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改组内阁。到阿尔及尔视察。开始派人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谈判。
戴高乐首次喊出：“阿尔及利亚是阿尔及利亚人的阿尔及利亚！”
萨朗等四将军在阿尔及尔发动政变，阴谋在混乱中杀死戴高乐，结果彻底失败。
1960年1月“街垒事件”风暴过后，戴高乐的威望空前提高。据1960年2月社会调查，戴高乐在全国的支持率达到74％。这更加坚定了他对阿尔及利亚实行自决原则的决心。但是，由于一方面他自己指望尽量遏止阿尔及利亚独立，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考虑国内外令人不安的一些复杂情况，所以在实施自决政策的道路上时而停顿，甚至后退，但最终还是继续前进。
戴高乐放弃了一些犹如过眼烟云的幻想。他觉得，在阿尔及利亚的欧洲居民支持他的希望破灭了。他所创建的国家完全不像他指望的那样成为执行他的政策的坚实而可靠的工具。在“街垒周”期间，他发现从部长到一般警察都对执行他的命令消极怠工。另一方面，不赞成新宪法政策的右翼政党，总使戴高乐感到不比“极端分子”更少令人担心。所以他利用平息叛乱的有利时机，要求国民议会于2月2日通过一项法案，授予政府为期一年的特权——发布有法律效力的法令的权力。他想借此加强自己的阵地，因为他感到，风暴伊始，即已如此震荡，他有时甚至自己感到有“晕船”之苦……
2月5日，戴高乐改组了德勃雷内阁。苏斯戴尔和科尔尼-让蒂尔两位部长因反对戴高乐的自决政策而被解职。皮埃尔·吉约马因在“街垒事件”中态度不够坚决而改任负责科学、原子和空间事务的部长。曾在“自由法国”服役的皮埃尔·梅斯梅尔接替吉约马的原职，出任武装力量部长。
2月20日，乔治·蓬皮杜奉戴高乐之命，飞往瑞士，同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代表接触。他对阿尔及利亚代表说：“只要你们不让极端的穆斯林分子掌权，戴高乐总统愿意让阿尔及利亚公民投票公决。”阿尔及利亚代表表示愿意进行谈判。这对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来说，无异意味着末日的来临。
最使戴高乐感到不安的是军队。他早在少年时代即向往军队。现在正是军队威胁着他恢复法国的伟大。3月初，他飞往阿尔及利亚，进行了所谓“军官食堂视察”。他视察了几天法国的战斗部队。他当时只同部队的首长交谈。这期间，他走遍阵地、营房、军官食堂，到处看望下级军官。他同他们交谈，细心倾听他们的意见。他这次出访时未让记者跟随，并规定讲话不得见报。但是，他的讲话有的仍被一些媒体披露。实际上，近来的事件，戴高乐的声明，都给人造成一种印象：阿尔及利亚这出戏已近尾声，和平很快就会来临。可是，将军告诉他们，这次战争时间太长，已到第5个年头，应把它打胜！不过，他仍像以往一样谈自决，他说阿尔及利亚人终将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但他坚定不移地告诫他的贴身随员说：“我不认为，阿尔及利亚人会选择独立。法国不应该离开。它有权留在阿尔及利亚。它会留在这里。”
法国的报纸和社会公众，都对此感到困惑和愤怒。戴高乐真的想干什么呢？大家都试图猜测他的想法。有时有人恶毒怀疑他，说停战对戴高乐不利。要知道，授权给他是为了让他保证和平。而如果他要这样做，那么，他就已经不再为人需要，他又该被迫卸任了。他内心可能根本不想和平吗？
当然，在将军的讲话和行动里经常有不少模棱两可的思想和计谋。但是，怀疑他如此卑鄙是不公正的。因为他早意识到必须把阿尔及利亚这个恶性肿瘤从法国躯体上除掉。为了做这样的手术，必须首先对军队、知识分子、企业主、工人等进行麻醉。但每个人需用的药量却应有区别。
戴高乐知道，他不得不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进行谈判。但他知道，还可能出现新的阴谋和叛乱，必须预防军队受那些发疯的极端分子的影响。说实在的，这就是为什么戴高乐到军官食堂去视察。
