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了和俄国的外交经济纠纷，着实让威廉松了一口气。原本的历史时空中，和俄国的关税纠纷虽然最终以俄国的让步而化解，但两国的关系却进一步疏远，以至于亲德的外长吉尔斯刚一下台，法俄两国便正式签署了军事互助协定。
1888年也可以被视为俾斯麦首相外交事业的分水岭。这之前，于1885年发生的“英俄平狄危机”是首相事业的巅峰，之后的《再保险条约》和《第二次地中海协定》则是巅峰之后的辉煌。然而也就到此为止了，不仅仅因为大不列颠出现了一个厉害的竞争对手——英国首相索尔斯伯里，更重要的是“空中的球太多了”，首相的杂耍有些玩不转了。
让我们回顾一下当时欧洲大国间的状况。普法战争后，统一而强大的德国在欧洲崛起，完成了对欧洲国际政治环境革命性的改造，同时却造就了困扰世界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德国问题：德国的天然优势和其他欧洲国家不接受这一优势的矛盾。
普法战争的失败不仅使法国失去了阿尔萨斯和洛林，剥夺了它在欧洲大陆的主导地位，更大大恶化了它的地缘政治环境。这样法国对德国来说就成为一个无法和解的国家。法国单凭自身的力量难以对付德国，无论是为了自保，还是准备复仇，法国都需要同任何与德国敌对的国家结盟。这就使得涉及德国的危机均会加剧，而很难局部化，因此也就限定了德国外交的基本走向。在俾斯麦看来，孤立法国、维护欧洲现状与保障德国安全是一回事。俾斯麦面临的国际环境极其复杂：为了孤立法国就必须保持俄国、奥匈和德国三个君主大国的保守联合（三国联合是以防止工人革命和波兰独立为基础），为此他还需要对俄奥关系发展施加影响，俄奥关系过于密切以致于撇开德国，或者为争夺巴尔干发生冲突都会损害德国在欧洲的外交地位。
在把俄德友谊视为德国外交基石的同时，他还不能得罪在近东、中亚与俄国尖锐对立的英国。1875年－1878年的近东危机，反映了俾斯麦政策相对于历史环境的局限性：俄奥矛盾的激化，使俾斯麦难以长期回避在俄奥间作出选择的问题。俾斯麦通过1879年的德奥同盟暂时找到了出路。同盟的真正归宿是1881年6月结成的俄奥德三皇同盟，这就使德国得以继续保持对俄奥关系的牵制及在两者之间的调停地位。
1885年3月，俄国与阿富汗在中亚平狄绿洲发生武装冲突。俄国势力的南下及对英印帝国的威胁引起英国政界的恐慌，和军队中鹰派力量的叫嚣，英俄两国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由于在欧洲的外交孤立，主要是得不到德国的支持，英国权衡利弊得失后，放弃了战争解决危机的初衷，于1885年9月与俄国达成有关阿富汗边界的议定书。议定书是以对俄国有利的形式签署的，虽然承诺了阿富汗的独立，但俄国人却牢牢zhan有了进攻阿富汗和赫拉特的桥头堡——平狄。平狄绿竹在中亚的的战略地位就如同戈兰高地在中东一样重要。
危机中，英国新任首相索尔斯伯里曾向德国寻求帮助，并亲自写信给俾斯麦，但俾斯麦的一句话便为整个事件的最终结果定下调子，他声称：“（黑海）海峡对战舰关闭规则的国际特征意味着没有欧洲大国的同意，不能修改。”
这就意味着，一旦英国和俄国爆发战争，俄国可以派出陆军从中亚的某个地方打击英国在印度和波斯的势力，而英国却因为海峡关闭，强大的海军变得毫无用武之地。
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只好向俄国让步。于是向俄国提出就平狄问题谈判、请德国仲裁的建议，俄国人则愉快的接受了建议。于是达成了对他们有利的结果。
整个危机中，英国是空前孤立的，不仅仅德国，奥匈、意大利甚至德国的宿敌法国都向土耳其发出了态度明确的照会：英俄一旦爆发战争，英国军舰不能通过黑海海峡，否则就视为土耳其参战。
造成英国在欧洲大陆空前孤立的原因，一来是因为和法国在埃及问题上的交恶（1882年，英国擅自出兵进入埃及），二来就是俾斯麦通过设定各种各样的条约，将大陆上除了法国之外的各国纳入到他设定的外交轨道。换句话说，欧洲各国的外交纠纷在争执不下时必须要有求于德国。
