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林世荣精心整理的黄飞鸿拳谱出版，开创广东近代武术套路写作的先河。1933年，林世荣的徒弟朱愚齐写的《黄飞鸿江湖别传》出版，这是第一部介绍黄飞鸿的传记小说，成为了日后黄飞鸿系列电影的蓝本。
1946年，莫桂兰再度赴港，在香港高士打道挂起“黄飞鸿授妻莫桂兰精医跌打”的招牌，授徒行医，重开“宝芝林”药店。此后，她创办“黄飞鸿武术馆”和“黄飞鸿健身学院”。
1949年，黄飞鸿系列电影第一部上集《鞭风灭烛》和下集《火烧霸王庄》上演。1950年，朱愚齐另一部关于黄飞鸿的作品《岭南奇侠传》问世，带动了黄飞鸿题材作品创作的热潮。此后，黄飞鸿题材的小说、影片纷纷问世。20世纪六七十年代，黄飞鸿的弟子与再传弟子向全球发展，在世界各国开馆收徒。1976年，莫桂兰接受《真功夫》杂志记者探访，介绍黄飞鸿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1982年，莫桂兰在香港逝世。
20世纪80~90年代，黄飞鸿的三传弟子余志伟、赵志凌等人及洪家弟子遍及二十多个国家，全世界有近四十万人在学黄飞鸿武术。
1996年，“黄飞鸿狮艺武术馆”在他的家乡西樵禄舟村建成。2001年1月14日，黄飞鸿纪念馆落成典礼在佛山隆重举行。黄飞鸿题材的电影超过百部，进入《2001年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
2004年广东电视台播出四十集纪录片《武林探秘》，其中第五、六、七集纪录黄飞鸿三传弟子余志伟在佛山、台山与美国发扬洪拳实况。
2006年，余志伟在广东体育电视台公开传授黄飞鸿工字伏虎拳，五形拳等一共十集，放映期长达半年之多。
黄飞鸿给后人留下了什么？
黄飞鸿的人性内涵浓缩了当时佛山人最优秀的品格，他聪慧、有灵气、爱国爱乡、奋发向上的品质，对于现代人也有教育意义。黄飞鸿的这些性格和除暴安良、见义勇为的事迹都是最基本的东西，所有的艺术形象都需要以此为基础，也正是因为他有这样的思想内涵，才能升华到今天这样的各种艺术形象。
拉开辛亥革命序幕的鉴湖女侠秋瑾
清光绪元年十月十一日（公元1875年11月8日），此时的大清王朝在列强的瓜分下已经是风雨飘摇，而就在福建闽县一个官绅家庭中，一个女婴在这凄风苦雨的中国大地上呱呱落地了。
女婴的父亲叫秋寿南，是同治年间的举人，母亲单氏夫人则出身于浙江省萧山城内望族大户。
父母给女孩取名叫玉姑，女儿长大后，他们又给她取了个大名叫秋瑾，“瑾”是美玉的意思，显然父母是希望这个女娃成为他们的手中美玉，成为家族的掌上明珠。
秋瑾从小就不同于其他的女孩子，还在童年时，她面对中国受到各国列强的欺凌，签订各种丧权辱国的条约，便冷冷地向母亲说道：“这样下去，中国人要成为他们的奴隶了。”
对于这样的觉悟，父母都觉得这个女儿实在是与众不同，如若是男孩，大有可塑。
但是那时女孩仍旧没有什么地位，父母不能指望这个女孩能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来，只希望她能求得一门好的婚事。
秋瑾不爱做女孩子的游戏，也对那种豪门中的大小姐生活不屑一顾。从幼年起，秋瑾便随大哥秋誉章在家读书。她天资聪颖，读书用功，除读四书五经外，还广泛涉猎各种诗词、小说、史书，对一些描述古代游侠，特别是女杰的作品，怀有浓厚兴趣。而她一代女侠的称号绝非浪得虚名，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秋瑾从福建来到浙江，住在绍兴城内外婆家，除继续读书外，她还向其外婆家表兄弟单老四习武。
小小年纪的秋瑾就练得一身武艺，若是男孩，就算不从军报国，也可仗剑走天下，做个洒脱的侠士。但她却因为是女儿身，而无从施展抱负，心中非常郁闷。
