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能和于君臣。君臣辑睦，关系和谐，上对下信任，下对上忠诚，少猜忌多沟通，行政顺畅，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三是能和于同僚。军队将领之间、文臣武将之间、各级官僚兵士之间的“辑睦”，平时就事论事，战时协调一致，互相支持，敌国自然不敢轻易打歪主意。
但是历史上，将相和的例子太少，文武相斗、朝廷党争的故事则不胜枚举，君臣猜忌的故事也是所存颇多。少见的只有廉颇、蔺相如能够捐弃前嫌，李世民、魏征能够彼此相得。而如何做，才能够保有“和于朝廷”的常态呢？
《尉缭子·原官》从法度的层面阐释了君臣、将相之和：
守法稽断，臣下之节也。明法稽验，主上之操也。明主守，等轻重，臣主之权也。明赏赉，严诛责，止奸之术也。审开塞，守一道，为政之要也。下达上通，至聪之听也。知国有无之数，用其仂也。知彼弱者，强之体也。知彼动者，静之决也。官分文武，惟王之二术也。
总原则为八个字：各安其分，各尽其责。尉缭子认为，信守法度，考核决断，是臣子的职责；明令法度，检查考验，是君主的职责；明确自己的职责，统一刑赏轻重，是君主、臣子都应具备的谋略能力。只有下面尽职，上面尽责，平日管理国家时，掌握国家财力的虚实，才是保持国力强盛的基础；战争应对敌人时，了解敌方的弱点，才是保持自己强大的根本。
军队将士能和，可以攻无不克；朝廷君臣能和，可以战无不胜；国家军民一心，可以不战屈人。管仲曾用兵政合一、农战合一的视角，强调军民之和：
用道来养兵，百姓就会和谐共勉，用德来养兵，则百姓就会团结一致。和睦共勉、团结一致就能够整齐划一、协调一致；协调一致就能够凝聚力量，和谐团结、凝聚力量，就没有谁能够伤害到自己。为将者用道义和德行去对待士卒，必然能获得士卒的拥护，从而使得整个团队具有较强的凝聚力，这样才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这一表述，实际是把治国、治军、治民融合起来，以国民的团结促进军民的团结，以君臣的团结促进军队的团结，简直就是“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原始版本。
国之强，在于固本；政之强，在于辑睦；兵之强，在于同心；民之强，在于和众。物力能蓄，人力能用，兵胜于朝廷，自然在情理之中。
伐交制胜：联合小国，借助大国，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用力于关键处，外交上纵横捭阖，辅助军事造势。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不战而胜，不武而武，是为上上策。
《孙子兵法·谋攻》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伐交是介乎战略和战术之间的行为，古代的外交由“行人”负责，国君亲自选派，今天的外交与国防则各有所属，不妨将伐交视为国家战略的组成部分。
伐交制胜是利用政治、外交、经济、社会等手段，为国家战略行动服务。《管子·霸言》不仅承认伐交的合法性，还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称之为“因国”：
夫善用国者，因其大国之重，以其势小之；因强国之权，以其势弱之；因重国之形，以其势轻之。强国众，合强以攻弱，以图霸；强国少，合小以攻大，以图王。
说白了，就是借力打力：借助大国的力量削弱小国，借助强国的力量瓦解弱国，借助重国的力量压低别国。强国多的时候，就联合强国兼并弱国，成就自己的霸业；小国多的时候，就联合小国蚕食大国，成就自己的王道。
