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复示，极佩谦冲。公拯赣，钧赣人，自应勉为助。顾公完成北伐，功在国家，国人均渴望本党能实行总理遗训，共致富强。及自十五年迨于今兹，内乱外侮，均予人民以极惨之痛苦。而人民于应有权利，从未享受，民选大典，遂付缺如。此次美国大选，国民狂烈庆幸，盖人民在民主政治之下，不受何种压迫，得自由参政也。吾国虽与美国同号共和，而相悬若是，岂果无罗斯福其人乎？论世界英雄者，恒推重基马尔与墨索里尼二氏，功业固可钦，然不若美、法各大政党首领之足则效也。今我国忧患相乘，危险极矣！救亡图存，首在实现全民政治，集天下智能，以治天下。三全会开会在迩，公领中枢，万方瞻仰，诚能循此大道，与民更始，则党中同。志，孰不钦崇？安内攘外之功，何难立就？国人爱戴，更不在欧美诸贤下矣。
致冯焕章先生电
（二十二年六月四日）
焕章先生尊鉴：密。入京后，以言难见用，责有专归，未作积极主张，亦未出席会议，乏善可告，遂疏音问。接子良转电，知公举大事于张垣。日寇侵凌，国人共愤，公应袍泽之望，本坚决抗日之心，起而图存，九四老人国学泰斗，既代人民勖贺矣。中央诸人，赞美者多，冷视者百之一焉。弟以跋履频年，鲜补于国，无辅于公，惭于建议，然深信公之雄迈，足以锁钥北门。板荡识忠臣，政府此时亦必能鉴于南北朝往事，而自重其万里长城也。握别数月，公精神必如昔。势顺成事，势逆成名，公诚伟矣。将有匡庐之行，特致数言为贺。弟李烈钧叩。
致冯焕章先生电
离京日久，音敬复疏，不审中央政情何如？尊状又奚似？惟据弟所知者，政府对公唯一希望，是来中央，人民对公唯一希望，则在救国。今公尚未接受政府之意，而先已快人民之心，不贪高官，不惜性命，惟仁是求，惟义是赴，旬日间传檄收复四县，今且血战攻克多伦，举百万方里巳失之领土，首收复之，捷报飞传，闻者雀跃。公等之业诚伟矣！惟昔人不战而弃数省以立功，今公一战而收察东，恐难免于罪。缘政府希望于公者，并不在此，且不需此也。今为公计，宜速偕诸将帅肉袒负荆，诣京请罪，并申明今后不预抗日御侮之事，则功逾陈汤，罪逃武穆，岂不善哉！虽然发扬蹈厉英迈如公者，乃进若是之言，固知公笑其愚，弟亦深知公之为公者，必有更进之伟举，为民族光也。谨为贺。
致冯焕章先生电
弟以南中情形，未明玄奥，故屡承电询，尚未奉答。现时势处此，苟行之有疑，则追之难及，故略陈如另电，望公察纳。政府军此时系开弓，彼苟畏舆论，必不敢放箭也。
致冯焕章先生电
（七月十四日）
文电诵悉。鸱鹗翱翔，麟凤潜伏人不战而失四省为有功，公传檄收复察东为有罪，斯千古奇闻。然公亦何以令人畏罪若此，则公更为千古奇人矣。弟等自当联合诸人，再申正论，为历史略存正气也。弟烈钧叩。寒。
致冯焕章先生电
公真电发出后，同情者益称颂，反对者词亦寒。政府既不便张抗日旗帜，宜有妥善办法，与公商榷。国防会曾推钧赴粤，刻正力辞，有机北来，固所愿也。
致冯玉祥先生电
有电敬悉。密。南中情形，公必嘹然。两月来公之伟业，已深入人脑，救国忠诚，亦大白于天下。今后审度大势，易定方针。牯岭来两电商事，弟已将鄙见详为陈之。俟更得复电，看何如也。谨复。
致马相伯诸公电
上海陶星翁烦转马湘（相）伯、章太炎、孙伯兰、黄膺白、褚慧僧、张熔西诸先生道鉴：晤教后即入京，言责既尽，遂游晋、察，故人情谊，所见颇同。又复来保，仍本前旨。惟说力既不足，而行动乃如春秋衡士。今日之事，论者或云和战两难，其实能举全国之力，应此大难，战固可能，和亦不屈。则开放政权，革新政治，实为坦途。现仍力主此旨以救国。介公意颇谓然。革命数十年，如愚见几成孤调，不知当时革命，究为何事也。谨电奉闻，祈时赐教。李烈钧叩。
致汪精卫先生电
