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阿尔及利亚政策问题上，戴高乐说：“必须奋勇前进，要反对敌人，反对朋友，也反对自己。”
极端分子疯狂反对“阿尔及利亚自决政策“。在阿尔及尔发动春天“街垒周”事件，狂叫：“绞死戴高乐！”
密戴高乐胸有成竹，果断处置，终于成功平息阿尔及尔的春天“街垒周”事件。
戴高乐本来是一个典型殖民主义者。他怎能轻易让阿尔及利亚脱离法国而独立呢？他先是一方面抛出“君士坦丁”计划，说是要在5年内消除阿尔及利亚的贫困，企图以此笼络阿尔及利亚民心，另一方面又强化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根据地的进攻，企图镇压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解放运动。在对阿尔及利亚采取恩威兼施的政策连连受挫后，他审时度势，适应变化，不得不认真考虑让阿尔及利亚独立的问题。但是，由于J怕被强硬派推翻，他又不便锋芒毕露、直言声张。因此，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对阿尔及利亚政策上的讲话总是模糊不清、模棱两可、令人难以捉摸，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其目的是使各个敌对派都觉得他的讲话是在支持自己，从而拖延时间，等待时机，最后摊牌。
有一次，他对他的一位元老说，在解决阿尔及利亚这个棘手问题时，必须奋勇前进，“反对敌人，反对朋友，也反对自己”。如今，新宪法已经公布实施，自己已任新总统，新政府已经成立，第五共和国政体已经建立了，戴高乐可以运用自己的威望和权力，开始逐步大刀阔斧地来处理阿尔及利亚问题了。
不过，戴高乐在就任总统最初的日子里，在对阿尔及利亚的政策上进展不大，除军事行动有所加强外，没有任何重要举措。1959年1月8日，他在就职演说中只说，阿尔及利亚将有自己的“选择余地”。1月13日，法国政府为缓和与阿尔及利亚的紧张局势，主动释放了一批在押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战士，并宣布对已判处死刑的阿尔及利亚在押犯暂缓执行。3月25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警告说，不应期望很快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很多时间。4月29日，他在同《瓦赫兰回声报》社长谈话时，说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有些人“决意要保住父辈的阿尔及利亚。但父辈的阿尔及利亚已经死了，谁不懂得这一点，一样也会死去”。可是，在戴高乐执政的第一年里，军人在阿尔及利亚阻止采取任何现实措施。甚至在他的政府里，当谈到寻找新的解决办法时，也会遇到暗中反对。不仅苏斯戴尔，而且还有总理德勃雷本人，都仍然是“一体化”的拥护者。这样，就使他不能广泛推行对他来说总占主要地位的新的对外政策。
当时，戴高乐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是要克服极端殖民主义者的反抗，而且，还不得不同自己作斗争，因为他自己也必须断然放弃这些一直被视为法国财产、法国势力的土地。诚然，他久已谈到阿尔及利亚的独立问题。但是，在私人谈话中所说的意见同负责任的决定，这是不同的两回事。他在现实和幻想之间进退维谷。他说：“最困难的，就是说服自己。”有一次，他意识到民主化不可避免的问题，对自己的一位部长说：“在我这种年龄，根据我的经验和所受的教育来看，这不是那么简单的。但是，我定下了这样的决心……我们不得不勉强自己，尽管并不是甘心情愿。”戴高乐下了决心，在他的阿尔及利亚政策上开始了第一个重大的转折。
1959年8月26日，他第一次把阿尔及利亚问题提请部长会议讨论。
说实在话，这甚至不是讨论，因为戴高乐只沉默地倾听政府成员们轮流发言。米歇尔·德勃雷第一个发言，他声称，不可能谈到什么建立阿尔及利亚国家问题，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必须坚决维护法国的政治、经济和战略的根本利益。苏斯戴尔则更尖锐地坚持这一立场。很多内阁成员以缓和的态度支持这一立场。只有马尔罗、米什莱、巴孔发言同意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大家都发言后，戴高乐最后做结论说：“先生们，我谢谢大家……在当今情势下，必须前进，否则就是死亡。我选择了前进……”
1959年9月16日，戴高乐面对数百万观众发表广播电视讲话，庄严承认阿尔及利亚居民的自决权。他申明，阿尔及利亚人将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在他们面前有三条路。第一条路是：分离和完全独立，这意味着脱离法国。在这种情况下，将军认为，阿尔及利亚将是混乱、贫困，最终“军阀专政”。而法国将不惜一切力量保住撒哈拉石油，并保障仍愿作为法国人的阿尔及利亚居民的新权益。这是分裂国家的明显威胁。第二条路是：实现法国化，这意味着扩大阿尔及利亚居民的一切权利和义务，使之同法国人同等。这条路符合“一体化”的思想。但戴高乐认为这条路不现实。第三条路是：联合。戴高乐认为这条路最理想，并为之勾画了这样一幅蓝图：“阿尔及利亚人的政府由阿尔及利亚人管理，依靠法国的帮助，在经济、教育、防务和外交领域同法国保持一个紧密的联盟。”
