重建，并在庵中设姚氏祠堂。他在《相城妙智庵姚氏祠堂记》记道：
“每念相城故里垅墓既无，祖业何在，岁时祭扫，曾不可得，言于此，无任哀悼。惟妙智庵独存，庵乃宋宣和间赐紫法章大师所建也，距今三百三十馀年，其间兴废非一，僧亦零落殆尽，仅存修学一人守其香烛。俄学来告曰：‘庵宇年远，梁木腐坏，不堪修理，虽欲革故鼎新，无力为之，奈何？’余谓学曰：‘妙智乃吾昔受经之所，吾合为也。’即捐贿购材，倩佣力撤去故宇，重为创造，虽非大规模，比旧壮丽有加。始于十二年甲午秋八月，完于十三年乙未秋八月。复敦良匠雕妆西方三圣像位，于两廊塐******阿罗汉像，列于观音殿之左右。至于翻经之室，庖湢之所，几榻椅案，凡器用之物，无不毕备。于是设立祖父母祠堂于西廊，可岁时遣人祭祀，庶可以寓吾孝思也。”
妙智庵只是水乡村落里的小小兰若，如果没有姚广孝这层关系，大概早就湮没无闻了。姚广孝卒后，庵中的姚氏祠堂改为姚少师祠堂，据说还有敕赐碑文。至明代中叶，妙智庵不但香火旺盛，更以圃中牡丹为远近所知。沈周是相城人，他有一首《妙智庵牡丹》，咏道：“我来借看富贵丛，僧房认是赁宅中。去年看过今又到，花若迟我含春风。毵毵白发虽不称，未许花前无我侬。慈恩在前妙智后，今古乐事将无同。古花已见古人醉，今花还对今人红。一觞一咏雅而乐，何用羯鼓敲逄逄。冠裳颠倒插花舞，强以筋力追儿童。莫教错认白太傅，自是颓然田舍翁。”至光绪年间，里人姚文潞又募修了庵中的正殿，以后就逐渐圮败了。
当我寻访到妙智庵的时候，落日馀辉正照在斑驳陆离的山墙上，照在庵外的几株杂树上，很有一点荒芜的景象。据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妙智庵就改为粮库，后来粮库搬了，几栋老屋，风雨飘摇，直到近年才稍事修葺。今正殿、后殿和西边廊屋仍在，朝南山门的部分梁架、斗栱还留着明式结构。正殿很小，说是有块什么碑嵌在壁间，看守人赤着膊赶来开门，里面黑铁抹搭，也看不清楚什么，只见须弥座上有个小偶像，上下挂了些红绿绸条，小香炉里还有残香，小烛台上淌满蜡泪，很像一个土地庙。从妙智庵的那条曲折土路上出来，顺便又去看了一下灵应观，它坐落在镇上，也是在五十年代改为粮库，占地比妙智庵大，但仅剩一座玉皇殿，大概是咸丰初重建的，虽经过改造，但基本结构未变。旷场上有三座圆而高的粮仓，建于七十年代“以粮为纲”的时候，如今已非常少见，当地人称为“蒙古包”。同行的朋友说，这种砖木结构的圆形建筑，造型很特别，如果用来作为现代美术馆，倒是十分适宜的。
沧海桑田，历史本来就是这么回事，寻古访幽，往往就是这样让人茫然，什么姚广孝的青灯黄卷，什么姚广孝在与席应真喁喁而谈，真是一点也联想不起来。
驱车回城，夜色已浓，但吹来的还是热风。我记起姚广孝的《蠡口夜归》。那是某年夏夜，他从蠡口乘船回相城，诗曰：“日没渡口昏，水风着人热。渔灯带萤火，微光互明灭。舟人报水程，路远行欲歇。故山不分明，目尽心力绝。遥想山中人，待人仍待月。”如今自然看不到渔灯了，那微亮的萤火，也已给明亮的车灯照得一点儿也没有了，古今人不相及，正是没有办法的事。
需要说明的是，如今的地名都给混淆了。相城在苏州历史上算是个重要的文化符号，不知何年也不知为什么，竟然给那“相”字加了个三点水，成了湘城，意思不同，读音也不同，真是莫名其妙的事。既谈历史，地名是不能随便更改的，因此我还是写作相城。
（二〇〇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