删午电敬悉。密。日本侵略，自户水宽人桂太郎、山县友朋、大隈伯诸人主其谋，而田中、槻、犬养觊觎其事，今事纵了后患仍多。则中国今后之设施，要以擀御东邻侵略为唯一要务，是应断定者。欲求举国一致之御外，当先求内乱之不起。惟政治平等，速行民权，入于宪政，足以内安人心，使之能者尽能，智者竭智。公固夙主实行民主政治者，北平主政时期，曾有无国无议会之伟论。现在人民希望之迫切，与时势同其紧张，而本党诸贤，则所见偶异。公诚俯念国事多艰，人民望治，毅然实行民主政治，则全国讴歌，难关打破，皆是坦途矣。
致阎百川先生电
太原阎百川先生勋鉴：外患紧迫，抗战势所必然。中央以国防委员会事相召，弟已于前夕入京，藉贡愚诚，冀有佐助。盱衡全局，知燕营幽并，紧相唇齿，扼要运筹，实为后卫之区。为国为晋，知公早有绸缪。同（固）边驱寇，夙愿一为公助，今当大难，拟即来并，一倾廿年契阔。弟李烈钧叩。
致阎百川先生电
密。南中情形，芷青想有详报。弟以言难见用，而军国诸事，又责有专归，故未积极主张。亦以国危至此，非明玉碎瓦全之辨，实亦未易挽救也。停战协定签字，舆情愤慨，政府无能，实有以招之。日人侵略难测，将来长城范围，何为界说？焕章激于义愤，蹶起张垣，锁钥北门，国人称颂。中央诸人赞美者多，冷观者百之一焉。诚以宋文帝之自坏万里长城，国以危殆，前事可鉴，未可轻为疑虑也。晋为华北之枢，与察、平、津以共存，知必能辅车为用，并使各方将帅，始终以致力御外为专务也。弟旬日外赴匡庐。春间造谒，未诣河边登五台，时神往焉。
致太原诸友电
此番观光，表里山河，豁然胸臆，钦感无已。钧与百公阔别三十年，今始获晤教于惊涛骇浪之时，虽须发间白，而神采弈弈，一如畴昔，快慰何如。三晋人民，熙熙皞皞，如乐尧天。惜人民虽获安居，尚缺活泼、自由、踊跃向前之锐气。启行时，曾与百公言之。愿诸公深筹更进，从保障民权，发扬自治，作精神之鼓励，不特自固根本，亦收拾众望，奋起有为之善法也。百公与海内英贤，共建民国，自有其长远之历史。愚以为时正可为，未宜缄默，应言则言，想诸公当有同情也。
致太原诸友书
到保已数日。此行主旨，在求开放政权，使国人智能，得为国用，以拯危局，并拟具办法。连日晤谈，颇荷赞同。介公并言去岁以来，即有此意，当共图之。现介公已派马伯援赴张垣迎焕章，拟俟其来，更为陈说。倘得百公远歌同调，与介公等联衔提出于中央，必能济事。前方战事，尚在相持。敌擅飞机利器，我恃民族精神，接战旬日，伤亡相埒。据平、保观察，有谓敌占要隘后，将暂停者，有谓专犯察绥者。介公现取巩固战线，徐图恢复之策。果日人暂止东侵，转图西犯，则察绥烽警，先劳百公，宜亟有以杜其谋也。临书神驰，维照不一。
致居觉生先生书
觉生先生道鉴：寇仇深入，日蹙百里，恐三镇亦危。而人心日去，内部离散，亦为可忧。弟顷致中央一电，特先检呈，知公能挽国事于垂危也。病稍愈，再诣谒。在此如坐荆棘耳。
致汪精卫先生书
精卫先生道鉴：弟以血压高，多日未能出席，亦未能诣谒闻教，藉陈鄙怀。星期六之宴，稍愈当奉陪。昨日曾陈中央一电，略尽其愚，渊博如公，知必有所采择矣。
致孙哲生先生书
哲生吾兄左右：不晤教又多日。吾人主张未能实现，而国事日危，人心尽去，奈何？弟昨曾陈中央一电，甚盼公本曩日精神，为有力主张，促众人采纳。訿訿，亦孔之哀，或不至见于今日也。
致经子渊先生书
子渊先生左右：前日闻教，欣识党中犹有瑰杰宏放如公者。弟在此未能襄辅，徒增惭恧，行迈靡靡，中心如醉。昨日遂致中央一电，特先检呈，望公作有力之主张，救兹危局。介公处弟亦当有电去，痛切言之。
致叶楚伧先生书
楚伧先生勋鉴：违教数日矣。弟息养后湖，仍未见愈，而目击艰危，如芒刺背。昨日遂陈中央一电，作宗汝霖之哀呼。此电外埠已由国府拍出，本京各院长、委员处，请公嘱秘书处分致为荷。