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父亲秋寿南任职湖南湘潭县厘金局，秋瑾和母亲随往。而已经十九岁的秋瑾也已经到了出嫁的年龄，经媒人说合，父母做主，秋瑾于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五日（公元1896年5月17日），嫁给了湘潭城内大富商王黻臣之子王子芳为妻。
要按平常人家的婚姻标准，这本是一桩美满婚姻。王子芳家中巨富，且父亲已经为他买了个工部主事的官做，况且王子芳并非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而是一个很有上进心的青年。
但是，秋瑾却很不满意婚姻对自己的束缚，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那时仍旧是女孩难以逾越的鸿沟。
戊戌变法失败后，王子芳升为户部郎中，赴京任职，秋瑾同往，而这时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叫王灿芝。
在北京，秋瑾闻见官场种种污秽，买官、卖官、贪污、腐化，视百姓如草芥的官员到处都是，甚至连自己的丈夫也跟他们同流合污，这让秋瑾非常反感，并彻底对这个王朝失去了信心。
郁闷之余，秋瑾写下了《黄金台怀古》一诗：
蓟州城筑燕王台，招士以财亦可哀！
多少贤才成底事，黄金便可广招徕？
不久，义和团运动兴起，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秋瑾与王子芳匆忙离京返湘避难。少年时，跟母亲所讲的亡国论调，再次在秋瑾的心中回响起来。难道中国真的成为了外国列强的奴隶之国了吗？
秋瑾又以强烈的忧国情怀，写了一首叫《杞人忧》的诗：
幽燕烽火几时收，闻道中洋战未休。
漆室空怀忧国恨，难将巾帼易兜鍪。
从诗中不难看出，秋瑾的侠气展露无疑，她此时真的想把生死抛诸脑后，仅凭一把利剑杀回北京去，把那些侵略中国的外国鬼子杀个片甲不留。但是，冷静下来后，秋瑾却也为自己感到悲哀，自己终归是个女子，即便就这样以身殉国，也无法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
而不久，又一个打击到来了，秋瑾的父亲在湖南桂阳知州任上病逝，秋瑾带着无限的悲痛返湘居丧。而树倒猢狲散，本来秋瑾的哥哥秋誉章在湘潭城内开设的“和济钱庄”生意兴隆，但由于秋寿南的去世，而失去了靠山，不久便本金亏尽，被迫关闭。其母、兄等没有办法，皆离湘回浙，秋瑾也只好再次回到北京与王子芳一同生活。
还好，在回到北京后，秋瑾结识了与王子芳同在户部任职的廉泉之妻吴芝瑛。吴芝瑛也是个来历非凡的女人，她是当时著名的“桐城派”学者吴汝纶的侄女。
吴芝瑛思想开通，精于书法、诗词，比秋瑾年长七岁，二人结识后感情日笃，吴氏夫人也十分感叹秋瑾文才不亚于“士大夫”，武勇比肩“大将军”，故二人意气相投结义金兰。
通过吴芝瑛的介绍，秋瑾还结识了绍兴同乡陶大钧之妾陶荻子，以及其夫在京师大学堂执教的日本女教师服部繁子。
当时的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后，已经摆脱了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国内的军事、实业已经可以和西方列强抗衡。故很多有志青年都前往日本留学，想要吸取日本的经验，富国强兵。
这些留学生带回了大量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陶荻子也曾随丈夫去过日本留学，而服部繁子是地道的日本人，所以秋瑾在朋友那里时常能看到一些宣传革命和救国的新书报，眼界为之大开，这是她最早接触资本主义革命的思想。
受到了先进思想的激发，秋瑾的侠女情怀、忧国之情日趋强烈，她更加不安于过碌碌无为的生活，于是她发出了“人生处世，当匡济艰危，以吐抱负，宁能米盐琐屑终其身乎？”的感叹。
于是乎，秋瑾有了出国留学的想法。
出国留学？一个女子吗？
