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卿似乎说过这样的话:“古代羿的治国方略并没有遗失,只不过羿在中年就死了,没有继续下去;大禹的治国方略都还存在,但因没有接班人,没有继承下来。”所以治国方略本身不能独立存在,而要靠人去运用,用得好就存在,用得不好就消亡。
《庄子》里《不龟之药》的寓言正好说明了这个道理:宋国有一善于调制不皲手药物的人家,世世代代以漂洗丝絮为职业。有个游客听说了这件事,愿意用百金的高价收买他的药方。全家人聚集在一起商量:“我们世世代代在河水里漂洗丝絮,所得不过数金,如今一下子就可卖得百金。还是把药方卖给他吧。”游客得到药方,来游说吴王。正巧越国发动战争,吴王派他统率部队,冬天跟越军在水上交战,大败越军,吴王划割土地封赏他。能使手不皲裂,药方是同样的,有的人用它来获得封赏,有的人却只能靠它在水中漂洗丝絮,这是使用的方法不同。
所以任何思想方略或制度,任何时代不是有没有,关键在于用与不用和会用与不会用。
权是非之理
【原文】
夫损益殊途,质文异政。或尚权以经纬,或敦道以镇俗。是故前志垂教,今皆可以理违。何以明之?
〔是曰〕《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非曰〕《语》曰:“士见危授命。”又曰:“君子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
〔是曰〕管子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古语曰:“与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与亡国同行者,不可存也。”
〔非曰〕《吕氏春秋》曰:“夫人以食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矣;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矣;有以固兵丧其国者,欲偃天下之兵,悖矣。”
杜恕曰:“夫奸臣贼子,自古及今,未尝不有。百岁一人,是为继踵,千里一人,是为比肩。而举以为戒,是犹一噎而禁人食也。噎者虽少,饿者必多。”
〔是曰〕孔子曰:“恶讦恶以为直。”
〔非曰〕管子曰:“恶隐恶以为仁者。”魏曹羲曰:“夫世人所谓掩恶扬善者,君子之大义;保明同奸者,朋友之至交。斯言之作,盖闾阎之臼谈。所以收爱憎之相谤,非笃正之至理,折中之公议也。世士不料其数而系其言,故善恶不分,乱实由之,朋友雷同,败必从焉。谈论以当实为情,不以过难为贵;相知以等分为交,不以雷同为固。是以达者存其义,不察于文,识其心,不求于言。”
班固云:“昔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事主,好恶殊方,是以诸家之术,蜂起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令诸侯。其言虽殊,譬犹火水相灭,亦能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事虽相反,而皆相成也。”
《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此之谓也。
【译文】
废除和增订是变革法令制度的两种不同的方法,而仁义和礼乐是推行政治统治的两种不同的方针。有的人崇尚用权力谋略来治理国家,有的人推崇用道德教化来安定百姓。因此,前代思想政治的典籍中留下许多的理论观念,我们都可以从中发现不少正反相对的论述。如何来说明这一现象呢?下面就试以正反对照的方法来阐述:
〔肯定的〕《诗经·大雅·烝民》吟诵道:“既明事理又聪慧,善于应付保自身。”《周易·系辞下》说:“天地之间最伟大的德行就是爱惜生命。”
〔否定的〕《论语》记载子张的话是:“有教养的人遇到危险应当舍身赴难,见义勇为。”孔子也教导我们:“君子只有勇于牺牲生命来成就仁,而没有因贪生怕死而伤害仁。”
〔肯定的〕《管子·形势》篇认为:
“如果现实生活使人困惑,就应看看古人;如果想预知未来,就应读读历史。”
《韩非子·孤愤》也认为:“与死去的人患同样的病,是不可能活命的;与灭亡的国家执行同样的政治路线,是不可不亡国的。”
〔否定的〕《吕氏春秋·荡兵》却认为:“见有人因吃东西噎死了,就禁止天下所有人吃东西,是乖谬的;见有人因乘船不小心淹死了,就禁止天下的人都不乘船,是乖谬的;见有人因战败而亡国,就取消天下所有的军队,是乖谬的。”三国时魏国的名臣杜恕也认为:
“奸臣贼子,从古到今,不是说没有,可是如果百年出一个,就认为是接踵而来;千里遇上一个人,就认为是比肩而至,并以此作为举荐人才的戒备,这就如同因为有人噎死就禁止大家吃东西一样,噎死的人虽然不多,但是饿死的人就多了。”
〔肯定的〕孔子的弟子子贡说:“敢憎恨那些揭发别人阴私的人,才是正直无私的人。”
〔否定的〕管子似乎说过相反的话:“敢憎恨那些隐瞒别人恶行的人,才是有仁爱之心的人。”三国时魏国的大臣曹羲在《至公论》同样认为:“世人所说的替别人掩盖恶行、弘扬善举,是君子最高的行为准则;保护、宣传共同的爱好,是朋友之间最深挚的情谊。
