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道流而为德，为仁，为义，为礼，为刑，为兵，道是本源，兵是末流。老子屡言兵，他连兵都不废，何至会废礼？他说：“以道佐人主者，可以兵强天下。”又说：“夫慈以战则胜。”慈即是仁，他用兵之际，顾及“道”字“仁”字，即是顾及本源之意。用兵顾及“仁”字，才不至穷兵黩武；用刑顾及“仁”字，才能衰矜勿喜，行礼顾及“仁”字，才有深情行乎其间，不至徒事虚文；行仁义顾及道德，才能到熙熙浩浩的盛世，不是相呴以湿，相濡以沫。我们读老子一书，当作如是解。老子用兵之际，都顾及本源，即知他无处不顾及本源。
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为主。”他对于兵是这种主张；即知他对于礼的主张，是说：“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不得已而用之，道德为主。”老子明知：“兵之后必有凶年。”到了不得已之时，还是要用兵，即知他明知礼之后，必有兵刑，到了不得已之时，还是要用礼。吾故曰，老子不废礼。惟其不废礼，以知礼守礼名于世，所以孔子才去问礼。老子知兵之弊，故善言兵，知礼之弊，故善言礼。
用刑用兵，只要以道佐之，以慈行之，民风也可复归于朴。庄子曰：“假道于仁，托宿于义，以游于逍遥之虚……逍遥无为也。”由此知用刑用兵，也是假道于刑，托宿于兵，以达无为之域。我们识得此意，即知老子说“失义而后礼”，“礼仁忠信之薄”，与孔子所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同是一意。
五、绝圣弃智之作用
老子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又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又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等语很受世人的訾议，这也未免误解。老子是叫人把自己的意思除去，到了无知无欲的境界，才能窥见宇宙自然之理，一切事，当顺自然之理而行之，如果不绝圣弃智，本着个人的意见做去，得出来的结果，往往违反自然之理。宋儒即害了此病，并且害得很深。例如“妇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一类话，就是害的这个病，洛蜀分党，也是害的这个病。他们所谓理，完全是他们个人的意见，戴东原（戴震）说：“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作为圣贤立言之意……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又曰：“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东原此语，可谓一针见血，假使宋儒能像老子绝圣弃智，必不会有这种弊病。
凡人只要能够洞明自然之理，一切事顺天而动，如四时之行，百物之生，不言仁义而仁义自在其中，《庄子》一书，全是发挥此理，苏子由（苏辙）解老子说道：“大道之隆也，仁义行于其中，而民不知，大道废而后仁义见矣。世不知道之足以赡足万物也，而以智慧加之，于是民始以伪报之矣。六亲方和，孰非孝慈，国家方治，孰非忠臣，尧非不孝而独称舜，无瞽瞍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独称龙逢比干，无桀纣也，涸泽之鱼，相濡以沫，相呴以湿，不如相忘于江湖。”子由这种解释，深得老子本旨。昌黎（韩愈）说老子小仁义，读了子由这段文字，仁义乌得不小。嬴秦时代，李斯赵高，挟智术以驭天下，叛者四起，即是“智慧出有大伪”的实证。汉初行黄老之术，民风浑朴，几于三代，即是“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的实证。
老子绝圣弃智，此心浑浑穆穆，与造化相通，此等造诣极高。孔子心知之，亦曾身体力行之，但只能喻之于心，而不能喻之于口，只可行之于己，而不能责之于人，孔子不言性与天道，非不欲言也，实不能言也，即言之与人亦未必了解也。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等处可见孔老学术，原是一贯。重言“天何言哉”，反复赞叹，与老子所说“吾不知其谁之子，象帝之先”，“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等言绝肖。苏子由曰：“夫道不可言，可言皆其似者也，达者因似以识真，而昧者执似以陷于伪。”子由识得此旨，所以明朝李卓吾（李贽）称之曰：“解老子者众矣，而子由最高。”
要窥见造化流行之妙，非此心与宇宙融合不可，正常人自然做不到，我们既然做不到，而做出的事，如果违反了造化流行之理，又是要不得的，这拿来怎样办呢？于是孔门传下一个最简单最适用的法子，这个法子，即是孔子所说的良知良能，孔门教人，每发一念，就用自己的良心裁判一下，良心以为对的即是善，认为不对的即是恶。恶的念头，立即除去，善的念头，就把它存留下，这即是大学上的诚意功夫。这种念头，与宇宙自然之理是相合的，何以故呢？人是宇宙一分子，我们最初发出之念，并未参有我的私意私见，可说是径从宇宙本体发出来的，我把这个念头，加以考察，即与亲见宇宙本体无异，把这种念头推行出来的，就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法子，岂不简单极了呢？有了这个法子，我们所做的事，求与自然之理相合，就不困难了，所难者，何者为善念，何者为恶念，不容易分别，于是孔门又传下一个最简单的法子，叫人闲居无事的时候，把眼前所见的事，仔细研究一下，何者为善，何者为恶，把它分别清楚，随着我心每动一念，我自己才能分别善恶，这就是格物致知了。孔门正心诚意，格物致知，本是非常简单，愚夫愚妇，都做得到，不料宋明诸儒，把它解得玄之又玄。朱子无端补入格致一章，并且说：“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直是禅门的顿悟，岂不与中庸所说“愚夫愚妇，与知与能”相悖吗？我们把正心诚意，改作“良心裁判”四字，或改作“问心无愧”四字，就任何人都可做到了。
