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时代观念已经从英雄时代变为平凡人的时代，帝王将相不再是人类唯一歌颂的对象，文艺作品中开始有小人物的出现，封建等级制度没有从前森严，个性自由个性解放已经成为普遍大众的呼声。从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到物质生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过渡，人类寻求更适合现阶段发展的社会架构与思想观念，许多不合理的制度急待更新，陈腐落后的观念亟须根除。某种生活方式的小小改变，竟至要改变维系多年的一种思想，看似千年不变的陈规旧习下面，实则是风起云突、暗潮涌动。全人类幸福的幻象与理想渐渐抬头，人们在长时期的等级制的压迫之下，慢慢看到了天下大同可能的一丝曙光，那样的真切与炫目。
另一方面，这人类的幸福彼岸好像近在咫尺，实在还有长长的路途，周围的一切还是陈腐不堪，按照原有的轨道运行，没有丝毫改变的迹象，看不到一丝松动的征兆。热情碰到了第一瓢冷水，尤其是经历了狂飙时代的那批人，或者在童年时期眼看到耳闻到天下大同普天同庆成长起来的一代，精神的失落与灵魂的无以归依更是难以言表，这部分人的内心，同时具有恶梦苏醒和理想幻灭双重矛盾特征。在他们受过风化的心灵里，常常对现实的丑陋不堪表现出难以忍受的痛苦。
单从文学发展上看，从单纯描写英雄好汉、才子佳人的巢穴中摆脱开来，开始歌颂属于实实在在意义上人的幸福。在封建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当然可以寻求到类似的人物，但只是模糊的影子。直到近代，到等级制樊篱从意识上开始彻底摧毁之时，等级制只是作为财产与官阶的登记方法存在，新的价值观要抬头，多余的人——作为逆子——这新生的人物才开始出现。
他们觉得过去光荣的旧时代已一去不复返，目前的社会充满庸俗、自私和黑暗，令人无法忍受，却又看不到未来的光明前途。在悲叹过后，可是那一点精神的催化剂，开始一变而为心灵的防腐剂，使他连健康的堕落都享受不到了，就像一个吸毒者在镜子里见到自己一天一天老去的容颜。这强烈的反省意识，使他们在罪过面前抬不起头来。因此便产生了一种无法形容的忧郁情绪。他们彷徨无主，怀疑一切，最后陷于悲观失望的深渊，只好染上当时社会的恶习，以颓废纵欲的荒唐行为来打发他们的青春。
于是这一代人便开始“讥笑光荣，讥笑宗教，嘲笑爱情，嘲笑世上的一切，这便是那些不知要做什么好的青年们的最大安慰；他们在嘲笑这一切当中也嘲笑了自己，并且一方面在教训自己，同时也在为自己辩护。”
以维特为例，他既对现实感到愤懑和憎恶，不愿在黑暗的环境中忍辱偷生，苟安度日，浑浑噩噩过一辈子，又感到自己势孤力弱，敌不了顽固而强大的封建势力，思想上充满矛盾和不安，情绪由激愤、烦躁、焦虑转为苦恼和忧郁，觉得“人生如梦”，对社会完全绝望，最后决定用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向罪恶的封建制度发出最强烈的谴责和抗议。就这样，封建社会的不合理制度、旧秩序、陋习、偏见和压力夺去了一个有为青年的生命。
正像恩格斯曾指出的：“维特的自杀，不是为了他的恋爱，而是‘因为他不能认清自己和世界的相互关系’。‘在《维特》里面用艺术的手法揭发了社会的全部腐败现象，指出了社会弊端的最深的根源’”。
最后维特自杀的结局变得无法避免而成为必然：“在混乱而矛盾的力量的迷宫里，人性找不到出路，此人就非死不可。”
相对俄国多余的人来讲，具体的罪魁祸首就是整个俄国封建农奴专制制度及其畸形的不合理的社会生活方式；对于广义上多余的人来讲，就是追求幸福无望之后，腐化堕落的社会对青年一代的侵蚀。
《前夜》中别尔谢涅夫与舒宾谈到巴扎罗夫时说：“放眼四看，我们这儿还没有一个真正的人，没有一群像样的人物。有的只是些猥琐小人、社会蛀虫、哈姆雷特之流、自虐狂，不是愚昧无知、浑浑噩噩，便是游手好闲、空话连篇，而且还大吹大擂！当然也不乏这么一类：他们精细地研究了自我，不放过任何可耻的细节，不断给自己每一种感觉诊脉，不断向自己汇报说：这就是我的感觉，这就是我的思想。……我们的时代何时来到呢？我们何时才会有真正的人呢？”
人们希望从“多余的人”之中催生出真正的人——新人来，事实上，新人的出现，必须在社会背景与思想两方面条件的成熟，科学技术的革新，民主思想的冲击，使旧的农奴制度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发展，这种状况被越来越多有识之士洞见，并试图改变。
