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的幸福，也就是期望值与自身状态之间的差距，这个满意度越大，就越接近幸福，反之，就越远离幸福，这就保证了世间的不平等和心理上的可平等，每个人都可以努力找到适合自己的空间，并不因为能力弱就找不到幸福。由于幸福是以欲望为基础的，幸福的短暂性和可经营性就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因为期望值有大小，幸福的感觉就有强弱。在这一点上，野心家最不幸也最幸福。因其最难满足，但一旦满足，他们的幸福将是超值的。和年轻人相比，老年人各方面的要求都会下降，幸福的要求接近平和，不会再有冒险的快乐和失败的沉痛。就像肉体的能量供给不足时，他在享受的过程中，体验更多的，也只是疲乏感，而不是幸福。那种感受，就像胃病患者或牙疼者面对着美餐。
所以，一个人的幸福，正如尼采说的：“在他的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存在着对他来说无可争辩的真理：粗糙者如作为最高行为动机的个人的家庭幸福，精致者如对教会等的信仰。那些反对他们的话，他听也不要听。”相对来说，单一的欲念更能引导人们进入幸福的状态，他不会患得患失，左顾右盼。这种确信，这种真理感，使他拥有绝对理由产生的力，并且这个力正牢牢控制着不能动弹的现实。
正如在物理学中，在绝对的真空，任何物体都是匀速前进的，而且永远不会停止，这并不取决于受到的起始推动力的大小，同样，任何一个小的欲望产生的力，在不受到其他力的作用时，也是保持匀速前进的。但正如自然界不存在绝对匀速运动的物体，这种欲望也肯定是不存在的，每个欲望产生，都会受到其他欲望的牵制，有时是别人的欲望，这就是社会意义的个人。当任何一个欲望都要按它的意志保证实施，这只是充斥犯罪感的社会。
这样鼓吹幸福的绝对真理性，那么人是否应该不顾一切道德、践踏一切法律，去追求幸福呢？这个社会就永远没有了创造者，只会有强盗和掠夺者，他们不会建设任何有益于人类的东西，只会破坏和摧毁。这个社会岂不成了恶人的天堂，只有无穷的暴力、镇压和奴役。人类初期也曾经历了那样的阶段——奴隶社会，它就是以这种方式来维护其前进的。人有了一定的改造世界的能力，但这个力量并不很强大，一部分人为了保证他们的幸福，就制订这些奴役性的制度，而暴力是保证其实施的主要力量。奴隶的幸福，是被国家化的暴力剥夺了的。
作为社会意义的个人争取幸福的时候，他所产生的力，一定和其他的力发生融合，产生矛盾，进行力的汇合与对抗，这个过程，充满了相互的妥协和斗争，胜利一方，为了保持其胜利成果，往往会制订并且不断修正法律道德，使其有利于自身，也就是不平等的幸福。种种法律和道德，乃至一切上层建筑，都很强烈地保证某一部分人幸福，它们在阶级社会中的存在，无非是为了保证人作为一个种族的存在，无非是一部分人统治另一部分的法则，无非是男人压迫女人的规范，诸如此类。所以在剥削阶级社会，统治阶级触犯了法律时，受到的惩罚远远小于被统治阶级受到的惩罚。这类上层建筑的规范，先天性地带有很强烈的针对性，一部分人制订，而强加在另一个阶级身上。而社会的进步方向，都是尽可能地制订有利于最大多数人的法律、制度和道德，使新生的人类更健康，更完美，更有生命力，更有作为人的自由。
当人的利己主义产生的力，和社会道德合拍时，他是不会受任何谴责的，相反，还应受到赞许，只有当这个力有违于社会道德时，才会受到道义的谴责和非难，甚至受到法律的制裁。只有在做了能够吃得到的规范社会下，“好吃懒做”这种行为才算是罪恶。所以，在某种状态下，并不是我们坚持了道德或支配了道德，而只是道德通过我们完成了它的使命，人成了道德的工具。道德在本质上是等级制化了的欲望。
人制订的法律、制度，乃至一切道德规范，并不带有先天的善和先天的恶，它的大的方面，也将是保证一个种族、一个国家的幸福。所以一切的道德规范和法律乃至一切上层建筑，都是人类为追求幸福产生的力的妥协。正是由于这种先天性带来的不平等，所以在制订之初，就很自然地带来被强加一方的反抗，或是来自人性深处的反抗，正如强制的爱会变成恨，强制的道德也只会变成不道德。这种反抗产生的力，一方面由于统治阶级用强权负责压制，另一方面，又由于统治阶级不断修改得到缓和，或是由于另一个阶级的斗争取得胜利而趋于瓦解。所以人类的上层建筑，前半部分的发展史，是自然人的道德发展到阶级社会性的道德，它的后半部分发展轨迹，又将是从阶级性道德回复到自然人的道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善待他人就是善待自己”，无论何种教义，都把爱与对整体的渴望密不可分。当人们将死之时，仍愿意看到自己的幸福，通过别人的意志得以实现，只有巴尔扎克笔下的守财奴，他到死都不相信任何人，临死前还紧紧抓着镀金的圣母像！像自私到仅有个人的身上，很难找到永存的幸福。
