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国强大的关键，一是内行仁政，二是吏选贤良，三是行事周正。对内执政，不要欺骗百姓，一次骗了，百姓自认倒霉；两次骗了，百姓开始怀疑；三次骗了，百姓彻底不再相信政府。没有了公信力的政府，只能是弱势政府，行政人员便坐在了火山口，唯恐民怨随时沸腾。对外交往，更不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国际之间更重诚信。负责任的国家，既能保护自己的利益，也能承担必要的国际义务，若置国际公约于不顾，置承诺协议于不守，久而久之必丧失国家威信，如人之无赖，泼皮行径多了，便自绝于天下，看似高明的领袖，终有一天会在内忧外患之中垮掉。
权国是权衡国力，权政是权衡政府，权将是权衡将领，权战，则是对整个组织体系结合方式、运转效率和制约关系等进行权衡。尉缭子在《十二陵》中，讨论了权战中一些基本问题：
悔在于任疑；孽在于屠戮；偏在于多私；不详在于恶闻己过；不度在于竭民财；不明在于受间；不实在于轻发；固陋在于离贤；祸在于好利；害在于亲小人；亡在于无所守；危在于无号令。
这里的权战是战略问题，也就是说思考要不要打。那就需要对制约战争的要素进行分析。
军事作战，是不对称的博弈，不可避免带有冒险性质，要意识到，几乎所有的成功都有侥幸的因素，事后总结都难免出一身冷汗，而失败似乎是注定的，因而，很多兵法自然要谈如何取得成功，但更多的是告诫如何避免失败。
在尉缭子看来，影响战略执行的要素有很多，但这十二种却是最为致命的，会使好端端的战略谋划付诸东流，化为泡影。
一是“悔在于任疑”。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如果有顾虑，就暂缓任用或者不予任命，任命了就要鼎力支持，作战最忌讳临阵换将，准备不足，士气受挫。从军队组织学的角度来讲，军事、行政官吏系统之间的磨合，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而将帅之间的信任，也是需要逐步建立。古代战争靠将士累年相处才能彼此信任，而当代军事制度，很难使将帅有相处数十年的磨合，这就需要建立信任机制，减少因用人疑虑造成的指挥不畅，因用人不当造成的战略执行乏力。二是“孽在于屠戮”。“屠戮”是屠城、杀戮。军队之仁，在于匡扶正义、铲除暴虐，因而军人战场作战，伤亡不可避免。不能因为己方受伤害而肆意屠城、虐杀手无寸铁的百姓和放下武器的俘虏。从战术层面来讲，屠戮太重，只会令对手众志成城或者负隅顽抗，让接下来的战争更为艰辛，为战后的治理播下仇恨的种子，埋下隐患。古今中外，舆论几乎压倒性地谴责战时屠杀和种族灭绝行径。
三是“偏在于多私”。私有两种，一是私心，即领兵打仗，发动战争，不是为了靖除国难，维护和平，而是为了满足决策者的好大喜功和个人权威，这种仗往往操之过急，劳民伤财，“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最终只能耗尽政府元气，让国家日暮途穷。二是私党，任人唯亲，因私损公，任用官吏完全出乎个人交往，罔顾公平、公正。这样组成的统帅机构，看似一团和气，颇有执行力，那只是在和平时相互提携，彼此糊弄，却因缺少正气，战时必然一击即溃。在战争中，自古绥靖多弄臣，从来割让皆权贵。弄臣和权贵也都知道自己打不了仗，也知道战争无情，一旦真刀实枪去干，首先剥落的是自己的画皮，因此往往采用绥靖政策，主动讲和妥协。
四是“不详在于恶闻己过”。作战失败，一是不能因情措法，这是情报的问题；二是不能充分估计战情，这是统帅个人的问题。古代中国有造神、造圣人的传统，军队习惯下级服从上级，承平日久便养成一切唯上，一切唯命的习惯。从政治保证上讲，从作战命令上讲，坚决服从是完全必要的。但在战略决策中，最高决策者能否包容不同的意见，能否避免因为自己的知识结构、思维模式和性情偏好造成战略误判，能否避免下级习惯性顺从而过分依赖决策者的意见，能否避免参谋人员的结构类同和倾向相近而缺少异议，这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军事战略和作战计划的制定，更需要逆向思维进行反对性的测定，用“蓝军”检验方案的弊端，找出漏洞，才能保证作战预案的完善和完备。
五是“不度在于竭民财”。竭民财，一是指国防而言，一方面要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增加军费开支，另一方面也要使军费开支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以不影响国计民生为度。就像冷战时苏联重点发展军工产业，重工业最终成为国家沉重的负担。二是指战时虽然以军备为主，但不能因此挥霍无度、压榨百姓，造成国力疲惫不堪。三是指军队内部的耗费过度。高适《燕歌行》说：“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军费不是用在备战，而是用来吹拉弹唱，把大量歌姬舞女招入军中，压缩作战人员的编制，造成冗官冗伎，而能作战的士卒严重不足。唐朝中期军费开支居高不下，军队作战能力却日趋下降，可以说，为将者骄奢淫逸，最终导致军中苦乐不均，严重损伤军队士气、正气和勇气，才是其根本原因。
