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政府中出现了一批新官僚，他们在1932年与军部一起推动救农事业，开始崭露头角，当时最活跃的是农林相后藤文夫。以后新官僚的队伍陆续扩大。他们大多是内务、经济方面的官僚，主张用极权主义取代自由主义，与军部完全合拍。他们超越各省厅的界线，形成横向联合，在推进综合统制方面具有很大能量。1935年5月，按照统制派的主张，在军部的推动下，设立了综合国策机构“内阁调查局”。它后来发展为企划厅、企划院，成为新官僚的大本营。新官僚是军部最亲密的同伙。军部与财阀的结合有一个过程。新兴财阀是在1931年后日本政府实施军需通货膨胀政策、经济军事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是军部的积极支持者。财界主力三井、三菱等旧财阀，由于过去投资的重点是轻工业和民用工业，所以尽管他们不反对军部发动侵略战争，但是不希望军部使日本过早地卷入力所不及的大规模国际冲突。旧财阀往往通过内阁、政党和舆论界，对军部干预政治进行一定的抵制。同时，军部一度也有排斥财阀的倾向，如关东军、荒木贞夫陆相都曾宣布拒绝财阀资本进入“满洲”。
很显然，皇道派失利了。
1932年，在血盟团事件和“五·一五”事件的冲击下，发生了“财阀转向”。其表现是：（1）向社会事业捐款。三井、三菱、住友都有捐款，最大的一笔是三井拿出3000万日元，设立社会事业团体“三井报恩会”。（2）协助开发“满洲”。三井、三菱、住友向“满洲国”的银行、军火企业提供2000多万日元贷款。（3）财阀家族退出第一线，辞去财阀直属公司负责职务。承认子公司的相对独立性，这意味着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4）公开出售所属企业的股票，售价高出股票面额1倍以上。财阀转向是为了缓和社会上的反财阀情绪，也是为了迎合、接近军部，并且趁机改革不适应扩大经营的家族封闭式体制。
1934年，统制派在陆军中占支配地位，他们重视协调军部与财阀的关系，深知建立高度国防国家不能没有财阀的支持。陆军小册子明确宣布，只要不违反国家的要求，可以“满足个人的创造性和办企业的欲望”。关东军也在实践中认识到，开发“满洲”离不开财阀的财力，于同年6月宣布不再排斥财阀投资。
对于旧财阀来说、他们看到新兴财阀在重化学工业等军需品产业中大发横财，加之对外倾销政策四处碰壁，也逐渐扩大了重化学工业的投资。这样便加强了对军需生产和军部的武力夺取市场的依赖，于是财阀与军部在建立“高度国防国家”，在对外侵略、扩大军需生产、加强国内控制等方面利益一致。到1935年，连一向比较稳健的关西财界也公然主张，外贸谈判已无济于事，必须“从外省转向军部”，“以军事力量确保东洋市场”。财阀过去是政友会、民政党的后台。政党政治完结后，政、民两党企图联合起来，东山再起，与军部争权夺利。但从1934年下半年起，财阀主流已不再支持政、民两党联合运动。1936年2月中旬的总选举后，三井已不再向政党提供经费。至此，军部与垄断财阀正式勾结起来。
1934年统制派支配陆军后，对陆军的全面统制尚未确立，统制派与皇道派的斗争异常激烈，尤以统制派与皇道派青年军官之间的斗争更甚。统制派反对武装政变和恐怖暗杀，要求全军“一丝不乱”地服从军部中央的统制，采取军部介入政治的途径，推行自上而下的合法改革。这一立场深得垄断资产阶级的赏识。但是，皇道派青年军官坚持擅自行动，不放弃用“清君侧之奸”的恐怖手段，对上层施加惩戒与压力，以实现天皇亲政和昭和维新。他们攻击统制派是财阀的走狗。双方展开了统制、压制和反统制、反压制的斗争。
1934年11月，皇道派军官村中孝次、矶部浅一等和陆军士官生图谋政变，被统制派揭发。事后，林铣十郎任陆相进行“整军”，清洗皇道派的军官，两派矛盾尖锐化。
1935年7月，林铣陆相得到参谋总长闲院宫的支持，免去皇道派主要头目之一真崎甚三郎的陆军教育总监职务。