这种说法,不过是市井俗人的胡说罢了。其实质是爱憎不同的人之间的互相毁誉。所以,这类集中起来的街谈巷议根本就不是诚实公正的道理。世上的读书人不琢磨其中的道理,只依据只言片语来下结论,因此善恶不分,是非不辨,世道人心的混乱其实就是这样造成的。朋友之间不分是非,什么事都一味地随声附和,这样一来,失败的种子就必定随之埋下了。当然,对任何事情,不管是发表看法,还是评论得失,都要以求实的精神为准则,大可不必相互苛求,相互指责。相知的朋友要以平等不欺的态度作为交往的前提,而不要把是非不分、随声附和当做是友情牢固的基础。因此豁达明智的人,只要大的道义保存,并不追求形式的一致;只要心灵相通,并不在乎随声附和。”
班固似乎说过:“从前王道衰微,诸侯各国竞相巩固自己的政权,由于当时各国的君主好恶不同,因而使诸子百家的学说蜂拥而起。他们各执己见,大力宣扬自己的理论观点,并且到处游说,争取让诸侯采纳。他们的学说虽然各不相同,但就像水与火的关系一样,相灭而又相生。仁和义,敬与和,虽然相反,然而它们却都相辅相成。”
《周易·系辞下》说:“天下人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而达到共同目标的途径却有各种各样;天下的真理是同一的,而人们思考、推究真理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却是千差万别的。”正是所说的这个意思。
权适变之理
【原文】
昔先王当时而立法度,临务而制事,法宜其时则理,事适其务故有功。
今时移而法不变,务易而事以古,是则法与时诡,而事与务易,是以法立而时益乱,务无而事益废。此圣人之理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当时而立功,在难而能免。
由是观之,故知治天下者,有王霸焉,有黄老焉,有孔墨焉,有申商焉,此所以异也,虽经纬殊制,救弊不同,然康济群生,皆有以矣。
今议者或引长代之法,诘救弊之言〔议曰:救弊为夏人尚忠,殷人尚敬,周人尚文者〕;或引帝王之风,讥霸者之政,不论时变,而务以饰说。故是非之论,纷然作矣。言伪而辩,顺非而泽,此罪人也。故君子禁之。
【译文】
从前先王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建立政治制度,根据当时的任务制订,制度和政策。与当时的实际情况和任务相符合,国家才能治理好,事业才会有功效。
现在时间推移,但是制度和政策却没有改变,事务变异了,但是还在重复过去的老办法,这样一来,制度和政策就与时势背离,事务与目标变化了,制度和政策虽然制订了,可是现实社会更加混乱,目标无法实现,事业只能荒废。所以,圣人治国,一不效法古代,二不模仿他人。因时变法,只求实效。这样,遇到烦难也容易解决。
由此来看,便知道治国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有王霸的方法,有黄老的方法,有孔墨的方法,有申商的方法,他们之间不但有区别,而且理论根源也不一样,纠正前代政制流弊的方式也不同。然而他们都有振兴国家、普济众生的愿望。如今,有的人或者援引施行比较悠久的制度,非难今人拨乱反正的改革观念〔所谓“救弊”是指夏人崇尚忠诚,商人崇尚尊敬,周人崇尚文教礼乐〕;有的人以前代帝王的礼乐之风,讥讽成就霸业的政治措施,不顾时代的变迁,而用所谓不变之法、不易之理来为自己的学说辩护。因此,对变革赞同与反对的意见,纷纷出笼:有的措辞虚伪,还要诡辩;有的附会荒谬,还勉强自圆其说。凡持这些言论的人,都是历史的罪人啊!因此,有道德有头脑的人要起来制止这种做法。
正变之理
【原文】
论曰:范晔称:“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大略归乎宁固根柢,革易时弊也。而遭运无恒,意见偏杂,故是非之论,纷然乖当。
尝试论之:夫世非胥、庭,人乖饮,理迹万肇,化夡万肇,情故萌生。
虽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变;山川之奥,未足况其纡险,则应俗适事,难以常条。何以言之?若夫玄圣御代,则大同极轨,施舍之道,宜无殊典。而损益迭运,文朴递行,用明居晦,回遹于曩时,兴戈陈俎,参差于上世。及至戴黄屋,服衣,丰薄不齐,而致治则一。亦有宥公族,黥国仇,宽躁已隔,而防非必同。此其分波而共源,百虑而一致者也。
若乃偏情矫用,则枉直必过。故葛屦履霜,弊由崇俭,楚楚衣裳,戒在穷奢。疏禁厚下,以尾大陵弱;敛威峻法,以苛薄分崩。斯曹魏之刺,所以明乎国风;周秦末轨,所以彰于微灭。故用舍之端,兴败资焉。
是以繁简唯时,宽猛相济,刑书镌鼎,事有可详,三章在令,取贵能约。
数子之言,当世失得,皆悉究矣。然多谬通方之训,好申一隅之说。贵清净者,以席上为腐议;束名实者,以柱下为诞辞。或推前王之风,可行于当年,有引救弊之规,宜流于长世。稽之笃论,将为弊矣。”
由此言之,故知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不失其时,其道光明。非至精者,孰能通于变哉?
