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的饷章规定与绿营兵有较大的区别，体现出待遇特别优厚的特点。曾国藩考虑到，清军尤其是那些绿营兵之所以平时缺乏训练，战时士气低下，战斗力很差，原因之一是兵饷太低，待遇微薄，时有后顾之忧。绿营兵平时月饷为马兵二两，战兵一两五钱，守兵一两。这在清初尚可维持生活，但在道咸年间已不够五口之家用了。在这种境况下，兵勇不得不出营做小贩谋生，或离营供差。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兵勇很少有时间在营内训练。正如张集馨指出：“营中公费，近年益缺。”各种杂出费用“无一不摊派兵饷，是以每月每兵仅得饷三钱有零，不敷一人食用，别寻小本经纪，另有他项技艺，借资事畜”。曾国藩为了改变这种情况，除每营增加长夫一百二十人以减轻士兵的劳役负担外，还设法提高士兵的粮饷供应标准。他参考斟酌先前各路勇营的饷银章程后，于1853年11月正式制定了湘军粮饷章程。规定陆师营官每月薪水银五十两，办公银一百五十两，夫价银六十两，共计二百六十两，凡帮办、书记、医生、工匠薪水及置办旗帜、号补各费用统统包括在内。其他各弁兵每月饷银分别是：哨官九两，哨长六两，什长四两八钱，亲兵护勇四两五钱，伙勇三两三钱，长夫三两。水师兵饷大体与陆师相同，唯哨官薪水为陆师的两倍，每月银十八两。总括起来计算，湘军士兵平均每月饷银六两。这种特别优厚的待遇，无疑极大地调动了农民以及那些绅士、文生从军的积极性。与此同时，曾国藩还制定了如果士兵擅自离营，欠饷、存饷即被没收，不再发给的规章。这就很自然地束缚住了士兵的手脚，即士兵苦无川资，又恋于饷银，以致不能轻易离营归家。至于士兵一旦假归或遣散回家，曾国藩则明确规定人人都可以领到一大笔银两，即平时饷银只发五成，余下者在遣散或假归时进行核对，酌发部分现银以充川资，其余部分由粮台发一印票，到湖南后路粮台一次结算付清淤。这个办法对那些尚未应募入伍的人也可以产生巨大的诱惑力。
在以维护封建纲常伦理为名吸引、招募、约束兵勇的同时，曾国藩更为重视的是对士兵的精神武装，即在治军方略上苦费心机，并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曾国藩治军方略中的一个首要内容就是注意用仁义礼教去陶冶、维系军心，培植绝对服从于自己的私有势力。在这一点上，曾国藩也继承和阐发了戚继光治军的传统精神。戚氏认为，练兵必须从军礼方面的训练入手。他说：“孔子论治，亦只曰正名，名正分定。分定则上下相安，臂指相联。军中名分，须有军礼为始。”“礼不兴，则名分不正，则履加于冠上，太阳倒持……军礼立，则节制严明，指挥得手。”戚氏还亲定军礼数条，强调“凡议过之礼节，定要遵行。谚云：‘军中立草为标。，但一字一言出口就是军令”。这种军礼，显然没有脱离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作为孔孟学说的忠实继承者的曾国藩，对此深信不疑。他明确认识到，农民起义之所以频繁发生，内忧外患之所以纷至沓来，八旗、绿营兵之所以在同太平军作战的过程中望风披靡，一触即溃，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固有的纲常伦理已大乱，人心涣散，尤其是清军缺乏为朝廷卖命的忠义血性。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曾国藩非常重视孔孟的“仁”、“礼”那一套在治军方面的运用。
曾国藩明确指出：“带勇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他的所谓仁，即“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也就是说，“待弁勇如待子弟，常有望其成，望其发达之心，则人知恩矣”。他的所谓礼，即卩“无众寡，无大小，无欺慢，泰而不骄也”。也就是说，“正其衣冠，尊其目詹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教，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凛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总之，就是要求带兵之人“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于是，他满怀信心地得出结论：如能坚持以“仁”、“礼”二字治军，“虽蛮貊之邦可行，又何兵勇之不可治哉”虞很明显，曾国藩治军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孔孟的“仁”、“礼”思想灌输于士兵的头脑之中，把封建伦理观念同尊卑等级观念融合在一块，将军法、军规与家法、家规结合起来，用父子、兄弟、师生、友朋等亲谊关系掩饰、调剂并弥补上下尊卑之间的关系，极大限度地减少湘军内部将帅之间、士兵之间的摩擦和抵触情绪，使士兵或下级易于尊敬官长、服从官长、维护官长，为官长出生入死，卖命捐躯。为顺利达到这一预定的目标，曾国藩非常重视对士兵的思想政治训练和对将领的选拔培养。
在对士兵的思想政治训练方面，曾国藩着重坚持六个字：“勤劳”、“仁爱”、“严肃”。亦即前面所述的“恩威并用”的意思。