管子正是充分利用诸侯之间的相互制衡关系，寻找到称王称霸的关键。他还说强国多时，谁先出头谁遭殃；小国多时，谁后出头谁没戏。参战国多，谁后加入谁称霸；参战国少，谁先号召谁称王。尽管《管子》一书非管仲所作，但它立足于国际关系审视国家政策，是管仲协助齐桓公称霸的重要谋略之一。
齐桓公二年（前684年），齐鲁长勺之战，齐师败绩。宋鲁之战，鲁又取胜。齐鲁抗衡，鲁国连胜两局。齐国战场不胜，只能决胜于权谋了。于是管仲开始利用小国关系来做文章。先是杀鸡给猴看，灭掉了谭国。然后在齐桓公五年（前681年），提出齐国要与宋、陈、蔡、郑等国在北杏会盟，商讨安宋之计。有的诸侯无动于衷，其中遂国接到邀请，居然没有参加会盟。齐国虽然暂时打不过鲁国，还是打得过小小遂国的，管仲立刻出兵灭遂。鲁国一看，齐鲁之间的国家都与齐国结盟了，便接受齐国的建议，准备两国和好，在柯会盟。
第二年，宋国内乱，背叛了齐国。管仲请齐桓公邀请陈、曹一起伐宋，又请求周王室派兵。于是周王的王师、齐、陈、曹共同伐宋，宋国一看形势不妙，立刻服软。这样，鲁、宋、陈、蔡、卫已屈服齐国，山东地区就剩下郑国了。管仲又让齐桓公趁郑国内乱介入调解，扶植新君登位，与齐联合。
一个一个摆平之后，管仲便邀请周王室参加，与宋、卫、郑在鄄会盟，后又召集鲁、宋、陈、卫、郑、许、滑、滕等在幽会盟，周惠王派召伯为代表，赐给齐桓公侯伯爵位，齐国由此成为公认的霸主。
在这个过程中，管仲把《管子·霸言》里的论述运用得炉火纯青，将因国而伐交运用得淋漓尽致。
伐交，就要想办法瓦解敌方的盟友，增加自己的实力。宋代兵书《武经总要》概括得很精当：“伐交者，绝敌之援，使不能合也。”就是孤立对方，使之没有朋友、没有援手、没有帮助，最终无力抗衡。《兵法百言》之“勾”描述得更直白：
勾敌之信以为通，勾敌之勇以为应，与国勾之为声援，四裔勾之助攻击。
这里所说的“勾”，就是招引、引诱，是通过必要的手段，令对方为我所用。勾敌之信为用间，勾敌之勇为反间，与国勾之、四裔勾之则是典型的伐交。就是想办法通过外交手段令他国、周边政权为我所用，或为声援，或为协助，使我的力量倍增，敌之力量削弱。特别是在关键时期，即便只是使第三方作壁上观，保持中立，也达到了削弱对方外援的目的。
前文提到的斗廉所言“师克在和”的战例，背后也有伐交的考量。唐人赵蕤所著的《长短经》亦称《反经》是这样描述的：
昔楚莫敖将盟贰、轸，郧人军于蒲骚，将以随、绞、州、蓼伐楚师，莫敖患之。斗廉曰：“郧人军于其郊，必不诫，且日虞四邑之至。君次于郊郢，以御四邑。我以锐师宵加于郧，郧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斗志。若败郧师，四邑必离。”莫敖从之，遂败郧师于蒲骚。
此处重点论述五国之间相互关系，认为枪打出头鸟，郧国既然为诸国首领，自觉兵强，若一举击溃，其余四国失去了所仗的势，必然退军。
伐交有三种，一是以军事行动来伐交，如管仲以盟代兵，以兵促盟；二是以伐交辅助军事行动，如楚国伐郧而离散五国联盟；三是以伐交替代军事行动，这几乎是纯粹谋略上的高明了。烛之武退秦师、鲁仲连义不帝秦、郦食其下齐七十城等，皆是兵不血刃，仅凭三寸不烂之舌便代替数万雄师。
鲁僖公三十年（前630年），晋、秦联合夹攻郑国，郑国孤立无援，危在旦夕。无奈之下，郑国派烛之武夜见秦穆公，试图离间秦晋之好。烛之武很认真地跟秦穆公分析，秦国灭郑国不仅徒劳无功，而且后患无穷：
第一，秦距郑路途遥远，郑不可能作为秦国的边境；说白了就是秦国不可能占有郑国。
第二，既然不能占领，攻下郑国，只好拱手让给晋国了。晋国有了郑国这块肥肉，实力自然增强，相比较而言，秦国的势力削弱了。
第三，假如秦国保全郑国，郑国可以和秦国结好，秦国使者往来，郑国可以接待，这对秦国有利而无害。
第四，最关键的是，秦对晋惠公有过好处，晋惠公答应用焦、瑕两城作为酬谢，可是结果呢？不仅不给，反倒马上修筑工事来防备，这次秦国劳师远征，何利何弊，不用闭眼睛也能想清楚啊！
