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4章《学说》里所阐述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时机论。按照时机论的观点，在了解战争的实质和进行战争的原则上，没有一成不变的处方和规律，因为在战争中如同在生活中一样，一切情况都可能发生。指挥官必须根据情况随机应变，准备应付一切情况，并在甚至所有军事学说均告无用而只能靠直觉行事的完全不可思议的情况下能够正确行动。戴高乐在此发挥了贝格森的教诲，把军事提高到哲学和艺术的境界。
除上述主要问题外，《剑刃》还论述了许多其他问题，诸如武装力量的建设和国家对武装力量的使用、政府和统帅部之间的协同以及各种哲学观点等等。
在第5章《政客和军人》里，戴高乐坚决主张，军队不应参与政治，而应完全从属于政府。但同时认为，如果发生全国危机，军队领导人物则应挺身而出，挑起治理国家的重担。他在文中引用了福煦元帅甚至蔑视克莱蒙梭文官政府一事作为例证。事态表明，后来当国家陷人危机时，他正是按照自己的这些主张行事的。
《剑刃》引经据典，文体高雅，气势磅礴，寓意含蓄。所以在该书问世之初，其意义还没被人们充分认识，反响不大，销售数量有限。只有纳香于1932年11月在《军人子弟报》上写道：“一下子把思想提得如此之高，需要胆量，也需要坚持不懈地努力。迫使自己成为体现这些观点并把它们有所实践的人需要冒大的风险。”这既表明对他洞察力的赞扬，也表明少数人已对他产生好感。不少有识之士还只是在多少年后，才恍然大悟，发现该书的重量和意义非同一般，才意识到原来书中所描绘的领袖人物就是作者本人。总之，戴高乐在《剑刃》这本书里为自己塑造了一个全身塑像。后来，不少人把戴高乐的这部《剑刃》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纳赛尔的《革命哲学》和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相提并论，认为《剑刃》具有不可低估的特殊意义。其实，就文字简洁而言，《剑刃》更近似《君主论》。《我的奋斗》表明了希特勒自己要怎么做，而《剑刃》则预言了戴高乐自己将成为一个怎样的人物。
《剑刃》一书出版后，戴高乐从撰写《驻地中海东部地区部队的历史》，全力转入最高国防委员会的新工作，主要参与一些与国防有关的各种政治、技术和行政工作的策划。他特别需要熟悉安德烈·塔迪厄和保罗·彭古在日内瓦国际联盟分别提出的裁减军备和安全计划。众所周知，他对这些计划不是蔑视就是怀疑。他还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和力量反复修订战时国家组织法案，还必须研究动员民政、工业及公共服务部门的措施。“履行这些职责，——戴高乐回忆说，——参加一些会议，与各方政治家接触，从而使我看到了我国的国力是巨大的，同时也看到了国家机器是虚弱的。”
此时，戴高乐由于地位关系，更接近决定法国命运的人们和机关。这样，他就有可能不只单靠报刊资料和与同事的交谈来评估国家的国防措施；他可以看到最重要的机密文件、计划和决定了。这一切对他都非常有利。
戴高乐与伊冯娜喜结良缘（1921年4月6日）战时国家组织法案的准备历史，使戴高乐学到了特别多的东西；他从事这一工作已达6年之久。该组织法案的最初草案是早在1923年编制的。1927年3月，下议院通过该草案，但上议院做了一些修改。之后，草案回到下议院，第二次通过，上议院又重新做了一些修改。此后，草案就被搁置了。戴高乐曾按建议多次修改这个草案。但是，在经济危机紧张的时刻，谁也不愿从事此事。于是，戴高乐决定采用自己惯用的方法，唤起社会的关注。1934年1月1日，他在《法国军事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海外的经济动员》的文章。但是，由于草案还需一年半时间征求意见，才提交国会再次讨论。结果，该草案经长期拖延，直至1938年3月22日才付诸表决。待参议院最后通过时，已是举行慕尼黑会议那年的7月11日。这时，希特勒上台已经5年，距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只有13个月了。
