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戴高乐要放弃阿尔及利亚，让阿尔及利亚独立的决策已很明朗。虽然在法国本土大多数人对戴高乐的这一决策表示赞同，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持反对态度。这些反对力量中，有一些有影响的上层人物，如乔治·皮杜尔、苏斯戴尔、科尔尼-让蒂尔等人；有法国驻阿尔及利亚的高级将帅，如朱安元帅及马絮、夏尔、萨朗、儒奥、泽勒等将军；有80万在阿尔及利亚的欧洲移民及其后裔（“黑脚”）。他们深恐失去在阿尔及利亚的既得利益和特权，更加采取了不妥协的立场。原来，他们阴谋明年春天举行暴动，后因形势紧迫，便提前加紧行动。这就出现了一场新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动乱。
为了领导有组织的叛乱活动，在阿尔及利亚有个酒店老板奥底兹联合一些组织，成立了一个“法兰西民族阵线”，在法国本土上，由皮杜尔组织了一个“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联盟”。极端分子的反戴活动日益激烈。他们开始到处组织集会、游行、发传单，煽动反戴情绪。皮杜尔于12月亲往阿尔及利亚发表一系列演说，鼓动军事叛乱。这时，连魏刚将军也跳出来加入反戴队伍。
1月18日，《南德志报》发表了马絮将军轰动一时的访谈。5月13日的叛乱英雄马絮宣称，军队支持戴高乐重新上台也许是犯了错误，将来军队可能拒绝服从总统。他反映军界的广泛意见时说：“我们再也无法理解戴高乐的政策了。一旦形势需要，军队将进行干预。军队正促使阿尔及利亚白人成立准军事组织，并向他们提供武器。”
戴高乐见此火冒三丈，当即于1月22日下令把马絮从阿尔及利亚召回并解除他在军队和政府中的一切职务。同马絮同机飞往巴黎的有总司令夏尔将军；他是来参加预定1月22日在爱丽舍宫举行的关于阿尔及利亚问题的会议的。在会上，夏尔向戴高乐提出了类似的最后通牒。他要求停止“政治动摇”，处决已逮捕的阿尔及利亚抵抗战士，并采取其他一些讨伐措施，等等。总统坚决拒绝了他的建议，并要求他从实际出发，正确对待，遵循自决方针。
夏尔将军因怕引起暴乱，还要求批准马絮同他一道返回阿尔及尔。“马絮将军不能再回阿尔及尔了。”——戴高乐斩钉截铁地回答。就在这天晚上，夏尔司令官只得只身返回阿尔及尔。
马絮被撤职这一事件更加激怒了在阿尔及利亚的极端分子。他们于1月24日举行示威游行，强占重要建筑物，破坏道路，设置路障，高呼“绞死戴高乐！”的口号。临近傍晚，大规模游行示威酿成了大规模流血事件。刚从巴黎返回阿尔及利亚的现议员拉加亚尔德，身着伞兵服，重显当年“5·13”事件中带头冲击总督大楼的威风，带领一帮人抢占了阿尔及利亚大学的主楼，下令在校园附近修筑工事，准备顽抗，并宣布“谁敢靠近30米就杀死谁！”，声言要把这所大学变成“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的基地。．与此同时，奥底兹和絮西尼也配合拉加亚尔德积极行动。极端分子在市中心筑起街垒，准备进行抵抗，并发誓要抵抗到马絮返回阿尔及尔来。
警察成散兵线接近街垒。叛乱者从掩蔽部开始射击，警察还击。结果，22人死亡，约200人受伤。伤亡者基本是警察。当局派伞兵前往援助警察，但伞兵们拒绝开枪，显然同情叛乱者。通过伞兵的散兵线可自由往叛乱兵营运送一切——粮食和武器。这样，在阿尔及尔出现了一个“街垒周”。
鉴于形势紧迫，原在科隆贝度周末的戴高乐急忙回到巴黎，连夜召集总理、内政部长和部队负责人商讨对策。他们决定，先由戴高乐出面劝说，要先礼后兵，如叛乱者一意孤行，再以武力镇压。据此，戴高乐于25日凌晨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说，“街垒事件”是对法国的沉重打击，希望叛乱分子悬崖勒马，立即停止叛乱，“恢复国家秩序”。但是，叛乱分子气焰嚣张，疯狂之至，对戴高乐的讲话置若罔闻，反政府的活动有增无减，继续扩大事态。
在这种情况下，戴高乐在巴黎召集内阁特别会议，进一步讨论对策。在会上，戴高乐耐心地告诫那些同他形合神离的部长们说：“我面对的人中有一些人不愿忍受晕船之苦，他们可能想在暴风雨来临之前下船。我坦率地说，任何人都不会被强迫留在政府里。”然后，他让部长们讲话。安德烈·马尔罗因叛乱非常气愤。他说：“从戴高乐将军复出掌权的时刻起，我们就着手复兴法兰西。现在我们遇到了反对法兰西复兴的最严重的冲击。”他要求不惜任何力量镇压叛乱。而雅克·苏斯戴尔则企图保护叛乱分子，并为他们的行动辩护。他认为阿尔及利亚自决政策是叛乱的原因。他反对对叛乱分子动用武力，并建议同他们进行谈判……