第五，最要命的是，晋国什么时候满足过？东边灭郑之后自然会西侵。除了秦国，他还能动谁呢？
烛之武处处站在秦穆公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分析得入情入理，秦穆公一想：也是啊，多个朋友多条道，多个盟国多份力，干脆同郑国结盟得了。晋国一看秦军这么干，这仗打得窝囊，也干脆收兵撤退。
不得已而治军，则善用兵者，在于使对方的盟友不能联合；善用谋者，在于化敌为友，使己方力量倍增。国家之间的争斗，关键在于利益。敌我双方的较量，锱铢必较，有利则动，无利则退，因而未出兵之时，需要庙算与地缘政治的关系，何者可为我用，何者可为我敌，何者可为我防，何者可为我助，都需要一一考虑清楚。稳住强国，联合小国，借助大国，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用力于关键处，外交上纵横捭阖，辅助军事上的示形、造势，达到以战略行动化解危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不战而胜，止戈为武，是为上上策。
二、尚武而出师有德
中国兵法讲究武德，一是指“以武为德”，将“武”看成一种德行。表现在军事行动中，即自觉遵守相关战争礼仪与交战规则。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自古以来，交战也有规矩，再残忍的战争也讲究规则。相传为春秋时期著名军事家司马穰苴所写的兵书《司马法》中就说：
古时候追击逃跑的敌人，不会超过百步，跟踪退却的敌人，也不会超过九十里的距离，这是为了表明礼仪；不逼迫失去战斗力的士兵，并且哀伤怜悯他们，是表明军队有仁爱之心；排列好队伍敲锣打鼓，是为了表明军队忠信诚实；在战争中争夺义，却不争夺利，是为了表明军队的气节。
这种说法，现在看起来有些迂腐，但其表明了古代军礼中有些规定，是出于最基本的人道主义。
周朝是讲究这些武德的，只不过打来打去，到了春秋时期，兵不厌诈、习以为常。兄弟宗盟，脸都撕破了，还讲什么礼仪。《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记载，宋国与楚国在泓水交战。宋国军队已经摆好阵列，楚国军队正在渡河，大司马公孙固就建议宋襄公：敌众我寡，应趁着楚国未全部过河，猛然出击。宋襄公断然拒绝这种做法。公孙固心有不甘，在楚国渡河完毕即将摆好阵势的时候，再次请求出兵，又被宋襄公拒绝。等到楚国排列好之后，双方开始交战，宋军大败。宋襄公侍卫全部被杀，他的大腿也受了伤。宋国都城百姓都责备宋襄公，认为是宋襄公错过了大好时机，导致如此结果。但宋襄公却认为，按照周制，打仗要讲理，用兵之道是不靠险阻、不乘人之危取胜，他不会进攻还没有摆好阵势的敌人。
后人也许会嘲笑宋襄公是“蠢猪式的仁义”，跟敌人在战场上讲什么礼节。我们若理解他执意遵守的“不以阻隘”恰是周礼中的内容，只能叹惜时过境迁。春秋之后“兵以诈立，以利动”，宋襄公不知变通，抱着堂吉诃德式的骑士精神，于古为义，于今为笑。
二是指“以武卫德”，这是我们现在常用的意义。即通过武力来维护仁政、德行，或者说维护国家秩序、国际秩序。此处的“武”，是“师出有名”的“正义之师”。《尚书·甘誓》记载，在甘即将进行一场大战，夏启召集了六军将领，说：“六军的将士们，我要向你们宣告：有扈氏违背天意，轻视金木水火土这五行，怠慢甚至抛弃了我们颁布的历法。上天因此要断绝他们的国运，现在我只有奉行上天对他们的惩罚。”此后举凡作战，往往都发布檄文，揭露讨伐对象的种种不义暴行，并表明自己的正义性、合法性、合理性，在道义上赢得最大程度的支持。
《周礼·夏官司马》认为，武力是保卫国家秩序的最终手段，规定了周王及方伯有权使用“九伐”之法，对诸侯国发生的种种不义行为进行征讨：