对力的认识和控制能力，表现为掌握幸福的自由度。在现实生活中，愿望并不总能得到满足，有时应当选择的情况下，又患得患失，许多问题不同程度地困惑着我们，使身心得不到解放的一日，就算筋疲力尽后得到某样东西，又受着新的问题困惑。所以，在力的牵扯中，幸福的最高形态也就渐渐展现它的全貌，当认识有了一定的超越，对事物的必然性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但还不能超脱其他力的作用，他们会使世界陷入盲动的危机阶段。任何世外桃源、与社会脱离的个人是不存在的，那种人类对人的吸引，会将任何真的假的隐士吸引回归这个斗争的土壤。所以幸福最高境界的表现：人类的幸福，并不是个人的幸福，人类的自由，而不是个人的自由。基于这点，保尔的名言才具有永恒的意义。全人类的幸福并不是个人可以办到的，它必须在社会建立一种秩序，并且不断发展完成。也许在未来的某些时候，哲学苦苦思索后不能解放的人类，科学能帮助他们较快地从困苦中摆脱出来。
善和恶都不是一个意识的概念，它同样是以力的方式存在的，相对恶来讲，善往往是反作用的，是被动的。如果把恶定为反抗的力，把善定为服从的力，恶是反抗或违背某种规范的，善是敬重或服从某种规范的，从这个意义出发，善和恶是辩证的，这两个东西都是相互牵引互动的，没有单纯的善，没有绝对的恶，恶和善的力都同时引向一个点，在终点处完成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统一。而根据阶级斗争的学说，只有保证阶级统治以后，善才可以发挥作用，否则只是恶的催化剂和刽子手。只有新的恶取代旧的恶以后，旧的善也发挥新的作用。新的善才转化为新的恶的助手。善所能孕育的幸福，并不会比恶所能保证的幸福多。
任何上层建筑，道德也罢、法律也罢，都有正确和错误的部分，在带有强烈的历史背景特色的情况下，都为保证社会的正常发展作出过努力，它的不完善，终将随着各种力的抵抗，或扬弃、或改变、或修正。所以在一定历史背景下，绝对遵从这些道德的人常常被宣扬为圣人，相同地，那些敢于质疑这些道德荒谬性的人也常常被定位为英雄。关怀人有两种，一种是客观的关怀人，像政府于他的人民，领袖于他的崇拜者，但由于这种关怀，除了少数人能够直接地感受到以外，但由于是间接的，一层层下来，人们往往察觉不到。所以人们往往渴望那些更直接一点的关怀，所以心理医生、算命先生、真的假的艺术家，在群众那里，总有巨大的市场。
从幸福的角度来衡量一个人物，大人物就好像避雷针，在瞬间可以聚集大多数人的命运于一身，左右他人的幸福，通过权力、舆论或思想，传达他的力量，成为幸福的承担者，似乎就是人性化的上帝。通过这个过程，使他拥有更多的力的权利，所以大人物永远比小人物更仁慈、更有力、更威严，同样因为他是力的综合点，力的承受点，所以也同样赋予他这样的品格：更荒谬、更易变、更无情。所以在悲剧的主题中，最初的主角，多是些大人物。
自我意识的产生，使人认为自身存在有充分理由性，从而产生永恒的幻觉。但任何东西都将不能永恒，又将在这一假设必要性的种种命题归于不可解，这些命题，都受着一种更大更强更严酷的规律支配，它就像所有戏剧结束后，垂下的大幕，在大幕的本身，你就完完全全可以读懂两个字——死亡，不管你的戏多么精彩，观众多么不肯离去。你说人生的意义吧！人都将死亡，世界也会在将来的某一日不存在，甚至地球，甚至太阳系，甚至银河，在毁灭的刹那，一切都归于虚无，你所作的努力，所有的事实，都归于虚无，宇宙当然不会虚无，从物质永远守恒来讲，你的尸骨仍将以某种物质某种方式存在着，但任何一种物质，都不将是以前意义上的那个你了。道德、理想、价值，种种高尚的和卑贱的词语，在一片虚无的境地，没有任何的旁观者，还会有什么意义呢？这种用科学方法论证出来的虚无主义，比任何宗教教唆的虚无主义都可怕，因为它没有一句是谬论，用最严密的逻辑，推导出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