戴高乐针对苏斯戴尔的发言，坚决指责暴乱分子是“愚蠢和犯罪”。他坚决声明：“举枪反对国家的人绝不会被证明是对的……国家不能后退，既定政策不会改变。建议同暴乱分子接触吗？毫无意义！……负责人员必须停止动摇。如果夏尔不采取果断行动，将革他的职。叛乱将遭镇压。我不会放弃我承担的最高责任。我于1946年卸任，因为我那时认为法国没有我也行。现在我应完成这个特殊使命。”
在“街垒周”疯狂的日子里，戴高乐看到一些在负责岗位上的亲密助手和老戴派人物（如驻阿尔及利亚总代表德卢弗里埃等）动摇和胆怯。有人企图对总统尽可能地施加压力，呼求他的仁慈。戴高乐惟一的老同学朱安元帅要求接见他。“您不理解他们，——他对戴高乐说，——您不应该下令开枪。这是发狂。”
“我捍卫国家，——总统回答说。——我总相信，阿尔及利亚自己能够解决自己的未来问题。我不能允许这样的起义。我要粉碎它。”谈话的声调变得越来越高。双方开始用军队行话讲话，甚至能听到在办公室里的大骂声。这几天，将军同德勃雷及马絮将军就是这样高声交谈的。后来，甚至副官还吓得去叫警卫……
这次特别的内阁会议之后，戴高乐立即派德勃雷带上总统手谕前往阿尔及尔，要求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军政当局要“平息骚乱”，“惩办肇事人员”。同时，他以电话命令法国驻阿尔及利亚总代表德卢弗里埃，要他必须于次日肃清街垒，恢复社会秩序。
可是，德勃雷抵阿尔及利亚后处处碰壁。当地军政当局一致表示不能动用武力来镇压叛乱者。夏尔总司令不仅无意肃清街垒，反而让固守街垒的叛乱者同自由外界联系，默许甚至纵容其闹事。在违抗总理要求的军官中有个上校叫阿尔古，他竟狂妄地对德勃雷声称：“我们不再信任戴高乐了。戴高乐必须收回自决政策。否则，我们除搞军事政变外，别无选择。”
德勃雷被迫空手而归。他向戴高乐提出辞职。戴高乐没有同意，并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您就留在我身边吧。必要时，我们可一道在爱丽舍宫的台阶上迎接伞兵来降。”
1月26日，朱安元帅直言不讳地对戴高乐说：“您无权下令对闹事者开枪。如果你真这样做，我就公开反对您。”戴高乐则忿然地对朱安说：“可我无权任人践踏我们的国家，我必须粉碎叛乱。我决不会对暴乱让步，更不会投降。”
5天来，在阿尔及尔，街垒依然屹立未动，暴乱分子更加猖獗，全市陷于一片混乱之中，总司令夏尔和总代表德卢弗里埃无可奈何，都跑到城外30多公里的一个空军基地去躲风。而在巴黎，则盛传已由12名军人和3名文人组成了一个以勒孔特为首的地下政府。爱丽舍宫外面戒备森严，门可罗雀，里面充满惊慌和不安。有些部长甚至酝酿成立危机内阁，准备必要时逃往比利时。这时，什么政治体制，什么宪法，连同那犹豫不决、四分五裂的政府，统统都不存在了。第五共和国体制濒临瘫痪。巴黎局势令人担忧。
1960年1月29日8时，法国人在电视屏幕上看着戴高乐。他说，今天他穿军装，为的是强调一个事实，他不仅是作为国家元首讲话，而且还作为戴高乐将军讲话。首先，他强调了阿尔及利亚自决的原则。他指责叛乱者，称他们是“撒谎者和阴谋分子”。他要求军队牢记自己的天职，禁止任何士兵因害怕严厉惩罚“甚至消极”倒向阴谋分子。他要军人用一切手段恢复秩序。他对军队说了一些称赞的话，他说他如何“尊敬和爱护军队的战士”，他如何“珍惜军人们的功绩”。在结束讲话时，他说：“由于人民对我的重托和20年来我体现的国家正统，我请所有的人不论发生什么情况都支持我。”
果然，戴高乐得到了大多数法国人的支持。这时，他一面对暴乱分子积极开展政治攻势，一面急派步兵到阿尔及尔接替宪兵，增强兵力，准备以武力清除街垒，恢复秩序。
1月30日，克雷潘遵照戴高乐的命令，正式下令阿尔及尔地区指挥官格拉西厄派兵清除街垒。步兵立即对街垒进行封锁、包围。叛乱头目感到政治孤立，又失去军队支持，被迫于1月31日接受谈判。叛乱分子随之全部撤出街垒。主犯拉加亚尔德、絮西尼等人被捕，押往巴黎受审。奥底兹乘一商船逃往西班牙。至此，持续一周的街垒事件终于平息。
平息叛乱后，戴高乐下令由与阿尔及利亚极端分子无联系的克雷潘将军取代夏尔，担任驻阿尔及利亚法军总司令。萨朗、夏尔、儒奥3将军退职。其他人，如马絮，则调出阿尔及利亚。对军政界的顽固极端分子拉加亚尔德、絮西尼、德·塞利尼等人，则坚决逮捕；禁止阿尔及利亚“极端分子”继续组织活动，解散“本土部队”，关闭一些报社。2月5日，苏斯戴尔被迫放弃国务部长职位，不久又被开除出保卫新共和联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