平狄危机之后，自觉吃了亏的英国人开始为寻求打破在欧洲的孤立态势而努力，很快，机会来了。
1885年9月，土属东鲁米利亚省发生革命，并宣布与保加利亚公国合并。素来以保加利亚保护者自居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不能容忍经由不听命于他的亚历山大大公之手实现两地的统一，从而巩固大公在保加利亚国内的地位。俄国试图通过大国协调迫使保加利亚取消合并，但保加利亚统一的既成事实，已不可逆转。俄国的保加利亚政策面临空前失败，巴尔干酝酿着新的危机。
1886年1月，狂热的沙文主义者布朗热就任法国陆军部长，在法国掀起了一场要求向德国复仇的狂潮，德法关系骤然紧张。两场危机同时发生，俾斯麦同盟面临严峻考验。与此同时，被俾斯麦视为德国外交根基的三皇同盟即将期满，而且续约无望。国际局势有完全失控的可能，俾斯麦做梦都害怕的东西夹击之势眼看就要成为现实。德国如果在俄奥巴尔干竞争中采取支持奥匈的政策，就要承受俄德关系破裂，并因此向法国提供潜在盟友的后果。而在当时环境下又完全排除了放弃奥匈的可能性。保存奥匈帝国的独立与大国地位，是俾斯麦欧洲秩序的重要环节。奥匈一旦在外部压力下解体，不仅会危及欧洲均势，使德国外交失去回旋余地，也将打破德意志帝国内部微妙的政治平衡。
1885－1887年的保加利亚危机，重新打开了东方问题，造成了俄奥对抗的前景。俄土战争俄军浴血奋战，二十万将士丧命疆场，收获的却是难以下咽的苦果。1886年9月，亚力山大大公在俄国压力下被迫逊位。11月，沙皇特使考尔巴斯未能迫使保加利亚摄政当局推举出俄国中意的大公候选人，铩羽而归，俄保断交，俄国在保加利亚的影响丧失殆尽，沙皇的“尊严”被践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巴尔干形成了俄军即将入侵，并引发大国冲突的危殆局面。
俄国一旦进军保加利亚，势必控制罗马尼亚。届时匈牙利将处于俄属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的三面包围之中。奥匈的多瑙河生命线也有被切断的可能。保持在巴尔干的势力和影响，既是奥匈大国地位的象征，也是帝国生存之所系。11月13日，奥匈外相卡尔诺基在匈牙利议会发表演说：俄国无权占领保加利亚并单独决定其命运，否则兵戎相见。俄国舆论大哗，普遍认为俄奥协调已失去意义，俄军方和泛斯拉夫派考虑对奥匈实施军事打击。
俾斯麦当初设计“三皇同盟”最直接的目的是约束俄奥，防止两国冲突。他此时的基本策略是对两国实施双向抑制，敦促两国在三皇同盟框架内解决分歧。针对奥匈在英国怂恿下可能采取的强硬政策，他一再发出警告，保加利亚是俄国的势力范围，德奥同盟只具有防御性质，要帮忙找英国去。对于俄国，他再三表示，德国愿意支持俄国的保加利亚政策，但奥匈的大国地位不容牺牲，出路在于俄奥就划分巴尔干势力范围达成妥协。
俾斯麦扮演“诚实的掮客”，虽然暂时回避了在俄奥间作出选择的问题，却暗含着同时疏远两国的危险。奥匈不由要问：“德奥同盟究竟还有什么价值？”“德国有两个盟友，奥匈只有半个。”如果说德奥同盟在1879年的缔结加剧了俄国的孤立感，迫使它回到与德奥结盟的轨道上来的话，那么在此时，它只能加深俄国的敌意。1886年11月，沙皇在接见新任法国驻俄大使拉布莱时表示：俄国希望法国强大，两国需要并肩携手，共度难关。这番表示，一方面是考尔巴斯使命失败，沙皇挫折感加深的结果，也是对奥匈外相卡尔诺基国会演说的回应。要想按俄国的意愿解决保加利亚问题，就得排除奥国的阻挠。奥匈的实力并不构成威胁，关键是德奥同盟。如果俄国要发动对奥匈的战争，或使俄国的战争威胁产生效果，必须预先阻止德国的介入。唯一的希望在法国。有迹象表明，俄国军方和泛斯拉夫派，通过著名报人、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卡托科夫从10月末起已对沙皇的决策倾向施加了重大影响。为了牵制德国，沙皇有可能急剧改变其欧洲政策，法俄结盟的前景已隐约可现。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奥匈为了寻求英国的帮助以抗衡俄国，主动提出了《第二次地中海协定》的草案。