曾国藩认为，行军作战本是一件劳苦不堪的事情，或是在冰天雪地里奔走，或是在盛暑烈日下作战，或是在雨雪风霜中露宿，或是在清晨深宵行进，都需要有一种不畏艰难的坚忍不拔的精神。因而，习劳忍苦是治兵的一个重要内容。他常提醒部属们：“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身勤则强，逸则病。家勤则兴，懒则衰。国勤则治，怠则乱。军勤则胜，惰则改。惰者，暮气也。当常常提其朝气。”总之，为将者为兵者，既在军营，就须时时戒骄、戒惰。他认为，如兵勇能坚持做到不逸、不懒、不怠、不惰，也就不会去吸食鸦片烟、去赌博、去淫侈扰民了；反之，如平时骄惰之气充盛，当然也就谈不上训练有素，更谈不上为民众所同情和支持。因此，曾国藩殷切希望湘军兵勇、将士能在平时养成一种勤劳习苦的精神，去适应战时各种艰难困苦的环境。
什么是“仁爱”呢？曾国藩认为，军人既以军营为家，那么在这个第二家庭里，家长对子弟，即官长对士兵，就应该讲仁爱，兵勇之间也应该以仁爱相待。平时大家和睦相处，互讲仁爱，建立起一种牢不可破的感情，到了战时就会互相照应，争先恐后，勇往直前。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对士兵的训练，特别重视“训”字的作用。他认为，“训”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曰训营规，二曰训家规”。营规是什么呢？就是“点名、演操、巡更、放哨”。家规是什么呢？就是“禁嫖赌、戒游惰、慎语言、敬尊长，此父兄教子弟之家规也”。如果一个营官能“待兵勇如子弟，待人人学好，个个成名，则众勇感之矣”。同时他本身就是一个好官长。曾国藩对部属谆谆诱导，反复强调要以三纲五常为训练士兵的基本内容，而忠君事长则是其核心。他对潘鼎新等人说：“第一教之以忠君，忠君必先敬畏官长，义也。”为此，他在给各将领的书札、批牍中，以自己的实践经验，字字句句用肺腑之言去开导他们，要他们以父母仁爱子弟之心去教育兵勇：“吾辈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般。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之因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个个学好，人人成材，则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亦感恩矣。”他认为倘若将帅对士兵如父兄对子弟一般仁爱慈祥，那么士兵就会像子弟对父兄那样忠义孝敬。他反复强调，这其间首要的问题是，将帅应以身作则，作出榜样，才能影响兵勇的言行。
什么是“严肃”呢？曾国藩认为，军事不同儿戏，行军作战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因此，他在强调勤劳、仁爱的同时，主张“恩威并用”，要求在“严肃”二字上痛下功夫。他说：“因思为将帅之道，亦以法立令行，整齐严肃为先，不贵煦妪也。”这里所说的“严肃”，实际上强调的就是军队的纪律性。曾氏考虑到，兵勇有骄气，就是覆败的预兆。所以，他劝导将士要时时体察营中兵勇是否有骄气，有的话则应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决不能听之任之，姑息迁就，以免酿成后患。他从见闻中体会到，清朝八旗、绿营兵纪律松弛，时常扰害百姓，因而得不到下层民众的支持。所以他力求在湘军中改变这种风气，反复申说，要求兵勇勿扰百姓。并且规定，兵勇不许此营议彼营之短，彼营议此营之过，以免发生争端。曾氏还认为，严肃军纪应从日用眠食上下手，尤其要脚踏实地，克勤小物，而后才会有成效。为了严肃军规，使兵勇都能遵守纪律，针对兵勇大多不识字的情况，他用浅显的语句将兵勇起居生活、营房驻扎、出阵攻守等方面的规章与告诫之言编制成种种歌词，如《爱民歌》、叶得胜歌》、《解散歌》、《保守平安歌》等，要求兵勇口诵心记，于无形之中印入脑海，在日常言行中自觉约束自己，以期收到积极的效果。
在强调士兵思想训练的同时，曾国藩也很重视对兵勇在军事技术方面的训练。前面说到，他首先重视一个“训”字，这主要是在精神、思想方面的训导。那什么是“练”呢？曾氏的解释是“一曰练技艺，一曰练阵法”。“技艺”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刀矛能保身，能刺人；枪炮能命中，能及远”。“阵法”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进则同进，站则同站；登山不乱，越水不杂，总不外一熟字”。如果兵勇能把技艺练得极熟，“则一人可敌数十人”曰如果兵勇能把阵法练得极熟，“则千万人可使如一人”。为了使兵勇在技艺和阵法上都练得“极熟”，他在《初定营规二十二条》、《营规》、《晓谕新募乡勇》等规章中对扎营、开仗、行军、守夜、军器、稽查等方面都提出了详细具体的要求。
在将领的选拔和培养方面，曾国藩更是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封建道德伦理观念、儒家的仁义忠信那一套理论从精神上去训导将领，使之成为忠将、良将，以无负君主、国家之望。
