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从唐宁街回去的出租车上，哈里的心情简直比家里放了一个星期的牛奶还要糟糕，特丽就是有这个本事—让他最美好的日子瞬间变得痛苦不堪。他让司机停下车，心烦意乱地钻出来，假装要步行走完最后一段距离，或者到附近亚洲人开的便利店里买点东西，兴许这能让他的心情好转一些，他浑身上下都觉得不舒服极了。
路灯下，他拖着手提箱往前走，箱轮子发出巨大的嘈杂声，聒噪得让人想要抓狂。他看到便利店门外站着几个年轻人，故意把路挡得死死的，迫使经过的路人只能绕开他们，从排水沟里走过去。那是五个无所事事的小屁孩儿，个个穿着宽松的连帽衫，站在那里旁若无人地抽烟、吐痰、说脏话、挤痘痘。便利店的老板娘，一个推着童车的女人，正恳求他们让出一条道。哈里听不清她具体说了些什么，但从她的身体语言可以看出，她非常紧张，甚至还有些害怕，所以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持着礼貌。几个人用鄙夷的目光看了看她，她的肤色，还有她的孩子，随后不以为然地背过了身去，完全无视她的存在。女人无可奈何地低下头，走下了排水沟。
哈里看不下去了，当然，他毫不费力就找到了介入的理由，如果换在平时，他一定会说自己是打抱不平，但今天他没那么高尚。在唐宁街与特丽不期而遇让他窝了一肚子的火，他只是需要找人发泄一下，而那几个愣头青恰好自己送上了门儿。那是几个胆大妄为的小痞子，平日里欺负惯了人，每个城市的阴暗角落里都不乏这样的货色。当然，破碎的家庭总是他们共同的借口，可那又怎样？家庭破碎就可以跑出来欺凌弱小吗？哈里的家庭生活也谈不上幸福，但他不是照样自己克服了？
不过话说回来，他真的克服了吗？家庭对哈里来说是个很头疼的问题。有时候，当夜晚扫去白日的喧嚣，他也不禁扪心自问，为什么他无法在自己的生命里给女人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呢？这是否因为他在生活中没有一个值得效仿的榜样？他的父亲就是个不靠谱的人，生活漂泊无定，对家人漠不关心。他从来没有感受过家庭温情的熏陶，可以说，他这方面的情感已经枯竭，即使有些许残留，也早就奄奄一息。当然，如果茱莉亚还活着，哈里一定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她死的时候已经怀了孩子，他们的儿子—不知道为什么，哈里始终认为那是个男孩儿，也许只是因为他是男人，所以骨子里也更加渴望要个儿子。该死，也许他和父亲是同一类人，只是自己不愿意承认罢了。哈里忽然意识到，如果不是那次意外，他自己的儿子也该是和这些小浑蛋差不多的年龄了。
他一时间怒不可遏，这并非因为那几个小混混，而是因为他的父亲，因为茱莉亚的意外身亡，因为特丽，但最多的还是因为他自己。平日里他的克制是出了名的，可今日不比平日。突然之间，仿佛身体内部的某个齿轮打了滑，他义愤填膺地又吼又叫，放出一句又一句狠话，瞬间给眼前这幅场景增添了许多滑稽的色彩。那群毛头小子就像看到了疯子，他们大笑着，奚落着哈里，朝他竖起中指，像流水绕过石头一样从他身旁走过，并抬脚踢翻了他的手提箱，随后转眼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多年来他曾听无数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以及他政治上的同僚们为这些误入歧途的年轻人开脱，可此时此刻，他怎么都平静不下来。他的胸口仿佛有一团火在熊熊燃烧，他恨这些浑蛋，恨他们把他当成了白痴，恨他们使自己看起来像个白痴。
