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过我，法医是怎么看待死亡的。我无从回答，仔细想想，我还真忽视了这个显而易见而又无时无刻应该面对的问题。
怎么看待死亡的呢？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说：法医见过的死亡实在太多，无法一一归类描述。解剖刀下，寻求的是真相和事实。
无法否认的是，看法决定着态度。一般，当对一件事物麻木后，别说别人，连自己都会怀疑自己对这件事的态度。法医也是这样，于是不得不小心翼翼，提醒自己，质疑自己，反复扪问是否正确，唯恐出现差错，草菅人命。但我似乎并没有这样的顾虑，师傅说这是自信的表现，他还说自信是一个人的优点，但也可能是缺点。
我无暇顾念对死亡的看法，不时消逝的生命让人无法顾及任何的想法，倒是我经常思索推理判断上的方法，决心总结成理论成果，发表为论文以指导日后的工作。
那一天，我接到潘云的一个电话，他要我和李智林马上赶到一处河边。在那里发现了一具女尸！
赶到现场时，发现尸体是卧在河滩上的，浑身赤裸，除了脚上穿着一双鞋子，没有其他任何随身物品。
女尸没有衣裤，双手被反捆，赤裸着身子仰卧在地上，只有脚上穿着一双鞋子。
显然凶手具有很强的反侦查意识，把死者身上的所有物品全部抛弃了，连衣服也没有留下！这是同类案件中出现得比较多的现象，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阻止警方调查死者的身份，从而找到破案线索。这同时也意味着：发现尸体的现场不是凶案发生的现场，而是杀人后抛尸至此的！其他情况也说明了这一点。——死者朝上的胸前有淤积状的尸斑，且鞋子的底部并没有粘上河滩上的泥沙。
本案更为恶劣的是：女子死得很惨，已经看不出本来的模样了！
“什么人干的，下了这么大的狠手！”李智林嘟囔了一句。
我们先仔细检查了死者的鞋子，那里的鞋底上黏着一块贴着棉花的胶带，棉花上还有血迹，看起来显然是医用的物品。紧接着我们检查了女尸的头发、口腔、耳朵、手掌……以及其他所有可能隐藏物证的地方。死者的头发和口齿间黏有几根细小的白色纤维。在被割胸的位置，刀痕连贯，边沿整齐，看来凶器很锋利。死者的手背上有着细小的针眼，双手的指甲有些变形，向上翘起。我让拍照的技术员把这一切拍了下来，然后用剪刀将指甲剪了下来，以备检验。——如果受害人与凶手有过搏斗，指甲里就有可能留下凶手的皮肤组织，这是很重要的生物证据。
受害人被捆绑的双手是必须要仔细观察的，这里可能透露出更多的信息。捆绑的绳子是一根白色的纱线，我蹲在那里，认真地看了一会儿，然后让司马雨拍下了照片。
最后，我把目光停留在死者胸前的尸斑上，那里的一处方形印痕让我很感兴趣。我让李智林拿来尺子，在印痕上仔细量了量。
“看看有什么识别身份的物品。”潘云在旁边提醒道，“我们得先确定死者的身份。”
“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了。”我指指从女尸脚上脱下来的鞋袜，“没有能识别身份的东西。”
“凶手扒掉死者衣裤，丢掉她身上的物品，显然是不想让我们知道她是谁！”李智林说道。
我点点头，赞成他的说法：“不过从现有的物品，还是可以得出她死亡时所处的地方。”
“什么地方？”潘云有些兴奋地问，“如果能找到杀人的第一现场，这案子就破了一半！”
的确如此，越是将尸体抛离第一现场，越说明凶手与第一现场有着密切的联系。找到了这样的现场，就能抽丝剥茧地寻觅到凶手的踪迹。
“我们还是先检验一下死者的死因再说吧！”我不愿根据现场的部分信息片段草草地下结论，“综合分析，结论才能站得住脚。”
潘云表示同意：“那就先查清死因吧。”
“从表面来看应该是窒息死亡。”我边翻看死者的五官边说，“虽然死者乳房被割，但不是生前遭受的。倒是嘴唇内部有出血现象，应该被人捂过嘴。而且眼结膜充血，颈部有被掐过的痕迹，符合被人掐住后窒息的特征。”末了加一句，“当然，还要详细解剖才能确定。”
潘云点点头：“好的，抓紧时间！”
我打开解剖箱，取出柳叶刀递给李智林：“先打开胸腔，看看有没有异常。”他那时刚来不久，我像老闵当年训练我一样，试图训练一下他的胆量。
李智林戴上手套，接过刀，表情显得有些紧张。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这很正常。
不紧张才不正常！
在死者的颈部，果然能看到里面有出血的痕迹，这是被掐过脖子的证据。
“好了，把刀口缝上吧。”我对李智林说。
于是李智林从解剖箱里取出缝合的针线来，又一针针地把自己剖开的地方缝上！
缝完之后，我们用一块白布盖在了死者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