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争取恢复法国大国地位而战。
戴高乐说：“为了有成效地统一欧洲，必须实现莫斯科、伦敦和巴黎的三极联合。”
法国同苏联签订法苏同盟互助条约后，虽仍被排斥于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之外，但最终仍恢复了大国地位。
巴黎解放时，法国仍有许多尚未完全解放的地区横遭敌人抢劫。火车停驶，有一半多的车厢和机车被敌人抢走，上千座桥梁被敌人炸毁。工厂的开工率仅及战前的1／3。约有200万法国青年被捉去到德国当劳工。到处疮痍满目，一片混乱，交通不畅引起饥荒。虽然在黑市上，在阔气的饭店里，应有尽有，但价钱昂贵惊人，惟有发了战争财的人才能问津。商人投机倒把，维希分子怠工。可耻的维希政权已经垮台。一切旧的社会结构摇摇欲坠，行将倒塌。可以说，这时的法国百废待兴，百乱待理。有谁能拯救它呢？全国人民拭目以待。
戴高乐将军担当起了这一重任。他开始管理解放后的法国，按他的话说，开始“消除任何与我并存的政权”。他的中心任务是消除抵抗运动等各方面企图参加国家管理的任何趋势。他已经不顾在过去抵抗运动是他的希望，如果没有抵抗运动，他就难以赶走吉罗、取得同盟国承认并作为国家的解放者回到巴黎。
戴高乐在1940年6月18日曾宣称：“法国抵抗的火焰不能熄灭，也绝不会熄灭。”因此他登上了历史舞台。而现在急于扑灭圣火，给抵抗运动的参加者打了一个响亮的耳光，要消灭抵抗运动。
1944年8月28日上午，他召见巴黎游击队的20个主要领导人，向他们宣布，取消内地军，让他们交出武器，把抵抗运动的战士编入正规军。戴高乐向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的代表们宣布：“巴黎从敌人手中解放出来以后，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已列入解放事业的光荣史册，但是，它再也没理由作为一个行政机构继续存在了，政府将负起全部责任。”
继内地军被取消之后，9月15日，人民法庭也被相继解散。10月28日，又通过遣散民兵的决议。抵抗运动以政治组织的形式“民族阵线”、“民族解放运动”继续存在。
巩固了自己在巴黎的政权后，戴高乐立即转向各省的政权。当时约有一半的法国土地是在没有美国军队和英国军队帮助的情况下解放的。法国内地的武装力量，即抵抗运动的武装力量，在1944年秋约达50万人。他们自己解放的城市中，除巴黎以外，还有马赛、里昂、土伦、图卢兹、蒙彼利埃、利摩日、克莱蒙费朗等许多城市。抵抗运动组织自然要在这些城市建立自己的政权，因为他们不能允许维希分子继续在那里掌权。可是，由于有些无政府主义分子和极端分子作祟，出现了一些极端和过火行为。戴高乐就把这些极端行为都归咎于抵抗运动。结果，这些政权都并不情愿地被转交给了戴高乐。
在全巴黎解放后的两个月内，戴高乐多次到各省视察。9月14日，他到里昂，发现那里的情况完全正常。此后，他去视察马赛，但他对那里的印象却完全不同。
不过，不论在马赛或其他地方，戴高乐确立地区行政长官和军区司令权力的工作都没有受到干扰，尽管那些长官和司令有的曾是维希政权的基干军官和将军。戴高乐从马赛到土伦视察。9月16日，他在图卢兹重新任命从摩洛哥调来的科勒将军为这个军区的司令。后来，戴高乐又视察波尔多、桑特、奥尔良，巩固了这些地方的国家政权。9月25日，他巡视洛林省的南锡。他认为，那里的公共秩序没有被破坏的危险。
到外地巡视期间，他不由自主地得出了一个结论：必须按照抵抗运动的要求进行民主和社会改革。巡视过他的出生地里尔后，他写道：“我早就意识到并考虑过，全国解放以后必须进行一次深入的社会改革。现在里尔人的脸色使我更看出了这种改革的绝对必要。”
此后，他巡视了北方煤矿区，又巡视了诺曼底、布里和香槟。从此更加深了他在里尔的体会。在几周的时间里，戴高乐几乎走遍全国所有最大的中心。他到处看到震荡的社会结构以及饱经战争苦难的人民对复兴与改革的渴望。
1944年9月9日，戴高乐宣布改组临时政府。新改组的这个政府成员复杂，内部矛盾也很多。咨政议会虽扩大了一倍，但仍像从前一样，不能作出政府必需执行的决议。
9月12日，面对抵抗组织、国家机关、政党、工会及实业界代表8000多人，戴高乐在沙约宫发表了一个很长的讲话，阐述了他的施政方针。他说，他的政府将管理国家直至战争结束，完成战俘遣返，普选出决定国家未来命运的国民议会为止。戴高乐的很多意图是与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纲领一致的。他允诺实行民主，惩办叛徒，没收投敌分子的财产，把某些最重要的经济部门国有化，稳定物价，提高生活条件。他甚至宣布：“要求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国家巨大资源的经营和管理要有利于全体。”但是戴高乐强调，政府将“鼓励企业家在一切领域的活动”。这说明，他告诉人们，他不会改变国家的社会制度。