若诸侯国中有以强凌弱，以众欺寡的，就削弱他的势力；有杀害贤良和百姓的，就出兵讨伐他；有对内暴虐百姓，对外欺凌邻国的，就囚禁此国国君；有土地荒废、百姓流离失所的，就削减此国的土地；有凭借险要的地势，而不服从礼法规定的，就派兵攻打他；有杀害无辜亲族的，就治罪于他；有放逐或是杀害其国君的，就要诛杀他；有违反君主的命令，轻视国家法令的，就断绝他与邻国的交通；有行为悖乱人伦的，行为如同鸟兽的，就诛灭他。
周王出兵，或者委托称霸一方的方伯出兵，不是出于兼并，而是为了维持诸侯的秩序，保护西周初年所构建的“封邦建国，以藩屏周”的封建制度。这种思路，被后世逐渐发展成为存亡继绝、维护正义的武德思想。楚庄王也曾说，军事行动的目的是“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七种，前六种都是出于自守安邦与维护正义，后一种有些失之偏颇。在这样的背景下，攻打一个不爱护其百姓的国家，是合理的；用战争制止战争，即使是率先发动战争，也是合理的。只要军事行动的目的，不是满足一己私欲，而在于维护天道公理，也就是《荀子·王制》所说的“存亡继绝，卫弱禁暴，而无兼并之心”，这就是所谓的武德要求。
止戈为武：要以战止战，不要以战养战，这是从政治高度对战争进程做了约束。既要把握战争的合理性，果断出击，又要把握战争的特殊性，适时收手。
《左传·宣公十二年》有一句话：“夫文，止戈为武。”言外之意，制止战争才是真正的威武。从字形上来看，“止”与“戈”合起来，便是“武”字的原型，由此产生对“武”字的解释：作战的目的在于制止战争，很像今天所说的“武力保卫和平”。
古代常用“征伐”、“讨伐”等词来表示战争的合理性与武力的必要性。《吴子》还专门探讨了这个问题：
道者，所以反本复始。义者，所以行事立功。谋者，所以违害就利。要者，所以保业守成。若行不合道，举不合义，而处大居贵，患必及之。
是以圣人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
不要一提到作战，就是捉对厮杀，就是你死我活，那是士卒的理解。从定国安邦的角度来看，战争有很多种打法，也有很多途径，更有很多手段。其中，“道”是用来探求事物本源的“义”是用来行事立功的；“谋”是用来趋利避害的；“要”是用来保护和守护国家基业的。若作战意图不合乎道，举动不合乎义，却又大肆张扬、不知收敛，祸患自然会降临到头上。高明的人用兵，必用道来号召，用义来规范，用礼来约束，用仁来抚慰。所以，古代兵法津津乐道的事情，是成汤出兵讨伐夏桀，夏民欢欣喜悦；周武王和众讨伐纣王，殷人并不反对，这正是因为成汤、武王的行为合乎道义。
那么我们具体该怎么理解呢？
第一，进行战略决策时，应该“绥之以道”。即按照“道”来规范行事。孙中山曾说：“天下大势，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里的“天下大势”，指的就是“道”，它是宇宙、社会与人生的运行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关于“道”的含义，一般有两种：一种是道家讲的“道”，指的是世界的客观规律；另一种是儒家的“道”，指的是正道、王道，即合乎礼、义、仁、智、信的规范。儒家学说体系中，用“有道之君”、“无道昏君”来分判正邪。但在道家看来，并不存在“有道”、“无道”的问题，“无道”也是“道”。兵家所谈到的“道”，也不能单纯地说是儒家的“道”，或者是道家的“道”，而应放在典籍中，放在具体的语境中，进行分析。吴起所说的“道”，前边指的是万物本原的“道”，后边则是正道的“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