我们知道，兵要强，先决于将，因而历代兵家均注重选将。戚继光在《练兵实记》一书中，把“练将”摆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去进行论述。他认为练将应当“首教以立身行己，扞其外诱，明其忠义足以塞于天地之间，而声色货利足以为人害，以正其心术。其所先读则《孝经》、《忠经》、《语〉》、《孟》，白文，次第记诵；其所先讲，则《孝经》、《忠经》、《语〉》、《孟〉》、《武经》、《七书》。……俟其尚志既定，仍复如前，晓以祸福利害之数、成仁取义之道”。曾国藩很欣赏戚继光这一套选将的主张，首先看重的就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忠义血性”，他反复强调：“今日将欲灭贼，必先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而后可以言战。”“欲练乡勇万人，概求吾党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带勇须智深勇沈之士，文经武纬之才。……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倶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他已感觉到，满洲贵族、绿营将领几无一人可用。正因考虑到营将积弊不可用，从而他主张“纯用书生为营官，率皆生员、文童，以忠、诚相期奖”，号召封建文人士子不拘一格地充任湘军各级文武将官，以形成“士人领山农”的新局面。
在“忠义血性”的前提下，曾国藩还提出了一些选将的具体标准。这在他的家书、曰记和给友朋的函札中都曾明确论及。他在给曾国荃的家书中说：
凡将才有四大端：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识，四曰营务整齐。……贤弟当于此四大端下工夫，而即以此四大端察同僚及麾下之人才。第一、第二端不可求之于弁目散勇中，第三、第四端则末弁中亦未始无材也。
他在给李鸿裔的书信中写道：
军中须得好统领、营官。统领、营官须得好，真心实肠是第一义，算路程之远近，算粮仗之缺乏，算彼己之强弱是第二义，二者微有把握。此外，良法虽多，调度虽善，有效有不效，尽人事以听天而已。
他在给彭洋中等人的书札中指出：
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诸勇必不悦3服曰不勤，则营物细巨，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为名利而出者，保举稍迟则怨，稍不如意则怨，与同辈争薪水，与士卒争毫厘，故又次之。身体羸弱者，过劳则病；精神乏短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万不可以带勇。……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倶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
从上述所引材料可以看出，曾国藩关于将才的标准，不外乎以忠义血性为主，廉明勤俭为用。曾氏在具体选拔将领的时候，始终以这几条标准来衡量其人是否可以当统领、当营官。他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做到“智略深远”，且“号令严明，能耐劳苦，三者兼全，乃为上选”，可成为最好的将官。至于那些口出浮言、夸夸其谈的人，则绝不能选为将官，即使在其他方面有一点半点的才能，也不能予以重任。他说：“将领之浮滑者，一遇危险之际，其神情之飞跃，足以摇惑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总之，将才之好坏，是否可为好将官，在平时则可以观察其言行，战时则可观察其胆识，心中时时存有这个准则，便不愁没有好将才。
对于在选拔将领的过程中以及选拔以后，如何对其进行教育培养的问题，曾国藩看得非常重。他认为，驭将之道在于宽严并济，不可有偏废。绿营兵之所以不堪用战，屡屡吃败仗，就在于对将领缺乏教育培养。他说：“近年驭将，失之宽厚，又与诸将相距过远，危险之际，弊端百出。然后知古人所云作事威克厥爱，虽小必济，反是乃败道也。”他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对下属，对部曲以诚相见。因为，用兵之道，最重要的是“自立”二字，不重在求他人的支持帮助；驾驭将士之道，最重要的是推诚相与、坦诚相见，不要为达到一时控制之目的而玩弄权术。他反复强调，对于部属，重要的不在于教育培养他们如何去猎取地位、金钱，而应开诚布公，细心教导他们如何去成为有用之材，为国家出力卖命。他苦心告诫李鸿章，自己向来“待诸将以诚，不肯片语欺人。不重在保人官阶，而在成人美名”。他又告诫李瀚章，应当注重的是对部属以“保护其令名为第一义，银钱等事不掣肘次之，保奖功名又次之”。总之，教育培养将领的最终目的，就是“一在树人，一则立法”。作为一个好统帅，应该做到“不以不能战胜攻取为耻，而以不能树人立法为耻”。树人之道何在呢？他认为有这两个方面内容：“一曰知人善任，一曰陶熔造就。”此外，关于具体的战略战术，关于军事与民众、军事与吏治、军事与财政、军事与交通、军事与武器等方面的问题，曾国藩都对将士提出了详细的要求，谆谆告诫，循循诱导，希望他们用心去掌握和发挥。正如他自己所指出：“臣昔于诸将来谒，无不立时接见，谆谆训诲，上劝忠勤以报国，下戒骚扰以保民。别后则寄书告诫，颇有师弟督课之象。其于银米子药搬运远近，亦必计算时日，妥为代谋，从不诳以虚语。各将士谅臣苦衷，颇有家人父子之情。”从曾国藩治军的实际情况来看，的确也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三曾国藩的治军方略对中国近代官僚士大夫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