【译文】
我们认为:范晔说过:“诸子百家关于政治的学说,是很高尚的啊!其要点是从根本上巩固政治制度,革除弊端,顺应时代的变化。然而国家命运和政治形势不是一成不变的,因而导致各种意见偏颇芜杂。所以对任何事情的是非评论,都会纷纷扬扬,互相矛盾。
现对此尝试性地作一些评论:现在的时代已经不是远古的赫胥氏、大庭氏的那个含哺而嬉、鼓服而游的时代了,而是各种道理千头万绪,人们千奇百怪的欲望和情感也在不断地萌生。即便有应付一切事物的智慧,也不可能去穷尽这世道人心的变迁;就是高山大川的险峻幽深,也无法用之比喻人心之难测。因而顺应时尚和世事之推移变化,就不能用常规的办法解决了。为什么要这样说呢?至于那有大德而无爵位的圣人来治理天下,能达到的天下大同和最高典范。但是国家兴衰的法则,也不应该有什么不同的典制。然而法规、制度的增补或废除,文明的或古朴的交替施行,或者是发扬光明,或者是保守传统,也只能在过去的范围内回旋。大动干戈或礼尚往来,也在上世交错使用。即便是做君王,有的乘坐豪华的专车,有的穿着细葛布衣,奢华俭约虽然不同,但把国家治理好的宗旨却是一致的。也有的宽宥达官贵人,有的施行严刑酷罚,虽然宽松缓急有明显的区别,但是防犯为非作歹的目的必然是相同的。不同时代的政治制度虽然有流派的差异,但渊源却是相同的;思维方式虽然千差万别,但目标却是一致的。
至于偏激而矫情用事的,就会出现矫枉过正的弊端。比方说吧,穿着凉鞋过冬,就犯了过分俭朴的毛病;天天都要衣冠楚楚,就应当警戒穷奢极侈的作风。禁令不严,对下属过于宽容,就容易出现尾大不掉、欺凌弱小的情况;权力过于集中,刑罚过于严酷,又容易导致分崩离析的局面。《诗经》的《曹风》
和《魏风》极尽讥刺之能事,就可以明白《国风》的产生;周王朝末期和秦朝末年的政治衰败,在许多细小的事情上就已经表现出来了。所以采用或是舍弃什么样的制度,实在是决定一个国家的兴盛还是衰败的先决条件啊!
因此,体制、政策是繁杂还是简约,要根据时代的要求决定,宽松的政策与刚猛的政策要相互补充。刑书铸刻在鼎上,固然详细,然而约法三章,其可贵之处就在于简明有效。
诸子百家的学说,论述的都是当世政治的功过得失,我们已经都认真详细地加以研究过了。然而世人对为政之道大多存在误解,往往偏好于某一种学说。尊崇清净无为学说的道家,则视儒家学说为迂腐;拘泥名实的名家,却认为道家学说荒诞;有的人推崇古代的王者之风,认为现在依然可以实行;有的人征引切时救弊的成规,认为应当流传于后世。其实如果认真考究,这些认识都各有各的弊病。”
如此说来,便知道有法与无法,应当根据时代的不同加以实施,时代结束了,适用于那个时代的政策法规也就应该停止;时代向前发展了,政策法规也要随时代而发展。只要行动不错过时机,前途必然光明。这除了聪明智慧超常的人,还有谁能够通晓权变的奥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