六、盈虚消长之理
老子盈虚循环图
老子的学说，是本着盈虚消长立论的，什么是盈虚消长呢？试作图说明之：如图由虚而长，而盈，而消，循环不已，宇宙万事万物，都不出道德轨道。以天道言之：春夏秋冬，是循着这个轨道走的。以人事言之：国家之兴衰成败，和通常所谓“贫贱生勤俭，勤俭生富贵，富贵生骄奢，骄奢生淫逸，淫逸又生贫贱”，都是循着这个轨道走的。老子之学，纯是自处于虚，以盈为大戒，虚是收缩到了极点，盈是发展到了极点。人能以“虚”字为立足点，不动则已，一动则只有发展的，这即是长了。如果到了“盈”字地位，则“消”字即随之而来，这是一定不移之理，他书中所谓：“弱胜强，柔胜刚”，“高以下为基”，“功成身退天之道”，“强梁者不得其死”，“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崎者不立，跨者不行”，“多藏必厚亡”，“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种种说法，都是本诸这个原则立论。这个原则，人世上一切事都适用，等于瓦特发明蒸汽机，各种工业都适用。
七、老子之兵法
老子把盈虚消长之理，应用到军事上，就成了绝妙兵法。试把他言兵的话，汇齐来研究，即知他的妙用了。他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善者果而已。”又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又曰：“以奇用兵。”又曰：“慈故能勇……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与之，以慈卫之。”又曰：“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争。”又曰：“用兵有言，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又曰：“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又曰：“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不胜。”可知老子用兵，是出于自卫，出于不得已，以慈为主。慈有二意：一是恐我的人民为敌人所杀；二是恐敌人的人民为我所杀。所以我不敢为造事之主，如若敌人实在要来攻我，我才起而战之，即所谓“不敢为主而为客”。虽是起而应之，却不敢轻于开战，“轻敌几丧吾宝”。这个“宝”字，就是“我有三宝”的“宝”字，慈为三宝之一，轻于开战，即是不慈，就算失去一宝了。我既不开战，而敌人必来攻，我将奈何？老子的法子就是守，故曰：“以守则固。”万一敌人猛攻，实在守不住了，又将奈何？老子就向后退，宁可退一尺，不可进一寸，万一退到无可退的地方，敌人还要进攻，如再不开战，坐视我的军士，束手待毙，这可谓不慈至极了。到了此刻，是不得已了，也就不得不战了，从前步步退让，极力收敛，收敛到了极点，爆发出来，等于炸弹爆裂。这个时候，我的军士，处处是死路，惟有向敌人冲杀，才是生路，人人悲愤，其锋不可当，故曰“哀者胜矣”。敌人的军士，遇着这种拼命死战的人，向前冲是必死的路，向后转是生路，有了这种情形，我军当然胜，故曰“以战则胜”。敌人的兵，恃强已极，“坚强者死之徒”，他当然败。这真是极妙兵法，故曰：“以奇用兵。”韩信背水阵，即是应用这个原理。
孙子把老子所说的原理，推演出来，成书十三篇，就成为千古言兵之祖。孙子曰：“卑而骄之。”又曰：“少则逃之，不若则避之。”又曰：“不可胜者守也。”又曰：“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又曰：“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又曰：“兵士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深入则拘，不得已则斗。”又曰：“投之无所往，请剧之勇也。”又曰：“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将军之事也。”又曰：“死地吾将示之以不活。”又曰：“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又曰：“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凡此种种，我们拿来与老子所说的对照参观，其方法完全是相同的，都是初时收敛，后来爆发，孙子曰：“将军之事静以幽。”“静”字是老子书上所常用，“幽”字是老子书上“玄”字“杳”字“冥”字，合并而成的，足知孙子之学，渊源于老子。所异者：老子用兵，以慈为主，出于自卫，出于不得已，被敌人逼迫，不得不战，战则必胜；孙子则出于权谋，故意把兵士陷之死地，以激战胜之功，把老子“以奇用兵”的“奇”字，发挥尽致。开始凡是一种学说，发生出来的支派，都有这种现象，即是把最初之说，引而申之，扩而大之，惟其如此，所以独成一派。老子的清静无为，连兵事上都用得着，世间何事用不着。因为老子窥见了宇宙的真理，所以他的学说，无施不可。
八、《史记》老庄申韩同传之原因
