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所在的“楚天传媒大厦”，耸立在武汉武昌区秀丽的东湖边。大厦高达25层，不但可以眺望波光粼粼的东湖，东湖对岸远方烟囱耸立的武汉钢铁厂，在天气好时，也可以看得到。在大厦的另一面，远处壮阔的长江，雄伟的长江大桥，甚至长江对岸汉口区的标志性建筑－江汉关，在某些时刻，也可以一览无余，尽收眼底。可以说，地理位置是相当的“地灵”。不过，这一“大气”的风景，对当时有点轻松进入报社的我来说，仿佛是“理所当然”的存在一般，那时我可能没有用百分之百的力气去珍惜。直到后来去了上海，喝了散发出阵阵怪味的上海水；到了北京，即使到了夏天，干燥的空气让一切都处处充满静电时，我才意识到，武汉的这一“大江大湖”的风景，是应该用百分之两百的气力去珍惜的。
话说进入报社后，头两个星期，就是在报社“读报”。《楚天都市报》，《楚天金报》，《武汉晚报》，《武汉晨报》，《长江商报》。虽然在大学里读了四年的新闻系，但那时，若要我一口气念出这武汉五张市民报的名字，我还真念不出，更遑论这五张市民报，各有什么特色，谁的实力最强，谁的实力最弱，《楚天金报》在读者里，在市场上是个什么地位。
湖北是一个报业大省，也是中部地区的一个报业强省。诞生了《楚天都市报》，《知音》杂志这样发行量高达百万份的报纸和杂志。不过，似乎湖北本地大学的新闻教育里，几乎从没将关注的目光“俯视本土”，而是一心朝着南方。我在大学里，几乎从没有从新闻学教授那里被动地接受过本地的“新闻常识”，图书馆里也几乎没有本地出版的刊物。反而是《南方周末》，永远大学图书阅览室里，永远是“不在架”的状态。《环球人物》，《南风窗》，《中国新闻周刊》，《青年文摘》等，也总是“能读它们好难”。来大学偶尔出席讲座的新闻界前辈，也总是“新京报”等充满了神秘光环的大报记者。虽然那时“楚天系”已经开始实施“主流化”转型，但在大学生“狭小的视野”的我看来，它还是一份刊登“黄色消息”的小报而已。
刚进入《楚天金报》的头两个星期，记忆中正值武汉的梅雨季节。每天早上从华中科技大学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穿着湿漉漉的凉鞋，早早地于早上九点前来到报社。整个早上10点前的办公室，除了秘书，就只有我。这一实在再日常不过的风景，对于我而言，都是新鲜的。“为什么记者们还没来呢？一定是昨天跑遍了各采访现场，然后写稿到深夜吧。”我一边低头默默读报，一边在心里幻想着。
头两天读报，纯粹是“看新鲜”，“看过无痕”。直到后来，阅读的量积累到一定程度，才开始产生更深一步的观察。
自我剖析，可能我应该属于“刨根问底”的那一种人。在字里行间，我仔细推敲着，记者写出这两个字，背后是他去了哪里，见了什么人？为什么他得出了这样的观点。
文字，在那个我以一张“白纸之身”，从校园进入社会时，是严肃而又让人充满敬畏的东西。这一笔下去，应该是经过了非常扎实的采访，缜密的逻辑分析，在脑海里千锤百炼后才能落下，我这样想。
我试图解构每一篇文章。那些独家调查类的报道，让我心生敬畏，一边阅读，一边扪心自问：“我是否能够做得出？”。而这样的报道也符合我在大学里学习过的“记者应有之像”。不过，我又很快在不同报纸的比较阅读中，看到了许多类似甚至是趋同的报道。那个时候以工商管理局发布的新闻居多，每天不停地查获假冒伪劣商品，我脑海里浮现的是“记者每日都得和工商行政管理人员蹲点守候犯罪分子”的画面。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比较着不同报纸间的报道，然后惊讶“在某两张报纸上，出现了99%相同的文字。”直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新闻的世界里，还有通讯员制度的存在。”
现在说来，这是“常识的不能再常识”的常识，却在某一段时间给我带来了迷惑。有的记者，可能不需要太辛苦太累，就能借通讯员之力，每天“写”出两稿，一个月的出稿量多，工资也高。而有的记者，特别是“新人”，“你懂的”。
现在来讨论通讯员制度让我有点汗颜，不过那时的我，因为无知，所以容易陷入狭隘。后来诸多事实也证明，一位记者所负责的报道领域，如果通讯员人数多，能力强，的确能够给记者减去不少负担，但结果是“各大报纸往往内容趋同，没有核心竞争力。”而一个要闯出一片天的好记者，要拿出好作品的记者，要觉得“做这份工作真让人爽”的记者，是绝对不能依只靠着通讯员去安身立命的，最为根本的，还是要去现场，去调查，去眼观四方，耳听八方，去结交三教九流。这是我后来的领悟。