便利店的老板跑出来拯救他的妻子了，他安慰着一脸迷茫的孩子，并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哈里，好像是他制造了麻烦。那一刻，哈里忽然觉得自己没有家庭的牵绊是多么幸运，他用不着花心思去做一个称职的父亲，用不着去管这些乱七八糟的琐事。
让******牛奶见鬼去吧，他要在玉米片上浇上啤酒。哈里捡起手提箱，在人行道上愤怒地跺了一脚，忍住火气，继续迈着沉重的步子向家走去。
当地人称这里为“喀斯特”，或者“卡索”，那多半是因为这里独特的喀斯特地貌。这是一片地域辽阔但却人烟稀少的高原，从意大利港口城市的里雅斯特[① 的里雅斯特（Trieste）：意大利东北部边境港口城市，位于亚得里亚海东北岸、伊斯特拉半岛的西北侧、的里雅斯特湾的顶端。
]① 绵延而来，形成旧欧洲与巴尔干半岛之间的天然边界。这里是拉丁文化与斯拉夫文化的交汇处，虽然商贾游客往来不断，但却很少有人在此停留。这是一个非常容易被忽略的地方，所以才成了绑匪们最理想的藏身之处。很久以前，这里曾经被茂密的橡树林所覆盖，但中世纪的林木工人们将它们砍伐殆尽，木材全都卖给了从七十英里之外的威尼斯驶来的贸易船队，因此，如今这里已经很难见到橡树的影子，只剩下顽强的短叶松。这里是石灰岩的天下，整个地貌呈现出的是仿佛战争之后的千疮百孔，地下河冲刷出无数的洞窟与沟壑，地面似乎已经不复存在。这是一个缺少色彩的世界，但在怪石嶙峋的山沟沟里，却星星点点地散布着一些村落，那些乡下人在这贫瘠的土地上勉强维持着生计。恶劣的环境造就了本地人不屈不挠和自力更生的性格，这也使得许多妄图征服这里的君主倍感头疼，因为在物质上这里无利可图，而生在这里的人们却又从来不缺少坚强的灵魂，统治起来谈何容易。更何况还有令人心惊胆战的布拉风，那是这个地区一种凶猛无比的北风，每当它降临在亚得里亚海沿岸时，都会造成无法估量的破坏，它就像一个小流氓，在你逃掉之前先骚扰你一番，而在你误以为安全的时候，它又杀你个回马枪。喀斯特有属于它自己的法律和行事原则，有时候，被派到这里的警察和官员会莫名其妙地消失，就好像他们被扔进了地洞再也爬不上来，而且事实很可能多半如此，这也是绑匪选择这里的另一个原因。
他们到达那栋孤零零的两层农舍时，天已经黑成了一片。这里的黑远非伸手不见五指所能形容，在鲁拉里的记忆中，他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地方。环顾四周，他唯一能够看到的光亮就是从合着的窗帘后面透出的暗淡的灯光。他们把他从车里拉出来，拖进屋里，因为药物的缘故，他的双腿还有些麻木，脑袋里如同一团糨糊，而且感觉仿佛有人正拿着凿子凿他的脑壳。房间地上铺着石板，屋顶是陈旧的木横梁和粗糙的灰泥天花板。屋里陈设简陋，疏疏落落地摆放着几件家具—一张桌子、一张梳妆台、几把破旧的木椅子以及其他一些小东西。墙角生着一小堆柴火，看着让人感觉暖融融的。鲁拉里看了一眼桌子，上面胡乱放着几个脏兮兮的盘子和一些空啤酒瓶，另外有一台手提电脑，他还看到几件武器，包括一把突击步枪，空气中弥漫着柴火的烟味儿和食用油脂变质的味道。