《第二次地中海协定》是由奥匈和意大利两国首先发起，他们通过德国外交部向英国提交了一份关于维持近东、海峡和地中海地区现状的照会，英国人很清楚这是份照会是按照德国人意思书写的，但为了摆脱孤立的状况只能接受。
协定是以一系列照会和备忘录的形式达成的，尽管效力有限，但英国达到了摆脱孤立的目标，德国则达到了以英国进一步牵制俄国的目的。
不过相比俾斯麦，索尔斯伯里更有资格宣称英国才是本次外交事件的大赢家。首先，英国通过《第二次地中海协定》不仅摆脱了孤立，而且并没有承担明确的责任，也就是说如果俄国真的对奥国宣战，如果英国认为帮助奥国对自己不利，那么完全可以无视该项条约，其次，条约彻底粉碎了“三皇同盟”。对英国来说，欧洲大陆的任何一个国家他们都不畏惧，唯一有所畏惧的是在“三皇同盟”支持下的某个国家。
比历史上的政治家们多了一百多年的见识，威廉在大的战略层面是极为清醒的，那就是德国的未来在海外，在于取得世界航运、金融和资源配置的主导权。
从这个意义上说，俄国甚至法国都不是最致命的敌人，在通向强权道路上的致命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联合王国。
俾斯麦囿于历史的局限性，显然对这一点认识还不够深刻，他的目标只满足于让德国成为欧洲大陆的强权，并通过各种条约让这种强权保持下去，所以如果德国外交能一直按照他的思路，最后的结果依然逃不脱和英国的决战，只不过是何时到来罢了。
1913年，英国的工业生产早已远远落后于新兴的美国以及德国，但其国民收入依然是世界上最高的，究其原因就在于英国通过对全球金融、原、市场以及航运的垄断，获得了超脱于生产之外的价值，再说得露骨一点就是通过剥削别国所获得的财富。（和现今的美国何其相似！）
对于德国这样既没有地缘优势，又没有广大殖民地的大国，要想不一直被剥削下去只有奋起一战，将英国彻底打败。相对而言，美国拥有强大的地缘优势，这从门罗时代就被确认下来，法国则拥有面积不弱于英国的广袤殖民地，因此，两国虽然被英国压制，但受到的伤害却远不如德国。
综合来看，威廉和俾斯麦的外交理路唯一不可调和的矛盾就在于是“仇英”还是“仇法”上面。
威廉虽然没有表明自己的态度，但发展“大海军”，然后和英国争夺海上霸权是他既定的目标，也是德国走向强权最便捷的通道，尽管有一定的风险。
所以威廉的外交方略自然是以英国为德国的第一假想敌，力争从各个层面打击英国的国家实力。
俾斯麦则不同，普法战争后，由于德国强行割取了原属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的部分地区，在法国的民众中间德国人从那一刻起就已经成为法兰西不共戴天的仇人。俾斯麦深知这对于德国日后的处境是及其不利的，但他无力改变，因为这是陆军方面强烈要求的，毛奇曾表示：一个梅斯要塞至少抵得上十个师的兵力。
威廉也知道和法国的矛盾难以调和，但不等于无法调和，更重要的是他知道：相比强大的英国和崛起中的美国，法国的综合国力已经日暮西山，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下，已经很难成为强大的德国的真正对手了。不过，俾斯麦显然还看不清这一点。
在对俄关系上，两人的观点基本一致，那就是：德俄亲善是德国外交的基石，两国绝不能爆发战争。
只不过为了达到削弱和牵制英国的目的，威廉在股子里得更亲俄一些。
1888年的剩余时间，威廉在政治上依然无所作为，但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只不过威廉的韬晦之策罢了。更何况，俾斯麦的头脑和手段绝非他一个“政治小白”所能比拟的。当然他不动俾斯麦更有他登基前的一番承诺在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