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政讲的是行政局面，是对由官员、精英组成的整体行政的权衡；权将讲的是权衡国家中担任最高职位的将领是否具有驾驭全局的能力，是否能准确地判断国内、国际的形势，能否统率军队取得胜利。据说是诸葛亮所写的《将苑》描述了一个优秀的将领所应具备的品质：善将者，不恃强，不怙势，宠之而不喜，辱之而不惧，见利不贪，见美不淫，以身殉国，壹意而已。
真正能担负起国家大任的朝臣，在位时不倚仗自己的权势，不贪图利益、财货，把全身心都投入到为国家谋事中去。即使不在位，也能做到宠辱不惊。这简单的几句话，勾勒出了一个大将应具备的基本素养。真是英雄所见略同，英雄品性也相同，《孟子·滕文公下》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也是具备坚强性格、坚定信仰的人。
优秀的人都是相似的，蠢笨的人各有各的缺点。与其研究共同的优秀品质，不如来看看那些倒霉的人，是如何被性格决定命运的。《孙子兵法·九变》从反面分析了将帅应该规避的问题：“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必生可虏，忿速可侮，廉洁可辱，爱民可烦。”
其一，“必死可杀”。对于一个将军来讲，在战场上如果抱着颗“必死”之心，容易草率地做出决定，就容易被对手激怒而上当。为将者视死如归，是对整个军队的不负责任，因为他的决定，牵系到整个军队、乃至于整个国家的安危，将帅固然可以身先士卒，却不能轻易地慷慨赴死。
其二，“必生可虏”。如果将领贪生怕死，凡事畏手畏脚，过于谨慎，那么一定会成为对方的俘虏。所以说，真正的“善将者”，一方面应有不畏生死的决心，另一方面，还要秉持谨慎惜身的态度。
其三，“忿速可侮”。与对方作战，为将者若是抱着泄一己私愤的态度，失去理智、贸然进攻，结果必然是招致侮慢，自己也容易为人所害。
其四，“廉洁可辱”。为将者若过于讲究廉洁，就会因为名声而动心，因为侮辱而动怒，小不忍则乱大谋，容易被敌方利用，遭受羞辱。
其五，“爱民可烦”。为将者爱惜百姓，是仁义。但一旦过头，就容易被敌方抓住弱点，反而成为自身的拖累。诸葛亮出山之前，刘备和其兄弟们也一直是在打胜仗，但苦于无立足之地。一方面战略上没有思考清楚，没有建立根据地；另一方面，很多的百姓跟着他，刘、关、张三人带着不到两万兵马，整天护送二十万百姓，不仅行军速度缓慢，而且往往顾此失彼，哪里还有精力去划地盘？直到刘备在诸葛亮的帮助下，智取新野，后得荆州，才得以稳定下来。
《孙子兵法》提出这“五危”，正是出于辩证的认识，是为将者应时刻警惕的问题。客观来讲，衡量一个将领，既要看到他的优点，也要清楚他的缺点。战时与日常生活完全不同，两国交战，绝不会看对方的优点在哪里，恰恰相反，打的都是对方的缺点与弱点。如果一方的将领比较自负，对方就会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如果一方将领性格多疑，对方就会采取打草惊蛇、声东击西的策略。这些都是依据敌方性格上的缺点，来确定己方所要采取的战略、战术。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将帅不贪生怕死，廉洁奉公，爱民如子等特质，本是为“将”所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可如果行之过甚，或者是死板教条，也极容易成为被敌方利用，且施加打击的致命弱点。
以上是对将领心性的权衡，那么，如何对将帅的作战意志、作战效能进行分析呢？《孙子兵法》中用“七情”来概括：
第一，“主孰有道”，战争双方的国君，谁的行为更合于“道”？一般说来，有道之君按照规律来行事，无道之君按照性情来做事。用人方面也是如此，有道之君比较理性，会从国家大局出发，把最合适的人放到最合适的位置上；无道之君则常是“任人唯亲”，不看人的能力如何，只根据这个人与自己的亲疏远近来任命，久而久之，国家开始逆淘汰，越优秀的人越靠边站，越卑劣的人越得志。当年，范昭劝晋平公不要攻打齐国，就是看到齐国贤臣在列，朝政不至于废弛，所以不可攻。
第二，“将孰有能”，衡量双方君主手下的臣子，是否行政干练、军情洞晓。刘邦得了天下，也承认自己“文不如萧何，武不如韩信”，但刘邦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能够因贤任能。萧何推荐韩信，收秦律令、图书，留守关中，筹办粮饷，采摭秦法，重定律令；韩信出陈仓、定三秦，败楚军，擒魏、破代、灭赵、降燕、伐齐，垓下全歼楚军，立下过汗马功劳。一方面，国君任命有能力者担任大将，自己可以清静无为；另一方面，合理任用有才智的“有能治将”，让他们能够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对国家是有百利而无害的。
第三，“天地孰得”，讲的是天时、地利，大而言之叫“国运”，即国家的运势；小而言之，“天”是年岁饥馑、丰收的问题，因为粮草是战争的后备，“地”是军事要塞、地理形势的失与得。
