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设旌旗，意在虚张声势，容易理解。倍增火灶，也是为了显示自己兵强马壮。当年孙膑为了吸引庞涓轻兵追击自己，使用减灶计，让庞涓认为齐军兵力不济，逃亡甚众。而增灶计恰恰反其道用之。
东汉末年，羌胡反叛，侵袭武都，邓太后认为虞诩有韬略，任为武都太守，让其临机处置。可数千羌兵阻断了陈仓、崤谷，因此虞诩不能直接到达武都。虞诩便停军不进，宣称要上书请求朝廷再发救兵，全军在此等候，与援军会合，再回击羌兵。
羌兵听说这一消息后，就趁机分兵抄袭附近县城。虞诩趁敌军兵力分散，日夜兼行一百余里进军，并命令吏士安置每人两个锅灶，日增一倍修筑灶坑。
手下问虞诩：“孙膑在马陵之战中设下减灶计，而您却增加锅灶。兵法上说每日行军不可超过三十里，而您却命令每日行军近二百里，这是为什么呢？”虞诩说：“敌军人多，我军兵少。敌军见到己方锅灶每天都在增加，必定以为是有援兵来助。己方人多而又行军迅速，敌军必定害怕己方追击他们。孙膑实强，要表现的是‘弱’，目的是吸引敌军来追；我们兵弱，需要表现的是‘强’，目的是让敌人惧怕，而不追杀我们。这是因为战场的局势不同罢了。”
通过增灶计，虞诩顺利到达前线，立刻组织将士坚守。坚持近十天，打退羌军多次进攻。后来，虞诩发现羌军似乎惧怕汉军强弩，便令将士只用小弩射击。羌兵一看汉军箭弱，射程有限，杀伤力也不足，便集中兵力攻城。待羌兵靠近，二十副强弩集中朝一人齐射，发无不中，当场毙命。羌人急忙退却。虞诩纵兵追击，斩获颇多。
由于兵士有限，虞诩反攻只出动两千多人，羌兵发现汉军兵力不足，回头继续进攻。虞诩为了掩盖自己的兵力不足，趁羌兵败退，让所有将士排长队，从东城门出去，再从北城门入城，每天更换衣服进进出出，羌兵见汉军装束不同，进出有序，不知有多少兵马在城内驻扎，以为取胜无望，便打算撤退。虞诩又在必经之道上设伏，乘机掩杀，大获全胜。羌兵远遁，武都从此安定。
以弱胜强，一在有所凭借，能利用天时地利为用；二在隐藏实力，迷惑对手，诱其轻进，趁机掩杀；三在虚张声势，积其势重以补其形不足，不用示之为用，用而示之不用，批亢捣虚，反败为胜。
二、兵势：奇正、主客、攻守与劳逸
“势”，指的是蕴含在“形”中的“神”，是事物内在的机制力量与变化趋势。在生活中，有的人表面上柔弱，内心却十分刚毅，俗话说“外柔内刚”，“外柔”是“形”，“内刚”是“势”。有的人看似很强壮，内心却非常柔弱，外强中干、色厉内荏，“外强”、“色厉”是他的“形”，“中干”、“内荏”是他的“势”。在兵法中，“形”与“势”是事物矛盾的两个方面，相辅相成，互为因果，互为前提，互为条件，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依赖。
何为兵势？
在物理学中，有动能和势能之分，动能和势能之间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所谓动能，是物体基于运动而具有的能量；势能，则是指由于物体空间位置的变化所蕴含的能量。物体的动能与势能之间的转化，随着物体所处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比如说，一颗钢球在高处静止时，它没有动能，但有势能；当它从高处下落，势能开始转化为动能，势能在减少时，动能在增加。
用兵也是如此，亦动亦静，在动静之间，存在着军力的变化与调整。《孙子兵法·兵势》中说：
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本待之。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