王子芳当然不会同意，他知道妻子“心野”，又有武功在身，自己硬拦是拦不住的。所以，王子芳竟然用了十分龌龊的办法，他窃走秋瑾自筹用作留学费用的珠宝财物，以阻其行。
从准备出国留学遭丈夫阻止这件事，使秋瑾认识到女子“革命当自家庭始”的道理，从此秋瑾与丈夫反目成仇，不再踏入家门一步，她也脱下红妆，丢掉女子裹脚布和三寸弓鞋，换上全副男装，直至牺牲，她终未再穿清朝礼服。
好在秋瑾有很多开明的朋友，他们很快就为秋瑾凑足了学费。光绪三十年五月（公元1904年6月），秋瑾终于得偿所愿离国赴日，开始了她漫长的求学旅程。她先在东京中国留学生会馆所设的日语讲习所补习日文，经半年刻苦努力，至年底结业。其后，她曾一度入东京青山实践女校学习。
到达日本，让秋瑾没有想到的是，这里竟然有这么多的中国人，在努力完成学业的同时，秋瑾广泛结交进步留学生和革命志士。
周树人、陶成章、宋教仁、王时泽、何香凝、冯自由等都与秋瑾有着较多往来。
而在这段期间，秋瑾积极发起和参加各种革命团体，开展革命和妇女解放活动，其中包括与留日女生陈撷芬等人一起，对拒俄运动时留日女生成立的“共爱会”进行改组，改名“实行共爱会”。这是一个旨在团结全国妇女的进步团体，目的是引导妇女们参加社会活动，争取妇女解放。这是秋瑾从事妇女解放运动的最初实践活动之一。
秋瑾还提议成立了“天足会”，提倡妇女放脚，并开展反对纳妾的斗争。她本着革命从自己做起的原则，写信回国，请其兄做代表，与王子芳公开谈判离婚。这是她和旧体制、旧家庭决裂的信号。
摆脱了旧婚姻的束缚，秋瑾一下子轻松了许多，她得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学习和运动中去了。
秋瑾在日本组织的一系列民主集会，让许多革命家注意到了她。冯自由、梁慕光奉孙中山之命，在日本横滨成立秘密反清团体“三合会”，作为交通内地秘密会党之导线。秋瑾得讯后，即与王时泽、刘道一、仇亮、刘复权等共十人，一同加入此会。三合会封秋瑾为“白扇”（就是军师）。
三合会不同于秋瑾所创立的其他协会，它是一个具有政党意义的组织。加入横滨三合会，是秋瑾日后广泛结交秘密会党的开始。
但是，这一切风风光光的革命活动都是在日本国内，而在中国的广大土地上，人民依旧在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下，受到了官僚和列强的双重压迫。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革命，特别是暴力革命推翻清政府的统治，需要有人去实践。
趁学校放假，秋瑾决定回国探亲并续筹留学费用，当然她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借这个机会将自己的革命理论在国内实践一下。
回国后，秋瑾遇到了在日本结识的老朋友陶成章。
就在前不久，在电影院观看《建党伟业》的时候，由郭涛扮演的陶成章，在众多同盟会元老面前用绑在身上的炸弹，吓唬住了不可一世的同盟会元老青帮头子陈其美。
当时我听见座下的很多观众都在惊叹，这是谁啊，这么牛？
现在我就来解释一下，这位陶成章仁兄为什么这么牛。可以说陶成章是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实践家，很多对清廷的暗杀、破坏活动都是他搞出来的，其中最有名的是他曾两次赴京刺杀慈禧太后。说句不客气的话，他搞革命时，陈其美之流只不过是他的小辈，就连孙中山都得叫他一句“大师兄”，这样的人能不牛吗？
而就是这位牛人，对秋瑾也是赞赏有加，他在上海创立光复会后，非常希望秋瑾能入会，好把浙江各地联络秘密会党的工作交给这位女侠。
当时，陶成章还有两位大名鼎鼎的“同门师弟”，一个是后来的北大校长蔡元培，而另一个是革命先烈徐锡麟，他们都是光复会的元老。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春，秋瑾拿着陶成章的介绍信回到上海，很快找到了蔡元培，然后返绍兴走访徐锡麟。四月，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从此秋瑾全身心地投入民主革命事业。