戴高乐宣布，他的最重要的目的是尽量积极广泛地参加作战，提高国际地位，以保证法国的伟大；采取坚定的外交方针，以使法国对决定德国和全世界的未来问题有发言权。戴高乐在大厅的这次讲话受到了热烈欢迎。
戴高乐在担任临时政府首脑期间，在他的活动中，对外政策的确占有头等重要的地位。至于他的成就，用一句话是无法概括的。但有一点是不容争论的，巴黎解放以后，他仍继续坚持不懈地为加强法国的威望、争取法国的利益和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而斗争。
1944年秋，美、英、俄、中四大国代表在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议，研究未来的联合国组建问题。法国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第二年在伦敦由美、英、俄召开的欧洲协商委员会也未邀请法国参加。在这期间，“三巨头”通过会晤、书信和外交途径，频频举行谈判。谈判情况照例不通报法国。这自然是由于1940年法国溃败的原因。戴高乐一直因法国如此遭到贬低而苦恼不堪。于是，他决定要设法参加大国谈判。尤其10月23日出现了有利于他的一个大好形势：苏、美、英三国政府正式承认戴高乐的临时政府。至于苏联，它这时没有任何新举措，因为莫斯科早已事实上承认戴高乐的政府。而美国则不同，它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原来的政策。不管怎样，戴高乐对这一“过迟的”承认淡然处之，因为这与他的追求还相距甚远。
戴高乐的对外思考是非常广泛的。他认为，首先必须解决德国的危险问题，应大大地削弱它，如果成功的话，应把它分割成几部分。他看到了法国在欧洲新结构中居中心地位的前景。他极力主张“建立从冰岛到伊斯坦布尔、从直布罗陀到乌拉尔的人民联盟，以把欧洲团结起来”。
但是，这必须从头做起。1944年10月30日，戴高乐邀请丘吉尔访问巴黎。同时，戴高乐也向罗斯福发出同样的邀请，但遭拒绝。11月10日，丘吉尔和艾登来到巴黎，马上在圣多明尼克路戴高乐的办公室开始了双方谈判。
戴高乐首先提出的是向法国军队提供武器的问题。英国人未作任何实际性的答复。他们还回避谈及占领德国的问题以及鲁尔、莱茵和萨尔地区的未来问题；戴高乐想把这3个地区从德国分离出去。在英法不断发生摩擦的叙利亚和黎巴嫩的问题上，丘吉尔的立场也是含含糊糊。然而，丘吉尔建议开始谈判建立法英同盟问题。
戴高乐立即表示原则上同意，但把话题引向这个同盟的内容。他指出，法国和英国都在战争中受到了削弱，所以在解决明天的问题中，两国必须紧密团结，一致行动。这样有可能使两国根据美、俄两国的竞争情况在这方面起决定作用。很多小国有可能联合在法英同盟周围，同美、俄两个大国对抗。按戴高乐的意见，只有如此，法英同盟才有意义。但丘吉尔当即表明，他绝不会为了同法国结盟而削弱同美国的密切关系。丘吉尔说：“最好是说服最强者，而不是反对最强者。暂时我还不想同法国共同行动。希望你等待有利时机，尽管信任我好了。”谈判以无任何结果而告终。
然后，丘吉尔在巴黎同戴高乐一起参加了在香榭丽舍大街举行的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28周年阅兵式。法国士兵的雄姿给丘吉尔留下了深刻而良好的印象。人群向身着空军将军服的不列颠首相表示热烈欢迎。他伸出两个指头形成“V”字（胜利之意），亲切地回答人群。而人群欢呼声特别嘈杂的时候，戴高乐带讽刺意味地、狠狠地对站在他旁边的一位自己的部长低声说：“您听听！傻瓜们！他们是在欢迎这个骗子！”
戴高乐不论在哪些方面还未像在外交方面这样感到痛苦，遭到这样失败。要知道，这是他内心最深处的感受。归根结底，他认为，一切法国内部问题的解决都决定于法国的伟大，决定于法国的国际影响和威望。他在决定任何问题时，都一定考虑到是否有利于加强法国的国际地位。他比任何人都尖锐地感觉到法国的孤立，特别是现在他重新踏上法兰西的大地时，更有此感。这只能使他感觉到他所领导的法国被人瞧不起。当然，戴高乐现在可以派出百万大军，但能从哪里为这支大军提供技术和武器呢？美国和英国对戴高乐的要求置之不理。经济破产迫使他伸手向别人求援。法国国内形势也不稳定。美国和英国还未考虑让法国恢复大国地位。戴高乐仍然寄希望于未来。但是他说：“未来将为时很长，若消极等待，无所作为，则注定失败。”
向哪个方向行动，到哪里去寻找支持呢？历史、地理和老师都异口同声地提醒戴高乐，通往恢复法国的伟大之路需经过莫斯科。
戴高乐将军在《战争回忆录》里写道，他希望“有可能再通过某种方式建立法苏之间相互支持的关系，虽然这种关系曾屡次被否认和摒弃，但是今天，面对着德国的危险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称霸世界的野心，它还是符合事物的自然规律的。我甚至想建议缔结一项一旦德国威胁再起，法国和苏联采取共同行动的条约。这种假定的危险性，无疑是不会立即发生的，但是法苏条约的签订，将有助于我们从速打开参与处理欧洲事务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