动而为形，静而有势。善战者，在战中会寻求各种有利于己军的势；用势就像转动木头和石头。木头和石头，处于平坦处则静止不动，处于倾斜处，就会滚动。善于打仗的人，能够随时利用周围的环境，如同高山上滚落下来的石头一样，趁机作战、乘力取胜。
许洞《虎钤经》中有《任势》一篇，专门讨论如何用势：
势之任者有五：一曰乘势，二曰气势，三曰假势，四曰随势，五曰地势。势之败者有三焉：一曰剉势，二曰支势，三曰轻势。
一是“乘势”，指的是“凡新破大敌，将士乐战，威名隆震，闻者骇惧，回其势而击人者”，即乘胜追击，充分利用高涨的士气，一鼓作气，给对方以毁灭性的打击。解放战争时期的渡江战役，毛泽东曾写诗言：“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要求军队乘胜进攻，使敌人没有喘息之机，势如破竹，一举歼灭。不应该学习的“霸王”，正是项羽。当年项羽兵强马壮，刘邦粮草匮乏，势单力弱，请求与楚讲和。范增说汉兵败象已露，应该一举击垮，若放虎归山，将来必定追悔莫及。项羽便急围荥阳。
刘邦为了解围，采用了陈平的离间计，挑拨项羽和范增的关系。项羽派使者来，刘邦装着惊讶地说：“我以为是范增的使者，没想到竟是项羽的使者。”又命令手下将宴席换成粗茶淡饭。使者回去报告给项羽，项羽便怀疑范增与汉有私下的勾结，逐渐疏远了范增。就此，项羽没有乘势追击。刘邦得以喘息，卷土重来，最后逼得项羽乌江自刎。
二是“气势”，指的是“将有威德，部伍严整，士有余勇，名誉所加，慑如雷霆”。将领威武雄浑，军列严整雄壮，军士奋勇争先，队伍如雷霆万钧，士气旺盛。一支军队的气势，取决于将领。将领专心凝神，将士才不会有二心；将士没有二心，执行命令才会一致；号令一致，才会进退一致；进退一致，才能做到协调自如。气势是军队上佳的精神状态，作战训练，一定要培养和保持军队气势，使其成为战斗力的决定要素。
三是“假势”，指的是“士卒寡少，盛其鼓、张其旗为疑兵，使敌人震惧”。敌强我弱，主将应该营造出种种假象，让对方感到己方士气高昂，有所忌惮。在“狐假虎威”这个故事中，狐狸本来没有什么气势和威望，可是借助老虎的气势，就能威慑其他动物。
四是“随势”，就是“因敌疲倦、懈怠袭击之”，当对方疲倦无力或者懈怠散漫时，抓住机会发动袭击，予以致命一击。通俗一点说，就是“痛打落水狗”的做法。“随势”用于我弱敌强，“乘势”则用于我强敌弱。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的内附，常常在乘势和随势间游移。如汉代的月氏国，其国人与汉人杂居，汉强则附，汉弱则叛。
五是“地势”，要意识到“合战之地，便其干戈，利其步骑，左右前后无有陷隐”。善用有利地理环境，设定战略，设计战术。如盆地四面险阻，可以防守，但不利进攻。四川盆地在天下大乱时，可以借助地形独据一方，却很难攻出而得天下。《孙子兵法·地形篇》中提出了通、挂、支、隘、险、远六种地形的战术运用，提醒将领根据地形的不同，灵活应对。
如果不能有效任势，失败便不可避免。许洞总结为三种：
一是“势”，就是“累战累北，吏士畏于战敌”，军队疲敝不堪，却要连续应战，既耗费人力物力，也会挫伤军士的斗志。朱元璋讨伐张士诚时，告诉攻打杭州的朱文忠，意在呼应徐达攻打苏州，牵制敌军，要求其所率军队忽而攻东，忽而攻西，使敌人疲于应战，不知所守，寻机歼敌攻城。
二是“支势”，是指“将无威德，谋虑赏罚不当，吏士之心，率多离散”，将领不能安抚士卒，笼络人心，军中上下不和，士卒离心离德，几不成军，焉能作战？隋征陈，陈后主让孔范迎击，结果陈军阵形还没有统一，士卒就溃散逃窜，最后陈后主只能俯首臣服。
三是“轻势”，是指“吏士喧哗，不循禁令，部伍不肃”，将士作风散漫，轻浮狂躁，可以一哄而上，却不能合理节制，军容不整，纪律涣散，一副散兵游勇的德行。