米哈列维奇带有一点新人朝气的人物，同样的迷惘困顿：“尽管如此，米哈列维奇并不灰心丧气，自管过着他那犬儒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和诗人的生活，真心诚意地关心人类的命运，为人类的命运担忧，为自己的使命操心，难过，——却很少担心，可别让自己饿死”。在那种时代背景下，他也找不到出路，对于那个税务承包人来讲，雇用他，“唯一目的不过是为了让自己的事务所里有一个‘有学问的人’”，新人还没有踏上社会的主流，这种人情形的窘迫，一方面是作者心中矛盾思想的流露，一方面是时代还没有发展到一定阶段，作为现实主义而非预言家角色出现的作家，无法看到前途光明的将来，他的号角仿佛按着原谱却跑了调。有着进步思想的一代，下场都不大妙，不是英年早逝，就是漂荡在国外，或者局促于祖国的一隅，还在前夜里摸索在黎明前的黑暗里。
屠格涅夫好像有意区分实干家与空谈家的区别，笔下有新人倾向的人物有时未免干巴巴的，没有一丝半点罗亭式的热情，乍看起来，还有点庸俗现实主义的味道。与其说屠格涅夫从思解与认识的基础上描写新人，不如说凭直觉，从多余的人身上提取相反的个性特征与行事方法，找出可以说服旁人的依据。屠格涅夫无法更进一步预言社会的变革，老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把人的权利归结到具体的单个人，不愿看到牺牲，所以只好安排上差强人意的结尾。
这种迷惘表现在思想上就是一定程度的虚无，虽然巴扎罗夫的虚无主义与垮掉的一代的虚无有着那样深刻距离，这种以破坏旧的基础为己任的虚无主义者，并不是真正的虚无，而是对旧的传统与价值观给予否定，“把地面打扫干净”。因为按照巴扎罗夫的观点，“只要你能够在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在家庭生活或社会生活里面，找出一个不需要完全地、彻底地否定的制度，到那时候我再来赞成您的意见。”
可是要他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却没有，他也是疑惑的：“……我们去谈论、去思索‘未来’有什么用处呢？‘未来’大半都不是能够由我们作主的……”
到最后，巴扎罗夫也只能在濒死之前叹息：“……我还要办好那么多的事情，我不要死。为什么我要死呢？我还有使命，因为我是一个巨人……”
“……俄国需要我。……不，明明是不需要我。那么谁又是俄国需要的呢？鞋匠是需要的，裁缝是需要的……”
借舒宾的语言，作者对因萨罗夫下了结论：“天才，没有；诗意，全无；工作能力，不小；记忆力，出色；智力，不深不广，但健全活跃；为人枯燥但有活力；……这人枯燥归枯燥，但很可能会把我们大家碾个粉碎的。他跟自己的人民血肉相连——不像我们那些捧着空碗的梁上君子，只会跟人民套近乎……”
他们都快要站到人民的一边，又半路停了下来，感觉就像你将要握住一个人时，发现他的手很污秽，一时犹豫起来的心理。人民这个概念，从哲学意义上来讲，是不分彼此包含所有人的。从社会学层面，却难以区隔划分，有时此人民非彼人民，这仿佛一个可以无限延展却难以用数目来概括的概念。在多余人时代，人民这个词就处于还没有完全清晰明了的阶段。离开了人民的土壤，巴扎罗夫的命运，看似偶然，同时也是那个时代新人雏形的必然命运。
倒是别尔谢涅夫展现了新人该有的特质，也是他们从心底呼唤新人的行动表示，他回忆父亲曾告诫的话：“孩子，你我不是骄奢淫逸之徒，不是贵族，也不是命运与造化的宠儿，我们甚至也不是受难者，——我们只是一群苦力，苦力，苦力。穿起你的皮围裙，苦力，站到你干活的车床前，进你自己黑暗的作坊去吧！且让阳光去照耀别人！可在我们沉闷的生活中，也有着自己的骄傲、自己的幸福！”
真正革命的浪潮来临时，社会才真正催生并使人们看到与多余的人意义相反的对立面——新人，多余的人只是临产前的痉挛与阵痛。他们是高尔基笔下的海燕；是《怎么办》中的拉赫梅托夫，读革命书籍，干繁重的体力活，睡铺设钉子的床铺，为革命积蓄着精神与物质的力量，预备着战斗与牺牲；是杰克·伦敦笔下的墨西哥人，面对强敌，勇于战斗，只为了积蓄金钱购买摧毁旧世界的枪支。他们不要做病态的、多余的人，他们不要还没战斗就已宣告失败，不再受思想的煎熬，他们有理想，并且有使之实现的意志与力量。
谈到中国多余的人，鲁迅先生有种说法：“中国文学无非分成两大类：（一）廊庙文学，这就是已经走进主人家中，非帮主人的忙，就得帮主人的闲；与之相对的是（二）山林文学，……后面这一种虽然暂时无忙可帮，无闲可帮，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如果既不能帮忙，又不能帮闲，那么，心里就甚是悲哀了。”初看这段文字，会产生极不好的联想，仿佛多余的人是属于山林一派的人物，没被权力中心所接纳，排挤在外，所以生活与思想都渐渐边缘化。其中区别在于，多余的人争取的并非像旧文人一己之温饱，更多是多数下层民众的权利。
《红楼梦》中的宝玉，《家》中的觉新，都是中国多余人的典型。我们单举描写宝玉的那首词，活脱勾画出“多余的人”的形象：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