韩非主道篇曰：“虚静以待令。”又曰：“明君无为于上。”这虚静无为四字，是老子根本学说，韩非明明白白提出，足见他渊源所自。其书曰：“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无穷之令。”又曰：“不逆天理，不伤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难知，不引绳之外，不推绳之内，不急法之外，不缓法之内，守成理，因自然，祸福生于道德，而不出于爱恶。”可见他制定的法律，总是本于自然之理，从天理人情中斟酌而出，并不强人以所难。他说：“明主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斗，故贤者劝赏，而不肖者少罪。”可见他所悬的赏，只要能够努力，人人都可获得，所定的罚，只要能够注意，人人都可避免，又曰：“明君之行赏也，暧乎如时雨，百姓利其泽，其行罚也，畏乎若雷霆，神圣不能解也，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嬖而必诛。”事事顺法律而行，无一毫私见。他用法的结果是：“因道全法，君子乐而大奸止，淡然闲静，因天命，持大体，上下交顺，以道为舍。”这是归于无为而止。
老子讲虚静，讲无为；韩非也是讲虚静，讲无为。黄老之术，发展出来，即为申韩，申韩之术，收敛起来，即为黄老。二者原是一贯。史迁（司马迁）把老庄申韩同列一传，即是这个道理。后人不知此理，反痛诋史迁，以为韩非与李耳同传，不伦不类。试思史迁父子，都是深通黄老的人，他论大道则先黄老，难道对于老氏学派，还会谈外行话吗？不过韩非之学，虽是渊源于老子，也是引而申之，扩而大之，独成一派。老子曰：“我无为而民自化。”韩非曰：“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同是“无为”二字，在老子口中，何等恬适，一出韩非之口，而凛然可畏，惟其如此，所以才独立成派。
庄子与韩非，同是崇奉老子，一出世，一入世，途径绝端相反，而皆本之于无为。庄子事事放任，犹可谓之无为，韩非事事干涉，怎么可谓之无为呢？庄子是顺应自然做去，毫不掺加自己的意见，所以谓之无为。韩非是顺应自然，制出一个法律，我即依着法律实行，丝毫不出入，也是不参加自己的意见，故韩非之学说归于无为，因为他执行法律时，莫得丝毫通融，不像儒家有议亲议贵这类办法，所以就蒙刻薄寡恩之名了。
韩非说：“故设柙非所以备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可见他立法是持大体，并不苟细。汉高祖用讲黄老的张良为谋臣，入关之初，“除秦苛法，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苛法”是捕鼠之物，把他除去，自是黄老举动；“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是设柙股虎，用的是申韩手段。我们从此等地方考察，黄老与申韩，有何冲突？
九、老子与其他诸子
道流而为德，德流而为仁，仁流而为义，义流而为礼，礼流而为刑，刑流而为兵。道德居首，兵刑居末。孙子言兵，韩非言刑，而其源皆出于老子。我们如果知道兵刑与道德相通，即知诸子之学无不与老子相通了。老子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孔子温良恭俭让，“俭”字与老子同，让即老子之不敢为天下先，孔子尝言仁，即是老子之慈，足见儒家与老子相通。墨子之兼爱，即是老子之慈，墨子之节用，即是老子之俭。老子曰：“用兵有言，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又曰：“以守则固。”墨子非攻而善守，足见其与老子相通。战国的纵横家，首推苏秦，他读的书，是阴符，揣摩期年，然后才出而游说，古阴符不传，他是道家之书，大约是与老子相类。老子曰：“天之道其犹张弓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老子此语，是以一个“平”字立论。苏秦说六国，每用“宁为鸡口，无为牛后”一类话，激动人不平之气，暗中藏得有天道张弓的原理，与自然之理相合，所以苏秦的说法，能够披靡一世。老子所说“欲取姑予”等语，为后世阴谋家所祖，他如杨朱庄列关尹诸人，直接承继老子之学，更不待说，周秦诸子之学，即使不尽出于老子，也可说老子之学，与诸子不相抵触，既不抵触，也就可以相通。后世讲神仙、讲符箓等，俱托始于老子，更足知老子与百家相通。
汉朝汲黯，性情刚直，其治民宜乎严刑峻法了，乃用黄老之术，专尚清静。诸葛武侯，淡泊宁静，极类道家，而治蜀则用申韩。这都是由于黄老与申韩，根本上是共通的缘故。孔孟主张仁义治国，申韩主张法律治国，看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其实是一贯的。诸葛武侯说“法行则知恩”，这句话真是好极了，足补四书五经所未及。要施恩先必行法做起走，行法即是施恩，法律即是仁义。子产治郑用猛，国人要想杀他，说道：“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后来感他的恩，又生怕他死了，说道：“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难道子产改变了政策吗？他临死前还说为政要用猛，可见猛的宗旨，至死不变，而所收的效果，却是惠字，《论衡》载：“子谓子产……其养民也惠。”又讲：“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猛的效果是惠，此中关键，只有诸葛武侯懂得，所以他治蜀尚严，与子产收同一之效果。一般人说申韩刻薄寡恩，其实最慈惠者，莫如申韩。申子之书不传，试取韩非子与诸葛武侯本传，对照读之，当知鄙言之不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