对军队管理来说，“势”是蕴含在部队内部的士气、精神、作战意志、战场纪律。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虽然战争时兵源非常重要，但一个士兵并不能在根本上动摇军队根基；而一个将帅，会不会组织、会不会管理、有没有战术、有没有智慧，却决定了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士兵们外在表现出的是“形”，将帅的组织、掌控和决策，则是潜藏其中的“势”。
对作战指挥来说，“势”是指挥员准确分析双方的虚实、众寡、先后、强弱，而后灵活调配组织军队，形成战场上全局作战的优势，或者主要作战方向上的战术优势，给予对手持续的压力，最终达成对作战局面的全程控制。
奇正
《孙子兵法·兵势》说：“战势不过奇正。”战术使用，从根本上说不外乎对“奇”、“正”的运用。简单理解，奇，就是“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正，就是与敌军正面应对的“堂堂之阵”。对此曹操解释说，以正面进攻为“正”，以侧面偷袭为“奇”。这一组概念听起来很简单，但透彻理解、灵活运用，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奇与正相辅相成，是矛盾的两面。唐代著名军事家李靖在《李卫公问对》中说：
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
所谓奇兵，是出其不意，让敌军无法预设。如果一支军队或者一名将领，以往善于正面作战，这次突然侧面包抄，反其道而用之，便是奇兵；如果经常两翼进军，这次突然正面强攻，这也是出“奇”。因此，我们要把“正”理解为可以猜出来、可以推算出来的战术行动，是按常理出牌的打法；而“奇”就是不按常理出牌，令对手守不知所御、攻不知所向。
作战的时候要视具体情况，或用“奇战法”，或用“正战法”，综合运用，灵活变动。出奇设伏，能够形成意想不到的侧击，但若无正面部队吸引，这类战术也很难单独达成。正面作战所常用的两军对垒，捉对厮杀，常常消耗巨大。只出正兵，仅能算得上是守将；只出奇兵，也仅算得上是莽夫斗狠。所以《百战奇略》中便认为，奇战是交叉进攻，两军交战，攻击敌军的前面，骚扰敌军的后面；冲击敌军的东面，袭击敌军的西面；让对手前后不能照应，东西无法呼应，就会达成战术优势。
魏景元四年（263年），魏将邓艾伐蜀，与姜维对战。姜维是诸葛亮培养的青年将领，有勇、有谋、有胆略。邓艾一无优势，二无把握。但他最先做的，是去寻找蜀军的薄弱之处。功夫不负有心人，邓艾发现从阴平道经险要的山路，向涪陵进发，涪陵距剑阁西百里，距成都三百里，用奇兵可以直攻成都。经大将军司马昭允准，邓艾率军隐蔽潜行，沿途凿山通道，造作桥阁，总算达到峰顶。俯冲下山，无路可走，邓艾以毡裹身，从山崖上滚下，将士们纷纷效仿。这样，蜀军毫无知觉、毫无防备，邓艾便率军到达了江油，很快兵临成都城下。此时姜维再想率军回救，已无济于事，刘禅已大开城门，率百官投降了。
邓艾用的便是奇兵之术，与韩信当年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中“明修栈道”是“正”，“暗度陈仓”是“奇”，用正来迷惑对方，用奇达成战术目的。
出奇制胜，几乎是所有军事家、政治家甚至老百姓的梦想，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两军对垒，既没有交战规则，也无必然细则。关键在于指挥员是否能够临机变动。田单的火牛阵，便是一般人想不来的奇招。
战国后期，燕用乐毅伐齐，连克齐国七十多城，只剩下莒和即墨被燕军围困。即墨主将战死，士卒百姓推举田单做将军抵抗燕军。不久，燕昭王病逝，新即位的燕惠王与乐毅有隔阂。田单便扬言说：“齐王已死，齐国只剩下两座城邑没被攻破，乐毅实际是以继续攻齐为幌子，想联合即墨、莒的守军，自己做齐王。要是别的将领来了，即墨城就毁了。”燕王得知，一想有道理，便派骑劫代替乐毅。