统制派与皇道派的明争暗斗日趋白热化。皇道派军官们认为，这是属于统制派的永田军务局长策划的，于是便散发了《关于整肃军队的意见书》、《军阀重臣阀的大逆不道》、《教育总监更迭情况要点》等攻击永田的秘密文件。受此影响的皇道派军官相泽三郎中校，于1935年（昭和10年）8月12日上午闯进陆军省军务局局长室，大喊一声“天诛”，即把正在听取汇报的永田铁山砍死。相泽被逮捕后声称，他的行动是“奉伊势神宫之神旨”，是“大神附体，进行天诛”。
1936年1月，军法会议公审相泽。皇道派青年军官通过法庭辩护和散发文书，指责统制派是“军阀”、“以阴谋为能事之徒”。同时，村中、矶部决心再次发动政变。为了分化皇道派，2月21日，陆军省宣布将皇道派军官较多的第1师从东京调往中国东北。此举成了皇道派青年军官发动政变的导火线。
2月26日皇道派青年军官在北一辉、西田税等直接领导和指挥下，以“昭和维新”为目标发动了武装叛乱。皇道派军官村中孝次、矶部浅一等20多名青年军官率领1400多名士兵，袭击了首相冈田启介的官邸和其他内阁委员的住宅，杀死藏相高桥是清、内大臣斋藤实、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重伤侍从长官铃木贯太郎，占领了首相官邸、陆相官邸、陆军省、警视厅等处。叛军还错杀了首相秘书，首相冈田启介得以幸免。叛军打出“尊王讨奸”旗号，当天早晨向陆相川岛义之提交了“蹶起趣意书”和七项要求。他们要求实行维新，充实国防，重用皇道派，惩处统制派。除了具体的派阀人事意见外，他们没有提出实行维新、收拾事态的任何具体主张。他们希望真崎甚三郎或台湾军司令官柳川平助出任首相，但认为这是“私议天皇大权”，没有正式提出。兵变之后，他们就静候天皇颁发“维新大诏”，没有任何进一步行动的打算。
陆相川岛听取荒木、真崎的意见，承认叛军为“崛起部队”，叛军的行动是“出于显现国体之至情”，同意把希望上奏天皇。天皇得知叛乱和大臣被杀后，十分恼怒，严令立即加以平定，并一再催促。统制派和一些上层军官也主张加以镇压。28日夜，陆军中央从东京附近调集2.4万兵力，配有飞机、坦克和大炮，包围叛军。29日，叛军未作抵抗，俯首投降。
军内派系斗争是“二·二六”事件的直接起因，而实质则是两派法西斯势力围绕夺取政权而进行的政变。虽然叛乱被镇压下去，但它对日本国家的法西斯政权建立却起了催化和加速作用。“二·二六”事件被平息后，统制派乘机在军队内部实行大整肃，直接参与“二·二六”事件的80余名军人受到处罚，其中17名骨干分子被处死刑，另有2名民间法西斯分子也被判处死刑。皇道派的7名上将、8名中将、7名少将被编入预备役，1000多名皇道派官兵被清洗出军队。更重要是，统制派通过控制军队，向政府施加压力，一举建立了军部法西斯政权。
冈田内阁在“二·二六”事件发生的当天辞职。叛乱平定后，3月5日广田弘毅受命组阁。陆军自恃平定“二·二六”事件有功，对新内阁提出4项要求：加强国防、明确国体、安定民生、刷新外交。6日，将出任陆相的寺内寿一，在统制派重要成员、军事科高级科员武藤章的陪同下，前往组阁本部通知广田，不许吉田茂等自由主义分子入阁，否则陆军将无人出任陆相。寺内回陆军省后，又发表强硬声明，反对“专事维持现状或妥协退缩”。声称，“采取积极政策以革新国政，是陆军的一致要求。妥协退缩非但不能收拾局面，反而会使事态更加紊乱，以致给将来留下严重祸根。”广田不得不更换了吉田茂等几名入阁人选，组阁才告成功。
参加“二·二六”事件的日本皇道派军官新上台的广田内阁完全成为军部控制和操纵的傀儡。执政伊始，即按照军部的要求和意愿，推行了一系列“积极政策”：
第一，广田内阁在军部的安排下，于1936年5月恢复陆海军大臣由现役军官专任。这一制度的恢复，为军部控制政权提供了合法手段。军部从此可以肆无忌惮地以派出陆海军大臣为筹码，干涉内阁的组成，操纵内阁，使之成为军部的应声虫。