戴高乐在那里所做的声明自然引起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关注。该阵线的领导人指责戴高乐，说他“关闭了谈判的大门”。其实，戴高乐并没有关闭同阿尔及利亚谈判的大门。他一直在通过以洛西尔银行职务为掩护的乔治·蓬皮杜秘密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代表进行接触，寻求同他们谈判停火和最终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出路。经蓬皮杜从中牵线，戴高乐于1960年6月10日晚上，秘密接见了阿尔及利亚解放阵线的两个军官——维拉亚第4军司令部西·萨拉赫和西·拉赫达尔上尉。陪同戴高乐接见的有总理军事秘书处的两位副官——后任总统府秘书长的贝尔纳·特里科和马东上校。接见时，戴高乐只向阿方代表表示，阿尔及利亚人一定会自由决定自己的问题，同时他也排除了同在押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本·贝拉举行谈判的可能性。这次接见没有实质性结果，但总给戴高乐带来了一些希望。
6月14日，戴高乐发表讲话，重新强调阿尔及利亚自决权，并在谈到“起义领导人”时说：“我向他们宣布，我们在这里等待他们，以便同他们研究体面结束战争的条件，调整两军态势，保证战士的命运。”这里没有暗示政治谈判，但民族解放阵线仍同意派代表前往法国。于是，6月25~29日，在距巴黎40公里的默伦举行了第一次法阿正式谈判。阿方参加谈判的代表是阿里·布门杰勒和穆哈迈德·本·亚希阿。他们提出要求：由阿临时总理费尔哈特·阿巴斯同戴高乐总统直接谈判；释放本·贝拉；在谈判期间允许阿方在法国自由设置一个办事处。法方谈判代表是罗歇·莫里斯和加斯蒂纳将军；前者是法国政府阿尔及利亚事务委员会秘书长，后者是法国巴黎军区副司令。他们拒绝阿方的要求，明确表示只谈停火，不谈其他问题。法方代表态度傲慢，似乎把阿尔及利亚解放军看作一支打了败仗、要投降的军队。谈判持续了4天之后，未取得任何结果，以失败而告终。此后，双方僵持了4个月之久。
在这4个月期间，戴高乐的阿尔及利亚政策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战争愈演愈烈。“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的拥护者们对默伦谈判的失败感到高兴，对戴高乐不准备同民族解放阵线讨论阿尔及利亚的前途感到放心。在法国本土，德尔贝克、迪歇、拉科斯特等人明确提出反对自决政策，并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在阿尔及利亚，“极端分子”也成立了一个新的“法属阿尔及利亚阵线”，并在本土设立了一个分部。一些军人在退休将军萨朗周围形成了一个集团。西班牙的马德里成了他们的活动中心。
与此同时，一些反战人士虽对默伦谈判失败感到失望，但也增强了反战的决心。一个包括大哲学家和作家保罗·萨特及西蒙娜·德·博瓦尔等在内的121名著名知识分子组成的反战团体，发表了一个反战宣言，为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开小差的法军官兵开脱。司法部门指控他们直接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合作，对他们追究司法责任。9月5日，巴黎法院以为民族解放阵线募集资金和帮助法军官兵逃跑罪，审判了16名被指控是所谓“让松联络网”的成员。
戴高乐知道此事后说：“发动社会舆论，这是知识分子的本行。他们在演自己的角色，随他们便吧。这些人也不是第一次给政府制造麻烦了。”他回忆起左拉、罗兰，特别是伏尔泰。于是，他非正式要求司法机关停止审理这一案件。
可能，有人认为戴高乐觉得反战运动没有多大意义。其实，恰恰相反，反战运动的规模使他震惊。这也促使他加速考虑这出复杂的阿尔及利亚戏的新进程。就在这时，戴高乐定下了导致16个月后全面结束战争的决心。
1960年9月5日，戴高乐在一次例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声称，现在“惟一的问题”是要使“阿尔及利亚人的阿尔及利亚”留在与法国保持密切关系的“联合体、友好联盟”中。由于第一次听到“阿尔及利亚人的阿尔及利亚”这个新提法，不少人一时难以接受，更激起了“极端分子”的狂怒。这也迫使他坚决采取进一步行动。
1960年11月4日，电台和电视都播发了戴高乐的讲话。在这个讲话里有一个非常新的提法。戴高乐第一次使用了“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一词。他说：“这个共和国总有一天会产生，这个阿尔及利亚将有自己的政府、自己的制度、自己的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