但是，将军声明，这三个自决方案中的任何一个方案都不能立即实施。决定阿尔及利亚命运的投票需在停火4年后进行。在戴高乐的讲话里有很多半吞半吐的话和矛盾的地方。他不愿承认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和他们建立的政府为阿尔及利亚的惟一代表，只同意同他们谈判停火，不同意同他们进行政治谈判。
戴高乐在戈尔塞勒海滩（1944年6月14日）阿尔及利亚解放运动的领袖们对承认自决权给予肯定的评价，但要求举行政治谈判。他们委派早于1956年被法国逮捕并关在法国监狱里的几个领袖进行谈判。但是，戴高乐拒绝了这一要求。他说，只能同现在在打仗的人进行谈判。不过，不管怎样，围绕阿尔及利亚问题出现了新气氛。在法国内外绝大多的反映是肯定的。
但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戴高乐大胆的讲话引起了法国极端分子的狂怒。在阿尔及利亚的欧洲居民中，在早已不掩饰自己不满戴高乐对阿尔及利亚政策的军官和将军们中，出现一片愤怒和混乱。皮杜尔及其他极端派领袖对总统发起攻击。他们扬言要成立“争取法属阿尔及利亚联合会”，原在“5·13”事件中为冲击阿尔及尔政府大厦带头人和现任国民议会议员的皮埃尔·拉加亚尔德在议会走廊大发雷霆，狂叫道：“必须在戴高乐和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之间做出抉择！”而为戴高乐东山再起立下汗马功劳的德尔贝克也扬言：“流血已势不可免。我决不支持戴高乐。”法国资深元帅朱安也公开站到反对派一边，指责戴高乐说：“自决政策燃起了叛乱阵营的希望。”原来曾向戴高乐表忠心的夏尔总司令公然对阿尔及尔各界人士宣称：军队仍主张“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一时间，反戴烈火愈燃愈烈，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尤其令人不安的是，一批反戴的急先锋军政要员竟制定了一个名为“婆婆纳”的反戴阴谋计划。阴谋迫使戴高乐或者放弃他的阿尔及利亚政策，或者下台。为此，他们预定于10月13日国民议会辩论对阿尔及利亚政策的那天上午，将有40多名戴派议员宣布集体退出戴派保卫新共和联盟，而国民议会副议长布瓦朗克将在议会讲坛上当场把荣誉勋章摘下掷向议长，以此表示抗议，从而把会场搞乱。与此同时，他们还将在巴黎和阿尔及尔制造事端，抢占几座重要公共建筑物，刺杀几个戴派人物，借以制造声势，进行配合。他们企图利用议会内外的紧张局势，由极端分子强迫议会通过一个新决议……讨论对阿尔及利亚新政策，从而迫使德勃雷政府辞职下台，由当年全国抵抗委员会的乔治·皮杜尔出任总理，把内阁成员全部换上拥护“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的分子，其中有右翼顽固派罗歇·迪歇、安德烈·莫里斯，现任议会国防委员会主席弗朗索瓦·瓦朗坦、陆军参谋长泽勒将军，以及积极参加阿尔及尔军事暴乱的苏斯戴尔和德尔贝克等人。
但是，戴高乐得到这一情报后，立即先发制人，采取一系列防范措施，首先撤掉了泽勒将军的陆军参谋长职务，从而打乱了反对派的阵脚。结果，在10月13日的议会会场上，在保卫新共和联盟的206名议员中，只有8人退出该党议会党团，弗朗索瓦见势不妙，未敢妄动。在国民议会讨论阿尔及利亚问题时，“一体化”的拥护者们遭到惨败。15日，德勃雷内阁获得议会绝大多数的支持，议会以441票对23票通过了戴高乐关于阿尔及利亚自决权的新政策。
然而，“一体化”拥护者们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恼羞成怒，更加同戴高乐对立，使得形势进一步恶化。关于这一点，到当天晚上对立已经安全公开化，保卫新共和联盟的代表吕西安、纳维尔斯在给报刊的声明中披露了“极端分子”反对政府的阴谋：“必须立即做好准备。戏可能明天就要开场……可能发生兄弟内部自相残杀的冲突。”
在纳维尔斯发表这一威胁性声明的同时，听说在巴黎中心有人对著名左翼活动家米特朗的汽车开枪射击。在首都流传着最可怕的谣言。但是，反对派的图谋未能得逞。不过，纳维尔斯的声明毕竟是个警告信号。这一信号迫使戴高乐更加坚定不移地行动。11月10日，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坚决肯定阿尔及利亚自决的方针，正式宣布愿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就自决权问题进行谈判，并保证他们的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