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曾国藩为阅卷官，其文受到曾的赏识。张即拜曾为业师，学问日有长进。1852年下半年，张裕钊离京返乡，在此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他时往曾幕居住，送诗文请曾国藩批点。曾氏在1858年8月至1861年冬天的日记中屡屡记载说，“夜批张廉卿古文毕”；“张廉卿于午刻及夜间来船痛谈古文，喜吾学问之有同志者，忻慰无已”；“廉卿近日好学不倦，作古文亦极精进，余门徒中可望有成就者，端推此人。临别依依，余亦笃爱，不忍舍去”等等。1861年12月，张裕钊在曾国藩的多次邀约下赴安庆入曾幕，遵师命一面讲学培育人才，一面悉心钻研古文之学。与此同时，他也为曾国藩做些公文写作方面的事情。张裕钊无心从政做官，在曾氏去世后曾出任过湖北、直隶、陕西等省书院院长之职，培养出朱铭盘、查燕绪、孙葆田、张謇等许多有用人才。也许是由于曾、张二人对古文的共同爱好使然，他们师生之间建立了一种深挚的情谊。曾国藩破例为张裕钊的祖父和父亲分别撰写墓表和墓志铭，就很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张裕钊则没有辜负曾国藩对他的期望，成为“曾门四弟子”中唯--位纯粹的学者。通过张氏现存的《濂亭文集》、《濂亭遗稿》等文字，我们可以感觉到，无论是古文风格、行文内容，还是文字表述，都有曾国藩古文理论影响的痕迹存在。郑振铎所辑《晚清文选》收录了张裕钊的七篇文章，这些文章大都涉及到曾氏古文理论及其写作方法，“谨守曾国藩家法”在这里得到了真正的体现。此外，在《与黎莼斋书》中，张裕钊深感曾国藩去世后可与他切磋文理文法的人实在不多，对曾国藩在世时在这方面给予他的指教表现出深深的依恋之情。他说：
前在金陵，相与谭艺，讥评古今人，私心甚快。别后悠忽月馀日矣。……裕钊自惟生平于人世，都无所嗜好，独自幼酷喜文事。顾尝窃怪学问之道，若义理考据辞章之属，其涂径至博，其号称为端家，亦往往而有。独至于故，而能者寡矣。自文正公没，足下及至甫，又不得常聚晤，块坐独处，四顾举然，无可与语。近者李佛生乃颇有意于此，时相从问为文法，所入虽未深，然佛生故天亮出于人人，乃时有解悟处，此差足语耳。
在此处，张裕钊虽重点说的是自己对古文的兴趣，说的是文友稀缺，不免有孤独忧伤之感，但从行文可知，他的老师曾国藩去世后，吴汝纶、黎庶昌等人与他又不经常在一起，然他对古文的兴趣没有改变，决心将曾国藩倡导的桐城一湘乡派文论之风格延续下去。如他在《答吴挚甫书》中指出：“欲学古人之文，其始在因声以求气。得其气则意与辞往往因之而并显，而法不外是矣。是故契其一而其馀可以绪引也。”这是因为，作古文之意、辞、气、法这几个方面，“非判然自为一事”，不是死搬硬套就可以的。他明确表示：“吾所求于古人者，由气而通其意以及其辞与法，而喻乎其深。及吾所自为文，则一以意为主，而辞气与法胥从之矣。”这就明显体现出张裕钊对曾国藩所主张的作古文应以情意为归宿的观点的继承和发展。
就后人对曾国藩文学艺术观尤其是曾氏古文地位及社会功效的评价而言，王先谦、章太炎、钱基博的观点最有代表性。
王先谦（1842--1917年），字益吾，湖南长沙人。进士出身。曾任翰林院编修、翰林院侍讲、国子监祭酒，参与国史馆编纂工作。他曾编有《续古文辞类纂》一书，认为曾国藩虽宗桐城派文论，但因时势变异又对桐城之学在加以继承的基础上进行了发展创新。他说：
道光末造，士多高语周、秦、汉、魏，薄清淡简朴之文为不足为。梅郎中、曾文正之伦，相与修道立教。惜抱遗绪，赖以不坠。逮粤寇肇乱，祸延海宇，文物荡尽，人士流徙，展转至今，困犹未苏。京师首善之区，人文之所萃集，求如昔日梅、曾诸老，声气冥合，萧管翕鸣，邈然不可复得，而况山陬海遂，弇陋寡俦，有志之士先于其间，谁与祓濯而振起乎？观于学术盛衰升降之源，岂非有心世道君子责也！
在这里，王先谦充分肯定曾国藩等人复振桐城派于清咸丰、同治年间的社会功效及其历史地位，面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的冲击，他在无可奈何之际对曾国藩在世时形成的“声气冥合，萧管翕鸣”的学术风气表现出无限追恋之情。
在《复阎季蓉书》中，王先谦围绕学术这个主题，对清代桐城派文论流变以及曾国藩古文理论的历史地位作了评述：
本朝纠正汉学者，姚姬传氏最为平允。其实掊击宋儒之风过盛，放姚氏非之，以救时也，非为名也。……道咸以降，西家议论渐平，界域渐泯，为学者各随其材质好尚，定趋向以蕲于成而已，本无所用其辨争。孙芝房先生以粤寇之乱，归狱汉字，大为士林姗笑。良由于考据一道，未加讲求，致兹巨失。故曾文正起而亟正之。今足下痛士习之颓废，发愤着书，思拯其敝，深心大力，敬佩何已！惟言汉学似不若姚、曾两君子之持平，谨贡其愚，惟亮察焉。
