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5日，即勒克莱尔坦克师进入巴黎的这一天，戴高乐在兰布埃宫阳台上踱步，焦急地等待勒克莱尔每一小时的报告。最后接到通报说，法军已控制全城，德军冯·高尔茨梯已准备投降。于是，戴高乐乘车驰往首都。他仔细考虑了他进巴黎的行动路线。他想扮演的角色是要立即向全体巴黎人显示国家的形象。下午4时，他到达秩序混乱不堪的蒙特帕纳斯车站。正规军士兵和衣衫褴褛的内地军战士混在一起。很多人的枪上插有鲜花。不少妇女兴高采烈，有的拿着枪，却穿着轻佻的连衣裙，像在装模作样！他只想看到自己的正规军战士的队伍。
勒克莱尔穿着也不很正规。他在一个大厅里迎候戴高乐。戴高乐首先向勒克莱尔祝贺胜利。勒克莱尔把冯·高尔茨梯将军的一份投降书副本拿给戴高乐看。但是这是一份怎么签署的投降书呢？是由抵抗运动领导人之一罗尔·塔吉签署的。戴高乐对此很不满意。他认为这应由勒克莱尔签署。一会儿，有人通知戴高乐将军说，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委员和巴黎解放委员会委员们都在市政厅等候他。他决定先不去那里，而先率随行人员乘坐3辆汽车，在一辆装甲车掩护下，开向圣多米尼克街，前往国防部。5时，他们到达目的地。戴高乐曾作为雷诺政府国防部次长在这里工作过，1940年6月10日他同雷诺总理仓促离开这里。这里的一切依然如旧。这场天翻地覆的战争，并未触及这个庄严的大厦。院子里一队共和国卫兵照例向他致敬，哨兵像那时一样站在门旁。前厅、楼梯、壁画和观赏盔甲都原地未动。一把椅子、一块地毯、一块窗帘都未移动位置。他看到，电话在桌子上的原处，同时电话呼钮下面还写着同样的名字。他想道：“除了缺国家政府以外，什么都不缺。我应当在这里把政府恢复起来。所以我也就应该住在这里。”
戴高乐在这里接见了警察厅长路易兹和自己的民政代表特派员帕罗迪，向他们说明，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恢复社会秩序和食品供应。他还要求立即拆除一切街垒。
帕罗迪提醒戴高乐将军说，市府大厦有人在等他。但是，他想先去视察巴黎警察厅，然后再去市府。虽然警察这几天参加了起义，但仍难以把他们视为抵抗英雄。将军同情地看着这些曾“被迫为占领者服务的人员”。警察对将军的讲话报以“万岁！”的欢呼声。此后，将军才步行到市府大厦。
欢迎他的，有巴黎解放者各界的代表。在这里看不到“无政府状态”。一切井然有序，充满热烈气氛。有代表要戴高乐走上阳台，向聚集在沙滩广场上的群众，像拉马丁和甘必大当年那样，宣布共和国成立。但是，戴高乐对要求宣布成立共和国的人回答说：“共和国一直存在着，‘自由法国’、‘战斗法国’、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都与它形成一体。维希政权过去和现在都是无效的和非法的。我本人就是共和国主席。为什么我还要宣布共和国成立呢？”
戴高乐以此向人们坚决表明，他的政府已有合法性，勿需建立其他什么政府。戴高乐只是走到窗前，向挤满广场的群众挥手致敬。此后，他返回圣多米尼克大街国防部，开始准备明天的活动。明天将是他一生中值得纪念的日子。根据周密制定的计划，戴高乐明天将在自己战友的拥簇下，从凯旋门到星形广场（现为戴高乐广场）去巴黎圣母院大教堂；巴黎人民将在那里把他作为自己的解放者、救星欢迎他！诚然，不少人对举行这样盛大仪式是否合适表示怀疑，因为他们知道，德军离巴黎仅有40公里远，可能准备甚至使用V-2型导弹对巴黎进行报复。但是，戴高乐深信，为了不辜负巴黎人民的热情，为了使政权得到群众的赞同，冒点险儿是值得的。一切都按戴高乐的计划进行。
游行是壮观的，因为市民由衷地为巴黎的解放而欢欣鼓舞。他们不需要特别的鼓动。虽然地下电车和公共汽车尚未恢复通行，但一大早就有无数的人徒步来到香榭丽舍大街。1944年8月26日，星期六，下午3时，戴高乐将军来到凯旋门；在那里等待着他的有政府成员、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委员、省长及抵抗运动的指挥官。戴高乐点燃无名烈士墓前的火炬，街道两旁挤满了成千上万的人群。阳台上、窗台上、屋顶上、电灯杆上、树上，到处都是人。欢呼声、“马赛曲”的歌声和奏乐声响彻上空。戴高乐在几个亲密战友的陪同下，步行走到协和广场，然后又从协和广场走到巴黎圣母院大教堂。令人激动非凡的情况显得十分祥和，因为这里几乎没有官方的隆重气氛，既无平常的封锁，又无集结的警察。身材高大的戴高乐环视四周。他激动而又镇静地大步走着，致使他那些腿短的人员几乎要跟着他跑。他不断举手向人群祝贺。难怪戴高乐在《剑刃》一书中用了不少篇幅，以凯末尔、恺撒和拿破仑为榜样，阐述领袖和群众接触的意义。在这个仪式上，民众自发的和自然的感情，同戴高乐的预定的行动，和谐地相配合。如此富有诗情画意的壮观情景，在法国历史上还是罕见的。
但是，特别有趣的还是戴高乐自身的感觉。这次游行未必不是他一生中最快乐、最高兴的时候，他梦想并为之奋斗的凯旋实现了。还很有趣的是，他特别意识到，他的作用非同一般，他同民族、祖国、法兰西的关系亲密无间。他在《战争回忆录》里写道：