第二，为服从法西斯对外扩大侵略的要求，广田内阁把称霸中国大陆和西太平洋提上实践日程。8月，首、陆、海、外、藏五相会议，通过了《国策基准》，要求以“内求国基之巩固，外谋国运之发展”，“确保帝国于东亚大陆的地位，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为根本国策。为此，应“充实国防军备”，“消除北方苏联威胁，并防范英美、实现日满华三国之紧密提携”。这是在法律上确认对外侵略扩张政策，为以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定下了基调。此前2个月，军部修改通过了《帝国国防方针》，确定了新的扩军计划。该计划规定日本国防所需兵力，陆军是50个地面师、142个飞行中队，海军是主力舰12艘、航空母舰10艘、基地航空部队65队。陆军以此兵力为目标制定了扩充军备的“六年计划”，海军制定了“五年间充实必需兵力的第三次补充计划”。
第三，实行准战时财政。广田内阁根据军部“庶政一新”要求，确定了充实国防，刷新教育，改革税制，安定民生，振兴产业贸易，确立对苏政策，整顿行政机构等“七大国策”。其核心是适应陆、海军的扩军计划，推进经济准战时化。军部推荐的马场一藏相，采取了优先考虑军费、膨胀预算支出的方针，其主持制定的1937年度预算，总额30多亿日元，其中军费14亿日元，两者均比前一年增加1／4左右。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日本的高度国防化与经济准战时化进程。
第四，与德意接近，结成法西斯国际侵略集团。为加强与德意两国提携，牵制苏联、英美，日本于1936年11月与德国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同年10月，德意“柏林—罗马轴心”已形成于前。这样，日本的加盟，便在国际上初步形成了一个国际法西斯主义集团。
1937年1月下旬，由于滨田国松议员在国会发表批评陆军的演说，引起政党与陆军关系紧张，最终导致广田内阁辞职。宇垣一成陆军上将受命组阁，但遭到陆军的强烈反对，无人出任陆相，宇垣组阁流产。2月，在军部的授意下，陆军上将林铣十郎上台组阁。兴业银行总裁结城车太郎任藏相，他又请出原三井领导人池田成彬任日本银行总裁。马场（前广田内阁藏相）财政的过分膨胀超过了承受能力，需作某些调整。日本经济联盟要求政府压缩开支，但又声称，加强国防是当务之急，必须确保国防费。财界支持大幅度的军费开支，财界首脑亲自出马主持财政表明垄断财团已与军部结成紧密联盟。
广田内阁上台后，军部法西斯已经完全控制了日本的国家权力和内外政策。军部政治支配地位的确立和军部与垄断资本联盟的最终形成，标志着日本军部法西斯政权的正式确立。
从上述法西斯夺取国家政权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执政的法西斯存在着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德意类型。它们主要是通过内部较量，对国家另起炉灶，在政治体制上实行彻底的改变。其主要特点是有一个由强有力的党魁领导的“群众性”的法西斯党，采取自下而上为主的方式，与统治阶级权势集团结盟，夺取全国政权，进而废除议会民主制，全面确立法西斯极权制。另一种是日本类型。它的主要特点是通过先外后内、上下结合，并借助天皇制意识形态自上而下地逐步实现国家的法西斯化。其政治体制以渐进的形式逐步从君主立宪范畴的近代天皇制转向天皇制法西斯主义体制，保留了较多的传统形式和特征。
执政的法西斯主义尽管有其不同的情况，但其基本特征是一致的。第一，它是崛起于社会中下层的右翼狂热运动，同原有统治阶级权势集团结成政治联盟所建立的反动政权，代表以垄断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新老统治集团的利益。
第二，它是以极端民族主义为政纲核心，以侵略扩张、发动战争、争霸世界为其一切重大政策根本出发点的最野蛮凶残的帝国主义国家政权。
第三，它是以极权制取代民主制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反民主主义的恐怖独裁统治，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极端形式。
4.西班牙法西斯的形成与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