第四，“法令孰行”，国家制定的法令制度，能不能及时有效地执行下去。当国家出现了衰弱征兆，往往是从官员徇私枉法、吏治紊乱开始的。有时候，贪官污吏只是个别的现象，在短时间内产生一定的影响，却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国运，动摇国本。比如乾隆朝的和珅，并不足以动摇清朝统治，给其造成致命影响。但如果国家出现了制度性毁坏，就像人的免疫系统出现了问题一样，那便无药可治，无力回天了。国家尚且如此，何况一支军队乎？接下来的“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讲的是军事上的要求。第五，“兵众孰强”，意思是看谁的军队强大，“众”是说国民有没有一种刚健不屈的精神。西汉名将陈汤曾说：“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只要是侵犯了大汉王朝的国家或者军队，即便距离再远，我们也要诛杀它。这是国家强盛时朝气蓬勃、士气旺盛的体现，也是国家在武力上的自信与坚持。
第六，“士卒孰练”，有没有军队不重要，有多少军队也不重要，关键是军队是否善于作战，是否适应战场。历代王朝建国初年，军队数量并不是很多，但战斗力极强。随着国家的稳定，军队数量不断地增加，可战之兵、可选之将却越来越少。一方面是因为冗官冗员。官二代、富二代混进军队，不务正业，耗费国家的财力、物力、人力事小，松懈瓦解了部队斗志事大。另一方面，则是承平日久，武备松懈，训练越来越流于形式，演习几乎是演戏。清军初入关时，十万铁骑横扫天下，所向披靡。殆及中期，八旗兵养尊处优，基本丧失了战斗力，兵部不得已训练绿营。到了晚清，绿营也骄奢淫逸，若想御敌，不得不依靠汉族地方武装，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和袁世凯的北洋军，由此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俗话说：“兵不在多而在精”，练卒以一抵十，冗兵百不如一。放眼历史，但凡朝代更迭之际，最终能卓然而立、所向披靡的军队，往往是兵马精练的队伍，而不是那些徒有众多人数的部队。
第七，“赏罚孰明”，对于任何一支军队，或者组织体系来讲，令行禁止是基本的组织原则。军队中严格遵守军令的人，会获得奖赏；违背军纪的人，必然会受到惩罚。当年齐威王治国，每天都听说有人指责即墨大夫，就派人去即墨察看，发现此地土地平整，百姓生活丰足，官府无事，辖区祥和安定。他顿时明白了，这是即墨大夫不巴结左右内臣的缘故，便立封即墨享万户俸禄。他又听说，总有人在称赞阿地大夫，调查后发现，阿地田地荒芜，百姓贫困。赵攻鄄地，不能救；卫国夺薛陵，竟然不知道。他顿时知道，阿地是用重金来买通左右近臣说好话，便下令烹死阿地大夫及帮他谄媚的近臣。这一下子，齐国官员不敢再弄虚假，尽力做事，齐国由此大治。有的时候，治军要比治国更为艰难，和平时期文恬武嬉看不出来，作战时期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唯有按实情赏罚分明，才能言出必信，令行禁止，锤炼出军队的战斗力。
《孙子兵法》列出五危、七情，作为战略决策的判断事项，就是告诫决策者要能够全面权衡将帅的个人修养和作战系统的总体概况，以便准确判断、合理预测战争的胜负走向。
权战：军事作战，是不对称的博弈，不可避免带有冒险性质。要意识到几乎所有的成功，都有侥幸的因素，事后总结都难免出一身冷汗。很多兵法自然要谈如何取得成功，但更多的是告诫如何避免失败。
权战指的是作战前，要对战争本身进行多方面的权衡：可否有必要作战？是否要在此时开战？是否在此地开战？作战开展持续多长时间？
洞晓作战道理的人，往往会先想清楚自己可能会败在何处，而不是思考自己会从中获得哪些功劳。打仗时，先要思考这场仗如果打败了，那会怎么样？战争的成败不仅仅在于战场上的攻伐得失，还往往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稳定与兴衰，甚至有时候，即使是打了胜仗，国运也会就此衰退下来。
《尉缭子·战权》谈了权衡战的前提：
先王之所传闻者，任正去诈，存其慈顺，决无留刑。故知道者，必先图不知止之败，恶在乎必往有功。轻进而求战，敌复图止，我往而敌制胜矣。
古往今来，不是国大必强，也不是国小必弱。有些弹丸小国，在国际上有很高的声望，在于内行仁政，讲信修睦，交好诸国，礼尚往来。对这些国家动手，不仅道义上难以成立，甚至会招致国际的反对。春秋郑国以子产为相，司马迁《史记·循吏列传》称赞他：“为相一年，竖子不戏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
二年，市不豫贾。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丧期不令而治。”其执政二十六年，郑国周旋于大国之间，不仅不被欺凌，反而得到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