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报社后，在日复一日永不停歇的采访工作中，“改变”这件事很快地来到了我的身边。
首当其冲的就是睡眠上的改变。我从一个每日早上六七点醒来读英文，读日文的大学生，逐渐变成了一个五点，四点，甚至三点半醒来的社会人。晚上无论是十一点睡，还是十二点，抑或一点，第二天早上早起的时间越来越接近入睡的时间。深度的睡眠对我而言，开始变得越来越奢侈。那个时刻，我脑海里时常幻想着一个画面，就是睡在马尔代夫的小岛上，在一间没有空调的房间里，四周没有墙壁，自然风掀起白色的纱幔，我躺在白色的棉花床上，望着墙外湛蓝的大海，深深入眠。
报社的工作改变了我，这是无疑的。
武汉有五张市民报，《楚天金报》是其中的一家。作为这一家的记者，每天早上最害怕的事情有两件。一件是“漏稿”，一件是“报题”。
“漏稿”是第一位可怕的事情。“为什么别家的报纸写了，你没写？”“为什么别家的报纸写了那么多，那么深。你只有数百字？”电话那头这样的声音，在我刚开始工作的头两年里，没有少听。而每当听到这样的话，无论在报社里沉浮了多久，被无聊无尽的日常麻木了的神经，都会如吃了超量的薄荷，一下子清醒。那种清醒，与其说是神清气爽，不如说是薄荷超量，变成了芥末，让人泪流满面。
我不记得我漏了几次稿，但每漏一次，都让我产生深深的内疚，并在心头上刻下一刀。不过所幸，记者这件事，熟能生巧，漏稿的频率逐渐降低，让我看到了些许的曙光。
另一个与“漏稿”同样让人喘不过气的是“报题”这件事。记者常自嘲自己是“码字民工”，每日站在流水线边，一年四季不停地生产各种信息产品。产品合格，就被摆在了报摊前的货架上，等着读者来购买。有的不合格，就被扔进废纸篓里。而“报题”相当于“上班打卡”，纵使你今天没有新闻，在严酷的写稿挣工分的环境与监工监督下，也硬要为了证明自己的头脑与勤奋，而活生生生出几个题来。
记得我刚开始工作时，受限于眼界与贫乏的信息源，我总是一连数日“无题”。每日早上九时许，来自部门的电话总是会“刺激”响起，划破早晨的宁静。为了证明自己在前往某地的路上，我有那么几次，在实在说不出“抱歉，今天没题”的状况下，就索性打开窗户，引进窗外的声响，然后在家里循环踱步，营造出自己“在路上”的效果。现在想起来着实可笑，不过那时做着这样愚蠢事的我，脑海里只有如山倒的压力，心想结束这个电话，今天就可以逃避轻松了。
每天早上都得面对这两件事，神经久而久之，自然是想不累乏都不行。再加上每日早上必要花2元坐上武汉那“极速冲锋公交”，无论出门前是打扮的有多么精神，人到报社或采访地点，必是衣衫褶皱，头发散乱，两眼金星。我从安逸闲适的泰国，回到沸腾混杂的武汉，着实适应了好久。
不过那时，仗着年轻，比起工作，似乎我将“挥霍青春”放在了比工作更重要的位置。
那个时候，一起进入《楚天金报》的十几位新人，在QQ上组成了一个“吃饭群”。顾名思义，每天一到下午五六点钟，“吃饭群”上面就有各路人马开始催人一起吃饭。每当看到QQ狂闪，饥肠辘辘的我，往往有如听到了幸福的“催饭铃铛”，总是奔跑着去食堂。
其实，对于新人们来说，吃饭是其次，最重要的是能够借机吐槽和八卦挥散压力。起初，在背后议论领导或别人，总觉得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后来逐渐发现，吐槽与八卦，是上帝赐予上班族的两件“解压神器”。“说”这件事能够将心中结块的郁结，一吐为快，只是最后可能爽了自己，他人当了炮灰。
群里总是有几个吐槽高手，总是能把办公室那点事，用语言和肢体动作表现得惟妙惟肖，逗大家捧腹大笑。我不知道自己在他人眼里，是否算其中一个。
在刚进入报社的头一年，除了一般的吃食堂外，“吃饭群”偶尔还会搞几次饭局大会。以生日或者找到女朋友等为“借口”，实行诸如吃饭，唱歌，再吃夜宵等各种“腐败活动”。面红耳赤，口吐唾沫，尽情八卦，疯狂吐槽，这里面意外创意出不少好点子以及演艺人才，为报社的“忘年会”准备了活生生的新生力量。
现在想来，这些“腐败活动”，算是一种“青春正在行进”的表现形式吧。
在吐槽的同时，我忧愁着自己的未来。在忧愁自己的未来的同时，又喜笑颜开得开始模仿另一个段子。笑颜的背后，是否总有另一群人，“身”在同样一个场合，“心”却想着另外的事。这永远是“吃饭群”历史上的一个谜。
只是“青春终需散场”，世界上“没有不散场的宴席”。在《楚天金报》工作一年之后，结婚的结婚，生子的生子，离职的离职，“吃饭群”的喧嚣与热闹逐渐散去，生活进入毕业求职之后的另一种新的常态。我那二十七，二十八岁，就想要喧嚣热闹，在圈子里怒号，无止尽地为青春喜悦或伤感的“样子”也逐渐落下了帷幕，逐渐走向了“冷观的理性与平和”。
时至如今，那种两只眼睛里为了青春与友情“冒着热”的时代估计不会再来了。
“记者”是很容易让人变得冷静，变得孤独的一份工作。