马上，近两个星期的读报结束后，经济部部门主任把我叫到了身边。她是一位女性，年轻貌美，却又散发着一种“独立女性”的气息。不过后来才知道，她结婚颇早，孩子已经10几岁。
“杨，现在，我要交给你两条非常重要的站线。一个是汉正街。汉正街，你知道吧，是武汉最重要的商贸批发市场，那里卧虎藏龙，身家一百万的人比比皆是。还有一个是工商联，里面很多都是有实力的企业家，你要打进他们的圈子。”
女主任说话简洁利落，一下子便燃烧起我的斗志。听完，我一方面热血澎湃，充满干劲，另一方面又感到莫名的“压力巨大”。这种压力既来自被分派的工作本身，也来自一种自己在乎别人期许目光的压力。
接到战线的第二天，我便开始了“接线”的工作。从武昌区的华中科技大学住所，到需要越过长江和汉江，抵达位于汉口区的汉正街，公交车遇上堵车，常常单程需要在路上花费一个小时又四五十分钟的时间。
那时，虽然我在武汉生活了近6年，但汉正街只去过一次。汉正街位于长江与汉江交汇处之“金三角”，凭借着便利的水陆交通，自古是汉口的商贸流通之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得益于国家对“私人经营”的解禁，汉正街商人兴起，商品市场开始蓬勃发展，并造就了一系列早期改革开放的“万元户”，和后来的“百万富翁”。
不过，刚刚来到汉正街入口的我，对于这眼前的街区世界，仿佛是周星驰电影《功夫》里，那矗立在周星驰面前那一栋底层世界的小楼，脏乱而又充满神秘。
一张白纸，任人来泼。我抱着打探新世界的心情，一步一步走进汉正街街区，两旁商贾林立，服装市场，厨卫市场，家纺市场，鳞次栉比。时值盛夏，打着赤膊的搬运工人，犹如老上海滩的苦力，皮肤黝黑而多体格健硕。托运的板车和面包车来来往往，将汉正街街区堵塞地水泄不通。“以后我就要打入这个世界啊。”我的内心里，兴奋与茫然交织。
我来到汉正街管委会，向分管媒体宣传的通讯员递交了我的名片。“从今天起，我开始跑汉正街，还请您日后多关照。”通讯员约莫四十多岁，男性，礼节性地和我寒暄了几句，便告了辞。
造访汉正街第一天，我给自己定的任务是“勘察地形”，首先从感性上了解“这是一片什么样的街区。”从第一天后，近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几乎每天都从遥远的武昌区华中科技大学，坐上近两个小时的公交车，来到汉正街扫街，不管刮风下雨，还是高温日晒，风雨无阻，足足来了五十多次。
从造访汉正街第一天后的随后日子，我便想，要做好这里的记者，首先需要大家都认识我，不管是商家巨贾，还是小摊小贩，还是路边“苦力”。于是，我便开始广撒名片，真的就是从商家发到了大楼保安。
没有一个人告诉我，应该如何跑线，应该如何与汉正街的商人们建立起联系。我按照自己的理解，一步一步深扎稳打。武汉是九省通衢之底，南来北往的商人，讲着各自方言，带着各自习惯，夹杂着码头文化的粗鄙与直率，汇聚于此。汉正街商人更是武汉本地庶民文化的一大集成，他们聪明狡黠而又粗鄙直率。在交换名片过程中，常遇到刚递交名片过去，就被扔到了地上的场景。还有的泼辣老板娘扬着手指，赶我出门，用汉腔“斗狠”式地骂咧道：“我们这里要么采访啊。”（意思是：我们这里不要什么采访）。这让我这个刚从温文尔雅的大学校园里出来的“社会新鲜人”很不习惯，我脑海里也还一直飞转着“在礼仪之邦的泰国，无论是与谁见面，都要颔首微笑，两手合十”的美好画面。
不过，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日复一日的扫街。很快，人生首部新闻作品《汉正街“作弊”扑克畅销》与另一篇已经忘记了标题，怎么想都想不起来的“新闻”，于一个周日——所谓的“报社冷门发行时段”同时刊出。
望着被删减成只有区区数百字的新闻，我读了一遍又一遍。虽然只有区区数百字，但为了采写这条新闻，用的功夫绝对不只有这几秒钟就可以看完新闻的时间。
这两篇报道最后得到了当日报社领导的红笔批示。大意为“一个新人，刚跑不久就写出新闻，值得鼓励。”
现在距离那时已经近五年过去，那时的茫然，与工作上的稚嫩与严谨与扎实，仍然历历在目。现在，经过五年在社会上的出入，那早年的“纯粹”可能早已不再，不过因为那个时候的“扎实扫街”，“扎实与各种人交往”，这成为了我日后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