六是“不明在于受间”。“间”，大而言之，为反间或间谍；小而言之，为善于挑拨离间的小人。无论间谍还是小人，都能毁坏君臣信任，影响决策层的和谐关系。最高决策层若无顺畅的信息通道和交流渠道，就会阻塞下情上达，被周围参谋人员或者工作人员蒙蔽，战场反馈系统失灵或者不畅，对战场情形做出错误的判断。尤其是现代战争，情报欺骗、战场佯动和信息控制，不仅会诱导决策系统做出战略误判，也会令决策层之间产生战略分歧和意见冲突。因而，为将者需要从海量情报中去伪存真，做出准确判断，不被诱骗，要能够对决策成员保持足够的信任。
七是“不实在于轻发”。轻，在人性叫轻薄，在做事叫轻率，在作战叫轻发。主要是指不了解实情，又没有深思熟虑，就匆忙得出了结论，看似果决，实则草率鲁莽。战略决策最忌轻举妄动。在战争博弈的环境中，诱使对手进行战略误判，不仅是军方的行动，也可能是举国策略，甚至是国际权谋。因此站稳脚跟，沉着应对，冷静观察，是避免中圈套的基本素养。
八是“固陋在于离贤”。战略决策层最忌讳固陋浅薄。固为固执，不肯改变初衷。原则可以坚守，而看法需要调整。陋，指目光短浅，做事抓不住要害。固陋的人能够进入最高层，一般有两个渠道：一是坚决听话，二是只会跑腿，这样的人不思考，好用，因而在和平时期升得最快。固陋的人最忌恨贤才，贤良的人有操守，不会唯命是从；才华卓越的人有见地，很容易卓尔不群。固陋的人知道贤良和才士如果上位，自己便永无出头之日，因此会想尽办法打压贤才，会制定各种规定扼杀贤才。周围如果全是平庸的人，听话和跑腿就变成了为臣者最好的品质。但如果贤才压抑，精英远遁，军队自然丧失战斗力。
九是“祸在于好利”。岳飞曾说：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贪财，国家就能鼎盛。他也明白，武官也有贪财的，文官也有怕死的。这里理解为互文更贴切些。“好利”、“自私”是人性共有的弱点，若将领斤斤计较于蝇头小利，不仅会惹出祸患，甚而要赔上身家性命。典型的例子就是吕布，这位“便弓马，膂力过人，号为飞将”的英雄，有万夫不当之勇，陈寿在《三国志》中言：“吕布有虓虎之勇，而无英奇之略，轻狡反复，唯利是视。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灭也。”吕布要不是因为好利好色，常被引诱而反叛，杀旧主而投新主，功名或许在关羽之上。
十是“害在于亲小人”。小人，一是道德败坏，二是格局狭小。因为格局狭小，在考虑问题时，完全从自身利益出发，对得势者阿谀奉承，对失意者不闻不问，目光短浅，唯利是图。小人能够容身，甚至侧身高位，一是能忍，低三下四，逢迎奉承，欲达目的，不择手段；二是能谄，身无好恶，人无原则，逢迎溜须，唯利是从。小人想尽一切办法，满足在上位者的嗜好，为自己赢得更大私利。而功成名就者，常会因自信而自负，因位高而轻狂，习惯了逢迎之事，听顺了谄媚之言，视人不清，毁在了小人手里。齐桓公在管仲辅佐下，疏远易牙、竖刁。可管仲去世后，他就忍不住重用二人，最后落得了“身死不葬，虫流出户”的下场。
十一是“亡在于无所守”。无所守，一是指没有可以凭借的地理险阻，将战略腹地直接暴露给对手。二是指没有持国的大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人很多，人才很少，关键时没有高明之见，也没有人站出来主持局面。三是国家内缺少战略支撑，外没有盟友声援，平时看似交好，战时反咬一口。四是国家一直没有明确的全局战略和区域战略，或者战略执行阻力过大，完全处于被动的状态，政府仿佛消防或者应急队员，缝缝补补，最高管理层日理万机，夙兴夜寐，仍不能赢得民众理解和国际认同。一旦有事，远不能援之以手，近则趁火打劫，这类战略困境的致命性，在于缺乏清晰而准确的国家定位、道义坚持和地缘策略。
十二是“危在于无号令”。国家进入危亡的境地，不在于经济之贫，也不在于人数之寡，而在于不用法治。小国以礼，大国以法，一个国家没有必要的法令，必然纵容权力、富贵和强暴，这是丛林法则。而有了法令不遵守，或者法令只是冠冕堂皇的借口，是徇私枉法的工具，是文过饰非的借口，掌权者可以因好恶而随意判罚，富贵者可以因财货而改变奖惩，这是潜规则。丛林法则尚可约定俗成，即所谓的盗亦有道；而潜规则不是规则，在于其因人而异，因事而异，无处不在，毫无章法。当所有的法律、制度、号令变成文字资料和口号时，没有人会把纪律当回事时，人心涣散，军心动摇，所有的战略决策和战术行动，都会被视为默契的游戏，至于此地，危亡的境地不远了。
《尉缭子》列出的十二点，几乎囊括了所有导致战略失效的要素，信言不美，听起来确实刺耳，却是作战经验的总结，也为后世的兴衰成败所证明。这就使我们意识到：战争，不是先想着如何去打击别人，而是要思考如何不被别人打倒；作战，不是先想着如何取得胜利，而是要保证如何避免失败。毕竟，对古代中国和当代中国来说，守得住要比攻得下更现实、更必要、更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