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识梅耶。确立坦克思想。
在“官运”和“使命”之间选择了“使命”。
出版《建立职业军》，有人把该书同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相提并论，并列入世界十大军事名著，但在法国本地却被官方坚决否定。
戴高乐回到巴黎后，从1932年起，就经常和一些知交交流。经挚友纳香中校介绍，他认识了一个奇怪而妙趣横生的老人，同他情投意合，成为忘年之交。这位老人就是80高龄的犹太退休军官埃米尔·梅耶。梅耶曾在查理曼中学与霞飞同班，在巴黎综合技术学院与福煦同学，是莱昂·勃卢姆的表兄。霞飞和福煦后来都成了元帅，进入统帅的行列，而梅耶直至最后还是个小小的上校。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因为梅耶以观点新奇著称，很有学问，无限忠诚。他的事业从1895年开始受挫，那时，他公开发表意见，不相信德雷福斯有罪。不久，他出版一个小册子《不要军队，不要战争》，又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1917年，他又为拯救被德军俘虏的朋友纳香，曾给德军战俘营领导奥夫拉格写信，要求释放纳香，并对德国人表示钦佩。不料，此信被法国军事检查机关扣发，因此误了前程。这也使他极为不快。这是他自己的“造化”。但是，他依然精神焕发，思想活跃，社交广泛。他同一些大作家、大政治家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例如，与之保持书信来往的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歇·马丁·杜伽尔，有他青年时代的朋友，19世纪法国的著名思想家伊波利特。中断军事生涯离开军队后，梅耶成了一位军事理论家和新闻工作者。他写了很多论文，其中有的显示了惊人的远见。1903年，当法国军方酝酿不惜任何代价进攻的计划时，他预言说，战争将是阵地战的形式，火力威力将使得积极的进攻行动变得非常困难。贝当当时可能就是从他那里接受了炮兵优势论的。戴高乐也就是因为当年持此观点而受到贝当青睐的。
戴高乐顽强的性格、坚定的信念、高度的原则性和坚决的行动，都给梅耶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梅耶与戴高乐一见如故，觉得戴高乐有独立见解，举止非凡，在军界非常出众。戴高乐还由纳香介绍认识了其他一些知识界、军界和政界人士。他们形成了一个小团体。梅耶是这个小团体的心脏，而戴高乐后来逐渐成了这个小团体的中心。
这一伙人每星期一晚上到蒙帕纳斯火车站对面的迪梅尼尔咖啡馆聚会。戴高乐还常邀请他们到他在圣·弗朗索瓦·格拉维埃大道的住所做客。他们还常在曾任白里安办公厅主任的保罗·格鲁尼和梅耶的女婿鲍姆·巴兰在包塞朱尔林阴大道的住所举行沙龙聚会。这个团体使戴高乐受益匪浅，使他有机会检验自己的信心，提出自己的思想，让大家讨论，同时自己也得到了许多新东西。同梅耶的交往对戴高乐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据让·拉古都尔说，梅耶是惟一能同安德烈·马尔罗一样，“对戴高乐的思想和生活施加直接影响的人”。
拉古都尔还断言，正是在梅耶和戴高乐的交谈中，才产生了建立职业装甲坦克部队的思想，产生了不久成为戴高乐战斗纲领的思想。
社会中有一种倾向认为，军队装备新技术，以及由此而在战术、战役法、战略上出现革命性变化，是工业发展和新技术取得成就的必然结果。戴高乐军事历史知识渊博，通晓古时骑兵在战争中创造出很多奇迹的会战。过去，骑兵是攻无不破的攻城槌。现代，取代马匹的是摩托，取代铠甲和头盔的是装甲。坦克，肯定是起决定作用的兵器。只有坦克，才能救法国。
戴高乐深知，法国在军队的数量上不能与未来的敌人——德国相比，因为法国的人口比德国少得多。尤其在20世纪30年代，法国人口空前下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年出生人口83万人，而在30年代，年出生人口仅为62万人。死亡的人数比出生人数多得多。一个世纪前，法国人口占欧洲总人口的1／6，而此时仅占欧洲人口1／16。总而言之，戴高乐和梅耶讨论了法国安全问题的方方面面，他们自然得出一个结论：必须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快速的、能突击的，但人数不多的军队。一切都寄希望于坦克。