“由于每个参加者都把戴高乐作为自己灾难中的救星和希望的象征铭记在心，就必须让他们看见他在他们面前的和蔼可亲，从而使全国的统一更发出光辉……
我在群众难以形容的欢腾声中，在暴风雨般高呼我的名字的时候，激动而镇静地走着，尽力使我的视线看到这个海潮中的每一个浪头，以便所有人的形象都能进入我的眼帘。我的双臂时起时落，答谢群众的欢呼。这个时候发生的事件，是多少世纪来经常照耀着我们法兰西历史的一种民族觉醒的奇迹和法兰西的伟大业绩……
我在这种激动欢腾之中，深深感到应该完成一个远远超过自己能力的任务，充当决定国家命运的舵手……
我在世界最显著的中心每迈进一步，都感觉到往日的光荣同今天的光荣已经融合在一起。在凯旋门下，为了向我们致敬，火焰愉快地升起来了。25年前凯旋的军队所走过的这条大街，光辉灿烂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我经过克莱蒙梭塑像跟前时向他敬了礼，他似乎要从台座上飞到我们跟前来。艾格隆囚犯所向往的香榭丽舍的大栗树，在这些年代里亲眼看见法兰西的美丽和荣誉成长起来，给千万个观众做了观礼台。杜勒里代表了两个皇帝、两个王朝的国家尊严；协和广场和加鲁赛尔广场目睹过大革命激情的奔流，并检阅过胜利的军队；许许多多街道和桥梁以胜利的战斗命名；在塞纳河的对岸，残老军人院的圆屋顶还闪烁着“太阳王”的光辉，杜伦奴、拿破仑、福煦的墓碑；多少知识渊博之士所尊崇的法兰西学院，所有这一切，都是从它面前经过的人流的亲切见证人。看，这边是：罗浮宫博物馆，历代国王曾在这里孜孜不倦地建设法兰西；贞德和亨利四世的塑像在台座上；圣路易宫，昨日刚刚度过路易的节日；巴黎祷告者圣母院，还有巴黎的摇篮西戴岛，这一切都参加了这个盛典。每块砖石和这些地方所集中的史迹，仿佛都在向我们微笑。”［法］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2卷（上），第326～329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
引证戴高乐的这些回忆片段是很有趣的，因为这反映了他的智慧、性格和心理，一句话，反映了他的个性。如果有人说这里有很多虚荣心和利己主义，那是对的。不过，如果有人认为，这里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伟大的理想，那也是不错的。他乐于为实现他的理想效劳。他的理想就是法兰西的一种神秘观念；他从前感觉法兰西如同神话里的公主和古老壁画上的马多纳。他认为自己是处于历史的中心地位，但不是这个中心的缔造者和主人。他感觉自己是命运的救星，负有特殊任务。他感觉自己重新回到深受罗斯丹《雏鹰》激荡的十几岁的孩提时代。此刻，他在回忆自己！决不能忘记出现在贝玑、巴雷斯时代的少年；他们的诗于1944年8月26日在他的心灵回响！
当天下午近5时半，戴高乐来到巴黎圣母院大教堂拱门。遗憾的是，枢机主教秀阿儿没接见他。因为这位主教在4个月前在那里曾热烈接见过贝当元帅，所以抵抗战士很仇恨他的出现，不让他接见戴高乐。戴高乐对此并不在意。接着，他走进教堂读起了肃穆的感恩祈祷文……
按戴高乐自己的话说，对这天的活动他深感满意，因为他得到了“人民的信任”，而且这些情况由伦敦广播电台广为转播，也加强了他为民族利益而反对盟国的不妥协斗争。人们对8月26日这天的庆祝活动描述得像古时法国历代国王举行的加冕盛典。戴高乐特别强调，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没有外国人参加，甚至是在违反外国人意图的情况下进行的。因为美国统帅部认为，在靠近前线的城市举行这种仪式不适当，并曾禁止法国的勒克莱尔师参加这一活动。戴高乐写道：“只有法兰西的男男女女参加了这次举行的检阅仪式。”这次检阅仪式反映了纯民族的热潮，而这一热潮的象征就是他自己。
诚然，有一个令人遗憾的小事对这幅祥和的图画造成了破坏。关于这一点，戴高乐在回忆录里没有提及。不过，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其《欧洲的十字军远征》一书中对戴高乐的这一遗漏做了补充。8月27日，即举行游行的第2天，当国家向戴高乐表示“无限”信任时，戴高乐感到有必要向艾森豪威尔提出—个迫切的要求。“他要求‘借给’他两个美国师，——艾森豪威尔将军这样写道，——按他的话说，他要用这两个美国师显示自己的力量，并加强自己的地位……一个曾是为法国解放而斗争的象征的人，今天要求盟军派兵扼守刚获解放的首都，以加强自己的地位，这显得多么可笑……”［苏］莫尔恰诺夫：《戴高乐将军》（俄文版），第252页，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80年版。
但是，不管怎样，法国首都巴黎解放了。与欧洲许多其他被解放城市不同的是，巴黎几乎完全没有遭到破坏，一切安然无恙。巴黎的解放意味着法国的伟大复兴揭开了新的篇章。戴高乐为此感到无比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