出身于封建贵族大家庭的宝玉，尊重女性，厌恶科举制度，对腐朽的封建大家族走向衰亡的趋势看得很透，一方面“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另一方面却也只能感叹“无材可去补苍天”，在爱情上都无法实现主张，争取到幸福，终究只能沦为封建制度的牺牲品。
近代的中国是一部多灾多难的历史，社会变革是几千年来最激烈的一次，多余的人更是俯拾即是，那些没有办法跟随旧制度，又没办法成为革命派的人，都成为多余，在时代的潮流里随波逐流。他们受到时代的动荡，出身的复杂，远远超过俄罗斯那批人。他们没有半点犹豫的时机，因为“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
他们不光受困于思想与现实的冲突，不单纯表现为无力于社会的变革，知识分子的思想水平并不如俄国，广大民众受启蒙解放程度远远小于俄国。相形之下，这批多余的人情形更为狼狈，要么要为生计问题奔波，要么还受家族势力与亲情的牵绊，要么还处于剪辫放足的斗争阶段。这时候的新人也好，多余的人也好，都有不约而同的倾向，无法从最近的人生着手改革，常常对近处实行“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而把希望寄托在远处，背井离乡，出国求学，到外面的世界寻求真理。由于思想禁锢得太久，变革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思想与家庭都呈现判若冰炭的局面，事实上这些争斗也表现在貌似形式化了的东西：长辫子，男女同校，向死者拜祭等等。那时的战斗者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思想的深刻外，同时也表现为思想琐碎的倾向。旧体制无孔不入地镇压着人，他们要向旧势力要生存，要自由，要思考的权利，无异于与虎谋皮。
那一代的抗争者，从婚姻的自主开始，想获得一个广阔自由的天地，要人的生存权，要人的尊严，要社会的所有权，痛苦上更切实，目标上也就更明确。旧体制已经无力支撑内忧外患的局面，烂摊子的维系更显得无以为继，新旧阵营分裂得如此之快，到了一切算总账的关头，容不得左思右想的余地，必须尽快地站到一边。新的思潮已不再是和风细雨的方式对旧体制剥蚀，而是从小的个人生活方式到整个国家的架构，连根撼动这棵风雨飘摇了千年的大树。
关于中国多余的人，不得不谈一下文革时期。我们知道，那同样是政治与思潮争斗很激烈、最易产生多余人的年代，一方面以马列主义为准则对各种思想批驳继承；一方面又不得不体验革命后回归到琐碎平凡生活的落差。相信经历过那些，如果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有机会读到《一个世纪儿的忏悔》的部分，一定会有痛彻骨髓的体会。那个时代的过来人分化了，有点朝气的便像舒婷式的，在激昂的诗句里抚慰伤口；有些就自怨自艾，开始描写被邓小平批评为“哭哭啼啼，没能出息”伤痕文学的人，下半生在抚摸伤口中度过。
第三种就是顾城一类，调子高昂，骨子却伤感。我唯一读过顾城的也是流传最广的一首诗，全诗仅有两句话“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而我们注定要用它来寻找光明”，诗名就是《一代人》。可是他的人生，分明是世纪儿的写照：过早的成名，过于单薄的思想，过于虚无缥缈的生活方式，注定在内心的桎梏中寻求不到出路。在一个所谓的世外桃源，在半死不活的生活方式里，在脱离正常人该有的爱恨虚荣以后，把伤痛当作神供起来，就像不管重量只管负重的屎壳郎，一个劲往上堆积，最终在夹杂精神与肉体的三角关系中，不堪重负了结此生。
于是连同这一代多余的人流传在世上的，仅仅剩下这首诗与永远不会腐败变质的三角绯闻。
劫后余生的世纪儿与多余的人，面对新一辈的人，都发出类似的呼声：
“当你们将来为庆幸你们为这次收获而诞生并感谢上帝的时候，请回忆回忆我们这些将不在人世了的人吧；你们会说你们将要享受的安息，是我们花了很大的代价买来的；请你们比之哀怜你们的父辈，更多一点地哀怜我们吧；因为，使你们的父辈值得人同情的那种苦难，我们也遭逢不少；何况我们却连安慰你们父辈的一切都失去了。”（《一个世纪儿的忏悔》）
“‘你们玩吧，尽情欢乐吧，成长吧，精力充沛的年轻人！’他想，而在他的思想中并没有悲伤，‘你们的生活前途无量，而且你们的生活一定会容易些：你们不必像我们这样不得不在黑暗中寻找自己的道路，斗争，跌倒了，再站起来；我们忙忙碌碌，所操心的是怎样保全自己——而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没能安然无恙地保全下来啊！——你们却需要工作，干一番事业，我们这些老头子会为你们祝福。而在展望人生旅途的终点，期待着去见上帝的时候，虽说感到黯然神伤，然而心中并没有嫉妒，也没有任何阴暗的感情，只能说一声：‘你好，孤独的晚年！熄灭了吧，无益的一生！’”（《贵族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