戴高乐非常关注军事的迅速发展和军队的各种实践。他到处为自己的假设求证。他知道，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人就成功地使用过独立坦克军。英国将军富勒和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那时即已积极主张使用大装甲坦克兵团。尽管法国军事领导当局轻视坦克，没能认真分析坦克的出现对现代战争性质的影响，特别是没能考虑到，坦克部队可独立行动，打运动战，而不只是可用于支援步兵，但是，在法国也进行过一些类似尝试。1917年4月17日，埃斯蒂安将军曾把他专门建立的坦克兵团派往步兵前面作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埃斯蒂安将军于1920年建议建立一支由10万人组成，能夜间开进80公里的军队。这支军队的突击力量应是由4000辆坦克和2万人组成的一个军。埃斯蒂安将军在军队里被称为“坦克之父”。1928年，杜梅尔格将军向最高统帅部提交过一份建立装甲坦克师的建议草案。但是，他的草案未被采纳。诚然，1933年，由各部队抽调力量在恕伊普兵营组成过1个轻型坦克师。但是，这个轻型坦克师的使命只是侦察和警戒。
由于法国最高军事统帅部不愿听取关于广泛和独立使用坦克兵团的建议，所以到此时为止，还在执行1921年在贝当元帅领导下制定的《大兵团战术使用临时条例》。该战斗条例规定，步兵是主要突击力量，在发起进攻前，应在坦克和飞机的可能帮助下，“由炮兵先进行射击，并于尔后给予支援”。按照条例，坦克只能作为步兵的支援力量。这是法国在1914~1918年战争中的战术。
但是，在德国的情况却大不相同。德国战斗条令明确规定，坦克兵团应充分运用自己在速度和火力上的优势独立行动。
戴高乐认为，决不允许再推延实现自己的新思想，因为他日益确信战争迫在眉睫。他决定诉诸舆论，提出自己的计划。但他觉得，要把自己的企图提交给军界上层，那是幼稚的。于是，他决定公开向社会公众发表自己的见解，提出自己的计划。
1933年5月10日，他根据梅耶的倡议，先在《政治与议会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建立职业军》的论文。本想以此放颗“炸弹”，对这篇论文抱有很大希望，结果反响不大，令人失望。而且有位挚友警告他说，他应在“官运”和“使命”之间做出选择：或看重“官运”，珍惜前程，或看重“使命”，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继续前进。戴高乐选择了后者。他发现，要打动那些握有大权的军界顽固派，单凭发表一篇论文是远远不够的。他决定，尽快在那篇论文的基础上写一本书，题目仍叫《建立职业军》。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戴高乐所著《建立职业军》一书终于1934年3月由贝尔热一莱夫罗尔出版。但出版后，除军界上层外，反响不大。后来人们对这本书的褒贬不一。有人认为，它能否算是一本很有价值的军事著作，还有待讨论，也有人认为，它可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相提并论，并把它列入世界十大军事著作。
实际情况是，《建立职业军》的篇幅不长，法文版仅有200页，比《剑刃》多40页。但它论述的问题包括战略、战术，以及许多有关建立坦克职业军队的技术性细节问题，同时也反映出作者常有的文学亮点。戴高乐很了解艺术这个词的价值，所以在正文和题词里，他宁愿引用一些诗人、作家和哲学家的话，而不引用一些军事理论家的呆板公式。在他引证的诗人、作家和哲学家中，有文学家安纳托利亚·法朗士、莫里斯·梅特林克、让·里什宾、阿尔贝特-萨迈、乔治·杜亚美；有思想家布列兹·帕斯卡里、弗朗索瓦-拉罗什富科、乔治·里格尔。这不仅排除了书中的一些严厉，甚至严酷的思想，而且也加强了书中独特的文学色彩。
《建立职业军》全书中共分6章：《掩护》、《技术》、《政治》、《编成》、《使用》及《指挥》。
在第1章《掩护》里，戴高乐引证了拿破仑的这一思想：“国家的政治在于它的地理。”戴高乐首先分析了法国地理位置的特点。他指出，在法国东北边界上的“大缺口”，为敌人入侵开辟了方便之门；那里没有什么地理障碍。戴高乐预言，在未来战争中，比利时的领土将为敌人进军所用。接着，他把法兰西和日耳曼“两个种族”的民族心理和传统做了比较。他指出了为什么德国对外扩张不可遏止；法国为什么总是对战争准备不足。他认为，在未来战争中，法国可能受到悲剧性打击，决不能依靠仓促防御，以阵势紊乱的军队来抵制最初的打击。据此，他得出结论说：“后备队和新兵是我国国防的主力，但这种力量，却不易召集，运用起来也不灵活。现在已经是时候了，必须另外再加上一支可以立即调遣的机动力量，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有一批常备的、团结的和能够熟练地使用武器的部队。”［法］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1卷（上），第8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