上述引文内容虽主要谈论的是汉宋两家之争的学术问题，但曾国藩的学术观点较大程度上体现在他的古文和诗歌理论之中，桐城一湘乡学派的形成，反映的主要就是古文和诗歌创作所具有的特色。从而，王氏在篇中对曾国藩的肯定，实则是对包含在曾氏学术观中的古文和诗歌创作理论及其地位的肯定。王先谦自称：“仆论文，素不喜人言宗派，窃以为立言之道，义各有当而已。”尽管就学术源流而言，王氏治学实则从总体上秉承了郭嵩焘、曾国藩一途，从他所作古文和诗歌体现出的基本特色就可看出，他是晚清桐城一湘乡派的衣钵传人，但王先谦在上述文字中对曾国藩学术观和文学艺术观的评价却是中肯的，具有明显的学术性。
章太炎（1869-1936年），浙江余杭人。一名绛，字枚叔，太炎为其号，本名炳麟。早年师事俞樾治经史，以治《左氏春秋》见知于张之洞。章氏虽师事俞樾，但对清代学者亦倾服汪中、李兆洛、王闾运、吴汝纶、马其昶数人。所以，章对清代学术的评论尤其是对晚清古文文论的评论能做到直抒己见，自成一家之言。他在《校文士》一文中说：
近代学者率少文，文士亦多不学。……若通俗不学者，其文亦略有第次；善叙行事，能为碑版传状，韵语深厚，上攀班固、韩愈之轮；如曾国藩、张裕钊，斯其选也。规法宋人，而能止节淫滥；时以大言自卫，亦不敢过其情；如姚鼐、梅曾亮，则其次也。
章太炎为晚清朴学大师，对清代文人学者之学术短长多有其真知灼见，但亦有主观成分杂处其中，偏激之见较为明显。不过，在上述文字中章虽把曾国藩等之古文学视为“通俗”一途，但对曾氏之学与姚鼐、梅曾亮之学的异同则有中肯的评价。
钱基博(1887-1957年），字子泉，自号潜庐，又号老泉。江苏无锡人。先后任教于无锡师范学校、北京清华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上海光华大学、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浙江大学、武昌华中大学、武昌华中师范学院。钱以“硕学高文孚海内重望，其文章笔势雄健，意气凌云，典雅古劲，事理明融。……其学熔裁经史，旁涉百家，堪为天下通儒”。其子钱钟书为当代国学大师。
钱基博在所着《现代中国文学史》和《近百年湖南学风》两书中，对曾国藩的古文和诗歌创作理论及特点在学术史上、散文和诗歌演变史上的作用和地位问题作了全面而客观的评价。他说：
道穷斯变，物极则反，理固然也。厥后湘乡曾国藩以雄直之气，宏通之识，发为文章，而又据高位，自称私淑于桐城，而欲少矫其儒缓之失；故其持论以光气为主，以音响为辅；探源扬马，专宗退之，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词，杂厕相间；厚集其气，使声彩炳焕而戛焉有声。此又异军突起而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一时流风所被，桐城而后，罕有抗颜行者。
此其言湘乡派产生形成的环境条件，言湘乡派与桐城派的渊源关系，言湘乡派之所以为湘乡派的理由所在。关于湘乡派与桐城派的各自特点，尤其对于曾国藩古文和诗歌创作的学术特点问题，钱基博作了专深的分析评判：
桐城之文，由归有光以学欧阳修，由欧阳修以追《史记》，蕲于情韵不匮，意有余妍。湘乡之文，由韩愈以摹扬马，由扬马以参《汉书》，蕲于英华秀华，语有遒响。桐城优游缓节，如不用力，而湘乡则雄奇跌宕，肆力为之。其大较也。自来言宋儒程朱之学者，无不拘谨，而罗泽南发之以大勇；为桐城方姚之文者，多失缓儒，而国藩矫之以神奇。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位纯粹的学者，钱基博还对曾国藩的学术传人，对湘乡派文论、诗论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深远影响作了专题考察，并作出了很多有学术价值的评价。他说：自中华民国成立以后，作文的途径和方法多种多样，但就学术派别言之，则大体上分为魏晋和唐宋两大派别，“骈骋文囿，以争雄长”。而尊崇魏晋之学者，“称太炎为大师”；取从唐宋之学者，“则衍湘乡之一脉”。为什么湘乡派文论和诗论能够经久不衰、流风远被呢？这是因为，“自曾国藩倡以汉赋气体为文，为追韩昌黎雄奇瑰伟之境，欲以矫桐城缓儒之失；特是冗字缛句，时伤堆砌；所幸气沉而力猛，掉运自如，故不觉耳。桐城吴汝纶、武昌张裕钊衍其绪”，后继有人，薪尽火传。然而，随着时势变异，曾国藩开创的桐城一湘乡派，其学派内部又各有优长劣短，并且从不同侧面在中国近百年文学史和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对此，钱基博指出：
裕钊笔遒而气未雄；汝纶则气恢而力未浑；然造语洁适，特为简练，不如国藩之缛也。武强贺涛，北方之强，得法汝纶；而步趋韩轨，特为朴厚，章妥句适，自然雄肆，不同曾氏之为缛瑰，亦异张吴之少遒变，浑灏流转，大力包举，以视师门，可谓出蓝。其次新城王树楠，体势宏远，辞笔警炼，而出以沉郁跌宕，生创奋勃，得韩公风力之骏迈，而不徒寻章摘句之瑰伟；此其所以胜曾氏而为张吴之所畏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