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税制的变革,哪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大明的税赋制度,当崇祯请原户部官员日讲“大明的赋役变迁历史”,并在调来相关档案阅览后,其繁难复杂利益纠葛,令他感觉到极度地头疼。
崇祯越是了解深入,越感觉税制改革不容易。大明立国已二百四十余年,田赋徭役制度已经数度变革,每次赋役制度的变革,目的都很正确“均赋役,减轻百姓负担”,无不是与权贵富商们博弈的结果。然而幸福的理由各有不同,失败的原因却只有一个“政治腐败,权贵勾结”。
赋役制度执行起来,被那些腐败官吏不断地扭曲,以至需要再度变革;赋役制度再变革后,在吏治仍不清明的情况下,权贵富商相互勾结,再度扭曲了税改本意,反而更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再度引发下轮税改的动力。
这也是前朝名相张居下变法时,“考成法”先行,“一条鞭法”随后,也正是两手抓两手都硬的原因,在根本上触及了权贵富商们的利益。张居正死后,十年变法即被终止,本人也落得个家破名裂。
“一条鞭法”尽管在张居正的强力压制下,也只在部分省府真正得以施行,即使这样一个效果,仍挽大明狂澜于既倒,并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使得“百姓安居乐业,朝廷钱粮满仓”,万历帝可以完成“三大征”,再二十余年不临朝。
但是到了崇祯朝时,张居正变法的成果已消耗殆尽;历史上,也正因再未能出个百年一遇的“张居正”,终于在内忧外患的交困中,大明朝终走到了尽头。
大明税制的合理与不合理,主要在于权贵富户有各种手段可以避税,最终普通百姓成为纳税的主体,如此税负岂不沉重。贫民百姓当被逼到绝境时,只能是卖田地卖儿女,最后落得逃亡为流民,才能躲避了那些沉重的赋税。只是,普通百姓被逼为流民,也就是朝代走到末世的象征,离天下大乱就不远了。
田赋、役税,在有明两百多年中,每逢百姓负担极不合理,赋役已不合时宜时,即出现许多有识有志之士启动税制变革。
以明朝的徭役为例,从明初的“均工夫”,到徭役制度化后的正役与杂役。
正役不断变迁,先后出现“里甲银、均平银、纲银、会银”等的变革试验,其趋势是:徭役定额征出;徭役依人丁田地多寡,均平征派;徭役可折银钱改征;裁撤里甲支应征派的权利。
杂役,则先后出现均徭法、十段册法的变革试验。
仅役法的变革就如此繁杂,而每次变革的原由,都是役法从最初的适应社会,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明朝的官僚机构,有科举取仕的规模限制,官员的编制膨胀有限;但在明代中后期,政治腐败,各地官府的吏役却是无限制的膨胀;尤其是万历帝不上朝的二十多年中,各地官府为着私利膨胀更加无度,徭役征发更趋增加,征输的名目、方式繁多。
崇祯看到,每当广大百姓怨声载道的时候,大明统治面临危机,即有有志之士冲破重重阻力,开始了均平徭役的探索和试验。税赋的变革多从南方发起,南方的经济繁荣发达,权贵豪门的势力较北方为弱,因而变革措施更加积极。
在徭役货币化的同时,田赋的货币化趋势也愈加明显。这就使徭役与赋税的变革,最终走向赋役的一体化、货币化,诞生了后来的“一条鞭”法。
税制的变革,促进了明朝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统一大市场;在税赋货币化的导向下,地主的地租也多改为征收货币。
如今,各省各府的税赋征收,或征白银或征粮食,各地不完全一样;江南地区为朝廷税赋的最主要来源,民间有“苏常熟、天下足”的说法。
明朝税赋的货币化变革,是比较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趋势的,但是由于吏治败坏,税赋主要由普通百姓承担,导致朝廷税源不足,社会矛盾激化;徭役虽然折银征收,但路桥工程河湖治理仍要大量役工,朝廷税赋征收本就不足,再有官吏在工程中的大肆贪污克扣,就更加左支右绌了。