陶成章这时也回到了上海，把光复会的党首吕熊祥等人介绍给了秋瑾，秋瑾终于与浙江秘密会党建立了正式联系。
同年六月，秋瑾第二次到达日本，开始新的学习生活。她以顽强刻苦精神，坚持学习，课外她坚持练武，从不间断，还在物理课上学会了制作炸药之法，这都为她日后进行反清运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公元1905年7月，由孙中山领衔的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八月，秋瑾经冯自由介绍，在黄兴寓所宣誓加入同盟会，随即被指定为同盟会评议员和浙江省主盟人。
同盟会的成立比之陶成章的光复会而言，更加令清政府胆寒，因为它已经清楚地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清政府面对这种威胁，给日本政府正式发函，要求剥夺留日中国学生言论、集会、结社、通信的自由权利。
日本报纸发表文章，恶意诋毁中国留学生为乌合之众。中国留学生停课抗议，秋瑾的好友陈天华甚至以蹈海自尽的方式抗议日本报纸的诋毁。
在东京，秋瑾亲自主持了陈天华的葬礼，葬礼上秋瑾亲自宣读了陈天华的《绝命书》，场下的学生和爱国志士闻之无不动容。
面对为革命献身的好友，秋瑾第一次觉得革命真的是需要牺牲，她也终于意识到自己所走的这条路是无比艰难和残酷的。
在是否停课回国的问题上，秋瑾与宋教仁等力主全体在日的留学生应该立即停学回国。但这项建议却遭来了很多留学生的反对，秋瑾此时的心绪已经平静了下来，她写信给愿意留下的好友王时泽说：“诸君诚能忍辱以成其学者，则辱也甚暂，而不辱其常矣。”走是爱国，留下也是为了将来可以更好地为中国革命而奋斗，只要抱着一颗革命的心，在哪里都是一样的。
而秋瑾自己却和很多革命志士，返回了中国，因为在她看来学习再多的理论，也需要运用才行，革命是到了该付诸行动的时刻了。
秋瑾回国后，经同盟会会员褚辅成介绍，于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公元1906年3月）到浙江湖州南浔镇，执教于浔溪女校，做日文、理科、卫生等课的教师。在浔溪执教期间，秋瑾积极向师生宣传男女平等的思想和民主革命的思潮。
在任教期间，秋瑾还发展了众多的革命会员，该校主教务的徐自华及其妹徐双韵和学生吴珉等都参加了光复会和同盟会，成为秋瑾的莫逆之交和革命同志。
八月，秋瑾辞去教师工作，与光复会员尹锐志、陈伯平、张剑崖、姚勇忱在上海虹口北四川路祥庆里，以锐进学社之名联络浙江和长江各地会党，并在此试制炸药以备起义之用。而就在试制炸药的过程中，却出现了惊险的情况，炸药突然爆炸，好在当时他们的炸药研制还在试验阶段，炸药的威力并不强，秋瑾的手受伤了，但是并不重，不久之后便康复了。
但是，这一声爆炸的动静实在是搞得太大了，秋瑾只好和光复会的会员们将住所再次转移，炸药的实验也只能暂且搁置了。
秋瑾对革命最大的贡献，是她把妇女解放与民主革命事业紧紧地联系了起来，她招募的很多会员中，有很多都是女性，这些女性后来积极投入反清革命，与男子一起战斗。
扫尽胡氛安社稷，由来男女要平权。
人权天赋原无别，男女还须一例担。
这是秋瑾所作的一首诗，从这首诗里可以看出秋瑾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理论，已经达到了同时代中国人的最先进水平，正如郭沫若评述的那样：“秋瑾不仅为民族解放运动，并为妇女解放运动树立了一个先觉者的典型。”
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公元1906年12月），光复会骨干齐聚上海，他们这次准备策应萍浏醴大起义，搞出点大动静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