他一共看到了七个人，把他带到这里的那三个，加上等在屋里的四个。几经挣扎，他终于恢复了全部知觉，随后，他很快便对自己的处境有了个大致的了解—那七人中有五个是黑眼睛、橄榄色皮肤，外表粗犷。他们有时说英语，但非常不流利，有时却说一种鲁拉里完全听不懂的语言。他感觉那有点像天主教神父说的拉丁语，不过后来他才发现那是罗马尼亚语。另外两人有些与众不同，发色更浅，皮肤虽然晒得黝黑，但本质上却相对白皙，而且他们带有非常明显的南非口音。这两个人—红头发的德弗里斯和飞行员格罗贝拉尔—才是这里的老大，其他人只是他们雇来的帮手，他们原本并非一伙。
鲁拉里几乎刚被推到椅子上，一个罗马尼亚人便走过来抬起他的下巴，咔嚓、咔嚓拍了两张照片。
“我很不满意。”罗马尼亚人拍完照后，德弗里斯大声说道，此时鲁拉里已经又把头垂到了胸口，“货被损坏了，你带回来的货被损坏了。”
“只是鼻梁骨断了而已，”直升机上的那个枪手说，他叫科斯明，“你该看看我是怎么对待其他人的。”
他说完大笑起来，粗俗地露着牙齿。其他几个罗马尼亚人也跟着一阵哄笑，他们认为这是个很不错的笑话，但德弗里斯例外。
“你为什么要打断他的鼻梁骨？”
“这小王八蛋不老实，”枪手挠着他乌黑的胡楂回答道，“他把他的手机给扔了。”
“他带着手机？那原本倒是可以派上用场。”这个南非人缓缓踱起步子，走到了鲁拉里的椅子后面。鲁拉里顿时不安起来，此人身上有种令人不寒而栗的东西，看似平静的表面之下实则暗藏着滔天怒火，鲁拉里不由担心他会不会要了自己的命。
“他把手机扔了？”德弗里斯继续说道。
“没错。”
德弗里斯绕椅子转了一圈，又回到科斯明面前，一只手从前向后轻轻抚摸着自己的短发，好像要找回过去梳背头时的感觉。那个罗马尼亚人咧嘴笑着，露出两排瘆人的大牙。接下来的事情谁也没有料到，德弗里斯突然出手，对着那个罗马尼亚人的鼻子就是狠狠的一拳，将他打倒在地上。那人的鼻子瞬间鲜血直流，他痛苦地用手捂着，嘴里开始不清不楚地叫骂。其他几个罗马尼亚人一下子全都站了起来，拳头攥得嘎吱有声，甚至还有人伸手去拿枪，但格罗贝拉尔的动作比他们都快，他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们。
“你们这群蠢货最好给我放明白点，”德弗里斯不紧不慢地说，他显然没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你居然那么粗心，让他在手机上做了手脚，这让我很不高兴。我们都指着这个年轻人发大财，所以我不希望你带回来的货受到了损坏，我也不希望他用手机做手脚。没有我的允许，他连屁都不能放一个。”
科斯明忍着痛，蜷缩在地板上，像只狗一样仰望着德弗里斯，透过分开的手指喃喃地说：“可是我以为……”
“我不要你以为，”德弗里斯威严地站在科斯明身前，吐了口唾沫，打断了他的话，但他的音调并没有提高一分，“我最不需要的就是你以为，老子花钱雇你可不是为了听你的想法。你要是觉得自己有思想，就他妈给我滚到大学里去。不然的话，就老老实实待在这里，按我的吩咐做，明白了吗？”
鲁拉里曾目睹那个罗马尼亚人残忍杀害了两个人，然而此刻同样是那个人，却谦卑地点了点头。这就是真正的力量之争，较量的与其说是武器，不如说是意志，而且毫无疑问，谁输谁赢一目了然。这是一堂杀鸡儆猴的课，现在屋里的每个人都知道了，德弗里斯是个极端危险的人物。
“手机的事有点遗憾，”他继续说道，“但无所谓，我们手里有这个孩子，他会满足我们的要求的。”
鲁拉里浑身发抖，想要呕吐。这时，那个照相的家伙开始把照片传到手提电脑上。
琼博站在哈拉雷议会大厦的窗口，视线越过环绕着蓝花楹树的板球场，望向更远处的高尔夫球场。又是雨天，空气沉闷得令人窒息，这是河马最喜欢的天气。空调断断续续地工作着，昨天又停电了，两次，这都要拜穆加贝所赐。