田单命令城里百姓吃饭时在庭院摆出饭菜，祭祀先祖，吸引得城中飞鸟盘旋。燕兵觉得奇怪，田单扬言说：“这是神人教导我们。”发布军令，便宣称是神的旨意。又说：“我最担心被俘齐国士兵被割掉鼻子，要是燕军把他们排在队前，即墨就无法守得住了。”燕人听说后，就照着做。齐人看到投降的、被俘的齐兵都被割掉鼻子，全害怕被活捉。田单又说：“我最害怕燕军挖掘齐人在城外的祖坟。”燕军果然挖坟焚尸。这一下，即墨人对燕军简直恨之入骨。
田单一看士兵有了斗志，觉得可以作战了，即让精兵埋伏，由老弱守城，麻痹燕军。又让即墨城中的富豪出面，向骑劫约定投降事宜，使得燕军战备松懈。暗地里，田单收集一千多头牛，把尖刀绑在牛角上，把淋油的芦苇扎在牛尾上，夜晚点着牛尾，放牛出城。牛被烧疼，愤怒地冲向燕军，齐军五千精兵跟随其后，展开攻击。燕军惊惧而逃。齐军乘乱诛杀骑劫，率军北上，一直把燕军追回燕国境内，收复被燕国占领的齐国城池七十多座。田单复齐的这场仗，算是把“以奇用兵”发挥到了极致，以致司马迁忍不住说：
兵以正合，以奇胜。善之者，出奇无穷。奇正还相生，如环之无端。夫始如处女，适人开户；后如脱兔，适不及距；其田单之谓邪！
（《史记·田单列传》）
有奇兵，自然也就有正兵。奇兵的前提是“以正合”，要有正面战场做配合，择机用奇、临机用奇，才能取胜。因而，用奇兵是“守正出新”的产物，正战是作战的基本方式。不懂正战，一味想着奇战，那只是自欺欺人。何为正战呢？
《百战奇略》说：
凡与敌战，若道路不能通，粮饷不能进，推计不能诱，利害不能惑，须用正兵。正兵者，拣士卒，利器械，明赏罚，信号令，且战且前，则胜矣。
在如下情况是不能用奇兵的：一是道路险阻不通，二是没有粮饷跟进，三是施计不能诱使敌军，四是用利引诱也不管用。这时候，无计可施，就需要用正兵了。正兵作战，需要挑选精兵，使用锋利器械，明确赏罚，统一号令。
不是正兵，何能致远；不用正兵，何以正天下。只有堂堂正正的正义之师，不动则已，出兵一次，就会把问题全部解决。历史上，小国往往采用“奇战法”，大国往往采用“正战法”；弱的一方常用“奇战法”，强的一方常用“正战法”。其原因在于，基于两方力量上的不对等，不占优势的一方为了避免与敌方正面冲突，就必然采用奇战法，以求以较小的军事行动、较小的战争投入，换取最大的作战收益。
正战之正，除了正面作战，还指以正义为战，使部队为仁义之师，兵锋所指，得民拥护，以战术胜利换取战略主动。
南朝宋时，宋高祖刘裕派檀道济北伐。宋军行至洛阳，已攻下许多关隘城池，俘获敌军四千多人。有人建议檀道济将这些降卒全都屠戮，以显示赫赫战功。檀道济却说：“我们此次出兵，目的是为了伐罪吊民。王道之师是靠正义和信念作为军律的，何必用杀人来显示军功呢？”站在南朝的立场上，宋是国家正统，后秦是蛮夷之邦，只是暂时侵占了中原，檀道济认为他出兵征伐，是为了夺回沦丧的国土，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
被释放的后秦降卒尽数回乡，北地百姓听闻檀道济的仁义，大量归附刘宋。从战略上来看，只有正义之师，才能在乱局中笑到最后。虽说兵不厌诈，但一味靠欺诈作战，或者靠欺诈外交，最终必然会毁掉信用和形象。若像周武王攻打下朝歌，不戮百姓；刘邦夺取关中，约法三章，之后大军进发，所向披靡，檄文一传，天下稳定。如果像项羽那样，入关中之后先抢夺财物，又烧阿房宫；或如李自成烧洛阳，淹开封，虽侥幸取胜，却让百姓无以为生，行事不义，终不能成大事。
总的来说，奇为阴，正为阳，阴阳互生、互根、互动，奇正相互消长，变化无穷。在战术层面，正是堂堂正正，奇是出其不意；在战略层面，正是阳谋，奇是阴谋，各有所长，各有所用。
主客
今天的体育比赛，常分主场、客场，天时地利人和在我，便是主场；反之，优势在他，则为客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