二十五年冬，蒋委员长蒙难西安（指“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臣虽图谋不轨，幸委员长正义凛然，浩气昭垂，以国家民族为前提，抱定成仁之决心，对张学良谆谆训诫。学良闻言，颇知前非，请亲送委员长返京。以其意诚，乃允所请。事之初起，全国震惊，余激于义愤，分电张学良、杨虎臣严予谴责，致张学良电云：“来电阅悉。君非雨亭公之嗣乎？父仇未报，更酿内乱，何以为子？以怨报德，威劫主帅，何以为将？天下重员而立，侧目而视，何以为人？为今之计，惟有遵行冯公所示第一条办法，并肉袒负荆，谒京请罪，则过也如日月蚀后，前所见天地之心也。失路不反，闻道犹迷，君岂其然！”致杨虎臣电云：“文电诵悉。自兄等劫持主帅，海内震骇，人心愤激，斯为特甚。夫智者顺时而谋，愚者逆理而动，中央之于诸兄，倚畀至深，如有意见，尽可商陈。介公宵旰忧劳，谋国久具深心，御侮救国，中枢年来积极策划，已有显著之成绩，兄等宁不知之有素，何冒此不韪耶？度兄处乱军中，亦不克自主。然当努力自拔，曷速图之。”
斯乱仅经半月，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委员长始脱险。是日适为云南护国起义纪念日，往年每届是日，余不论寓居何地，必宴诸知友，以为纪念，今年适遭斯变，无意兴及此。然是日中枢要员，多居舍间，会商营救大计。正议论间，何应钦忽接得电话，谓委员长已平安离西安，飞抵洛阳，翌晨可抵京。众闻之，高声欢呼，屋瓦皆震。诚所谓一人有庆，兆民赖之也。是日晚间，乃大排宴席，举杯痛饮，盖庆委员长之脱险，并纪念云南起义，再造共和。二十六日，委员长安抵首都，余偕中央诸人，欢迎于机场。委员长下机后，雍容自若，并对各同志表示谢忱，如未经风险者。次日党部召开会议，欢迎委员长平安旋节，委员长亦将经过，作简单扼要之报告。同志有严责学良者，并谓：国家以法令纲纪为重，主犯既同来，应开军法审判，以治其罪。遂公推余为审判长。二十九日，奉国府特任状，特任余为本案审判长。旋得军事委员会通知，约到会谈话。余如期往，则见冯副委员长玉祥，与何部长应钦，均端坐堂皇。余与朱培德、鹿钟麟均列席。
冯公任主席，发言曰：“西安事变，全国震惊，此事重大，应求得一解决办法。国府既派协和为审判长，则审判官亦应决定。众意如何？”何部长曰：“此当尊重审判长之意见。”余意以朱培德为云南讲武堂高员生，鹿钟麟乃驱逐溥仪为张垣久共患难者，又均列席，若一并推为审判官，必可邀冯、何两公之同意，乃起立推举。冯公嘱余另推，余曰：“此案重大，应使天下之人共见之，必须得北方之贤达，参与审判，乃有价值。”主席遂宣布决定。散会后，乃邀请前任最高法院院长徐元诰，来寓作初步之研讨。次日复邀相识法律家二十余人，至舍间会餐商讨。元诰首称：“委员长有伟大功勋于党国，全国人民莫不景仰推戴。而张学良等在西安，非特不能护卫，竟敢胁迫统帅，勿论其为正犯，抑从犯，其为要犯无疑。斯事异常重大，应请审判长严予处置。”
众皆赞同其议。会商过久，不觉天时已鸣二炮，乃开席敬请诸亲友酒食。二十九日下午，余乃向国民政府暨军事委员会等处，调集军法官、书记官各二员，告知所负之责任，并出示应询张学良各事之书面审问一纸。众皆唯唯而散。余奉命审判张学良之消息传出后，报章多有登载，诸要人亦有来访谈者。惟宋子文，傅汝霖关心至切，先后至舍间，详询余之意见。答曰：“个人无意见，恪遵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意旨办理而已。”三十日谒委员长。坐定，询余曰：“审判长对此案如何办理？”余静坐于旁，答曰：“张学良在西安似叛逆行为，有谋害主帅意。但能悛改，亲送委员长返京，愿委员长宽大为怀，赦而释之。”吾意欲使世人，皆崇拜委员长胸襟之宏伟卓绝。后继之曰：“我国昔有两士，一为齐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二为寺人披请见。此二者可否作本案参考，尚祈核示。”委员长未答。行复起立言曰：“奉国府特任钧为审判长，当依军法办理。”委员长曰：“君慎重办理可也。”余遂辞出，筹备明日开庭诸事宜。余对军法审判，素有研究，本案因重大，余亦审慎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