窗台上放着一份红皮文件，封面上印着大大的“ZIM1（津巴布韦1号）”字样。那是津巴布韦中央情报机构提供的机密档案，里面详细记载了前总统的经济往来账目，其厚度远远超出了琼博的想象。代理总统并非圣人，在这片堕落的大陆上，权力从来就不会落在天真者的手中，不过即便他也曾经认为，总统的权力是有所限制的，但档案中却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也许，仅仅是也许，琼博想，他能做得更好，前提是他得从这场权力之争中幸存下来。
代理总统宽阔的胸膛上下起伏着，他想竭力清除那些困扰他的难题。国家凋敝，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然而穆加贝却在哈拉雷北郊大兴土木，为自己修建豪华宫殿，所用开支竟然比全国的教育经费还要多。宫殿里到处是昂贵的大理石柱，二十五个卫生间中采用的全是黄金水龙头，卧室的天花板上装饰着华丽的水晶吊灯；而全国有近一半人口只能住在破烂的铁皮窝棚里，盖的是塑料布，房子上连扇窗户都没有。宫殿的地下室里污迹斑斑，昭示着那里曾发生过许多无法言喻的恐怖事件，显然，宫殿的主人有着见不得人的喜好。
这些事令琼博忧心忡忡。他的政治抱负光明正大，然而权力却是个肮脏不堪的东西，这一点穆加贝已经给出了最完美的证明。琼博真心实意地希望为他的同胞们做些好事，但要实现这个理想，他首先需要为自身考虑。他必须赢得即将到来的这次选举，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因为如果竞选失败，他只能坐以待毙，他的一切理想和抱负都将落空。所以，想要报效国家，先要维护自己—对，不惜一切代价。
他从窗口转过身，面向等候着的塔克里。
“确定吗？”琼博低声问道。
“他们已经发来了一张照片。”他说着把东西递上前去。照片拍得并不怎么好，画面里是个白人男孩儿，脸上有明显的伤痕。
“他们要的可是一大笔钱。”琼博意味深长地说。
“不给钱他们就不放人。”
总统叹了一口气，也许将来某一天，这张带有他的指纹的照片也会出现在另一份档案中，像穆加贝的那份一样，但他发誓，他的档案绝对不会这么厚。
“你在英国大使馆装的那些窃听器还能用吗？”
前宗主国[① 指英国。津巴布韦在1888—1965年期间一直处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1965年后开始走上民族解放之路，但直到1980年才真正实现独立建国。
]① 的新大使馆坐落在诺福克街上，使馆正面为全玻璃设计，这在炎热的哈拉雷并不算明智。这种结构导致成本严重超支，他们多掏了一大笔钱，但即便如此也并没有改变它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仓促完工的命运，这就给了穆加贝各种各样的机会，他把从保加利亚搞来的那些监听设备几乎装在了大使馆的每一个角落和数英里长的管道里。
“大部分似乎都被他们发现了，”塔克里回答，“要么就是被白蚁给蛀坏了，不过我们还有更传统的情报来源。”
“我需要知道他们是不是认真的。如果我们没有按照他们满意的方式举行选举，他们和他们的西方朋友会不会真的拒绝我们的要求？”总统迫切地说道。
“他们欺负人的本事就像夏天的雨，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他们还妄想搞霸权主义。这些英国佬，表面上张牙舞爪，好像比谁都厉害，可实际上他们一个个全是包，而且多半都是同性恋。”
“我觉得这次他们是认真的，我们收到的情报也是这个意思。”