不过，这毕竟还是一个极成功的结果。否则，要使法军对不可避免的下一场战争做好准备，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此时，戴高乐忧虑地看到，法国对下一场战争又准备得晚了。法国军事领导人的思想大部是1914～1918年的观念，总参谋部自1919年一直是稳定的。领导军队的仍然是上次战争时的那些腐朽的统帅们。最高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在1931年前是贝当元帅；后来，在1930~1935年由魏刚取代；在魏刚之后，直至1940年溃败前，甘末林担任该职。只要一回忆起上次战争，他们就会完全情不自禁地对战争经验做出结论。法国胜利的代价被精心掩盖了。关于战争的书都受到了特别检查。例如，很少有人能知道，法国步兵伤亡达70％，而德国步兵伤亡仅及40％。法军迎战上次战争的口号是“不惜任何代价进攻”。而此时，法军准备“不惜任何代价防御”。从表面看，法军完全汲取了上次战争的经验。但是，这是虚构的，因为条件全变了。不论上述哪种战术，对法国来说，都是死亡战术。戴高乐认为，对民族来说，最大的危险莫过于害怕自由讨论上次战争的总结。
从1921年起，贝当坚持成功地修筑了法国东北边界上的筑垒防线。但是，与比利时的边界没有得到加强。1934年，贝当成为杜梅尔格政府的陆军部长时，立即下令停止构筑沿法比边界的一些筑垒工事，因为他深信，阿登高原是不可逾越的。
此时，给军队装备新技术的任何建议都被否定了。甚至有人宣称，一般的摩托化也是有害的。骑兵总监兼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的布列卡尔将军甚至把两个师的机械化计划称为“最危险的空想”。当时，虽按国防预算建立了航空兵，但几乎没有制造轰炸机，而对强击机也未考虑制造；认为坦克仅适用于支援步兵，坦克都分散配置在部队，而且行动低速，装备轻型加农炮。炮兵则只能从预先准备的阵地发射，不适用于机动和进攻行动。最起码的东西都未得到关注。战争开始时，发现手枪、靴鞋和被子都很不足，要到1942年军队才能做好战争准备。
由于1939年法国还没有摆脱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减少军费开支，政府赞成将军们不采取行动。当时拨给军队的一些经费被莫名其妙地花费了。其中，66％用于军官薪金，40％用于士兵生活费，只有24％用于保障军队的武器装备和其他费用。
贝当、魏刚和其他一些穿镶金边服的老头们认为，未来战争的形式是静待德国因封锁和消耗必然垮台。按照他们的看法，隐蔽在1930~1935年间在瑞士边境至卢森堡修筑的“马奇诺防线”水泥后面的法军，只需不厌其烦地耐心观察德军如何崩溃就行了。总之，被动主义成了法国国防政策的原则。
戴高乐认为这一原则不论从哪一方面看都是非常危险的。从战略上看，这就等于把主动权完全拱手送给了敌人。从政治上看，这就等于鼓励德国人向萨尔区、莱茵区、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罗的海沿岸诸国、波兰等薄弱地区进攻，因为这些地区从那时起已陷入孤立地位。最后，从民心上看，将使人民相信，法国会尽量少参加作战，会避免派军队越出国界。这也是很可悲的事。
从事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的工作，使得戴高乐得以看清这一切。但是，他能否采取行动呢？他1933年才晋升中校，地位不高，并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他长期以来一直在考虑着行动的哲学、国家对于军队的鼓舞和运用，以及政府与最高统帅部的关系等问题，并且在一些著述里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特别是自1933年希特勒当上德国国家元首后，他更感到需要行动，需要提出自己的计划和看法，需要提出一些其他具体的实际建议。但是，提什么具体建议呢？这需要与志同道合者交流。那么，到哪里去寻这种志同道合的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