户科给事中韩一良就曾上疏:大明官场吏治腐败,买官卖官成风。总督巡抚的职位,要个五六千两银子;补个道台知府的缺,也要两三千两;至于其它大小官吏、举人监生,无不明码标价,贿赂交易。而且,他自己在最近两个月内,就曾两次推却了五百两白银的贿赂。
后世,崇祯虽未进入官场,但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那些官场的潜规则看去真是大同小异。崇祯对大明朝廷的这些腐败行为,早有心理准备。
崇祯早就有心整顿官场吏治,虽未见有何举措,但底下有些正直的官员还是能够看得出来的,除了户科给事中韩一良的上疏外,其他弹劾腐败澄清吏治的上疏也不少。
内阁辅臣的财产公示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顺势推出的。制度化反腐,这是崇祯走的第一步。又借辅臣刘鸿训的失误,将前段放给内阁的行政权力,又部分地收了回来,以免在吏治澄清前,内阁权力成尾大不掉之势。
辅臣刘鸿训建议再度推广“一条鞭法”,崇祯借鉴历史经验,对吏治腐败有着清醒的认识,决定暂缓该法的实施。在这半年来的执政经验教训,崇祯暂不打算变革现有税制,减少变法的阻力,以便有精力应对更紧要的问题。
崇祯现在有意在商业贸易方面增税,尤其是海关关税,或是提高中高档奢侈消费品方面的税率,比如烟税。烟草在万历末期才由福建方向传入大明,但传播速度之快令人难以想象,不过十年已传遍大江南北。历史上的崇祯,为了禁绝烟草,曾颁旨“凡种植、贩售者皆斩首”,仍难抑制其传播速度。
在财政宽裕的情况下,则逐渐减少北方灾荒地区的税赋,以使百姓能够休养生息。至于需要同时应对的那三场战争的军费,就要靠天启实学院研发的高新技术产品了,这也是崇祯推出“天启专有权”法的最现实原因了。
前段时间,六部改组完成后,就在讨论的种种变法措施,现在能够逐项展开,也与市舶司开征的关税有关,缓解了朝廷的财政困境,户引黄册的大普查才能得以实施。只是明朝的税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按照人头收取的,这对大普查是个很大的障碍。
四大市舶司的海关税收,只三个月的时间,就已达到近两百万两,这是商部原来想也不敢想的事情,也正说明明代的海外贸易已达到了何等程度。
大海盗郑芝龙受抚明廷,借朝廷名义剿灭各路海盗,控制了对外贸易的大部分海路,凭借武力收取商贾的保护费,十取其一,每年即达千多万银两。崇祯在三个月时间,关税只收了不到两百万两,只是因为四大市舶司初创,一切还未能入正轨,一方面是偷漏税严重,另一方面是制度还不完善的缘故。
郑芝龙收保护费年逾千万两,占了明朝全部税收近一半,而广州的对外贸易还不在其列,它是当时唯一的对外口岸,可见明廷对当时的社会,基本处于失控状态。
崇祯与商部对现行税制未做变动,也是因为商部内部的机构调整,三个多月仍未调整完毕。现行的税收体系,是由各地官府负责征收,再解送至朝廷;而地方官府在征税过程中,为了满足其私利与臃肿的吏役人员,不断地加征加派,使得百姓苦不堪言。
商部在此次调整中,人员编制快速膨胀,已成为六部中的第一大部。北南两京、13行省、162府、260州、1713县、403司卫所堡,商部各设直属的司局所,原来税吏役使基本划归商部听用。
商部将对这些人员集中培训,不合格者将予以裁汰;至于不足的人员,则由礼部组织吏试,以财会珠算为主,招考人员资格不限,各地学校生员以上者优先。不过,举人老爷们是不可能去的,即使各地学校生员也多看不起吏役;生员是有官府供养的,再穷也能让一家人勉强温饱,维持住文人的基本颜面。
税收体系改为垂直管理,确实是剥夺了地方官府的一大块权益,但对于具体干活的吏役来说似乎更合适,进入商部将获得朝廷的承认,职位看去也稳定了,不用再受那些官老爷们的气了。
商部在进行这次大调整时,崇祯授意兵院孙承宗,借口乱民生变,传令各地卫所,“民心不稳,务必保持局势稳定”,警告那些贪官们不要借机闹事。而且这种垂直管理模式,也得到商贾与百姓的舆论支持,地方官府的随意加征,早就不得民心了。
地方官府的各项支出,提前做出年预算,上报至内阁直属财政司,审批后再分批下拨。此釜底抽薪之举,令地方官府没了财源,底气很是不足,各地之乌烟瘴气很是清新了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