“传统的情报来源？”
“给大使端茶倒水的那个女人是我们的人。”
琼博轻蔑地哼了一声。英国人习惯被人伺候着，他们对仆人视而不见，就像他们是隐身的，或者太愚蠢根本不必在意，“塔克里，你觉得绑架那孩子这件事，有必要吗？”
他这样问，是故意把塔克里推到前面，以防万一将来事情败露，好有个人替他背黑锅；而与此同时，他的话对塔克里来说也是一种威胁。
“我们别无选择。”
总统沉思片刻，随后缓缓吐出一句话：“那就这样吧。”
塔克里点点头，不禁露出一丝满意的微笑。琼博恰好看在眼里，他并不喜欢塔克里这个人。他很得力，经常干些苦差事，但他过分以此为乐了。为什么这么说呢，瞧瞧他的那身打扮吧—他穿着自己亲手设计的崭新制服，上面挂的绶带装点一个圣诞货摊儿都绰绰有余，而且在总统面前他也是一副散漫不羁的模样，毫无恭敬之态，就好像他把自己当成了总统的亲密伙伴，而非下属，迟早有一天他会得到教训的。
“我们逮到了一个记者，”塔克里接着说道，并把对话引到了另一个方向，“人是在边境附近抓到的，当时他想偷偷溜回南非，这人曾到处打听您的消息以及您过去的事。”哦，琼博的过去。塔克里非常清楚琼博的过去并不光彩，甚至还有些不可告人，正因为此，他才故意挑起这个话题，对琼博来说，这同样是个威胁，看来两人在尔虞我诈方面旗鼓相当。
“他发现什么了？他说什么了？”
“他为您在西方的敌人卖命，他说选举期间他们要印一些关于您的故事，而他只不过是想给那些故事增加点儿颜色。您相信吗？颜色？哼，我倒要给他点颜色，要多少给多少，多到顺着他的脚脖子往下流。”
“可他到底知道些什么？”琼博不耐烦地问。
“那狗娘养的当然说他什么都不知道，不过我会想办法让他记起来的。”
“你……”琼博很清楚塔克里会使用什么手段，他斟酌着，希望找一个不那么直接的字眼，“你和他谈过之后，打算怎么处置？”
塔克里停顿了一会儿。面前的这个人虽然身为总统，但他的脑子却并不好使，说白了几乎是个笨蛋。在处理这类事情方面，他时时需要别人的指引，不过只需给他足够的时间，他终究也会变得如鱼得水的，他们都是如此，“我们要让派他来的人得到教训，以免他们再派别的人过来。”
“怎么个教训法？”
“他是从南非来的。”
总统皱起了眉头，他没听明白塔克里的意思。
“他是非法进入我们国家的，”塔克里解释说，“那么他要是想回南非，也只能采用偷偷摸摸的方式，渡过林波波河[① 林波波河：非洲东南部河流，又称“鳄鱼河”。
]① 。那是一条大河，在雨季很难通过，发生在河上的悲剧数不胜数。”
啊，现在琼博明白了，“那是一条泪之河。”
“总统先生，您觉得这样做可以吗？”
现在轮到总统被推到前面了，在这种事上，领导者最终都要负主要责任。他从来没有直接授意杀过人，这在非洲已经难能可贵，但现在他终于要破这个戒了。这是一个必经的阶段，是他档案中不可省略的一页。他的胸口又开始剧烈地起伏，他有些犹豫，经过内心的一番权衡斗争，最终还是不情愿地做出了决定，他对塔克里点了点头，那个倒霉鬼就这样被判了死刑。为了整个国家的未来，牺牲一个非洲兄弟又算得了什么？事情本该如此，可这却让他感到不安，甚至比千里之外那个被绑架的欧洲孩子的命运更令他难以释怀，在他看来，那也是势在必行的。任何对他的国家指手画脚的外人都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不管多么痛苦，在豺狼四起动荡不安的国家，这种事无可避免。
他把鲁拉里的照片攥成一团，丢进了垃圾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